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爸爸说过，在工厂里，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当然也要学会保护自己，遇到爆炸千万别去管什么国家财产，顶着风撒丫子就跑，跑到自己腿抽筋为止。除此以外，我必须努力工作，像驴一样干活，否则读职大的理想就会泡汤。

我说：“爸爸，你一辈子做丁程师，吃屁个苦。你没资格这么要求我。”

我爸爸说：“你知道什么?我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去做搬运工，搬了整整三年的原料桶。”

我说：“耶?这事儿你可没跟我说过。”

我妈插进来说：“你爸那阵子倒了大霉了，而且不敢说，说出来就要被厂里送去劳动教养。” 我说：“你现在说出来。你们厂要是敢把你送去劳教，我就弄死你们厂长。”

我爸爸还真搬过原料桶。七一年那会儿，我还没生，我爸爸当时是技术员，陪我妈去看电影，陡然看见当时的厂长和一个女科员，并且就坐在我家二老前面。我听说那时候搞男女关系都是在电影院里，黑乎乎的地方，便于偷偷摸摸，还有人一边看着《红色娘子军》一边手淫的。很不巧，厂长一扭头看见了我爸爸，我爸爸没吱声，带着我妈就溜了。这事情过了也就过了，我爸爸和厂长都仿佛它不存在似的，双方近乎默契地保守着这个秘密。半个月以后，我爸爸去仓库领材料，农药厂的仓库大得很，我爸爸在里面转悠了一圈，听见有动静，以为是耗子，就走过去察看，先是看见了两双鞋，接着看见了一条裙子，接着又看见一个奶罩耷拉在一堆角铁上。再接着，我爸爸看见了厂长和女科员。我爸爸站在他们和一堆衣服之问，觉得这件事就像做梦一样。如果你不想捉奸而偏偏两次捉到了奸，就会有类似的幻觉产生，以为自己在做淫梦。可惜，淫梦之后是噩梦，我爸爸被调到了车间里去搬原料桶，六十公斤一桶的原料，从车间这头滚到那头，每天得滚上一百多桶，差点把腰给废了。

我说：“你别说了，我今天就找人去把那厂长给废了。”

我妈说：“八百年前的事了，那个厂长后来被抓进去了。”

我爸爸说，当时要不是忍气吞声，就该被那厂长捏造一个罪名送去劳教啦。当时，一个厂长要整一个小技术员，易如反掌，只要在他的抽屉里放几块钢锭，就能以盗窃罪论处，严重的还能被判成破坏生产罪，劳教都算是轻的，可以直接被送去劳改。我爸爸做了三年的闷葫芦，别人问他哪里得罪了厂长，他就装成是个白痴一样想不起来了，这才算躲过一劫。一直到拨云见日，那厂长被群众检举，判了徒刑，我爸爸才长叹一声，从白痴又变回了正常人。

我说：“爸爸，你真不容易，搬原料桶那会儿还顺带把我造了出来，辛苦了!”我妈听了，顺手在我脖子后面拍了一巴掌。

我爸爸埋怨我妈说：“当年，要不是你闹着要去看电影。我怎么会撞到厂长?”

我妈说：“你自己笨。在仓库里看见了裙子奶罩，还非要去看个究竟。你不会跑开啊?”

我爸爸说：“奶罩上又没写他们的名字，我怎么知道又撞上了厂长?”

我爸妈要是拌起嘴来，简直是无休无止。趁这个工夫，我做了一道简单的算术题：假如让我去搬一辈子的原料桶，从一九九三年一直搬到二。三三年，在这四十年里我每天搬一百桶原料，每桶原料重六十公斤。刨去星期天在家休息，我这一辈子就得搬动七万多吨重的东西。距离倒不是很远，也就几十米。花了一辈子的时间，就是把一幢大楼挪到了街对面。这个结论无疑是很悲观的。

我受了安全科的教育，其实并不怕自己被炸死。倒B说了，被炸死是一种概率。看了展览室里的死人图片，人会产生两种错觉，一种是觉得自己明天就会有类似的遭遇，如我的化学课代表；另一种是觉得这事情横竖不会降临到自己头上，比如我。我坚信此生不可能被炸上天，然后再一片片地落下来，我认为自己会老死在某一张病床上，身边有我的儿子孙子重孙子，我既不可能是烈士也不可能是案例，我的照片绝无可能出现在全国的化工单位里。但是，另一件事情像梦魇一样缠绕着我：假如我被分配去做一个搬运工，那就没有任何概率可言了，这七万多吨的重量就是我的宿命。

后来我爸爸说，搬原料桶，如今都是农民工干的事情，绝对轮不到我这个拥有正宗高中文凭的人来做，这叫人才浪费，国家对此非常重视的。我爸爸拍了拍我忧郁的后脑勺说：“放心吧，你起码也是个钳工。”

其实，我爸爸还是不能理解一个悲观者的想法。我把这件宿命的事情想明白了，就知道，即使我做了钳工，也就是花了一辈子的时间让几万个水泵起死回生；我当营业员是一辈子数人民币，当科员是一辈子看日晷，当工程师是一辈子画图纸，都没什么意思。我这个想法不能说出来，因为实在太无趣，无趣得简直想去死掉算了。

我会永远记得去报到的那天，也就是安全教育的次日，我站在劳资科的吊扇下。那个吊扇把所有的热风都灌到我的脑门上，吹得我晕晕乎乎，好像要升仙一样。这种记忆由于它本身就近似于一个梦，于是它常常出现在我的梦里，被我反复磨洗，成为一个锃亮的硬块。

那天是正式报到，小噘嘴坐在办公桌后面，我站着。和我一起站着的还有六个男的，加上她，很像八仙过海。小噘嘴很不满意地说：“怎么才来了七个人?其他人呢?”

我实在很想告诉她，那场安全教育课把其他人都吓跑了，剩下的七个人都是神经异常坚强的，是敢死队，是强力意志，是他妈的查拉图斯特拉。我当时觉得这种安全教育也太C^AO蛋了，后来我才明白，倒B其实没有错，他的第一轮教育就是考验我们的神经。那些没有坚强的神经的人，那些不能死心塌地在化工厂扎根的人，迟早会闹出生产事故，害死自己，或害死别人。他们会拉错电闸，放错原料，拿错饭盒，而且这种人干了错事也不会觉得羞愧，死在他们手里的人最好自认倒霉。

小噘嘴是一个二十出头的女孩子，梳着一个马尾辫，她用一个发套套住辫子，于是这根辫子就不是尖尖的马尾巴，而是像一根圆溜溜的大红肠，挂在她的脑袋后面。我搞不清这根红肠有什么好看的，但她乐意这样，我也管不着。小噘嘴穿着厂服，不蓝不绿的那种，我注意到厂服上还有一个字母T，就在她左乳靠上的位置。为什么会有一个T?我反应过来，这是“糖精”的起首拼音。若干年之后我想起这个事情就要笑，一个女孩子家，胸口标着个T，可不是要引起别人的误会吗?不过，小噘嘴当时的样子，还真的像个T，七个大小伙子站在她面前，她居然也无动于衷，脸上的表情相当冷漠，相当不耐烦。

小噘嘴从抽屉里拿出一叠资料，说：“现在给你们读一下工厂纪律。”

她照本宣科把条例都读了一遍。这本古怪的劳动纪律手册全是关于惩罚的条例，迟到早退旷工打架抽烟喝酒违章C^AO作。她读到婚前性行为的时候脸上稍微不自然了一下。婚前性行为也要处分。后来她解释说：“这本劳动纪律手册是八五年编的，到现在没怎么改过。”最后还有超生，她说，超生必须强制人流。我心想，这关我屁事，谁敢把我送去做人流，我非宰了他不可。

我的视线越过她，朝窗外看去，我发现劳资科简直就是一个炮楼，正前方可以远眺厂门和进厂的大道，左侧是生产区的入口，右侧是食堂和浴室。在这个位置上要是架一挺机枪，就成了奥斯维辛的岗楼，或者是诺曼底的奥马哈海滩。这个位置实在是太好了，是整个工厂的战略要地。很多年以后，我遇到个建筑设计师，他向我说起监狱的设计，最经典的是圆形监狱，岗哨在圆心位置，犯人在圆周上。这种设计方式非常巧妙，没有视觉死角，而且犯人永远搞不清看守是不是在看着他。一说起这个，我就想到了化工厂的劳资科，我虽然没见过圆形监狱，但我见过劳资科，确实很厉害，没有人能逃过他们的眼睛。

那天，我想着想着就走神了。小噘嘴说：“路小路，钳工班。”

我问她：“你讲什么?”

小噘嘴不耐烦地说：“分配_T种你走什么神?你去钳工班报到!”

我心想，爸爸，你的香烟和礼券没白送，我就指望着你把我送到化工职大去啦。

散会之后，小噘嘴把我留了下来。小噘嘴说：“路小路，我在读劳动纪律，你怎么可以不认真听呢?你这种小学徒是很容易犯错误的，不要把工厂当成自己家。噢，当然，爱厂如家也是应该的，但是不可以像在家里一样自由散漫。你是普高毕业的，成绩义很差，本来应该和他们一样去做C^AO作工，但是分配你去做钳工，不用倒三班，这是很不错的。你要珍惜这个机会。”

我说：“是，科长。”

小噘嘴说：“我不是科长，胡科长开会去了，让我代办这些工作，读劳动纪律。”

我说：“劳动纪律手册发下来看看就可以了，对吧?”

小噘嘴说：“劳动纪律手册，人事科可以发下来，劳资科就必须读给你们听。这是厂里的规定。”我听了这话，搞不清所以然，假装搞懂了，频频点头。我觉得她年纪不大，就这么教育我，很不应该。但我天生喜欢被小姑娘教育，最好温柔一点，再温柔一点，你可以说我犯贱，作为一个钳工学徒我也只有这么点爱好了。

后来我问我爸爸，人事科和劳资科有什么区别。我爸爸说，人事科是管干部的，劳资科是管工人的。好比我是一个学徒，就得去劳资科报到，而大学生是干部编制，就得去人事科报到。从字面上就能看出来，人事科管的是“人”，劳资科管的是“劳”。我爸爸说，干部的文化程度比较高，可以读懂那些劳动纪律，工人反之，就得一条条念给他们听。道理简单得很，不应该想不通。

“这算不算搞歧视?”

“等你混上干部编制，你就不觉得是歧视了。”

化工厂分为两部分，东边是生产区，全是车间．西边是非生产区，包括科室大楼、工会小楼、澡堂、食堂、宿舍、机修车间，还有花房和一个硕大的车棚。生产区与非生产区之间的区别在于禁不禁烟。在生产区里抽烟会被课以重罚，屡犯者警告处分直至开除不等。

钳工班在生产区的外围，那里可以抽烟．这也是钳工们自豪的因素之一。

我回忆起钳工班，那是一个铁皮房子。关于铁皮房子的量词，我花了十年时间也没能想明白，用“幢”或“栋”，似乎太雄伟了，用“间”又太小。简而言之，那是一个用铁皮焊出来的房子，大约有j百平方，铁皮房子里有几张厚重的工作台。台沿上安装着几个台虎钳。除此之外．还有一台车床、一台刨床、一台钻孔机。东北角上是用三合板挡起来的一个休息室，工人在里面换衣服，抽烟，打牌。

我去钳工班报到，手里还拎着新发的劳保用品，两套工作服，一双劳动皮鞋，四副纱手套。进门之后，听见哗啦啦一阵巨响，有一块铁皮屋顶被风吹走了，它像一个脱了线的风筝遥遥而去，在天空中快乐地翻滚着，越飞越高。有个老工人目送着这块大铁皮说：“不知道哪个倒霉的会被它砸中。”

我问他：“师傅，这儿是钳工班吗?”

他说：“你新来的?去里面报到吧。”

我拎着劳保用品往里走。一群泥猴一样的工人叼着香烟，坐在那里审视我。后来我见到钳工班的班组长，他是个言辞木讷的红脸大汉，他说他叫赵崇德，旁边的工人就大声说：“小子，你叫他德卵。”

我冲着班组长鞠了个躬说：“赵师傅。”

他低声说：“我们这里都叫卵，你就随大伙一起叫我德卵吧。”接下来他分别向我介绍了大卵、小卵、石卵、马卵、炳卵……最后一个是歪卵，此人是个朝左的歪头，叫“歪卵”是象形的意思。工人们扶了扶他的歪头，对我说：“歪卵师傅是做刨床的，他刨出来的东西从来都是歪的。一年出多少废品，连他自己都数不清。”歪卵听了，朝上(严格地说是朝左上方)翻了个白眼，嘴里吐出一连串的脏话。工人们哈哈大笑，对我说：“不要歧视歪卵师傅，他看上去是做刨床的，其实是我们这里的文工团。”

我当时想，本人姓路名小路，如果叫路卵，不知道是可笑呢还是可悲。可是工人们又告诉我，新来的学徒工，暂时没资格称“卵”，这算是让我松了口气。我问德卵：“这里哪一位是我师傅?” 德卵说：“你师傅请病假，下个礼拜才能来上班。你先干点别的吧。”

“我干什么?”

“你去挑水吧，把地上洒一洒。”

我读过一个剧本，叫《热铁皮屋顶上的猫》，说实话，铁皮屋顶是够那只猫喝一壶的了。这种材料制成的房子，典型的冬凉夏暖，夏天就像是撒哈拉沙漠，恨不得脱得就剩一条兜裆布，到了冬天，这房子又变成了一个到处漏风的冰窖，飞快地把身上的热量吸走了。总之，厂里的野猫从不到这个地方来，猫才没那么傻呢。

整个钳工班的人就生活在这里。夏天没空凋，只有两个生了锈的电风扇，把热风往人头上灌，吹得人昏昏欲睡。这时就需要去挑水，把一桶又一桶的水倒在地面上，咝的一声，两分钟就干了。对付如此酷热，只有不停地洒水降温。

冬天略微好过一点，可以点起火炉烤暖。火炉是用柴油桶改制的，有一根铁皮烟囱，直通到屋顶上。烧火炉需要大量的燃料，煤油、木柴、废轮胎都可以，实在没有了就烧报纸杂志。这些燃料都不是现成的，得自己去找。

学徒工的任务很简单，夏天洒水，冬天捡燃料。

我去钳工班报到的那天，没遇到我的师傅，其他工人师傅让我挑了一上午的水，下午就让我背着一个小竹篓子在厂区里找燃料。师傅们说，天太热，得洒水，与此同时必须未雨绸缪，把冬天的燃料准备好，这些燃料在寒冷的季节里非常抢手，夏末秋初就得开始囤积。师傅们对我说：“反正你闲着也是闲着。”

我背着竹篓在厂里漫无目的地晃悠，像农村里捡粪的孩子。由于这是我的第一份差使，起初并不觉得特别悲凉，相反还激起了我的兴趣。我发现，在所有的燃料中，废橡胶和煤块是一等品，木柴是二等品，报纸是三等品，等而下之的是破布头碎纸片。我捡破烂的时候，厂里的阿姨会突然叫住我：“来!小学徒!来!，我屁颠颠地跑过去，阿姨从口袋里掏出一颗糖，剥开，把糖塞进自己嘴里，把糖纸扔进了我的背篓里。我就这么成了个流动的垃圾箱，谁叫我，我就得跑过去。有一次，一个阿姨在女厕所门口喊我，我瞄了她一眼，没敢过去，怕她把草纸扔在我背篓里。

后来厂里的清洁工来找我，清洁工说：“兄弟，你不能连废纸都给我捡走啊，你再这么捡下去，全厂的清洁工都该失业了。”

清洁工的话让我的自尊心像玻璃一样碎掉了。我想起我爸爸说的，我好歹也算是高中毕业的人才，怎么就成了个捡破烂的呢?那几天回到家，我爸爸问起工作上的事情，我就说，我干得挺好的，正在学修水泵。我爸爸疑惑地问：“你刚干了两天就让你学修水泵，不会吧?”我问他：“那我该干什么?”我爸爸说：“你应该扫地擦桌子，去水房泡开水，给师傅擦自行车……”

我心想，爸爸，你无论如何想不到我在捡破烂吧?这他妈就是你给我找的工作，我要是靠捡破烂能捡进你那个化工职大里去，我就把脑袋输给你。

关于捡垃圾的种种，我没告诉别人，实在是觉得丢人。我在厂区里转悠的时候，经常看见同一届的学徒工，拎着六个热水瓶笑嘻嘻地从水房出来，健步如飞往班组里跑去。附近的阿姨看见他们，就说：“新来的学徒工呶。”然后她们又看见了我，冲我喊道：“捡垃圾的小学徒，过来!这儿有废报纸!”

我二十岁那年，把这件事称为一生中最黑暗的遭遇。小时候我曾在垃圾筒里捡到过一只皮球，视为珍宝，我用路边的积水把这只皮球擦干净之后，忽然有个同龄小孩站在我面前，他穿着奶白色的西装短裤，小小年纪居然梳了个分头。分头阴着脸说，这个皮球是他的，并且动手来抢。我使了个绊，把他摔进水塘之后撒腿就跑，身后传来他的哭嚎声。后来分头认准了我，隔三岔五跟我屁股后面唠叨，我的皮球我的皮球我的皮球。我返身回去抓他，他就狂奔而去。直到有一天我没了耐性，把那个皮球还给了他，皮球已经破了。我说：“皮球还你了，你他妈的别再跟着我了。”分头接过皮球又是一阵嚎哭，后来我走过去给了他一个大嘴巴，他居然不嚎了，瞪着一双无辜的眼睛看着我，好像我是个怪物。我二十岁捡垃圾的时候，开始怀疑，这是我多年前捡皮球、干坏事的报应。

我捡了一个礼拜的垃圾。后来，我师傅老牛逼出现在我面前，他简直就是个天使，照亮了钳工班漆黑油腻的工作台。老牛逼对德卵说：“我的徒弟怎么可以去捡垃圾?”他把我的背篓扔在了德卵的徒弟面前，径自带着我去修水泵了。德卵的徒弟叫魏懿歆，他的名字对工人师傅来说太恐怖，既不会读也不会写，笔划多得数不清，也不知道他爹妈是怎么想的，简直是存心刁难工人师傅。德卵写工作报告的时候非常头疼。工人师傅嘲笑他说，你把名字写完，老子一泡屎都拉干净了。魏懿歆大专毕业，学的是机电，在钳工班也算是下车间实习。这人有点结巴，见了老牛逼总是吓得说不出话来。从此以后，就由机电专业毕业的魏懿歆负责捡燃料，而普高毕业的路小路居然可以去修水泵。我也搞不清，这算不算人才浪费，反正我是再也不想干这个活了。魏懿歆是个很认真的学徒，他捡燃料简直到了痴迷的程度，一筐一筐地往钳工班运燃料，冬天还没到，已经囤了一房间的木柴和报纸，还有两百斤优质煤，全是从锅炉房偷来的。直到有一天被锅炉房的师傅发现，一巴掌拍掉了他两个臼齿，才阻止了这种疯狂的行为。

我师傅老牛逼是工厂里的名人。别人告诉我，能做老牛逼的徒弟，是我一生之中的大幸。整个钳工班都以“卵”字作为后缀，只有他是“逼”，这说明他非常厉害，睥睨群卵，不可一世。我现在三十岁，活得已经有点腻了，因此歪理越来越多。我开始明白，人生的幸事不多，比如说，有个好丈母娘是幸事，有个好邻居是幸事，老板和老婆都不算。这是因为，丈母娘和邻居都不是你自己能选择的，运气不好会酿成长期的折磨。有一个好师傅也是幸事，道理是一样的，师傅不是我自己能选择的。

我最初见到老牛逼的时候，他倚在一台车床上，和一个四十多岁、嗑着瓜子的阿姨聊天。他对阿姨说：“你知道吗?金条要大，元宝要小!”阿姨听了，脸上红扑扑的，用粉拳捶他。老牛逼就诡诡地笑了起来。

金条和元宝是工厂里的黑话，我听不懂。后来去修水泵的时候，我悄悄问他：“师傅，您说那金条和元宝，到底是啥意思?”

老牛逼哈哈大笑，用手指给我做了个比方，他把右手的中指伸到我面前说：“看，这就是金条。”他又把左手的食指和大拇指圈成环状，伸到我面前，说：“见过元宝吗?这就是元宝。”然后他就把金条伸进元宝里面，进进出出比划了一下。我当时拍了拍脑袋，做出恍然大悟的样子，其实只能说，我埘金条的了解远远大于元宝，元宝只是存在于我的想象中，我做出恍然大悟的样子，只是为了让老牛逼相信，我是-一个很有领悟力的孩子，教我修水泵那算是找对了人了。

老牛逼五十多岁，头发花白，长着一个万众瞩目的狮子鼻，他干活的时候鼻翼会暴涨出来，这时候他的鼻孔里可以轻易塞进去两个大红枣。当然我也就是想想而已，绝不会真的这么干。他带我去修水泵，各个车间的阿姨站在路边喊他：“老牛逼!又带徒弟啦?”

老牛逼喊道：“黄花小伙子!借给你过瘾吧!”

阿姨喊道：“留给你老婆过瘾吧!”

我听了这话，嘴里就犯嘀咕。老牛逼问我，你在嘀咕什么。我说，妈的，老阿姨。老牛逼就很严肃地告诉我，不要歧视老阿姨，在工厂里要是得罪了这些阿姨，那就倒了大霉啦。我说我知道的，我们学校里以前有个总务处的阿姨，她患有严重的更年期综合征，总是脸色潮红，嘴唇像抹了口红一样鲜艳夺目。她的把戏就是查卫生的时候戴一副白手套，往窗框上一抹，手套上若有一点脏的，就让我们重新擦。我们对这种做法很不满意，她就说，窗框要擦到我们能用舌头去舔，那才算是擦干净了。这种说法很无理，不如直接用舌头把窗框舔干净算了。

我对四十多岁的老阿姨天然地抱有恐惧感，就像我埘二十岁的姑娘天然地抱有好感。我不了解老阿姨，孔子说“不知生，焉知死”，我连小姑娘都不了解，老阿姨当然就更神秘了。

后来老牛逼向我具体解释了“阿姨”。老牛逼说，厂里管那些已婚已育三十五岁以上的女性叫老阿姨，三十五岁以下的已婚女性叫小阿姨，统称阿姨，这和家里做保姆的阿姨是两回事，更不是我妈妈的妹妹。当然，并不是所有已婚女性都能计人阿姨的行列，就是说，她至少得有点女人的味道，哪怕是残存的、些微的、装出来的。假如是一个嘴唇上有胡子、腰围接近水桶的女人，那不叫阿姨，叫老虎。好比我说的那个总务处阿姨，她其实就是老虎。两者的区别是，阿姨只会朝你翻白眼，斗斗嘴，捶捶粉拳，老虎则是凑到面前一口唾沫吐过来，还会大哭小叫，抓女人的头发，揪男人的睾丸。老牛逼说，认清阿姨和老虎，对我的生命财产很有好处。

厂里的女人，就这么被他分为小姑娘、小阿姨、老阿姨三种规格，“老虎”在此规格之外，属于劣质产品。他还说，所有的小姑娘都会变成小阿姨，小阿姨会变成老阿姨，这是自然规律。

老牛逼说，阿姨得哄着，她们会和我发生长期的关系。我想不通，我这个年纪凭什么会和阿姨沾上边。老牛逼说，现在当然不沾边，可是等我在工厂里年复一年地干下去，变成一个中年钳工，身边那些小姑娘也就晋升到阿姨行列中去了。到那个时候，新来的小姑娘是绝不会和我说话的，我唯一的娱乐就是找同龄的阿姨，说一段黄色笑话，然后等着她们来捶我。

当时我听了他的话，闷闷不乐，像只瘟鸡。我师傅老牛逼早就预见到了我会有一个枯燥的中年，只有阿姨才是唯一的雨露。想到这个，我就很绝望。老牛逼给我的启示是，我必须马不停蹄地在厂里跟各种小姑娘打交道，与她们混熟，可以敲敲肩膀拍拍胳膊，说几句黑话而不至于被她们吐一脸口水。我会和她们一起进入无耻的中年，过过干瘾，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假如等我中年以后，连阿姨都没得哄，就只好做一个歪卵那样的倒霉蛋，被所有的人嘲笑。

我师傅老牛逼之所以成为厂里的名人，并不是因为他喜欢泡老阿姨，而是因为他打过车问主任。

我堂哥也打过车间主任，他把一个瘦猴一样的车间主任打成了猪头，还在他耳朵上咬了一口。农药厂的保卫科找我堂哥谈话，他进了保卫科把衣服一脱，露出了胸口的刺青，是一幅哪吒闹海。哪吒三头六臂，脚踩风火轮，手提火尖枪，完全临摹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的那部动画片。保卫科的人看到这个刺青，没多说什么，放他回家了，过了两天他们把我堂哥给开除了。

老牛逼打车间主任，据说是八十年代初的事，也不知是哪里得罪了他，他走到车间主任办公室里，抡起一个烟缸，朝车间主任脑袋上拍了三下。这三下把车问主任打成了脑震荡。车间主任醒过来之后，托人给老牛逼送去了一条牡丹牌香烟，事情就这么了结了。

我曾经很仰慕地对他说：“师傅，你那么牛逼，敢打车间主任。”

老牛逼说：“这不稀奇，最牛逼的是拉电闸。”

“怎么拉电闸?”

“厂里扣你奖金，你去把电闸拉下来，所有的车间都停产。”老牛逼说，“这个最牛逼。”

“你拉过电闸啊?”我联想到农药厂的阿三．这个猪头造个谣就被抓进去劳教，拉电闸必定是判刑无疑。

老牛逼说：“我没拉过电闸，有人拉过。”

“抓进去了?”

“没有抓。敢抓他，他就敢把厂长办公室给炸了。”老牛逼说，“厂里牛逼的人有很多的，又不是只有我一个。”

后来我知道，老牛逼最牛的不是打人，也不是玩弄老阿姨，他真正的本钱是技术，全厂五百多个水泵，没有他不会修的。除此之外，他还会修自行车、助动车、各类机床，甚至是食堂里造面条的机器。七九年的时候他是全化工局的维修技术标兵，把一台日本进口的真空泵给修好了。后来他拍伤了车间主任，自己也忽然变成了一个傻子，什么机器都不肯再修了，但凡出故障的水泵在他手里一律报废掉，换新的。厂里知道他技术好，耍牛逼，拿他没辙。技术是一个工人的资本，假如像歪卵师傅那样，脖子直不起来，刨出来的铁块全都是朝左歪的，同时又不敢豁出去炸厂长办公室，这就没有任何耍牛逼的机会，只能做一个钳工班的文T团，被人嘲笑到退休。

我们所修的水泵，大部分在泵房里，由阿姨们看守着的。泵房里有几个按钮，通常按绿色的就会使水泵转起来，按红色的它就停了，每天的工作就是按了红键按绿键，周而复始，非常轻松。假如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种工作通常是由电脑程控完成的，不需要阿姨来C^AO作，劳动力解放之后，阿姨们就回到家里去做全职主妇。但这是欧美国家的办法，九二年，在我的化工厂里，只有财务科摆着两台电脑，大部分人还搞不清计算机和计算器的区别。

看守泵房的工作，就像医院里的护士，只能由女的来做，这是厂里不成文的条例。假如由一个男的去干这个，大家就会怀疑他是个残疾。

泵房都在生产区，不起眼的角落里，有一个小小的工作间，总共不过四个平方的空间，放着一把椅子和一张桌子，桌子上有一门电话，没有拨号键。这种电话机无法打外线，只能通过总机呼叫厂里的某个分机。另外还有几张报表，填写每个水泵的运转状况。水泵就在工作问外面，水泵要是坏了，阿姨们一个电话挂到机修车间，机修车间的调度员再把电话挂到钳工班，这时候，我的工作就开始了。

老牛逼第一次带我去修水泵，他揣着一把扳手，对我说：“跟我走。”我跟着他进了生产区，绕过两个车间，钻过一个小门洞，七拐八弯来到一个贮槽后面，这里有一个工作间，门开着，有个阿姨靠在门框上对着我们招手。这个地方阴森森的，除了机器的轰鸣，再也听不到别的声音，也不会有人走过。我心想，这不太像是修水泵，倒有点像是去嫖娟。

阿姨说：“老牛逼啊，东边那个水泵坏掉了。”

老牛逼说：“你怎么像个白毛女，缩在里面不出来啊?”这又是黑话，我已经懂了，白毛女就是被强奸过的意思。阿姨听了，冲出来拧老牛逼的嘴，一边拧一边问：“咦?新收了个徒弟?”

老牛逼对我说：“去把螺丝拧下来。”我揣着扳手去找那个坏掉的水泵，把老牛逼和水泵阿姨留在了身后。

水泵通常是用四个拇指一般粗的螺栓固定在基座上，我的任务是把那四个螺帽卸下来。大多数螺帽因为年深日久，加之地面潮湿，已经锈成了一块铁疙瘩。我把扳手套上去，开始发力撼动它。这个动作，和划桨一模一样。我后来认识一个英国人，是剑桥大学划艇队的，差点就去参加了奥运会，说起这门高尚运动，他很自豪地捋起袖子，给我看他的肱二头肌，丰满光滑简直就像小半个地球仪。我也捋起袖子给他看我的肱二头肌，并不比他逊色多少，把英国人看得很开心，问我玩什么运动。我说，我玩的是锈螺丝。英国人没听明白，以为我说的是Show Rose。

那天我在那个鸟不拉屎的地方拧螺丝，费了九牛二虎的力气，拧下来三个，最后一个螺帽简直像是狗C^AO×，套在那根螺栓上，死也不肯下来。我往肺里吸进去足有两公升的空气，脖子上青筋爆出，四肢肌肉绷紧，上下臼齿磨得嘎吱嘎吱响，最后一发力，嘎嘣一声，我向后倒去，螺栓竟然被我拧断了。

我在地上打了个后滚翻，爬起来，拎着螺栓去找老牛逼，他正在1=作间里陪阿姨嗑瓜子。我把螺栓往桌子上一扔，老牛逼皱着眉头说：“怎么搞的，螺栓断了?”

我说：“我也没办法。它就是断了。”

老牛逼说我是生犊子，干活光凭一股子蛮力，不讲究技术，就会拧断螺栓。

拧断了螺栓是很麻烦的，得用气割枪，把残余的螺栓从基座里割出来，再装上一根新螺栓。此事不用我来做，我只管拧螺丝就可以了。这种意外是很偶然的事情，我卸过两三百个水泵，统共也就碰到了这么一次，但我无论如何想不到，那个水泵阿姨竟然因此把我记住了，还到处散播，“老牛逼新收的徒弟是个生犊子，一上手就把螺栓给拧断了。”其他水泵阿姨听了，也把我给记住了，我去卸水泵的时候，她们就会特地关照我说：“小路啊，拧螺丝的时候当心点啊，别把螺栓给拧断了。”她们凑到我身边看着我拧螺丝，把脸上的雪花膏气味灌进我的鼻孔里，搞得我只想打喷嚏。

把水泵卸下之后，会有农民工用扁担挑着一个新水泵过来，钳．丁=负责把新水泵装上去，农民工就把有故障的水泵挑到钳工班去。水泵有很多种，最重的那一种，得八个农民工才能挑起来。

这样的农民工在厂里被称为“起重工”，这种强体力劳动正式工都不肯干，就找郊区的农民来干。后来郊区的农民也不干了，就找县里的农民来做，再后来，县里的农民也找不到了，厂里的起重工全都成了外省民工。

据说，人老了以后做梦，都是关于往昔的。人老了就没有未来了，即使在梦里也看不到未来。我三十岁的时候经常梦见往昔，拎着一个扳手，迤逦走向厂区深处的泵房，那里有一个阿姨和一台坏掉的水泵在等着我。梦里的我心情平静，一点也不觉得委屈。

我想不起十年前自己是以什么心情去拆那些Show Rose了，我也忘了那些阿姨具体的相貌，四十多岁的女人在我印象中都是差不多的。只有一次，我记忆深刻。那次，我独自去糖精车间拆一个水泵，走进工作间，觉得很诡异。那个阿姨把四平方的丁作间布置成了一间温馨的闺房，有橙黄色的台灯，淡蓝色的布幔，椅子上是米老鼠的坐垫，最恐怖的是，她不知从哪里搬来了一张折叠床!阿姨斜躺在床上，瞄了我一眼，说：“二号水泵坏了，你自己去修吧。”

我把螺丝卸下来之后，又跑进工作间，背对着阿姨打电话，叫起重工来扛水泵。趁这当口，阿姨问我：“你多大了?”我对着电话喊：“喂!喂!起重工吗?你们他妈的怎么还不过来?”墙上挂着一面小镜子，通过镜子我看见阿姨撇着嘴，懒洋洋地翻了个身，不理我了。

我把这事情说给老牛逼听。老牛逼问我：“她长什么样子?”我形容说，浓眉，鬈发，血红嘴唇，还这么斜躺着。老牛逼说，那不叫斜躺，准确的说法是贵妃躺，两腿并拢，把手撑在腮上，如果两腿叉开那就不是贵妃躺了，而是潘金莲躺。我翻着眼珠回忆了一下，说：“腿倒真是并拢的。”

老牛逼说：“那个女人叫阿骚，要离她远一点，她腿并拢的时候还好一点，要是又开了，全厂的男人都顶不住。以后糖精车间的水泵就让魏懿歆去弄吧。”

“魏懿歆会不会出事啊?”

“你放心，阿骚不喜欢结巴男人。舌头短，够不着。”

关于修水泵，还有一些细枝末节可说。

坏掉的水泵挑进钳工班里，被扔在角落，凑个黄道吉日，拆开了统一检修。据我所知，修好的并不多，其实钳工们根本懒得去修它们，每隔几个月，废品仓库的人过来清点一下便全都收走了。

我爸爸有时候会问我：“小路啊，你的水泵修得怎么样了?”我只好糊弄他，“这两天在学修真空泵。”他就对我说一大堆真空泵的工作原理，最后加了一句：“学会修水泵，跑到哪个化工厂都有饭吃。”

有一天，我指着钳工班里大大小小的水泵，对老牛逼说：“师傅，你什么时候教我修水泵?”

老牛逼说：“学这个有什么用?你还是帮我去管自行车摊吧。”

我说：“师傅，你总要教我点什么吧?不然等我满师了，跑出去什么都不会，你也不见得有面子啊。”

老牛逼说：“你修好了水泵义怎么样呢?会给你加奖金吗?”

我说：“不会。”

老牛逼说：“那你修不好水泵又怎么样呢?会把你辞退吗?”

我说：“也不会。”

老牛逼拍了拍我的肩膀说：“所以你还是去帮我看自行车摊吧。”

事隔多年，我想起老牛逼那一身松垮垮的肉，眯着眼睛看水泵的神态，以及他横着走路的样子，我总觉得他像个哲学家。后来我想明白了，一个人干了四十年的钳工，揍过车间主任，修过无数台水泵，既不尊重女人也不尊重知识，他就会变成一个哲学家。

九二年的时候厂里派了几个干部到钳T班来，说是要考我的技术，评职称。钳工的最低级别是二级，再往上是四级，最高八级。干部们问老牛逼，你徒弟能考几级?老牛逼说，四级没问题。我当时吓得冷汗直流，他们要是扔一个水泵给我，除了拧螺丝，我再也不会干别的了。结果，干部们扔给我一坨铁块，说把这个铁块锉成一个立方体，就算我通过四级考核了。我拎起铁块，拿起锉刀，挥汗如雨地干了六个小时，把拳头大的一块生铁锉成了方不方圆不圆麻将牌一样大的东西，干部们捏着这块东西，问老牛逼：“这好像不行吧?”老牛逼说：“你说不行?你看歪卵刨出来的铁片，有几根是直的?”干部听了就说：“算了，反正我们厂的钳工也就是拧拧螺丝而已。通过了!”我暗骂那个干部，C^AO，你早知道拧螺丝就可以，何必让老子锉了六个钟头的铁块呢?

通过了四级考试，我就涨工资了。我曾经对张小尹夸口说，我这辈子也考过四级，不是四级英语，而是四级钳工。这当然是个笑话。我的抽屉里还有四级钳工证书，贴着我的照片，是厂里一个业余摄影师拍的，背景是一块红布，我穿着不蓝不绿的工作服．头发蓬乱，脸色苍白，眼神茫然，一个门牙嵌在下嘴唇上，好像马上就要拉出去枪毙的样子。这种丑态不能怪我，那王八蛋摄影师实在太业余，我屁股还没坐到凳子上，他快门已经按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