“你的父亲，是个老资格的共产党员？”

“是的。”我答得这么痛快，你的揭露完全失去了意义。

我面前的脑袋埋下来，又去阅读那份表格。我看出他其实早已不在读了，或者早已停止读进任何词句。我一礼拜前填写的这份表格，那上面项目琐细，包括在世的九族不在世的三代。

“他是一九三八年加入共产党的，是吗？”

“是的。”

“动机？”

“抗日。”还有其他动机，比如马克思主义，我跟你讲这些不是瞎耽误工夫。

脑袋秃到最狼狈的时候，索性剃光，或大大方方地随它去——别这样一丝一缕，从右边牵拉到左边，像捉襟见肘盖的草屋顶——会气派大些。不然尽管他庞大，仍是个小公务员。

脑袋慢慢变换角度，最终，那块由稀疏的浅黄头发遮盖的朦胧秃顶退出了画面。取而代之的，是张粉红的、慈眉善目的大脸。我按和理查·福茨约好的时间来到第四号审讯室，这张面积可观的新面孔已等在这里，只告诉我理查临时有急事，和我的交谈便由他来继续。他说他对这个案情不熟，只好和我从头来。我问从什么头来，他说就是把理查·福茨问的再问一遍。他有一种能力不够的样子，反应也跟不上，因而他每问一句话都留给自己相当长的时间去反应。

“对不起，我不会中文，只能劳你驾讲英文了。你介意吗？”

“不介意。”我有什么选择。

“你的英文不错。”

“哪里。”

“比我的中文好多了，哈哈哈！”

“哈哈哈！”一点儿也不可乐。你误认为自己是个幽默的人，这点比较惨。

他和理查太不一回事了。理查英俊、干练，打起人来肯定特别酷，特别干净漂亮。理查可以去电影里做007，而我面前这个面积、体积都可观的人可以去做许多其他角色，比如传达室的看门老头，办公室主任，退休活动中心的管理人员，或者宠物商店的售货员，嘴不停地对猫、狗或鸟、鱼说：“你可真淘。”

“你父亲为什么——在什么动机下，参加共产党的？”

“……动机？你刚才问过这个问题吗？”

“你看，我原来是驾驶飞机的。十五年前，美国的犯罪率上升。我的表弟在大街上挨了枪弹。他刚刚大学毕业，全人类都轮下来也该是最后一个轮到他去挨枪弹。我想，时候到了，是站出来保护无辜公民的时候了。我就放弃了我最热爱的行当——飞行。你看我的动机明确单纯，是不是？”

“是的。”你这张大脸五十来岁了仍看上去单纯无比。

“所以，在你看来，是什么给了你父亲一下子，把他推进了共产党？”

“他也有个表弟挨了枪弹，是日本人的枪弹。”没办法，我只能给你一个你能接受的逻辑。

“噢，我说呢。”他的理解能力一下子就大大增强，“我原先以为是洗脑的结果。一些漂亮的主义很容易给年轻人洗脑。你父亲参加共产党的时候，共产党在美国也正是时髦的时候。”

“我父亲不爱赶时髦。”我父亲一生中赶的唯一一次时髦就是娶了我的母亲。那时候老革命们遗弃乡下老婆，娶城市女学生是个大时髦。

“你父亲是一九三七年参加共产党的，没错吧？”

“正确。”你果然迟钝，记性也差劲。

“那个时期，共产主义在美国、加拿大非常时髦！”

“噢。”在美国时髦就能证明它在中国也时髦吗？就能证明你逮着了我父亲赶时髦的把柄？

“时髦的主义都显得漂亮，而漂亮的思潮容易成为时髦！”

“噢。”你瞎激动什么？

“你看！”

“嗯？”看什么？

我们的交流没有完全畅通，这主要是他不好。他很想证实他知识面不窄、思辨性不差，因此就使我们的沟通出了毛病。毛病究竟出在哪里，他无望弄清。我呢，我脑筋比他好些，但我看到我们跑题已跑得太远，一时也扭转不回来，只好随它去。跑题对我没什么不利。

他却微微一笑，他没觉得跑题。他的微笑是认为我终于露出了狐狸尾巴，终于中了他的暗算。我想他的智力真该大大加强。他笑着，得意扬扬地轻轻点头，认为一切都在很好的进展中。他和我这段东拉西扯如果给录在磁带上，让理查一听，准会骂起来：操！这俩人胡扯到哪儿去了？而他却认为自己又博学又机智，句句提问都得到最理想的收效。对话的错位让我伤脑筋地对他一笑。我怀疑特务福茨此刻也发出一模一样的伤脑筋的笑容。他很可能在四号审讯室附近的某处，监听我们正在进行的胡扯。

“你父亲当时十六岁。让我们来看看——对，十六岁。十六岁的一个孩子，常是漂亮的主义的牺牲品。比如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维特式的漂亮的忧郁，让日本一大批青年自杀。一些漂亮而新颖的思潮，像弗洛伊德在二十年代，马克思主义在三四十年代，萨特存在主义在六七十年代，哇！纽约大街上，咖啡馆，好莱坞的大小聚会上，年轻人醉倒在这些思潮里！芝加哥在六七十年代，有十来家咖啡馆叫‘无出路咖啡馆’。正像你们中国，三代人醉倒在你们的红色理想里！”

“你去过中国吗？”你肯定没去过。

“啊，我几次想去……”

“结果呢？”结果一打听飞机票价，算了。你们这些高尚的特务们据说薪水不怎么样，让你们舍生忘死的是你们高尚的动机。就像你刚才说的：无辜的表弟中弹倒下。全人类都轮下来也轮不上没招谁没惹谁的表弟，全人类无辜者的表弟。

“种种原因吧。不过我相信我肯定会去中国的。”

“我也相信。”

“没去过中国的人在美国占绝大多数，但他们非常为中国操心。我就非常担心中国的事，包括你们计划生育的全国大运动。了不得！我完全能够想象你父亲的热忱。”

“我父亲没有参加计划生育。”

“当然，当然。”

当然什么？我父亲当然是天然的计划生育，荷尔蒙减退，尿频起来，我母亲停止了和他做爱。

“你父亲，作为一个十六岁的年轻知识分子，会怎样醉倒在一个漂亮的主义里。”

“等一等，我父亲不是知识分子。”

“怎么会？！”

“事实就这样。他在十六岁之前一个字也不识。”

他受了挫折，愣着，两眼一片空白。脑子里是更大的空白。

“不管怎么说，对一个十六岁的少年来说，你要他挑，他一定挑马克思主义，你说呢？”

“可能吧。”十六岁的父亲不知道马克思是谁。不过我懒得跟你讲清楚。

“三四十年代的美国，大多数知识分子都同情共产主义。好莱坞的艺术家，不同情共产主义就是缺乏人性，缺乏人的根本良知，缺乏艺术独创性。中国的三十年代，你父亲至少是同情共产主义的。对吧？”

“嗯。”是共产主义同情我父亲。不过你爱怎么想就怎么想。

我看一眼手表，还有三十分钟到五点。不知他是不是个按时上下班的人。

他看见我看表，脸上出现“别为我操心”的温和表情。

“没关系，我不急着下班。”他说，他倒慷慨，“我还是第一次和一个真正的中国人交谈。我曾经学过两个月的中文。我的中文老师三十年前从台湾来。他对中国内地的认识比较书本化。”他也意识到自己的上下文有点乱，言归正传地说：“我肯定你父亲是个浪漫的人。他浪漫吗？”他见我犹豫地点点头，劲头又大起来：“也许中文里浪漫的定义和英文不完全一样——别去管它。关键是，你父亲在十六岁这样蒙昧的年纪，很难把共产主义和人道主义区别开来。”

“那您是怎么区别的？”

“区别什么？”

“您刚才说，我父亲的问题，是把共产主义和人道主义弄混了……”

“你看，我就知道他把它们弄混了。”他的得意在大脸蛋上发着红光，“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正如美国那些跟你父亲同代的知识分子，把共产主义和人道主义混得一塌糊涂……”

“等等，我不记得我是否对你说过，我父亲不是知识分子……”

“你听我说，信仰共产主义的人，在美国大多数是知识分子。”

“不过我父亲不是……”

“能让我把句子结束吗？”

“对不起……”

“没关系。”他定了定神，说，“要不你先说？”

“您先请。”

“还是你请。”

“是您在审讯我呀。”

“不不不，别叫它审讯，就是一般性地了解情况。咱们彼此了解嘛！来来来，你先请。”

我又一次看看表。这人要是那种披星戴月的工作狂，我又得搭进去一小时工钱。

“我的父亲十六岁参加了八路军。那时候国共合作，把共产党领导的武装队伍统一整编，为了抗日救国。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不是以信仰划分敌我。因此，我父亲参加共产党的队伍，不是因为他已接受了共产主义教育。我的英文，您还凑合能听懂吧？”

“不凑合，不凑合。”

“后来我父亲学了文化。在全中国解放的时候，他已经有高中毕业文化水平。”

“高中毕业当部长，我料定你父亲一定是个很精彩的人！”

“谢谢您。”

“哪里。”

“那个时候新的政权很缺人才，我父亲又去夜校读大学课程。两年后他调任到另一个省份，大学只好搁下了。”

“很可惜。不过不管怎么样，你父亲都是个精彩的人。十六岁能做那样大的选择——我儿子十九岁了，连大学主修都选择不了！而且从你身上，我完全可以推断你有个多么精彩的父亲。”

“谢谢！”

精彩的是我母亲，一个乡绅小妾的女儿，挎一个小包袱，里面有十块大洋和两身旗袍，赤手空拳进了城，什么本事也不凭，只凭年轻，凭她牢牢记住自己是个女人，而女人最大的成功是攻占一个本事大的男人。我的母亲脑筋清楚，每一项选择都不和小儿小女的两情相悦弄混。她轻蔑那些被你情我爱的事弄得不可开交的少女们；那些和她同龄的女子是永远不识好歹、不识时务的混虫。母亲在我十四岁情窦初开时这样教导我：什么叫头发长，见识短？她们那些混虫就是头发长，见识短；胸无大志，百无一用。她说：“你将来要那样没抱负，我可白养了你。”于是她一撒，把我放飞了，飞到这举目无亲的陌生国度，包袱里一样是几身衣裳和一点可怜的钱。在机场海关，我回头看身姿依旧的母亲，她眼里一道狠狠的光：丫头，看你的了！

“我敢说，我读过的有关中国的书比你还多……”

原来这期间他一直没停嘴。我在走神的时候往往让人误认为特别专注。

“你看上去像是对中国颇有研究的人。”

“不是看上去，是事实上。”

他抿嘴笑笑，自得和自负使他阔大的脸蛋孩子气起来。

“你知道吗？”他突然放低声音说，“我也是一个严重的浪漫主义者。我在十六岁的时候，一定比你父亲浪漫得还严重。”他认为他交代了一项难以启齿的秘密。这下该我拿同样的秘密去等换。

我不敢看他，突然的亲近让我难为情，为他难为情：一把岁数了，还要做如此表演。

“你父亲当初参加共产党的动机，应该很明显。”

“噢。”

“你非常了解你的父亲吗？共产党的高级官员对我来说，很神秘。”

“他八十年代就停止做高级官员了。”

“那他做什么了呢？”

我耸耸肩。他花费许多时间和我母亲吵架。剩余的时间他闭目养神，认识到我母亲当年的野心。母亲替他铺好纸，拿来笔，叫他不要空谈而是一笔一画把他的回忆录写下来。他一副绝不再上当的样子，把手拼命往身后藏。他看透了母亲，她让他写回忆录，是实现她最终对于他的野心。母亲每在此时便冷冷一笑，说：“我就知道你写不出来。什么自修大学呀，什么背了两千俄语单词啊，什么文化素养好的领导干部啊——狗屁。”这是母亲最灵验的一手，这句话一出她的口，父亲一定痛不欲生地叫喊：“老子写给你看看！”

“你真有把握很了解你的父亲？”

“他是一个很好的父亲。”他除了做父亲，做其他任何事都很像样。他给几家小馆子题的字，也还不丢人。

“他和你谈到他自己吗？比如他的青年时代，比如他怎样做一个副省长？”

“他从不谈自己。”我父亲什么都不瞒我。他需要我帮他去招架母亲，因而对我的坦诚是他唯一的出路。他说到他丢弃了一个乡下老婆。那是个一点儿都不打男人主意的老实女人，男人就是去讨饭，她也安安稳稳做他的女人；男人顶戴花翎，她还照样推磨纳鞋底，她手里拿着鞋底，把父亲送到村口，看父亲挎着盒子枪一骗腿儿上了枣红马，才说：“哟，忘嘞，给你收的烟叶子！”父亲的马已经小跑起来，她追着喊：“你等等，我回去给你拿烟叶子……”父亲头也没回。父亲两行老泪慢慢淌下来，说：“打那时候起，我头就没回过。她那时候不晓得我心里已经有另外一个女人，不是你妈，你妈那时还不知在哪里，我心里的是一个下级的老婆。我那下级牺牲了。”

父亲对他最小的女儿彻底坦白，把一切都交给女儿去处置。正是这一点使他失败；做一个父亲，在我这儿，他是完全的失败。他不知道一个父亲是靠许多假象来建树好形象的；父亲就该是假象，而他的儿女们都要为这个假象付出她们对男性最初的敬爱。不然我们要拿我们生就的这份敬爱怎么办呢？

我第八次看手表时，已经六点过十五分。餐馆的规定是十五分钟的迟到就罚一小时工钱。一小时是五元钱。离还清房租的目标，我又增添了五元钱的渺茫。

星期三半夜我从餐馆回到牧师家里，看见我卧室门口放着一个信封，上面是安德烈的笔迹。我抬起信封，感觉它的分量，一张机票的分量。

星期五我上完五点的课就直接去了机场。飞机还有五个小时起飞，我早早地到这里是因为怕餐馆打烊后我必须乘计程车到地铁站，以免独自赶十五分钟夜路。那不是一般的夜路，据说那段路平均十米就站着或卧着一个醉鬼或乞丐。偶尔一次我独自走那段路去机场，一辆警车在我身后停下，邀请我坐进去，里面两个警察见了我就发脾气，说正是我这样的冒失者让他们操心过度，又说上月他们刚逮住个小子，朝女士亮两腿间的家伙，像我这样的亚洲女人也敢走如此夜路，简直是存心给他们添乱。所以我跟一个女工友调换了工时，一出学校就直奔地铁站。我有足够的时间在机场消磨。我走过一家家饭店，眼睛瞟过每个门口的菜单和价钱，心想，六块九角九一份的特价晚餐，你们去敲其他人的竹杠吧。我没有发现任何一家餐馆有我看得上的价位，于是便走进了书店。

书店的女售货员正在打电话。我走到一个书架前，按字母顺序找到了我下堂课要用的两本书。书店一共有七位顾客，其中三位挤在新书摊子前，翻的都是同一本书：《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第八位顾客晃进来，售货员小姐把电话从下巴与肩膀间取下，请那人把手里的饮料搁在门外，再来碰她的书。我朝反光镜里看一眼，发现我不在她的视线范围内。我翻了一页书，嫌光线不对，又朝右侧挪两步，这样书架就把我完全挡严实了。我扭扭肩膀，活动一番脖颈，任何人看都会以为我读书读累了筋骨。在扭动脖颈的过程中，我看见四个角落空空荡荡，并没有摄像机监视我。书店里一般不设监视装置，大概因为美国人的阅读水平逐年下降，书店对书贼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果真有人热爱阅读而不惜冒险做三只手，他们有点儿损失也认了。这将是不小的代价：警方会拘留、记录下一个坏名声，移民局会根据这个坏名声取消移民资格。

我把一本书塞进羽绒服口袋。心里相当矛盾：要不要再来一本？那一本比这一本还厚，还是见好就收吧。售货员小姐已放了电话，帮一位顾客到我身后的书架上找书来了。我不再多想，把第二本书塞进另一个口袋。白色尼龙绸的滑溜程度相当帮忙，书滑进去一点儿障碍都没有。我抬起头，突然发现售货员小姐一双大黑眼珠正瞪着我，她说：“需要帮忙吗？”我想她可真够损的，什么节骨眼儿上还逗我玩儿，要捉要拿直接来嘛。她笑了说：“不懂英文？”我也笑笑。不笑怎么办？她说：“你是日本人？中国人？……越南人？”我心里说：随便吧。她再次莞尔一笑：“我们这儿只有英文书，抱歉。”她接下去又说了两句什么，这个笑容谦恭的印度姑娘。我什么也听不见了，只听得见自己的心跳。

然后我走进厕所，进入马桶隔间，别上门。我穿着裤子坐在马桶圈上，等待心跳平息。饥饿这时猛烈地向我袭来，我得好好坐一会儿，定定神。我坐在马桶上从羽绒服口袋里掏出一本书，第二本却怎么也掏不出来。我奇怪当时是怎么把它搁进去的，搁得那么顺手。

我乘的是一点钟的“红眼睛”班机，是机票最廉的一个航班。到达华盛顿是早晨四点半。机舱甬道口孤零零站着安德烈，他手上拿一枝孤零零的红玫瑰，是从投币售花机买的玫瑰，十元一枝。他还是刚被闹钟击醒的脸，看见从甬道走出的我猛地又清醒几分。我眼睛发红，一看就缺吃缺睡。安德烈判断着，笑嘻嘻问我：“不好玩吧？”我知道他指什么。

他搂着我的双肩，眼睛机敏，向四周扫一圈。机场空旷得像个荒诞的梦境。

我做了一路准备，本来想好一下飞机就对安德烈讲那句话，不知怎么就错过了那股莽撞的勇敢。我知道越拖下去会越难张口，安德烈的优点会再次一一排列到我面前，我会被他的礼貌、教养、率真再次弄得溃不成军。从九月到十一月，我们见了五次面，我一次比一次清楚，安德烈的长处正在对我形成全面的包围，除了和他在“正式罗曼史”中一条道走到黑，我休想另选出路。

早餐店刚开门，我和安德烈是第一对客人。他为我点了一盘鲜果沙拉、一份烤华夫饼加鲜奶油和枫树糖浆。他对侍应生认真交代：“鲜果里不要有不够熟的橙片，她不爱吃酸东西；咖啡稍微淡一些，她一夜没睡觉。”他稍一迟疑，改正道：“干脆，给她一杯无咖啡因的咖啡。牛奶有加乳酶的吗？……太好了，她不适应一般牛奶。”

侍应生迅速地瞟我一眼，心想，这男人把这女人惯得够呛，惯得她讲究得不得了。安德烈为自己点了煎蛋火腿、鲜榨果汁。

“就这些，够了吗？”侍应生问。

“没办法呀，”安德烈对侍应生微笑，耸耸肩说，“美国的早餐里面，绝大部分的花样她都不喜欢。”他笑着转向我：“我没说错吧？”他再转向侍应生：“就算她吃，也只有个小鸟胃口！”他出声地笑起来，侍应生也笑笑。他为我小心翼翼斟了杯咖啡。我突然想起餐巾，忙以优雅的手势展开它，铺在我的腿上。我心里懊恼自己的不争气：餐桌上的教养老被我忘得如此干净。

餐布是粉红的，那种不必浆熨就一丝不苟的面料。我双手将它拎起，轻轻按了按嘴唇——这样才是和安德烈同坐一张餐桌的女子，才配这枝红玫瑰和一堆饮食上的怪癖。我在飞机上想好的与安德烈分手的话，一句一句退缩。安德烈记着我所有的饮食习惯，我的一切无道理的好恶，都被他当教条来执行。他的两只眼睛是看着他心爱的孩子的。他向外人表示他就这样娇纵这孩子的偏食、任性、无理取闹。他为自己对这孩子无条件的娇纵而骄傲。

安德烈合上菜单，眼睛看着我把它递还给侍应生。侍应生咕哝着：“马上就好，请稍等。”人已转身走了好几步。

我忽然说：“等一等！”

侍应生在四五步之外站住，似乎他原本以为我不会开口却冒出一句他们的语言，他完全没料到。他说：“还要添什么别的吗？”

我说：“把鲜果沙拉去掉，对不起。”

安德烈问：“为什么？”

“我想点得太多了，吃不下。”

“你真觉得吃不下？”

我笑着点点头。真实的原因我当然不能说，对于豪华，也容我有个适应过程。在这个季节吃南美运来的鲜果，我得调整一番肠胃。一份水果沙拉要五块钱。我一小时的劳动价值。

我见安德烈有些怀疑，又有些扫兴，便说：“这个季节我很少吃水果。”

“对一些水果过敏？”安德烈严肃地看着我。

“啊，有点儿过敏。”我说。我的目光从他担忧的眼睛下溜过，和食物闹别扭是一种娇贵，我过得起敏吗？只有什么都吃得起的人才过敏。在未来的一天，安德烈和他的妻子（我，或未知的另一个女人）到朋友家做客，他立刻告诉朋友：“请别给她吃这个，她过敏；请别给她碰那个，她过敏……”实在很平常的一个女人，“过敏”使她有了特征。

“你在笑什么？”安德烈停下优雅的刀叉姿势问我。

我不知道我在笑。我说：“你同事的女朋友，或者他们的妻子也有对食物过敏的？”

“当然，”他说，“我有一个女同事，我们背后叫她波拉克公主，她对绝大部分食品都过敏，一块儿出去吃饭，她就点个蔬菜沙拉。她父母阔得要死，为她从小各种过敏付很高的医疗保险。有几次她过敏过得要叫救护车！所以你要对什么过敏，千万别强迫自己吃。”

我心想：我大概只对价钱昂贵的东西过敏。

我心里有些愧疚：安德烈多么把我的一切当回事。我伸过手去，握住他搁在桌面上的手。他的夹克搭在我俩之间的一把椅子上，口袋里插着今天的报纸。他一份报通常读三部分：时事头版，运动版和幽默漫画。他读到精彩的幽默故事，会打长途电话讲给我听。我想我和他已如此知己知彼。他的手反扑了，手指用力握住我的手，我们的手指编织在一起，越编越密。所有的麻烦——便衣福茨给我的麻烦，都很值得。在这一刻，一切都很值。

“你在想什么？”他问。

“没在想什么。”我笑一下。

“没在想什么？”他笑起来真明亮，“那把你没想的告诉我吧。”

我笑着避开他。

“你肯定想告诉我什么事。”他说。

“没事。”

“我就喜欢听你的‘没事’，快把你的‘没事’讲给我听。”

我看着他。他善良的用心我全懂。他不想把我们的见面一开头就弄得沉重。我缩回手，用餐刀削下一层雕塑般精美的奶油，涂在华夫饼上。它的表层有一个个方形的小孔，我尽量让每个小小凹处都填上奶油。烤出一层焦黄的饼一接触奶油便立刻发出折磨人的香气。奶油在迅速溶化，我却仍不慌着下刀。熬得滚热的枫树糖浆从容器里浇出一根棕色透明的线，线的一端坠入华夫饼的方形凹处。棕红和奶白渐渐融为一体。对一个饥饿的人来说，没有比这奶油和糖浆的颜色更赏心悦目的东西了。我尽量矜持，尽量不露痕迹地咽下一大口一大口的涎水。从昨天中午到现在，我是第一次进食，似乎咀嚼和吞咽这套动作都已生疏，第一口吞咽在我食道划下伤口般清晰的轨迹。过分的饥饿使丰富的早餐不那么美味，有些残酷。丰富而残酷的早餐划开一条界线，一边是我清贫的留学生日子，另一边是未来外交官妻子的丰足。

安德烈说：“我订了星期日晚上的芭蕾票。劳拉和我们一块儿去。她主动提出陪你去买衣服。”

“买衣服？”

“我想你肯定没带着看芭蕾的衣服。”

“劳拉是谁？”

“就是我刚才说的‘波拉克公主’。她人不错，志愿陪任何女朋友买衣服，志愿为你设计。”

我想，两种日子的悬殊就是我食道里这条微痛，创伤是如此的新鲜。

他说：“你好像不饿？”

“还好。”

“我记得你最爱吃华夫饼！”他说。

优秀的未婚夫总是必须替他们心爱的女人记住她们的最爱和过敏，安德烈是个没得挑的未婚夫。

“我不能和你们一块儿看芭蕾。”

“你不是星期一没课吗？”

“理查·福茨跟我约了星期一上午十点谈话。”

“取消它。在他办公室的留言机上留言，让他改个时间跟你谈话。”

“是审讯，安德烈。”

“取消它，管它是什么。难道正常生活要给非正常事务让位？”

“正常生活什么时候敢不给非正常事务让位？”我说。

他考虑了一瞬，说：“嗯，你是对的。这些人很烦，怪不得好莱坞的电影都把他们当反派。我发现他们很乐意当反派。”

侍应生过来为我添水，兑热咖啡。我们的话马上停住。侍应生意识到插在了我们一句私房话中间，手脚立刻加快，嘴里低声说着“对不起”。我看着侍应生的背影说：“别那么大声地讲FBI的坏话。”

“他不懂中文。不过你刚才说的FBI，他肯定懂。”

“你又把FBI重复了一遍。”

安德烈和我一块儿笑出声来，那侍应生猛地回过头，一见他回头，我俩更笑得响亮。我百分之九十的时间侍应别人，好不容易同这墨西哥愣小子调个位置。

跟安德烈在一块儿多好！好得让我想到那句咒语——“好景不长”。

安德烈用叉子的齿刺破了他盘子里的煎蛋，让蛋黄流出来。他绝不用蛋黄这类益处不大的东西塞满他的胃。他甚至把火腿上的脂肪一刀一刀割下来。假如换一个人像他这么干，我一定请他把蛋黄留给我。假如把安德烈换成里昂的话。可里昂大概不舍得丢弃一只煎蛋的一半。

“假如理查·福茨问我是什么原因要取消约会呢？”

“很简单，你和我去看芭蕾。”

“那不就暴露了？我们俩见了面……”

“是见了面，不见面怎么进行正式罗曼史？”安德烈一乐。

这时餐厅里已有了几位顾客。一个黑姑娘带她的孩子走到我们旁边的一桌，她抱孩子的手法很轻松也很随便，让孩子面孔朝外地坐在她稍稍斜伸出去的胯上，她只需一条胳膊提在他腋下。她对我们笑笑，问了早安，然后坐下来。

我说：“他们会以为我们攻守同盟。”

“我们不见面就不能攻守同盟了？”他一手持刀一手持叉向两边一摊。

黑姑娘这时说：“嘿，对不起，我想问问，你们讲的是哪国话。”她眼睛又大又清亮，白眼球是浅蓝色的。

“中国话。”安德烈回答她。

“谢谢。”她说。

“别客气。”我说。

她有些吃惊地向我看过来。她心里奇怪，既然我会讲她的语言，何苦要把餐馆其余的人封锁在我们的对话之外？但她马上理解地一笑，我们是热恋中的男女，无时无刻地絮叨着甜蜜的废话。

她问我：“你从中国来？”

我说：“是啊。”

她脸上有怜惜的神情。她心目中，中国意味着永久性地缺吃缺喝，于是我的苗条不是苗条，是骨瘦如柴，一个地道的灾民形象。她说：“欢迎你来美国。”

我说：“谢谢。”

她又说：“多多享受你的早餐。”

我笑一笑：“我会的。”

我懂她的意思。她是为我好，劝我抓紧时机，吃一顿是一顿。

在我和她这段对话的进行过程中，她一次又一次躬下身，去捡她孩子落在地上的胶皮奶嘴，然后将它在自己的前襟上用力擦一擦，再还到孩子手里。孩子再把它扔到地上，她再去捡。

安德烈用中国话对我悄语：“快夸夸她的孩子。”

我马上说：“你的孩子真可爱。”

她说：“谢谢。”

她再次捡起奶嘴，说：“没想到我会这么近地和一个中国人坐在一块儿吃早餐。”她脸上是经历奇遇的表情。

我笑笑：“你的孩子真可爱，简直是个天使。”

安德烈说：“你不会别的词儿？”

她说：“谢谢，谢谢。”她又把胶皮奶嘴在衣服上蹭一蹭，塞进孩子嘴里。

“欢迎你来华盛顿。”她说。

“谢谢你。”我说。

她从侍应生手里接过菜单，眼睛却仍看着我。她说：“你喜欢美国早餐吗？”

“很喜欢。”我说。

安德烈对她说：“对不起。”他脸转回来对着我，说：“他要问你取消谈话的原因，你就告诉他，这毫不关他的事。你来这儿看我，纯属私人的事。你是来和我约会的，约会是该反犯罪最高机构过问的吗？”

“就说这和他无关？”

“本来也和他无关。”

“可是这样回答是不是故弄玄虚？”我和安德烈讨论着。黑姑娘明澈的大圆眼一会儿看我，一会儿又看安德烈，我们笑，她稍稍迟疑，马上就跟上来，笑得远比我们好。

“什么叫故弄玄虚？”安德烈碰到中文中的成语偶尔会有点儿问题。

我解释说：“故弄玄虚就是吊人胃口。”

他说：“噢。”他在把这个成语仔细储藏到记忆中，“吊胃口有什么不好？我不反对人家吊我胃口。”

我觉得他对某些中文词汇的理解还是有微妙的偏差。

黑姑娘一直目送我们，直到我和安德烈走出她的视野，我知道她至少比我年轻十岁，但她看我的目光是长辈式的，就像年轻的牧师太太，时常对我冒出一句：“你昨夜工作到两点——哦，小可怜儿。”

早晨我醒来，发现外面下了场大雪。一场新雪，就像早春的新绿一样好。

安德烈还睡得很沉。我看见自己的手指轻轻触碰他卷曲的黑发，那些弯曲都相当犟，刚弄直它，我手一松，它马上卷回去，还原它本来的模样。我看着我的手指心事重重，欲说还休。气氛如此太平温馨，谁忍心来破坏它。我想告诉他的话会血淋淋地撕坏这好气氛。从昨天早上到这时，整整二十六个钟头，我一直想告诉安德烈：别为我断送前程，这可不值。这年头的爱情该是件方便的事，而便衣福茨踌躇满志，要把它弄得极其重大，何苦陪他玩下去？对，我正是这意思，我看见福茨来劲儿就吃不消，我更吃不消你将为我付出的代价，何苦？美国是样样方便的国家，我们干吗要找顶不方便的这桩事来做，这桩被称作“正式罗曼史”的事？是的，我就是这意思：我们拉倒吧，就此分手。这样一来大家都松一口气，你、我，还有福茨。

我发现自己在心里口若悬河，对着睡得踏踏实实的安德烈，满心的道理。他现在只要一睁眼，我立刻把这些话讲给他听，他一定承认我有道理，他会在我的劝导下想开，可是他就是不肯醒来。

我翻个身，面朝窗子。外面雪停了好一阵了，沉淀的雪使四野白亮。阳光照在这个初冬的早晨，被雪多倍扩张了亮度。亮度饱胀得厉害，从卧室拉得严丝合缝的窗帘上溢出来，不是从缝隙，而是渗透密度极高的经纬，使这乳白窗帘成了白亮冬天的一部分。卧室的一切都有了柔软的白亮轮廓，像是刚刚从埃及沙漠出土、被考古者的刷子刚刚刷去最后一层细沙的物件。西班牙式的五斗橱上有一层硬币——安德烈一进卧室习惯先把口袋里的硬币掏出，扔到橱上。一张圆形沙发是供人坐在落地窗前读书的。另外一个英国式的秘书写字台，上面的花瓶和写字台一样保守。花瓶里的花是我十月底来的时候安德烈买给我的，这时全干了，是普希金讲到的那种样子：在多年后令人想到一个不完整的浪漫往事的那种样子。

但愿一切都在眨眼间过去，一步跨入未来。从未来回头，来看这个初雪的早晨，这束干花，是不是像此刻这样事关重大？这个无从说起，辗转反侧的时刻还会显得折磨人吗？可能不会，可能像是任何时刻一样，无足轻重，可以被错过去，过渡到普希金所隐喻的那种晚年：意外地在一本书里发现一些干花，淡淡地回想起它是一个浪漫事件留下来的，那事件究竟是怎么个前前后后，全不清楚了，隐约记得它在当时显得致命。然而普希金对晚年有什么发言权呢？他又没等得及晚年，就让致命的致了命。

我看见乳汁一样的光线中，安德烈沉睡的面容。他这些天一定没睡好。其实他相当紧张，对于FBI搅进我的生活，他表现出的嘻哈态度，是为了宽我的心，实质上他非常不安。我和他出门散步，吃馆子，游荡各个博物馆，他一刻不停地在注意身前身后。他对我究竟是谁没有完全的把握。对于我的父亲到底干过什么，他也觉得心里无底。他没有彻底信赖我。因为假如我像我自述的那样简单，FBI真的会吃饱了撑的，如此兴师动众？

我轻手轻脚地起床，走到楼下。打开客厅的百叶窗，外面果然白亮得让我睁不开眼。四周一点儿声音也没有，一切都还在星期日的大懒觉里。我在壁炉前的沙发上坐下来，无所事事原来很舒服。安德烈·戴维斯的妻子会在这样的早晨坐在长沙发上看报或看账单，或者全心全意地无所事事，就坐在我现在的位置上，那是个感到幸运、惜福、感恩的女子，为此刻能在窗内而不是在窗外而感恩。那个安详的、穿着厚实柔软的洁白毛巾浴袍的主妇会是谁？

会是我吗……

芝加哥的劳累、贫困和粗野的风一块儿横扫向我和我的艺术瘪三同学与朋友。我在那里感到的力量，那种类似英雄气概的自我感觉和这个暖洋洋的客厅完全不搭调。在那里吃的苦头在这里看是自找，是荒谬。我发现自己悠闲地叠着洗衣筐里洗净烘干的衣服，柔软剂家常的香气和着一股猛烈的庆幸涌进我身心——幸亏我没把分手之类的话告诉安德烈，我需要这份悠闲舒适暖洋洋的日子。

我来到浴室，开了水龙头。水流充足、温煦。我想到每次在牧师夫妇家洗澡的顾虑：总是竖起耳朵听许久，确定没人使用淋浴，没人洗手，没人坐在马桶上读杂志，我才影子一样闪进去。我总以最快速度洗澡，尽管人体在淋浴中多么想犯犯懒，我都在冲去肥皂泡沫后决然地关掉水龙头。稍稍磨蹭，我就听到自己斥责自己：真好意思啊，连房租水电费都还没交呢……这时我让水流完全包裹住我，舒服得直发呆。完美的温度和源源不尽的水流让我意识到能这样洗浴是幸运的，浴洗该是种铺张得起的铺张。

浴盆旁边有个电子体重磅秤，靠墙的木架上，是一摞蓬松的毛巾。大部分毛巾是乳白色的，有两三块是浅沙黄，一切都自然方便，似乎生活本身就该这样方便，并不需要人去恶狠狠地奋斗，什么都称心如意。安德烈·戴维斯的爱妻将抹去巨大镜子上的水蒸气，顺便看看自己的裸体：还不错吧？还算年轻吧？……满意了，她梳起水淋淋的头发来，两个嘴角自得地往上翘起。未来的主妇看着看着，抹乱的热雾变成一柱柱细小水流，从镜面上淌下，她的身体于是变成被风吹皱的水面上的倒影。

我一步跨上电子体重磅秤，看着红色显示灯在几个数码间吞吞吐吐。我想，安德烈未来的爱妻会像这样，在每天浴后站在我现在的位置上，那个女人会是我吗？

我再次觉得惊险，一念之差险些就断送了我正享受的这一切。

我拿起马桶旁边的电话，拨了个号码，响了六遍铃，阿书沙哑地说：“知道是你，我以为你昨天一到就得给我打电话呢。”

我说：“我坐‘红眼睛’航班来的，昨天补觉补了半天。”

她说：“我以为你特急着知道我的‘招供’呢！”

我问：“你都供什么了？”

她说：“你放心，凡是我知道的，我全招了。那家伙长得不错，挺精神的。”

我怕她接着瞎扯，马上要她挂断电话，说十分钟之后再给她打。

她骂骂咧咧，说：“有监听器怕什么？无非把大实话再讲一遍。打死我也就这些话，打死谁我都是这几句话！TMD让你监听……”

我赶紧叫她闭嘴，把电话挂了，匆匆换上衣服，戴上安德烈的阿拉斯加皮帽，跑出门去。在街口快餐店里，我找到一个投币电话，一拨通就听阿书仍在骂骂咧咧，我这边又穿衣又戴帽又鬼头鬼脑找打电话的安全地点，她那边一口气骂到现在。她说她就得骂给他听。我问“他”指的谁，她说谁在她电话线上装“小耳朵”她就请谁听她的脏字眼儿。她说FBI已在这个礼拜给她过了“大刑”。我问怎么个过法。她说跟那么乏味的人来来回回讲那么几句乏味的话，还不叫过刑。她告诉我，理查·福茨尽量变着花样问那几句话，于是那几句话就是变着花样的乏味。

“哪几句话？”我问。

“还不就是我什么时候认识你的，你在军队的活动我了解多少。我们是不是常常通信……最后又说：‘他们俩人据说是在北京认识的。’我说：‘不对，是在美国认识的，在我眼皮子底下认识的！’他说：‘那可能是他俩装的。’我说：‘那他俩装得可够棒的！’”

我急了，跟她嚷起来：“你怎么帮腔啊？！我们怎么装了？！”

“我没说你装啊……”

“你不是说我装得够棒的？！”

“我说你要能装成那样那可是没得说了：天生一个大瓣蒜！”

“谁装蒜啦？你存心害我？！”

“唉，你这可不够意思，我这可是舍命陪君子，我图什么？！让电话线上的‘小耳朵’一听，乐了，我们这边内讧了！资本主义就这点儿好，个人主义，谁也不跟谁团结得像我们社会主义这样……理查·福茨就是想利用我们的社会主义大团结。”

我这才知道，便衣福茨出的一趟急差原来是来麻烦阿书。

阿书接着告诉我，若不是看在她和我穿开裆裤的情分上，她早让便衣福茨去见鬼了。她又做出一副淫荡嗓音说，理查·福茨要不那么五官端正，不肥不瘦，她可能会少很多耐性，她的态度良好跟他长得英俊有关系。

我说：“要不你帮我干掉他算了。”

她说：“有那么一闪念。后来想，我这忙也帮得太大了，怕你心里过意不去。”

我笑起来。

阿书说：“他也觉着我看着他的眼神不对了，可能有点儿不正经。他马上把话一转，问我和外交官戴维斯什么关系。我想这小子实在太帅了，讲这么低级趣味的话都让我舍不得干掉他。我说：‘啊，我跟外交官戴维斯先生吗？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关系，也就是上了四回床而已。’”

“你真这么说的？”我知道她不会这样跟FBI的便衣说话。

她拍着床铺大笑，我们俩在电话上比较大无畏。

她笑完又说：“便衣福茨真是挺帅的，你知道他们一个月挣多少钱？”

我说：“肯定比邮局的挣得多。”

“那天他来我公寓找我。我一看，嗬，你艳福不浅，弄了这么个帅哥便衣来审你的案子！”

我说：“别堕落好不好？他不就是一个狗特务吗？”

她说：“我还迷上过一个UPS的卡车司机呢。我跟便衣福茨说：‘请等等，我煮杯咖啡去。’其实我跑去换了条超短裙。他还装作没看见我摇身一变，不过我看出他眼睛一散光。然后他开始问你在军队的时候，写的信都说些什么。我说：‘我这人吊儿郎当，她教育我不要吊儿郎当。’他说：‘你不认为她这是在给你洗脑？’我说：‘我哪有您这么高的觉悟。’我又说：‘我还收到她寄给我的军装、毛主席著作。’他说：‘这在我看很像洗脑。’我问他：‘你知道那时候一件正牌军装什么价吗？能换十斤挂面！十斤挂面什么价你懂吗？二十八个鸡蛋！二十八个鸡蛋意味着什么你明白吗？我们全家每月才十个鸡蛋，还有四个散了黄的，一个臭的。不散黄不臭的只轮到我爸爸吃。我爸爸有慢性肝硬化，二十八个鸡蛋在我们家可是大事，你懂不懂？！’”

阿书把我当作假想的便衣福茨。她在这里停顿下来，为强调她下面更重要的话——

她说：“因为二十八个鸡蛋让我爸爸的肝腹水拖延了四个月；没这些鸡蛋我爸爸会早死四个月，所以这些鸡蛋等于是我们三姐弟四个月的爸爸！”

我问她便衣福茨听完怎么个反应。

“没反应，傻了。过一会儿才说：‘你们能长大成人，真不容易，内心从小就受过致命创伤。’我说：‘也还行吧，我爸爸在世我们吃萝卜干炒辣椒，我爸爸去世我们还是吃萝卜干炒辣椒。’对了，他还问：‘你的朋友在童年、少年时期有没有不良习气？比如撒谎。’我说：‘嗨！我当你说什么不良习气呢！撒谎谁不撒？你不撒谎？’他特严肃，说：‘对我的朋友，我就不撒谎。’我说：‘我也是。’他说：‘你可别对我撒谎。’我说：‘那你争取做我的朋友吧。’”

“后来呢？”

“后来我想，这小子不错，又帅，又不笨，值得追一追。我就一直把他送到大马路上。你知道，我对我喜欢的小子，一般送到电梯门口；有可能闹恋爱的年轻光棍，我就送到楼下；特别有潜力的，我才送到大马路上。一男一女乘电梯，大眼对小眼，哇，那股荷尔蒙压力，心肯定会乱！你有没有这种体验？”

“阿书，FBI和一个中国女人恋爱？你想什么呢？！”

“想想都不行？再说不是我想，是荷尔蒙想。”

“他们这种人一般都不理睬荷尔蒙，都是冷血。”

她在电话那头继续嬉皮笑脸，说：“唉，你想想，生个小FBI，也不错，据说进FBI是要考智商的。”

我发现身后站着两个人，等着打电话，他们都受不了我的胡扯。我们的对话是中文，用不着听懂它，也明白它是胡扯。在美国，用公用电话超过十分钟的一般不是正派人，不是走私贩毒倒军火，就是匿名告密或恐吓，不然就是通奸腐化。最次也是缺乏社会公德，跟随地吐痰同等罪过。

我跟阿书说：“行了，有人等着用电话……”

她说：“让他们好好等着。我跟便衣福茨在大马路上握手的时候，他说：‘什么时候来芝加哥，我请你喝咖啡。’我心想，天寒地冻穿超短裙也值了……”

我笑着挂断了电话。等着打电话的人增加到五个，排成了一支小队伍。至少有四个种族在这支队伍里。他们都是一脸的不高兴，因为他们吃不消我用一口他们完全不懂的语言在那里疯。我越是乐不可支他们越有气，等于我在公然地、一口接一口地当着他们的面吐痰。

安德烈要我花一个上午时间去为看晚上的芭蕾购置服装。他说他的朋友劳拉会在五角大楼购物中心等我。“波拉克公主”从小精通时尚，更精通合算的时尚。安德烈从钱包里拿出六张一百元的钞票，说这个数字是犹太公主精打细算得出来的。

劳拉比我想象的要苗条，像个女高中生。她穿一条合体的牛仔裤，白色高领紧身衫，黑西服上有两颗纯金色的纽扣。从敞开的西服前襟，露出宽宽的牛仔皮带，野性十足的一个黄铜带钩。她上来就问我有多少钱的预算。听我说六百块，她马上骂安德烈抠门儿。她说：“我跟他说最起码六七百块！你总不能光穿一身好衣裳不管鞋子和皮包吧？还有，你总不能一身名牌，首饰一件也没有吧？六百块，我的工作量就大多了！”

我心想，不知她看不看得出，我眼下这一身统统加起来，也不值六块钱。

劳拉忽然说：“我特喜欢你的大衣！现在要找件有个性的衣服真不容易！”

劳拉是个厚道姑娘。她明明看出我的收腰大衣起码过时了三十年。它是我在牧师夫妇组织的教会义卖上买的，花了我两块钱。

劳拉又说：“你的皮靴也很帅——现在的做工不像那时候了。三四十年代做的鞋才这么考究，都是手工。你看这一颗颗小钉子是手工钉的！现在谁花得起这些工夫来做双鞋？我能不能看看你的大衣里子？”

我说当然。我不知道她到底想拿我干什么。

她在我大衣领子的商标下面寻找，大大的眼睛眯紧。这时候我们站在自动楼梯上。不少人从我们旁边超过去，又回头来看我们。他们多半好奇，少数人不怀好意，因为劳拉的表情和动作极像在我这件旧大衣上翻找虱子。

她突然大叫一声：“看，这里！”

她指着大衣腰部侧钉的一块小布签，上面有一枚图章，绕着它有一圈小字——“服装制作劳动工会”。

她说：“我一看就知道是件真货！四十年代制造的衣服才会有这个标记。那时候美国左倾，工会权力很大。不经过工会，你别想找到工作也别想把产品投入市场。我在这方面很厉害，鉴定这个世纪和上世纪的服装，哪年流行什么，一般不会有误差。”

我明白了，对我这件大衣可以有两种理解：普遍意义的垃圾，特殊意义的古董。

劳拉把我领到一个静悄悄的大厅。这里连同我们一共有七八个顾客。一些没有五官的模特枯骨一般僵在各种姿态上，那种枯骨才可能有的冷漠的飘逸姿态。它们是以某种暗色的、毫无光泽的材料铸塑的。劳拉告诉我，是按照一些活着的著名模特的身材塑出的，每具模特都是一个真人的精确立体投影。所以每具人形都有名有姓。我看着它们不近情理的身高比例，刀一样锋利的肩胯，不胜其累地挂着衣服、裙子。我想象它们作为真人会多么怪诞，多么恐怖；它们的真身游走在人间时，一眼望不到边的人海，滚滚涌动的头颅，她们感到孤独至极，因而她们才有了这一个个冷漠、飘逸的姿势和态度。

在我对它们发着奇想的同时，我已经被劳拉安置在一间试衣室里。一个穿迷你裙的老妪抱着一摞衣服跟进来，按照劳拉的指令将衣服一一挂好。七十来岁的老妪浓妆艳抹，两条枯瘦的腿百分之八十五露在裙子外面，浑身装束没有一分宽裕。劳拉在一张古典式的缎面椅子上坐下来，对老妪吩咐：“劳驾，给我两杯喝的。”

老妪说：“好的，心肝儿。我们有冰茶、果汁、鸡尾酒。”

劳拉架起二郎腿：“我只要冰水，白水。”

老妪两条妖娆的腿以效率极高的步伐向门口走去。

劳拉叫住她：“等等。”

老妪以十七岁的姿势蓦然回首，说：“好的，心肝儿。”

劳拉说：“给我一盒薄荷糖。”

老妪不卑不亢，很有节制地给了劳拉一个笑脸，说：“我叫玛丽，有什么事尽管吩咐。一盒薄荷糖，还要别的什么？”

劳拉说：“就这些，谢谢。”

“我的荣幸，心肝儿。”

“顺便问一声，你用的是什么香水？”

“不是什么好牌子，我的一位表亲赠送我的。”

“我喜欢这香味。”

“噢，谢谢。”

“别客气。”

老妪冷冰冰的谦恭和劳拉冷冰冰的和蔼，使一种短暂的主仆关系瞬间确立。

我磨磨蹭蹭，将一条黑色连衣裙套在上半身上，再一点点将它往下扯，扯到膝部，才将我的长裤褪下。这样一来，我不必展示我低质廉价的棉内裤。劳拉以为中国人有中国人穿、脱衣服的习惯，脸上一丝惊讶也没有。她上来替我拉上背后的拉链，一只手抓起我的头发，将它按在我脑袋顶上，然后比我还用力地瞪着镜子。这是一件弹力丝绒的晚礼服，我平坦坦的胸有一大半露在外面。我看见镜中的中国女人一点儿炫耀的本钱也没有，她这样袒露毫无道理，自己和自己过不去。

劳拉在我背上猛推一把，说：“背要直，胸使劲挺。”

我照她的意思办了，可那衣服还是和我文不对题。

这时试衣室的门被轻叩了几下。劳拉大声说：“请进！”

老妪两条瘦腿利索而矜持地迈着步子。她手里捧个托盘，托盘上放着两个高脚酒杯，玻璃薄得如同灯泡。那种随时可能碎裂的危险使这一对杯子及杯中的水看上去很昂贵。

劳拉说：“玛格，看怎么样？”她指镜中的我。

“简直就是她的衣服！不过抱歉，我的名字是玛丽。”

劳拉端了杯水，喝一口，满脸严苛的批评，她说：“不是最理想。”

老妪说：“我想那件短款可能更配她。”

劳拉不以为然地看看老妪的推荐，说：“那件充其量只能去鸡尾酒会。”

老妪说：“对极了，心肝儿。第一眼我就知道你品位高雅。这套鸡尾酒会穿，再合适不过了。”

她不动声色地拍着马屁。

劳拉从一个分币大小的银色小盒里取出一枚白色药片，放进嘴里。再取出一粒，递给我。我也学她的样子把它搁入口中，一股薄荷的辛辣猛烈地充满我的口腔。劳拉把那个小银盒塞入我的皮包，告诉我，这些薄荷糖可以使我有个清洁芬芳的吻。一个年轻单身女人，要随时准备被人吻或吻别人，要做好深吻、长吻的准备。

老妪说：“对呀，我就一天到晚含着薄荷糖。”

我从镜子里迅速瞄一眼她那由脂粉塑出的面具，她的百分之八十五裸露的腿。这样的年纪仍怀着如此的希望，洁身自好，满口清香，以便那埋伏在命运中的吻突然袭来时可以沉着、自信地迎接，以使那样一个不含洋葱大蒜胡椒乳酪气味的芬芳的吻引爆一次良缘。据说这和男性在钱包里备一两只避孕套同等重要。充满性遭遇的时代，一个负责的男人或女人该有些必要的自身准备。老女售货员在这个年纪还毫不大意地穿迷你裙，含薄荷糖，以免冷弹一样漫天飞的吻和艳遇打她个冷不防。

劳拉围着我转了半个圈，再转回来，然后前进两步，再后退三步，她慢慢点头说：“是件相当性感的鸡尾酒会服装。”

老妪说：“相当性感。一定会成为鸡尾酒会的关注焦点。”

“可惜不是去参加鸡尾酒会，”劳拉像个画家那样后仰着身子看着镜子里的我，说，“这件衣裙最多到六点。”

我说：“啊？”

劳拉说：“服装的隆重程度是有规格的。最不隆重的是下午三点，一般这时候是下午茶；五点，鸡尾酒会；六点，晚宴；最高规格是九点。你需要的是九点的大礼服，你该看看我母亲看芭蕾、看歌剧的服装，从头到脚，从内到外，看上去简直气势汹汹，不可一世。那个庄重冷酷的样子，像是去壮烈牺牲，要不就是去杀别人。”

我想乐，但发现屋内两个人都没有逗我乐的意思。百万富翁的女儿劳拉让我大长见识：做个上流社会的女人真不易。

最后劳拉和女售货员玛丽决定，我今晚的服装规格非得“九点”不可。玛丽说她一生看过两次芭蕾、一次歌剧，女人在那里个个杀气腾腾，你稍稍示一点儿弱，马上被杀下阵来。她以过来人的口气对我说：“一件衣服可能会改变你一生的命运。试着想想，一个参议员忽然看见一个装扮不同凡响的女人，心里说：哇，这个姑娘品位不错，我得上去跟她搭讪搭讪。女人看芭蕾是为了被人看的。”

老玛丽又尖又长的红指甲在我身上划来划去，扯扯这里，整整那里。她一生的两次芭蕾一次歌剧全白搭了，这把岁数还得仰仗两条腿。那两条腿早年是有过好时光的，别看这时候它们已没什么露头了。

劳拉为我拿了主意，买下了一件五百九十元的黑色礼服。我还得再贴出几十元的购买税和两百元的鞋钱。等劳拉走后，我只剩一张地铁票钱了。我手里提着价值三个多月房钱的行头，在地铁站里两眼空空地走着。过去了三四列火车，我浑身无力，什么念头都没有，只有一个单调的声音来回说：“八百六、八百六……”我这时的感觉近似一位刚进城的老乡，挨了歹人一闷棍后发现所有钱都给掏了个精光。

我两眼发直，又看着一辆火车开走。我等着自己定下神来，好好想想回芝加哥以后的日子怎么过，还过不过了。我发现自己在拨阿书的号码。电话一通她就听出事情不妙。我告诉她：“要看芭蕾，因而安德烈资助了一笔置装费用。”她立刻问：“多少钱？”我说：“六百块。”她不再听我说下去，马上叫我站在原地别动，她立刻赶过来。我还想解释，她兴高采烈地摔下电话。她以为我有六百块要在今晚之前花掉，这事我一人办不到，非得她帮忙。

她见了我手上提的高档货色就说：“太好办了，你跟我来！”

我跟着她又回到商店，老玛丽正把我试过的二十来件衣服一件件往回挂。有件是从模特身上扒下来的，她小心翼翼地将它套回去。

我生怕被她看见，尽量绕着道走。阿书却理直气壮，叫住一个三十多岁的女售货员。阿书把我手里的购物袋接过去，拎出那件黑礼服，说：“我们决定退货。”

女售货员一字不问，看看收据便办起手续来。我一直在盯着老玛丽，那具模特不好摆布，她半张着嘴，舌尖舔在两排门齿之间，因为她和模特的身高悬殊颇大，她不得不踮起脚尖，脚后跟从皮鞋里出来了，鞋跟却还立于地面。她那副专注的神态和体态竟十分稚气，十分可爱。

阿书把退货的款子交到我手里，叫我清点一遍。点完钱，我抬头便看见老玛丽悲愤地看着我。她忙了一个多小时，本以为挣到手的钱却眨眼间没了。她的灰眼珠里有股控诉，似乎是对一份巨大的背信弃义的控诉。她那萎缩得只剩一条细细红线的嘴却渐渐扭曲，扭出一个笑来。

她说：“怎么，刚才不是穿着很合身吗？”

我脸涨得滚热，说：“这样式太……太暴露了。”

她眼里的控诉更悲愤了，嘴上的笑却更加温婉、忍气吞声：“那我可以再帮你选几件保守些的。你看上去是个乖女孩，刚才我就觉得这衣服可能和你的乖模样有点儿矛盾，不过你的朋友那么喜欢它，我不好煞风景……来来来，咱们从头开始。”

我心虚理短：“等我吃了午饭再来……”

“吃了午饭那几件可能会被买走的！设计大师每件作品只有几件。”

我们俩人都是你死我活的。我的求饶、赔不是，老妪全看见了，她却偏偏不罢休，似乎我今天敲掉她一笔生意，她只有老命一条了。

“我这个朋友特别饿，”我指着阿书，“她等不及我试衣服了！”

阿书用中文恶狠狠地说：“不买就不买，哪儿跟她这么多废话！”她高傲地一摆下巴，说：“她不喜欢你们这儿的衣服。”

老玛丽眼中燃起灰色的火焰，呆呆站住了。

“可是她刚才说，她非常喜欢……”

“她刚从中国来，还没学会说‘不’。”阿书不仅高傲，且已开始蛮横。她指着我对老玛丽说：“她是个留学生，知道吗？美国的赤贫者不叫赤贫者了，改叫留学生了。你忍心毁了她的学业，要她倾家荡产来买你这件衣裳吗？”

老玛丽说：“我没强迫她，是她自己刚才说，她特别喜欢这件衣裳。”

阿书沉默下来，眼睛看着老太太。她的沉默里明显有股危险。她长出一口气，表示要好好把这场官司打下去。然后她四下望一眼，问老玛丽说：“你们的经理在哪里？”

老玛丽马上收回目光，垂下皱纹密布的眼皮。直到我们走到电梯门口，她还站在原地，风烛残年的玉腿站成一个极其衰老灰心的姿态。

我们最终的购置是在一家大型连锁减价商店完成的。我花了二十元钱买了件长连衣裙，深蓝色，腰身宽出不止五英寸。阿书说这个好办。她在一个巨大的箩筐边和各种族人拥挤着，手在里面飞快地翻刨。多年前，她以完全同样的热情与凶猛劲头，在类似的大筐里翻刨较完整些的带鱼和少些疤瘌的苹果、梨、土豆。大筐里所有的东西全标价五块，不一会儿，阿书一股霉尘气地钻出人群，一只手拎着一条大红宽皮带，另一只手上是双红皮鞋，皮带和鞋都有仿蛇皮的鳞纹。

“看见没有？”阿书大声叫喊，“一共十块钱，全解决了！”她一旦在公共场合讲中文，嗓门就很放肆。她指指另一堆人说：“那筐里全是皮包，咱们再给你配个皮包，再来点儿首饰，就齐了！保证花不了你五十块钱！”

试衣间是个大屋，里面无遮无拦地设了一百多面长方形挂镜，镜子之间是一根支出墙壁的挂衣杆。门口站着一支奇长的队伍，两个目光狐疑的女人朝这支队伍不断喊话：“不准超过八件！各人看好自己的号码，出门号码跟衣服的件数要相符！看好你们的钱包、首饰，若发生任何不愉快的事，只能是各位自己负责……”

我们把东西递给两个女人中的一个。她阴沉地点数，不断抬起昏昏然的眼皮，去望那支不见缩短的队伍。她的目光绝望而疲惫，和边界上的移民局官员相仿：你们受得住，就受吧。她俩每天都在这样的恶劣情绪中，她们的坏脾气、坏情绪、坏命运全是这帮不屈不挠跑到美国境内的五花八门的人种弄的。这些五颜六色的皮肤、头发、眼睛怎么这样源源不尽，怎么这样难以抵挡，不可挫败？你对他们拉长脸，明摆着一副找茬儿的架势，他们仍是这样源源不尽。流传几百年的移民信仰——“哪里有面包，哪里就是祖国”使他们拒绝受侮，使他们死乞白赖地顽强。

我看着各种肤色的身体被一百多面镜子成几何倍数地繁衍。每面镜子前都有三四个人，甚至五六个人，人们语言不通，在沉默的体谅中，迅速建立了秩序。每个人都效率极高，动作经济，毫不迟疑地脱衣，毫不羞怯地展现尺寸各异、色彩不等的乳房和臀，一些人更不要命了，把乳头和阴毛也抛露给这巨大的陌生集体。二十多年前，我们失去了自家的浴室，母亲带我走进公共大澡堂，我就感受过类似的目瞪口呆：一望无际的皮肉多么触目惊心，多么壮观！

阿书自己也挑了一堆衣服试穿。她手脚忙碌却方寸不乱，还不时抽空往我身上看一眼：“唉，错了，皮带钩反了！这副耳环是这么个戴法，你看……”

红色的高跟皮鞋之所以只值五块钱，是两只鞋顺拐。阿书和我只得又回大筐边去开荒。二十分钟后找到一双银色皮鞋。我说这可不成，它们比我的脚足足大两号。阿书说：“五块钱你还想美观舒适呢？五块钱能买到‘不难看不受罪’，就凑合算了！”我说：“可这就是受罪啊！”她都没工夫教育我，下巴在空中划个弧度，说：“擦双皮鞋还要三块钱呢！大就大点儿，往鞋尖里塞两团面巾纸不就行了？想想你省下多少钱？省的钱不等于白捡？！”

我们完成采购已是下午四点，夜色从城市的四周涌起。楼房的阴影渐渐浓重。街上的人群也稠密起来，昏暗地匆匆挪动。我和阿书在地铁站内告别。我刚想上车，她却突然跑回来，说：“不行不行，那些标签儿……”

我问：“什么标签儿？”

她顾不上跟我讲清楚，只是动手将新买的衣服、鞋子、首饰上的标价牌一块块摘下来。摘得又快又仔细，一点儿损毁也没有。然后她把标签儿交到我手里，让我千万别丢了它们。

我说：“好的。”

她说：“等芭蕾舞看完了，你把它们再挂回去。”

我说：“挂什么回去？”

“喏，你看——”阿书示范道，“我特意只撕个小口子，这样，你一挂就挂回去了！”她见我有待进一步开窍，便说：“明天你乘车回来，把所有东西都退掉。明白了吧？”

“明白了。”

“明白个屁——你看，你明天把所有东西一退，你等于一分钱不花，就穿了这身衣服，懂了吧？”

“懂了。”

“懂个鬼！我告诉你，美国女人的礼服只穿一回；第二回你穿跟上回一样的礼服，人家就觉得你这人寒碜。所以这五十块钱，够你一辈子买了退、退了买，至少折腾十件礼服，知不知道？”

“知道了，知道了。”

我想马上摆脱阿书，所以赶紧跳上车。阿书说她对我脑子里正想什么一清二楚。她说：“你在想，这个阿书可真能祸害人家的生意……”

“你可不是祸害人家的生意吗？”

“我还不是为你好？再说，即便你买了退、退了买，那五十块钱也是帮他们周转。你替他们难受什么？”

我表示我一点儿也不替这些靠吸移民的血发达的阔佬们难受。阿书这才把我往车门里一推，像是一个长辈终于看见她智力差劲的孩子出现一项突破性成长，被累坏了的那一种宽慰。

剧场的灯暗下来，我旁边的座位仍空着。一张票的票价是一百一十元。十分钟过去，我不禁想到，五块钱没了；到了半小时过去，我几乎没心思看舞台上了，而是不时向黑洞洞的入口处回头。幕间休息时，我看着璀璨的女人们端着琼浆般各色酒液，在一楼大厅游动、飘行，挥起雪白胳膊招呼着彼此，钻石戒指与手链送着晶亮飞吻。全华盛顿百分之十的钻石和红、蓝宝石都聚集在这里，香水气带着杀伤力，压迫人们的呼吸。我看见镜中一个年轻女人，身上是深夜的幽蓝和几星银光，心想，不错啊，一点儿破绽也没有，谁能看出她这身装扮的标价是五十元？那两颗假钻石和假蓝宝石拼镶的耳坠，比任何真货都华丽。

女人们都很美丽：雪白的脖子、胸脯、肩膀；红色、粉色、桃红的指甲舞蹈出种种雅致优美的手势、姿态。全华盛顿美丽的胸、肩、臂有百分之五聚集在这里。一年不多的几回裸露——以上千元的衣裙、上万元的珠宝装饰烘托的昂贵裸露。

这些裸露与那间巨大试衣间里的裸露，平行地列在我的意识中：有什么样的天大差别？那些杂七杂八的肤色，无形无状的肉体……镜子中年轻的女人露出削薄的胸，黄色皮肤托起一颗足以乱真的珠宝；除了这价值五十元的装扮能马马虎虎使她混在这个人群里，而那伪珠宝之下的肤色和形骸，是绝对蒙混不过去的；那早年的营养不良、曾经的限量粮食、肉与糖，以及如梦的巧克力冰淇淋，所有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所错过的，都被黄色皮肤和细弱形骸记载得一清二楚。

铃声响起，人们还不舍得停止自己的美丽竞赛。直到场内轰然奏乐，大厅才渐渐冷清。

我心里替安德烈作痛：一百一十元的半拉已经没了。他跟我约好，开演前一小时在剧场附近的自助餐馆见面。他把黑西服带去了办公室，因此他会直接从办公室到餐馆。整个下半场演出，我在不断为安德烈的失约寻找理由。大幕合上后，我慢慢随着人群退场，却发现一个高个子站在最后一排冲我微笑。

我说：“你没错过谢幕吧？”

他说：“嗨，你很漂亮。”

我说：“可不，好几个人跟我搭讪，非给我留电话。”

他说：“换了我碰上这么个孤单单的漂亮妞，就马上告诉她，唉，我单身！”

我说：“我以为你给充军到海湾战争前线去了。”

他说：“头儿找我谈话。”

他姿态轻松，笑容潇洒，说我的装束如何有种低调的高贵，令他骄傲。我却感到事情有些疑点。他也明白我极想接近这疑点。他的瞎吹捧证明我的怀疑有根据。

回家的路上，我们都很沉默。他开车的样子比平常专注得多。

过了十分钟，他说：“不用害怕。”

我说：“害怕什么？”

“没什么，所以你不用怕。”

他一只手伸过来，抚摸我的头发。然后，他将我搂过去，让我的脑袋靠在他的右肩上。他仅用左手握方向盘，右手轻轻撸着我的肩。他认为我这样的人没有童年。因为童年该有生日蛋糕、圣诞礼物、复活节印有彩色图案的鸡蛋、无数的动画片，以及迪士尼乐园。他这样认为时，眼中的忧伤非常动人，并使他有种圣者般的淡远广漠的神情。他在这个时候觉得，被动乱和贫困剥夺了做孩子权利的中国孩子们此刻全浓缩在我身上，全人类欠着我们的情分因而浓缩成他对我的爱。他对我的爱远超过了男性对女性的。全人类对我们童年的照料不周或完全失职，都该由他来清算。

他说：“我不去布宜诺斯艾利斯也没什么。”

我等待那疑点彻底化开。

“头儿告诉我，我的派遣被推迟了。他们说，暂时冻结我的一切对外派遣，不是很好吗？我用不着远离你。我发现深蓝色非常配你。”

我知道他对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向往。我伸出右手，抚摸他的脸颊。我冰凉的抚摸让他明白我已知道他的代价，为了我而付出的代价。他的右手在我的肩上拍几下，掌心的温暖透过大衣，渗入我的肌肤。他希望我在他这儿找到一如既往的沉稳、无所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