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前，我从外地赶回高密东北乡与家人团聚。进了家门，屁股尚未坐稳，父亲好像极平淡地说：“你八叔来信了。”

我站起来。

我们家是八十年前从县城迁到这穷地方来的c据父亲说，我的曾祖父与人打官司输光了家产，不得不搬迁。曾祖父生了三个儿子，我爷爷是老二，爷爷的哥哥——我的大爷爷——就是八叔的父亲。父亲这一辈堂兄弟八个，八叔是大爷爷的独生儿子。八叔十七岁时娶了媳妇，那是一九四六年。第二年，为逃避“土地改革”，大爷爷一家跑到青岛避难，国民党军队撤退了，八叔失踪了。从此就没了音讯四十多年。“文化大革命”中，学校里曾逼着我们交待八叔的下落，我们如何能知道？后来学校里说八叔在台湾当国民党，要我们划清界限。我们谁也说不准这八叔是死还是活，但他的影子却死死地纠缠看我们，让我们不愉快。

母亲曾对我们说过八叔的模样和形状。在我的印象里，他似乎有一张圆圆胖胖的脸，嗓音有点沙哑，头发黄黄，眼儿细细，很和善的样子。在那些遥远冬天的夜晚，母亲在油灯下做针线活儿，院子里响起了“嚓啦嚓啦”的脚步声……

“老八来了，”母亲抬起头，把缝衣针放到头发上蹭着，对就着灯光看闲书的父亲说：“他走路总不抬脚，费鞋的老祖宗。”

父亲眼不离书，说：“大伯今早晨在药铺里说，年前要给老八娶媳妇。”

母亲悄声问：“听说大伯跟亲家母相好？”

父亲厉声道：“胡说什么你！”

一语未了，八叔推门进来，笑眯眯地问：“大哥大嫂，吵架吗？”嘴里说着话，手早伸到母亲背后去摸我大哥的饼干。母亲说：“老八，你羞不羞，就要娶媳妇的人啦，还抢你侄子的干粮！”八叔嘻嘻地笑着，咀嚼着干粮，呼噜呼噜地说：“没抢他的奶子吃算我客气！”母亲脸红着，骂父亲：“你还不掌他的嘴！”父亲说：“嫂嫂小叔子，亲嘴搂脖子！”母亲骂道：“你们兄弟们，没个正经货！”八叔伸手去摸正在睡觉的我大哥的肚子。母亲说：“老八，你安稳坐着行不行？弄醒了他你抱着！”八叔说：“我抱着我抱着。”一边说着，一边伸出手，脱了那双蒲草编成的大鞋，盘腿上了炕。父亲说：“老八，大伯要给你娶媳妇啦！”八叔乐了。母亲说：“看恣得那样，嘴都合不拢了。往后小心着你，再敢油嘴滑舌没正经我就找个人整治你！”八叔说：“她敢！她敢对我扇翅膀，我不打她个皮开肉绽才怪了。”母亲说：“去去去！这才叫‘光棍汉打老婆觅汉打驴’，等俺那仙女般的弟媳妇一来，早像块糖一样化了！”……

“一眨巴眼就是四十三年……”父亲感慨地说。

“信在哪里？”我问。

“在你小姑姑那里，”父亲说，“你别去要着看呵，怕人呐。”

我说：“现在政策变了，不搞阶级斗争了，怕谁呢？”母亲晃着花白的头说：“怕你八婶与盼儿知道呗。”说完了这话，母亲嘴边显出了很多皱纹。

立刻，虽然苍老了但依然清清爽爽的八婶就仿佛站在我的面前了。在她的身后，还站着两个小伙子。一个年纪大些，个头矮小，紫红脸膛，两扇大耳朵，唇边生着稀疏的黄胡髭。他就是盼儿。盼儿究竟是不是八叔的亲骨肉，家族中一直有分歧。母亲说盼儿的相貌虽不像八叔，但那沙哑的嗓音却像。听说大爷爷临终前曾放出口风，说盼儿的小姨在青岛与八叔粘糊过一段，盼儿有可能是八叔的种子。八叔的小姨子是一个紫红脸膛的小个女人。站在八婶身后的另一个小伙子身材高大，方脸阔口，仪表堂堂。最引人注目的是他那两只漂亮的大手。他是八婶的私生子，名字叫熬儿。盼儿和熬儿都已娶妻生子，他们的孩子都姓八叔的姓——“管”。

第二天上午，大哥也从外地赶回家。吃过午饭，母亲说：“看看你们大奶奶去吧，听说她病得不轻。”

大奶奶家住在东胡同里，原有三间旧草房，后来又在西头接上了两间，一圈土墙围成院落。每年夏秋，土墙上爬满扁豆蔓，一串串紫色的扁豆花盛开着。院子里有一棵梧桐树，树下年年必种一架丝瓜。大爷爷在世时，常坐在树下为人切脉诊病，大奶奶则在旁边搓制梧桐子般大小的黑色丸药。

我跟大哥进了屋子，小姑姑跟我们寒暄了几句。她满脸倦容，说话没有往常那般响亮，那般斩钉截铁，那般滔滔不绝。小姑姑是个能干的女人，她从小跟大爷爷学医，现在也算是乡里的名医，求她的人很多。八叔不在，八婶不见容于公婆，搬回娘家村里居住，赡养老人的事儿实际上全落在小姑姑的肩上。

大奶奶闭着眼躺在炕上，面孔有些浮肿。炕前立着一根支架，架上吊着盐水瓶子，小姑姑正给大奶奶滴注。大奶奶不停地移动插着针头的右手，小姑姑侧身坐在炕沿上，攥住大奶奶的手脖子。说心里话，我对大奶奶没有好感。她过日子太抠，非常贪财，不合得给人家吃。八婶就是不堪她的虐待才搬走的。有好几次，我去她家，正碰上吃饭，桌上有肉，见我进来，她立刻把肉碗藏到桌子下去。这些小孩子一样的把戏令家族中人人讨厌她，大爷爷也看不惯她。大爷爷曾对我说：“你们要来看我，你大奶奶就是那种穷贱毛病，一辈子也改不了。”她已经八十多岁，满头银发，躺在炕上熬着她最后的岁月，无论她从前怎么样地伤过我们的心，我们也没有恨她的理由了。她的右手被攥住，便把左手抬到胸前，沿着被子边几摸来摸去。那只生满褐斑的老手宛若一只盲眼的小兽，在嗅着什么味道，仿佛它正在惧怕着什么东西似的。

大奶奶一边摸索着，一边用含糊不清的声音念叨着什么。我们猜到了她的意思。如果真有“心灵感应”之类东西，八叔在台湾一定会心痛吧。毫无疑问，大奶奶是一个非常不幸的母亲。

小姑姑在我们的沉默中红了眼圈，她说：

“你们八叔有信了。”

我说：“听俺爹说了。”

小姑起身，从柜子里摸出信给我们看。信很简短，没有特别的话，信纸里夹着一张彩照，照片上有一个穿西装扎领带脸庞长大的老男人和一个中年肥胖女人——肯定是第二八婶了——与一男一女两个孩子。这个男人与我想象中的八叔相差太远了。

小姑姑眼泪汪汪地说：“你八叔这一辈子不容易……你大爷爷生前算过卦，说你们八叔还在，果然还在呀……你大爷爷一辈子没干过坏事，报应啊……”

小姑姑又给我们说她接到信时浑身都凉了，哭一阵笑一阵。又说把八叔的消息给大奶奶一说，大奶奶把正涮着的碗往锅里一掼——

“放屁，放屁！”大奶奶挥舞着炊帚，脏乎乎的刷锅水淋了小姑姑满脸。她骂了两句，嗓音突然低落，浑浊的老泪涌流着，呢呢喃喃地说，“我没有儿子……一辈子没生过儿子……”

“娘，真是俺哥的信呀！”小姑姑说着，哭着，“您看照片上，俺哥，俺嫂子，这是您孙子，这是您孙女儿……”

大奶奶抬起袖子揉揉眼，把那照片远远地送到光明里，看着看着，擎着照片的胳膊像被利刃斩断的树枝一样折下来，整个人也如同一堵墙向后倒去……

其实是八叔的信要了大奶奶的命。

小姑姑叹息着说：“四十多年，一家人受了多少磨难，最苦命的是我……”

哭够了也说够了，小姑姑用毛巾擦着通红的眼皮，叮嘱我们：“你们八叔有信的事，咱们自家人知道就行了，千万别张扬出去。”

我说：“其实没事，海峡两岸已经开禁，许多老兵都回来探亲了，八叔迟早也要回来。”

大哥踢了我的脚一下，站起来告辞。

走到梧桐树下时，八婶清清爽爽的形象又立刻浮现在我的面前。

八叔的婚礼定在腊月十六日举行。那天果然是个好日子，红太阳冒出来时，树上的白霜闪烁出美丽光彩。亲戚们头天就来了，大爷爷家住不下，就挤到我们家。那时候没有我，大哥刚三岁，穿着新衣新帽，在院子里追麻雀。大哥追赶一会儿麻雀，闻到了从大爷爷家飘出来的熟面条味儿和白菜炒猪肉的味儿，看到了乳白色的水蒸气从大爷爷家门上扑出来，弥漫在早晨清新寒冷的空气里。浑身上下放光彩的八叔跑来了，他招呼亲戚们去吃面条——新婚早晨阖家吃面条，并挟走了我大哥。

大哥说八叔结婚那天早晨，前来吃面条的人足有一个连。大奶奶黑着脸站在锅灶旁边，一副极不高兴的样子。

母亲说大奶奶太抠门儿。儿子结婚的大喜事儿，竞擀了些掺红薯的杂面条儿，煮出来粘粘糊糊，像糨糊一样。如果是穷也罢了，明明有十几石麦子在厢屋里囤着，硬是不舍得给人吃。

大哥是我们这一辈里第一个男孩，全家珍贵着，惯出了他很多小性子。大奶奶端给他一碗杂面条，他耍脾气不吃，哭着要白面条吃。大爷爷正在药铺里跟人喝酒，听到大哥的哭声，便带着三分醉意过来，问了几句，明白了端详，双眼立刻发了绿。他狠狠地瞪了大奶奶一眼，骂一声：“狗食！”然后，撩撩袍子弯下腰，端起一盆杂面条，大步走到猪圈外，隔着土墙，把面条倒进猪圈里。大家都被大爷爷给吓愣了。大爷爷只手提盆进屋，将盆往锅台上一掼，对着大奶奶吼叫：“给我重擀！用白面，用最好的白面！”大奶奶一屁股坐在地上，哇哇地哭起来。大爷爷抄起一根擀面杖冲上去，立刻被人们拉住劝说：“大掌柜的，别发火，别发火。”大爷爷用擀面杖指着大奶奶吼叫：“你给我滚起来，要不我休了你！”大奶奶怔了怔，低声嘟哝着什么，从地上爬起来，拍拍腚上的土，斜眼看看大爷爷，依然嘟哝着，走到面缸前，揭了缸盖，一瓢一瓢，往外舀白面，大奶奶的泪珠儿一串串落下。母亲说她是哭她的白面，不是哭别的。

总算打发了众人的肚子，大奶奶又跑到猪圈里去哭。哭什么？哭那盆杂面条儿。大家又好气又好笑，一旁嘀咕着：天底下怕是找不到这号的娘！

正围着猪圈闹哄着，就听到大街上锣声镗镗响，喇叭唢呐声也悠悠地传过来。有人喊：“来了！”于是大家便不再管大奶奶，一窝蜂拥上街头看热闹。远远地望到两乘轿子——一蓝一红——从街那头颤悠悠地飘过来。轿前有一班吹鼓手吹奏着喜庆乐曲，十几个半大孩子高擎着旗牌伞扇，竟有些威风生出来。走近家门时，队伍移动缓慢，轿夫们都双手抱着肩膀头，脚下踩着四方步，显示潇洒姿态。轿杆颤悠悠，轿子如在水上漂流。八叔自己把轿帘掀起来，看外边的人也让外边的人看他。母亲说八叔穿长袍，戴礼帽，披着红，簪着花，坐在轿子里甜蜜蜜地嬉笑。在街上显摆够了，轿子落在大奶奶家门口。我奶奶和三奶奶死拖硬拽把大奶奶从猪圈里揪出来。大奶奶滚了一身猪屎，浑身散出脏气。我奶奶和三奶奶剥皮般为她脱掉脏衣服，又急匆匆地为她换上几件干净衣裳。

我奶奶和三奶奶把大奶奶架出来准备受新郎新娘礼拜，母亲和四婶把八婶从轿子里搀出来。有调皮男人挤过来挑起裙边看新娘的脚，并喊：“好大脚！”母亲说：“脚大踩四方！”人群中发出哄笑。大哥说他看到八婶腰间悬挂着一面铜镜，闪闪发光，不知有何讲究。后来才知道这叫作“照妖（腰）镜”，是连同轿子一块赁来，用过即还给人家。

拜天地时，八叔花拳绣腿，好像故意出洋相，逗得人们捂着肚皮笑。拜过天地又拜高堂，大爷爷端坐受礼，满脸威风，一副大人物气派。大奶奶侧着脸，把嘴咕嘟老长，好不高兴的模样。母亲说八婶身上发散着一股甜丝丝的香气，好像新蒸出来的白面馒头。因为这味道，使母亲对八婶充满了好感。母亲感到八婶的手凉森森的，暗暗思忖是什么原因使新人的手这般凉。繁琐的礼节终于进行完毕，母亲和四婶把八婶领到洞房上了炕，盖头红布也在这时揭了。母亲说揭开盖头红布时她吃了一惊。八婶粉红脸皮，细长眉毛，一双漆黑单眼皮儿大眼睛，嘴巴很大，两个嘴角上翘，弯勾月儿样，唇色鲜红，肥肥的。母亲说八婶五官单独看都不是标准的美人零件，但搭配在她那张脸上，却生出别样的雅致别样的光彩。八婶是真正的细高挑儿身材，到老也不见臃肿。她说起话来轻言曼语，脾气温顺，一点也不张狂。八婶在炕上坐定后，大奶奶拉着一张长脸，端上来一张红漆木盘，紧接着上来茶水和点心，点心存放时间太久，有一股霉味儿。母亲说大奶奶一进来，八婶的手指就不知该弯着还是直着，好不自然的样子，大奶奶却恶狠狠地盯着儿媳的脸，好像有深仇大恨。八叔鬼鬼祟祟探进头来，被母亲轰了出去。下边锅灶里不停地烧着火，炕热得烙人。八婶坐的炕头尤其热，母亲看到她不停地挪动屁股，便说：“妹妹，垫上条被子吧。”

八婶点头，表示同意母亲的建议。她刚要欠起身来，就听到炕席下一声巨响。八婶从炕头蹦起来，粉脸灰白，挂着清汗珠儿。洞房里硝烟弥漫，母亲和四婶也惊得张嘴结舌。新炕席崩破了一个洞。八婶的屁股也受了点伤。外屋的女眷们闻声赶来，经研究，爆炸物系一外裹牛皮纸、内装黄色炸药和碎玻璃的纸炸炮，一摔、一挤、一压都会响，过年时孩子们摔着玩。按习惯，新媳妇的新炕由大伯子来铺，八婶的炕是父亲铺的。大奶奶一看崭新的炕席被炸破，怒火冲上头。在炕下跳着高儿骂我父亲坏了良心。大伯子不能进入弟媳的房子，父亲站在窗户外大声分辩着。父亲说也许是小孩子把炸炮扔到草垛上，他拉草铺炕时带了进来。大奶奶不依不饶，一口咬定是父亲存心使奸行坏。最后还是大爷爷来为父亲解了围，大爷爷说有点响声比没有响声吉利。母亲说她心如乱麻，仿佛看到了这家人七零八落的下场。

几十年后，八婶苦笑着对父亲说：“大哥哟，你也是个好样的，往兄弟媳妇炕头上埋炸弹！”

父亲也苦笑着说：“本来是想跟老八开个玩笑的，没想到闹出了大乱子！”

母亲说八婶结婚第二天早晨，大奶奶就从鸡窝口搬来一块捶布石，放在八婶炕前，又拎来一把铁锤，端来一盆沾着点红肉星星的猪骨头，冷冷地说：“闲着也是闲着，找点活儿给你干。把这些猪骨头砸成泥，搓萝卜丸子吃。”母亲说大奶奶太刻薄了，新媳妇三日不出洞房不下灶是老辈子传下来的规矩，在她手里竟改了。人家穿着一身绫罗绸缎，你让干点别的也好，可竞让砸肉骨头！母亲和众妯娌去看八婶，一撩门帘，就看到八婶在屋子里边砸骨头边流眼泪，溅起的骨头渣子把她的新衣服都弄脏了。

大奶奶病情日渐沉重，看情形是挨不过春节了。八婶早就赶来，在床前日夜守候着。

腊月二十三日，盼儿开着一辆拖拉机来了，说是来接八婶回去“辞灶”。因为大奶奶家那条胡同很狭窄，无法掉转，他便把拖拉机停在我家门口。停车后先到我家，见到我和大哥，他很亲热地笑起来。我以“哥”称呼他，但心里略感别扭。他穿着一件皮大衣，戴着一顶狗皮帽子，手上满是冻疮却没戴手套。

他从大衣口袋里摸出一瓶白酒，说是送给父亲过年喝。父亲推辞着，但还是接了。坐在炕沿上，他抽着烟，雪白的烟卷儿与他乌黑的手形成鲜明的对照。每年春节，他都跟着八婶回来上坟祭祖，一般是年除夕下午来，初二晚上发完“马子”赶回去，年年如此，从不耽搁。可以想象愈老愈古怪的大奶奶如何对待他们，但他们依然来。

我曾经对父亲说，要是我决不来！图什么？父亲叹息道：还不是为了找个归宿，让外边人看着，知道他们是咱老管家的人，要不两个孩子不就成了野种？我说野种又有什么不好！父亲说：事情不是那么简单，你八婶是个有心计的人。

盼儿闷闷地抽着烟。大家都感到压抑。父亲长叹一声，说：“盼儿，我对你说了吧，你爹有信了。”

闷了半天，盼儿说：“我早就听到风声了，小姑姑也是看差了秤，包着盖着干什么！没有爹我也活了四十多岁。难道下半辈子没有爹我就活不下去了？俺奶奶怎样对待俺娘们，你们也都看到了，都是俺娘痴心，不是为着她，我来这儿干什么？为了那两碗不成不淡的烂饺子？大伯，您得为俺娘争公道！”

说完，盼儿起身去东胡同看大奶奶，我和大哥把他送到门口，大哥责怪他不戴手套，他笑着说：“越捂越冻。”

腊月二十八日下午，大奶奶喘完了最后一口气。父亲和几位叔叔以及我们兄弟都去看大奶奶的遗容。她笔直地躺在炕上，身穿明晃晃的寿衣，脸上蒙着一张黄裱纸，屋子里的味道非常难闻。小姑姑和大姑姑——大奶奶的大女儿——拍打着膝盖嚎哭。大姑夫也来了，倚着门框站着，眼皮飞快地眨巴，一脸的狡猾表情。八婶满脸泪痕，坐在灶前烧水。盼儿和熬儿站在院子里，听着屋里的动静。

父亲与叔叔们商量着大奶奶的后事，选择墓地啦，准备寿材啦，筹办酒席啦，等等事项，都安排了专人负责。最后，在让谁为大奶奶“摔瓦”的事上发生了争执。八叔不在，此事应由盼儿做，几年前大爷爷的瓦也是盼儿摔的，但大姑姑不同意。

父亲有些恼火，问大姑姑：“盼儿不摔谁摔？他是长孙！”

大姑姑撇着嘴说：“他是谁家的长孙？我们家没有他这个长孙！”

父亲生了气，眉毛吓人地抖动着，厉声说：“大伯去世时，也是盼儿摔的瓦！那时你们怎么没意见？”

大姑夫不阴不阳地说：“此一时彼一时也。”

父亲怒吼：“你姓什么？你姓黄！我们老管家的事你插什么嘴？”

大姑父满脸赤红，背过脸去抽烟。

盼儿说：“大伯，您别为我争，这片瓦，谁摔也行！”

八婶一改往常姿态，大声呵斥盼儿：“小孩子家，插什么嘴！一切听你大伯安排。”

两位姑姑也不再言语，只是把嗓门提高了些，一边嚎一边叫：“爹呀，娘呀，怎么不等俺哥回来就走了……”

八婶突然大放了悲声。我第一次看到八婶失态大哭。

腊月二十九日，阖族戴孝，为大奶奶送葬。

天下着小雪，刮着尖溜溜的小北风，非常冷。抬出棺材后，披麻戴孝的人们在棺材后排成拖拖拉拉的一队。大路两边站着看出殡的人群。街当中点着一个火堆。燃烧着大奶奶枕头里的谷糖，暗红色的软弱火苗上，盘旋着几缕乌黑的烟。我们嗅到了一股刺鼻的气味。队伍的最前头，行走着王家大叔，他充任“司事爷”，擎着一支招魂幡引路，幡竿上的白色纸条在寒风中索哕哕地响着。我和大哥搀着盼儿，走在棺材前。盼儿身披重孝，右手持一根柳木哀杖，左手拎着一个新瓦盆，他没有哭。在王大爷的引导下，我们架着盼儿走到火堆前。火堆前摆着一块青砖。在女眷们唱歌一般的哭声里，盼儿举起瓦盆，对准青砖摔下去——瓦盆摔不破不吉利——因此才放了青砖——很少发生摔不破的情况——盼儿似乎很用了力气，但那青灰色的瓦盆却从青砖上蹦起来，在空中翻了几个筋斗，竞完整无损地落在地上。我看到盼儿脸上出现了痴痴迷迷的神情。王大爷敏捷地转回头来，对着我们挤鼻子弄眼扮怪相。我茫然失措，旁顾大哥，大哥麻木不仁。忽听到王大爷压低嗓音说：“踩！踩！踩破它！”我抬脚去踩瓦盆时，大哥脚跺在了我的脚上。瓦盆破了。毫不费力它就碎成了若干片，但盼儿在青砖上却没摔碎它。

墓地离村庄不远，一会儿就到了。大爷爷的墓已被启开，贴着那具尚未腐烂的棺材又凿出了一个大窟窿，大奶奶将与大爷爷地下相会。哭丧的人都散在墓穴四周，大睁着眼，看着十几个男人小心翼翼地把大奶奶的棺材往墓穴里放。天气寒冷，人手半僵，吊棺材的绳子上结着滑溜溜的冰，所以尽管小心翼翼，大奶奶的棺材还是很沉重地跌进了墓穴。棺材带下去的冻土把安放在墓穴里的豆油灯砸翻了。

大姑姑嚎哭起来：“娘哇，娘哇，跌坏你的骨头啦……”一边哭着，一边装腔作势地要往墓穴里跳。几位女亲眷拽着胳膊把她拉到一边去。王大爷一挥手，冻得鼻子通红的男人们便匆忙铲起冻土，扔下墓穴去。大奶奶的棺材在冻土的打击下发出空空洞洞的响声。

回来的路上，人们都缩着脖子，侧着脸，不敢面对那小刀子般的东北风。八婶与她的两个儿子和抱着孩子的儿媳妇走在一起。当所有的人都为躲避寒冷匆匆走动时，八婶一家人簇成一团，缓缓地行走，寒风挟着雪粒儿，啪啪地抽打着他们的面颊。

傍晚时，雪愈下愈大，我们劝八婶留一夜，她执意要走。于是，我们看到她一家人互相拉扯着翻过河堤，被纷飞的雪团模糊了身影。夜里十点钟，我们一家人围着火炉，听父亲和母亲杂乱无章地讲述着家族中的往事。母亲说八叔失踪后，大爷爷被民兵从青岛抓回来，关压在乡政府里。八婶提着竹篮子一天三次送饭。大爷爷关了三个月，八婶送了三个月。于是大家都认为八婶是好样的，她理应受到家族的尊重而不是歧视。正说着话，就听着大门被拍得暴响，大家都有些吃惊。

我出去开了大门，一个人踉踉跄跄扑进来。随后，两根黄黄的手电筒光芒照出了一片世界，雪花在光里飞舞着，犹如翩翩飞蛾。持手电的是盼儿和熬儿，八婶已经走进屋里来了。

八婶指着盼儿骂：“这鳖蛋，他爹有信了也不早跟我说！”

她的真情实意令人感动。没掸净的雪花儿在她头发上融成亮晶晶的水珠儿，灯光里八婶的上翘嘴角已经变成了下垂的月牙儿了。

她说：“大哥，你陪我去找他小姑姑，让我看看他爹的信和照片。”

父亲想了想，对我和大哥说：“你们陪着八婶去吧，劝劝你小姑姑。”

好不容易才让小姑姑开了门。屋里灯光明亮，照着大姑姑那张酷肖大奶奶的脸和大姑夫那张猥琐的脸。他们用敌意的目光看着我们。桌子上，有两大捆黄色的线装书，我知道这是大爷爷的医书，而且我还知道这两捆书将被贪啬成性的大姑夫提走。

八婶开门见山地说：“他小姑，把你哥的照片拿给我看看。”

小姑姑不满地瞟了我们一眼，冷冷地说：“没有！”

八婶的身体晃了一下，两个嘴角抖颤起来。

盼儿说：“娘，回去吧！什么宝贝物似的，我没有爹！”

八婶扇了盼儿一巴掌，骂道：“畜生！”

盼儿捂着脸嚷起来：“你有点志气好不好？俺爹不是好东西，他在外边穿西装扎领带娶老婆生孩子，早把你忘了！你痴心！”

八婶尖利声叫着：“我就是痴心！男人娶小老婆古来就有，她为小，我为大！”

我和大哥把盼儿拉开了。

八婶说：“他小姑，咱姑嫂俩也混了四十多年了，你说我什么地方失过礼？爹生日孩儿满月，婚丧嫁娶，打墙盖屋，我没落漏过一次，我生是老管家的人死是老管家的鬼，走到天边你哥也是我的男人！”

大姑姑冷冷一笑，说：“好一节妇烈女，该给你树块牌坊了！”她指着熬儿问：你说，“他是哪来的？”

八婶脸色煞白，泪水在眼里打转儿。

八婶呜咽着说：“我是有错处……但你们想想：他爹走时我才十九岁！后来又背上了地主分子帽子……要吃，要活……我是没法子……”

大哥说：“小姑，小姑，八叔不容易，八婶也不容易，大家都活得不容易，到了今日，都该宽容。八婶没改嫁，从法律上讲她依然是八叔的妻子，所以，八婶的要求不过分。”

小姑姑犹豫了一下，说：“给你看可以，但不准你和盼儿写信要美元！”

八婶激动地说：“妹妹，你放心，有朝一日你哥回来，送给我万两黄金我也不要！我只要他这个人。”

“那好，”小姑姑说，“你红嘴白牙发了誓，大家都听清楚了。”

小姑姑把信拿出来，递给八婶。

八婶接过信，那张苍老的大嘴难看地歪斜着。照片捧在八婶手里时，那张信笺像一片大雪花落了地。窗户上的纸被雪片打得嚓嚓响着，夜愈深了。好久，八婶挺直了腰，把照片还给小姑姑，用袄袖子擦擦眼，转身对盼儿说：“走吧，回家去，熬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