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女人竟十分善解人意，推开茅坑的隔门，递给她一张印满人脸的纸。纸的背后还有石灰，是刚从墙上撕下来的。人脸上画着红叉，对着自己的终极下场目瞪口呆。她但凡有一点办法，绝不会把这样带脸的纸做那样的用途。

等她头重脚轻地走出厕所，两个戴口罩的人朝她走来。她蹲在茅坑上的时间足够那个女人推测她是怎么回事了。那女人用多鹤完全不懂的话对戴口罩的人大声说着，一边指着多鹤。两个人走近了，才能看出男女。他们中的男人用音调奇怪的中国话说多鹤病得不轻，得跟他走。他们中的女人说车站医疗室不远，走几步就到。

两人的眼睛在大口罩上面微笑。多鹤发现自己已经开始跟他们走了。

医疗室的长椅上躺着哼哼唧唧的男人女人，还有两人躺在白色带轮子的床上。多鹤被带进来，戴口罩的女人对一个躺着的男人说了句什么。男人缩起腿，戴口罩的女人让多鹤坐在刚刚搁过男人赤脚的地方。多鹤刚坐下，那男人的脚又回来了，她只好坐在地上。

戴口罩的女人从里屋拿来一根体温计，放在多鹤嘴里。这根体温计让多鹤安全起来。她到张家这些年，每次发烧，体温计就是一个手掌。小环或张俭的（过去是张站长或二孩妈的）手掌在她额头上按一按，体温就测出来了。自从离开代浪村，她的嘴还是第一次接触这冰凉的易碎的玻璃棍，她闭上眼，醉在那微辣的酒精气味里：那气味就是她对于铃木医生的记忆。戴口罩的男人这时走出来，翻开多鹤的眼皮，仔细地看，手指也像铃木医生那么轻盈灵巧。

根据体温计的测量结果，她的体温不高，基本正常。戴口罩的女人是个护士，这时走上来，说是要抽血。她一边在多鹤胳膊上擦酒精、系胶皮管、扎针头，一边用她那一口总有点偏差的中国话告诉多鹤，正在流行的血吸虫病很厉害，从东边来的火车总会带来几个病重的。

多鹤对他们的话不全懂，但猜出此地正流行某种可怕的疾病。她问护士什么叫血吸虫。

护士看着她，好像没听懂。

她想她的话有那么难懂吗？她会不会把句子讲颠倒了？她硬硬头皮又问了一次，这次换了一种句法。

护士反问她是哪里人。

多鹤不讲话了。

护士抽了血，拿了一个硬皮夹子，上面铺着一张表格。她说这是病历，必须填写。要填的项目有：姓名、住址、家庭成员、婚姻状况……多鹤拿起笔，又放下。不知为什么，她哭起来。填什么也不准确。代浪村的家是多鹤唯一记住的住址。代浪村的人走上逃亡血路，从那一刻起，这些项目就没法填了。从那颗手榴弹落在妈妈、弟弟、妹妹身边之后，她怎么填写"家庭成员"？从张俭把她丢弃在江边礁石上，从她的乳房因为没人吮吸而胀成两只铁球，从她断了跟丫头之间的私密对话，她两臂间空着大孩二孩的位置，"家庭成员"四个字成了她最不想去读、最不愿去理解的四个字--四个中国、日本共用的字。

女护士先站在她身边看她哭，过一会儿，她蹲下来，想从她两只捧住脸的手缝里找她的眼睛。再过一会儿，男医生来了，问她到底怎么了。

躺在椅子上、床上的五个病人全停下了哼唧，听她哭。

她哭得气也喘不上来，几次噎住了，一点声音也没有，医生和护士以为她哭完了，刚开口问她"家住哪里，有证件吗"？她一口气捯过来，疏通开，又接着哭下去。哭得她浑身筋骨疏开又抽紧，男医生两只焦虑颠动的脚，在她泪水淹没的视野里，成了一对不可认识的异物。

她哭尽了最后一把力气，靠在椅子腿上。医生和护士小声嘀咕她什么，她不在乎，在乎她也听不懂。他们之间讲的话跟这里人一样，冒出许多陌生的滑音，完全不同于张俭和小环的中国话。

他们改用先前的语言同她谈话：家里出了什么事？家里还有人吗？碰到坏人了？她的样子让他们怀疑她遭受了人身袭击。她是死里逃生逃出来的吗？她一定受了太大的刺激，他们理解她--谁受了过度的刺激都一时不愿开口。

他们给她打了一针，等他们拔出针头，两个戴口罩的人影在她眼前已经一层虚光，再一眨眼，他们跟灯光不太亮的空间混成了一片灰白色。

她醒来已是早晨。两个乳房把她胀醒了。她看看周围，发现她已经不在原先那间医疗室，而在一间病房里。窗外在下雨，病房还有三张空床，她不明白她为什么享受单间的特权。身上的衣服被换过了，现在是一身不分男女、印着红十字和某某医院字号的衣裤。她的花连衣裙被团在对面空床上、她想到那五元钱，她不知五块钱到底是多大一笔财产，但那是她眼下仅有的财产。

五块钱竟然还在那个带荷叶边的布包里，和裙子一样带着黏稠的潮润和西瓜的馊味。她把五块钱和连衣裙都塞到自己枕头下。

似乎是她的动作引来一个人。那人穿白色制服，戴领章。她想起了：是警察。警察她是见过的，过年过节到居民楼来，站在楼下，跟趴在公共阳台上的家属孩子们讲"提高警惕，防止敌人趁机破坏，看见可疑的人陌生的人要及时报告"。

这个警察二十多岁，一边打量她一边把手里的硬壳帽戴到头上。他问她是不是好一点。他的话又跟那个男医生和那个女护士不同，又是一种音调。因此他讲到第三遍时她才点点头，接着给他鞠了躬。

"你暂时先养病吧，啊？"警察说。

这回他讲到第二遍她就点头了，点完头她又鞠一躬。

"不要那么客气。"警察皱起眉头，有点嫌烦的意思，同时他做了个手势。她是先懂他的表情和手势的：他嫌她鞠躬鞠多了。"等你病好了，我们再谈。"

然后警察又做了个手势，请她躺回床上，他自己出去了。她躺在床上，看着急需粉刷的天花板，想警察到底是友善还是敌意。似乎都不是，似乎兼而有之。天花板上一条条细细的裂纹，有的地方石膏蜕皮了。警察和她谈完话会拿她怎么办？

为什么会是一个警察？是一个常常到楼下宣讲"看见可疑的人、陌生的人要及时报告"的警察？那么，就是昨天的男医生和女护士给她打了安眠针之后向警察报告了。她是一个可疑的人。难怪她单独住一间病房。可疑的人威胁正常人的安全。

一个年纪很轻的护士推着小车进来，从屋角拉过一根铁架子，又从车上拿起一瓶药水，走到床尾，大眼睛愣了几秒钟，再回到药水瓶上。她在多鹤手臂上极其认真地扎了三四个眼，终于成功地扎了进去。两个小时后，输液结束了，多鹤爬到床尾，看到那里挂了一个牌子：姓名：？性别：女，年龄：？籍贯：？病因：急性胃肠炎。

这是一个充满疑问的病人。这个病人给看起来了。门外的警察有枪吗？可疑的病人一旦出了这个门，沿着走廊飞奔时，一颗子弹就会把她撂倒在光滑的水磨石地上吗？这条走廊有七八米长，从小护士推车走来的声音，能大致测出它的长度。上厕所呢？就在床下便盆里解决。不行，不习惯便盆，必须去厕所。习惯不习惯，由不得你！

可疑的人或许连最不可疑的生理要求也显得可疑。从窗子看出去，白杨树的高度让她明白病房在二楼。

她悄悄地下床，眼睛同时搜索她的鞋子。那是一双凉鞋，鞋面是用白布自制的，在鞋匠铺上了轮胎底，走路一点声响也没有。可是它们不见了。可疑的病人一旦没了鞋就更好看守了。

她抖开一团馊臭的连衣裙，飞快地换下身上的病员服，再一次摸摸小包里的钞票。

最难的是悄无声响地打开玻璃窗，甚至难以跃到白杨树上再顺着树干溜下去--多鹤两只微微内翻的脚掌走路不理想，但擅长上树。代浪村村委会门口有四根木杆供孩子们爬，多鹤常常能赢男孩子们。这楼房老旧，木头都变了形，开窗时窗子和窗框少不了扯皮，弄出很大的响动。

但这扇油漆龟裂的窗子是唯一的出口，通向丫头、大孩、二孩的唯一出路。她的手沿着窗子和窗框接缝的地方轻轻推动，让窗扇一点点从窗框松动开来。然后她站到了床头柜上，握着窗把手，用力往上提，同时用全身重量控制着它，把它的响动压在身体分量下。窗子被推开了。声响在她的知觉里如同打雷。她站在床头柜上，回头瞪着门，门一动不动。门外悄无声息。或许她并没有弄出任何响动。她的脚心已经踏到砖砌的窗台。再一步，她就正面对着那棵白杨树了。

一步能不能跃到树干上？树杈够结实吗？她来不及想得太周全了，就是朝死亡里跳，她也得跳。

她从树上下滑时，一个戴大白围裙、挑两个大桶的女人看着她。她从她面前跑过去，女人往后猛一退，把挑着的两大桶泔水泼了出来。她那么一退是怕她的意思，多鹤一边跑一边想。原来可疑的人是让正常人怕的，也许她在那女人眼里是个女疯子。

多鹤在雨里跑着，东南西北对她都毫无意义。她唯一的方向就是远离那所医院。街边停了一排黄包车，车夫们从车篷缝隙里露出脸，看着她这个披头散发、赤着双脚的女人匆匆走过，谁也不敢揽她的生意。

一个阴暗的杂货铺里点着一盏煤油灯。她跨进去，铺主从柜台后面直起腰，对她说了一句她听不懂的话。语言客气，眼睛不客气地告诉她，他没把她当正常人。她要纸，要笔。纸和笔来了。她写下长江南岸的那座小城的名字。铺主摇摇头。她又写下：我去。铺主活了五十多岁，从来没和人打过如此古怪的交道。他还是摇头。

多鹤指指柜台里一块酥饼。铺主立刻照办，把酥饼取出，放进一个报纸口袋，抬起头，一张快沤烂了的五块钱放在柜台上。铺主从一个铁皮盒子里数出大大小小许多钞票，又一张一张放在她面前，放一张，他嘴里出来一个她不懂的词。但她知道他一定在念数字。一张钞票上印着"2"，两张印着"1"，剩下的是一堆小钞票，各种数字都有。算了算，这块饼花去了五分钱。就是说，她这笔财富是不小的。

她想，这下铺主会回答她的提问了，她和他成交了一小笔买卖。她指指那座城市的名字，又指指"我去"，铺主还是摇头，同时扬开嗓门，仰起脸，叫了一声。多鹤听见有人在某处应答。天花板开了个洞，露出一张少年的脸，对铺主说了几句多鹤不懂的话，又对多鹤说，那座城市远得很，要坐轮船！天花板上的洞封上了。

铺主重复：坐轮船！他这回的话也好懂些，讲到第二遍多鹤就使劲点头。

多鹤想，明明不是轮船把她和西瓜带到此地的。她又在纸上写：火车？铺主跟天花板上面的男孩大声商量一阵，都认为火车也行。

铺主为多鹤截了一辆黄包车。半个小时之后，黄包车停在火车站门口。多鹤算了一下，一块偌大的酥饼值五分钱，那么一个车夫一天应该能挣二十个酥饼，给他十个酥饼的钱，应该是体面的车费了。果然，车夫接过三角钱时给她一个满口乱牙的笑容。

当她把大大小小的钞票一块从售票小窗洞递进去时，一个女子的声音说她的钱不够。

她把自己的脸挤在小窗洞上，她觉得她没听懂，这样凑近能看见售票女子的一截脖子半截脸蛋，似乎离理解就近多了。那女子问她买不买呀？不买让后面的人买。

"我买！"她讲中国话头一次这样粗声大气。

"你钱不够！"售票的女子脸露出来了，但是横过来的。

"为啥？！"她问。她声音更粗大，把"啥"说成了"哈"，这是她向张家人学得最好的一句话。她实际上是说，为什么我不能回我家？！为什么我不能回到我的女儿、儿子那儿去？！为什么我两个奶胀得要炸而我的孩子们在闹饥荒？！

这就使多鹤的"为哈"听上去充满蛮横不讲理的爆发力。不论为什么她都要去马鞍山，不论为什么她都得有一张火车票。

"为啥？！"那张横放在洞口的女子面孔消失了。"咔嗒"一声，整个窗子大开，女子正襟危坐，手指划拉一下，"问问你后面的群众，为啥？差一多半钱呢！会看票价表吗？票价是国家定的！你不是中国人呀！"看热闹的人群大起来。一双赤脚、一头散乱肮脏的长头发、一件泡了西瓜汁又泡了雨的花裙，使人群和多鹤之间的距离也大起来。

一个小孩大声问了句什么，人们哄地一笑。多鹤被那句"你不是中国人呀"提醒了，她打算破开这道人墙。趁她转身，那个小孩一步蹿上来，从后面揪了一把她的长发，高兴地尖叫着跑开。她走了几步，那只孩子的手又揪一把她的头发，又是高兴地尖叫，往回跑去。就这样，她走着，他揪着。最终她赢了：她的毫不反应让孩子败了玩兴。

她在候车大厅里买到一张全国铁路图。在上面她找到了长江，找到了她眼下所在的武昌，不久，她的食指尖停在那座长江南岸的小城。她和西瓜们是兜了怎样的圈子，才到达这里的？那城市和武昌其实是同一条长江相串联的呀！

有了这张图她可以回到丫头、大孩、二孩身边去了。她走也得走回去。两个儿子没有奶吃，她爬也要爬回去。她在火车站附近的商店买了一双鞋，最便宜的一种，花了一块多钱。她还需要一把伞，但她实在下不了手花那一块多钱了。

她在候车室的长椅上睡了一会儿。天黑下来，她沿着铁路线走着，向东走。雨小了，风却很冷，楼房电线杆从稠到稀再到消失。她走进了一座小站。不一会儿，一辆货车停靠下来，她爬上去，发现车上装的是木头。货车每经过一个站，她就盯紧站名，再借着站上的灯光对照铁路图上的名字。

半夜她从拉木头的车上跳下来，因为那趟车从此分岔。她在一个小站外面等候下一趟货车，但没有任何一趟车在小站停靠。

小站没有候车室，只有一圈木栅栏加一个棚子。她在棚子下的长椅上睡下来。太阳刚升起，远处的田野和农舍在绿中透蓝的山下非常宁静，连苍蝇的嗡嘤也是这宁静的一部分。苍蝇渐渐多了，把地上一块甜瓜皮落成黑绿色。侧卧的多鹤看着一道道炊烟，水田里的天空、山影，目光虚一些，景色就熟识一些。多鹤自从离开了代浪村就总是在找和代浪村相似的东西。现在远处的村景和代浪村相似，还有九月雨后的太阳。因此多鹤就熟睡在苍蝇嗡嘤的九月里。

她一睡睡了十多个小时，醒来忘了自己为什么会在这样一个小火车站的棚子里。她也不知道自己睡着时，身上除了落过苍蝇还落过什么。

直到第四天，她才爬上一趟运化肥的货车，但两小时后就被人发现了。在审问中她明白化肥值钱，因此常有人扒车偷化肥。她从审问者的眼睛里看出自己是多么可疑。她已经发现她越说话疑团越大，因此她随他们去自问自答、大发脾气。渐渐地，她看见自己在对方眼里不再是可疑的，而是残废的，又聋又哑又疯。

从那以后她不再冒险扒火车。一根枕木、一根枕木地走回去，会安全得多，也安宁得多。沿着铁路线的车站她都歇过脚，有时雨大了，她就住下来。车站真是好地方，总有容她睡觉的长椅，有便宜的饭食，有匆忙过往的旅客，对她的可疑刚有警觉和兴趣，已经和她错过去。但尽管她每天只吃一顿饭，口袋还是渐渐空了。最后的一段路她吃的是生玉米、生红薯，总之她得手偷着什么，就吃什么。

她从来没有注意连衣裙是什么时候扯烂的，鞋子是什么时候穿飞的，那便宜鞋子有足够的理由那么便宜：布鞋底被作了弊，里面是硬壳纸。她只注意到自己的胸一天天没了分量，没了原先的圆润。她走得疯了一样，这一对没了分量的乳房是怎么了？它们在干枯吗？她最终把两个干枯的乳房给她饥饿的孩子们吗？就像所有代浪村的母亲们，干枯龟裂的乳头不再能堵住孩子们的哭喊。

完全不像多鹤预料的那样：她在一模一样的楼群里迷了路。一律的红墙白阳台，她却毫不彷徨地朝着其中一幢走去。她成了一条母狗，被那股神秘的气息牵引着，走向她的儿女们。

她抱起两个尿臊刺鼻的儿子，却发现自己早已没有奶水。她左边的乳头一阵钻心疼痛：二孩居然咬了她一口！她的骨肉被这两个中国人离间了。代浪村的人都说中国人一肚子鬼，果真如此。一双手上来，把二孩抱走，是张俭的手。一个声音赔着小心，告诉她俩儿子已经习惯吃粥吃烂面条了，不也长得不错？一两肉都没掉。也是张俭的声音。什么意思？是说没有了母亲和乳汁，没有了天条规定的成长环节，儿子也照样活，照样长得不错？他们有没有真正的母亲都两可。

一转眼，她和张俭撕扯上了。她吊在张俭宽大的肩上，一只拳头胡乱捶在他头上、腮上、眼睛上，脚也生出爪子来，在张俭小腿上拼命地抓。

张俭抱着二孩，怕孩子挨打，赶紧撤到大屋里。多鹤整个身体抵在门上，不让门关严。她和他一个门里一个门外，相持了几分钟，多鹤突然一闪身，门"嗵"地大开，张俭栽到了门外。

多鹤放弃了。她突然觉得这种讨伐太卑琐。

五百多个崎户村村民是好样的，几代同堂地死。几代同堂的血流成一股，浓厚程度可以想象。它拱出石缝，结成一个球，比父亲喝清酒的酒杯还大。血球颤巍巍，有着那种固体和液体之间的东西特有的柔嫩，一触即溶。第一线阳光从两座山坡之间的垭岔里伸出来，那也是柔嫩至极的阳光。光亮照进血球，光和血球都抖了一下。那令人惊悚的美丽只是一眨眼工夫，然后，太阳就从山垭岔里整个地出来了，已经不再柔嫩。几个收尸的村长走过去，他们中的谁踩在血球上--它并不像它看上去那么一触即溶，它冻结了。那些脚移开，它依然圆润光洁，看上去已经有了历史，就是琥珀、玛瑙形成所需要的一段长长的历史。

这时，二十五岁的多鹤松开了抓着张俭的手，眼睛睁得老大，但眼光却很虚惶。

她多鹤用得着这样和他扭打吗？她不声不响就能让他明白什么都来不及了。

千惠子朝她的一岁的儿子伏下身，长而密的头发盖下来，母子俩被盖得风雨不透。母亲饿得又细又薄的身体对折起来……不是对折，是盘卷成一个螺蛳壳，把她的心头肉盘卷在里面。对孩子疼爱得不知如何是好，才会有这个动作。那螺蛳壳越绞越紧，一岁男孩的哭声越来越轻，被封在了壳内。千惠子的两个肩胛骨吓人地耸起，突然静止住。就在这个时候，孩子的哭声断了。螺蛳壳碎裂开来，冒出一张如释重负的脸。她替儿子在所有不堪的下场中选了个最好的：让赐予他生命的人索走他的生命，这多少也是一种圆满。逃难队伍中所有的母亲刹那间都开了窍,随即也都如释重负了。她们至少能使孩子们的苦难不再恶化，她们能够在孩子们所遭受的疲惫、惊恐、饥饿上划一道界限。千惠子两个虎口锁定在一岁男孩的脖子上，把一切未知的苦难变成了已知--对于他们的处境，未知本身所给予的折磨远远大过惊恐、疲惫、饥饿。披头散发的千惠子并没有疯，她开始追逐她的女儿，张着她柔软的怀抱和两个铁硬的虎口，一心想让三岁的女孩久美早一点进入她永恒的呵护。跟在千惠子后面的女人们不再追逐她。一个个年轻的母亲扶着树干，蓬头垢面、衣衫飘零，想着千惠子教给他们的最后一种母爱，又上了路，高高的山毛榉枝叶间透着风、月光和一两声夜猫子的啼叫。

不声不响的杀婴就这样开始了……

一只手把她拉进厕所。是朱小环的手，红润如她的脸蛋，也带酒窝。小环说着什么多鹤没有去听，只看着那双红润带笑的手把一桶热水倾倒在木澡盆里。接下去，事情不对了，小环很家常地讲起丫头的事来，"回头你看见她，可得好好表扬她，啊？功课门门一码的一百分，老师还在一百分旁边画了五角星……就是手工课不行，让她拿纸剪个猫，她拿回家来，全让我给她剪！"说着她把手里的丝瓜筋蘸了热水和肥皂，狠狠搓到她脊背上，把她搓得东倒西歪，坐都坐不稳，背后的皮肉被搓得起了燎泡似的疼，但她疼得舒服极了，疼得好美。

"……知道大孩有多坏吗？"小环用力用得话也说不连贯，"……小子可坏了……躺那儿会玩自个儿的小鸡鸡……抱他俩出去，一见邻居家晒的干虾米，二孩这小子抓了就往嘴里搁，你说他咋知道那干虾米是吃的？我记得你怀他俩的时候，就特别馋虾米。这孩子神不神？把他娘爱吃的都记住了……"

多鹤脱口插话，说她自己小时候就爱吃外婆做的干虾米。

她很意外，自己怎么跟小环搭起话来了：她明明在做和孩子们同归于尽的打算呀！这时小环把她从水里扯起来，抬起木盆一头，把脏水倒出来，让水冲在厕所地面上，一面咂咂嘴，又笑道："可惜了啦，这水能肥二亩田呢！"

多鹤看看厕所地面上一层灰色的体垢，不自觉地也笑了。她真的太意外了，怎么竟笑了呢？她不是正在想怎样让三个孩子毫不疼痛、毫不害怕地和她一块走，去做好样的代浪村村民吗?

这时小环突然想到了什么，丢下多鹤从厕所跑出去，随手带上铁皮门，"咣当"，大锣欢快地敲响了。不久铁皮门又敲了一声大锣，小环手里拿着一个小红布包，打开来，里面一根红线绳上拴了一颗牙齿。是丫头掉的第一颗乳牙。丫头要等小姨回来，把它给扔到一个瓦房顶上去，这样她以后出牙才出得齐整。多鹤用手指尖试了试那颗在奶头不知过往多少回的小牙齿，觉得不行了，她可能做不了那件同归于尽的漂亮事。

当天夜里，张俭的两个朋友小彭和小石走了，张俭也去上夜班了，丫头悄悄跑到小屋。

"小姨！"

"哎。"

"你有黑密促（日语：Himitu，秘密）吗？"

多鹤不说话，丫头爬到她床上，她盘起两条腿，丫头坐上去。

"小姨你是去结婚了吗？"七岁的脸正对着她。

"嗯？"

"结婚？"

"伊也（日语：iie，没有）。"

丫头松了一口气。多鹤问她听谁说的。丫头又扯出另一个话题：

"小姨，你跟我们王老师结婚吧。王老师是我们班的班主任。"

多鹤笑起来。这也出乎她的预料，她居然还笑得"咯咯咯"的。

"王老师苏步拉希伊奈（日语：Suburashiine，特别好）！"

多鹤问怎么好。

"王老师给我一个上海奶糖呢。"

多鹤抱着她前后晃，一大一小两个身体晃成了一匹游乐园木马。

"还有，我喜欢的王老师的钢笔。"

多鹤抱紧丫头。这是夜里十二点。按她预先设想的，她这会儿跟丫头、大孩、二孩已经死了。多鹤搂着丫头，觉得真走运，假如死了，她就听不到丫头这么逗乐的话了。她居然给她当起媒婆来。七岁的媒婆。丫头抬起脸，给她一个缺牙的甜美笑容，多鹤那代浪村人对于死的热情彻底冷却了。

一个多月以后，小环告诉多鹤，丫头的班主任王老师要来家访。王老师一进门，多鹤差点笑出声：丫头给多鹤保媒的王老师是个大辫子姑娘。丫头一会儿看看坐在大屋床边的王老师，一会儿看看站在大屋门口的多鹤，目光里有一种成人之美的得意。等王老师走了，丫头问多鹤她愿不愿意和王老师结婚，多鹤这才倒在床上挥拳踢腿地大笑。

又是一个星期日，小环最后一个起床，梳洗过后就带着三个孩子出去了。她说她要带他们去坐船采菱角，但张俭明白她想给他一个好环境跟多鹤过几小时的小日子。

厨房的门半掩，能听见里面"嗞啦嗞啦"的声响，是烙铁落在浆湿的衣服上的声音。声音一起，一股带花露水味的米浆甜味就膨胀开来。他推开门，多鹤隔着白色蒸汽看着他。十月底，她的宽袖衣衫被两根松紧带箍在大臂上，臂膀几乎全部裸露出来。那臂膀一直没有圆润起来，也许她再也恢复不了先前的模样：圆润、白嫩、稚气。

"我去买粮。你要捎点啥？"他照例半垂着眼皮问道。

她两眼的莫名其妙：他什么时候学会请示女人了？她也从来没有让人"捎点啥"的先例。有时小环出去逛商店，会拽上多鹤。两人空手去，空手归，图的是把商店的绸缎、布匹挨个用手指捻过，在镜前比过，相互间讨论过等攒了钱买哪样。也都是小环跟镜子里的自己讨论：红不红？这叫枣红，穿着还不那么浪，啊？还能穿几年红？也就眼下这两年了。攒到五块钱就来扯布，五块钱用得了不？四块多钱就够了。她也会把多鹤拽到镜子前，拿这块布那块布往她身上披：蓝得挺正，瞧这花多细，裁件棉袄罩衣得四块钱吧？等着慢慢攒。攒钱是张家人最大的抱负。攒了钱把爷爷奶奶从佳木斯接来。张家大儿媳在军队做医生，去年改嫁了，不能还让前公婆老住在家里。可两张车票钱且得攒一阵子。

多鹤摇摇头，又埋头去熨她的衣服。眼睛余光里，张俭穿蓝得发白的工作服的腰部不自在地定了一阵，转身走了。粮店离张家十分钟路程，张俭骑着车五分钟就打了个来回。他把粮倒进灶台下的木箱，从衣兜里掏出一个小纸袋，又长又粗的手指窘迫得乱了。

"这……给你吧。"

多鹤打开纸袋，里面有两块包着晶莹彩色玻璃纸的糖果。她看见那又长又粗的手指缩回去，捏成拳，恨它犯贱似的。他把手缩回的瞬间，多鹤正巧从炉子上拿起烙铁，似乎烫着了。她一下子撂下烙铁，上去捧住他的手。

"没烫着。"他说。其实烫着了指头尖。

她细细查看。她从来没有仔细看过这个男人的手。手掌上有厚厚的茧，手指的关节很大，指甲坚硬整齐。一双相貌堂堂又有点傻乎乎的大手。

不知怎么，张俭已经将她抱在怀里。小环说得对，这是最好的讲和。多鹤的委屈总爆发了，他一抱，她就哭成一个无声的泪人。小环说，你要她，比什么都能安慰她。他一连几次地要她。小环多不容易，一人带三个孩子出去，就为了让他俩能过几个钟头的小日子。不能负了小环的苦心。

多鹤一直闭着眼，短发被涕泪沾了一脸。她像赌咒又像表决心又像讨好他，喃喃地说她要再给他生孩子，生十个、八个。

开始他听不懂。她的话稍不留心还是一种似是而非的语言。他终于醒悟她在说什么，马上没了热情。再怀孕把她往哪里藏？就算藏得住，怎么有钱养活？现在的一大家子已经让他吃力极了，工厂的补助费、加班费、夜餐费，他都舍不得动，夜餐只吃家里带去的冷馒头。他已经没有任何余力再勒索自己。

多鹤实在是块肥沃的田野，种子撒上去从来不白糟蹋。她这天远远地站在张俭下班必经的路口，路口堆着一座碎石垒的小山。她见张俭的自行车从铁道坡上溜下来，站在碎石小山头上向他又叫又喊。张俭停住车，她稀里哗啦跟着下滑的石头一块下来，浑身都是连滚带爬的狂喜。

"我……三孩！"她乐得话语全没了章法。

"三孩？"

"三孩，在肚子里！"她被冻得半透明的红鼻子起着细密的皱纹，那种稚气的笑容又回来了。

张俭抽了一口立冬后阴湿的冷气。她跟他往前走，脸不时仰起，样子像是他这个长辈还欠她这个晚辈一句表扬呢。张俭满脑子的数目，三十二块一个月，加班费、夜餐费、补助全加上，最多不超过四十四块。还吃得起红烧茄子吗？酱油都是金贵东西了。

周围人不断招呼他："张师傅下班啦？""张师傅上白班啊？""张师傅……"他顾不上回个招呼，连那些在他身上停停又飞到多鹤身上的目光他都忽略不计。他突然想，小环说过，啥日子都能往前混。

"来吧！"他拍拍自行车后座。

多鹤坐上去。他一边蹬一边想，这个女人是很会生的，说不定一下子又来个双胞胎。多鹤两只手抓着他帆布工作服的边沿。这么一个不起眼的女人，她那肚子还真是风水宝地，孩子们真爱卧！他的父母瞎碰运气，挑的那个口袋等于摸着彩了。

晚上小环靠在墙上抽烟，一手撸着他的头发，叫他放心，吃糠咽菜也能把孩子拉扯大，来多少，拉扯多少。多子多福，从来没听说过嫌孩子多的！多鹤的孕期在冬天、春天，等显肚子了，就到附近乡下租间房，藏那儿生去。乡下人有两个钱打发，嘴就给封上了。张俭翻个身："有两个钱？那么容易就有两个钱了？"

小环不吱声，手还是胸有成竹地、一下一下撸着张俭刺猬一样的头发。

多鹤却流产了。春节前她正上楼梯，三个月的胎儿落了下来。她撑着走上四楼，每个水泥台阶上一摊血。她刚进门就听见邻居们大声议论，谁家出了人命？！怎么到处都是血？！议论声聚到了张家门口：了不得了，是张师傅家出事了！捶门的，推窗的，叫喊的堵了半条走廊。多鹤静静躺在热乎乎的血泊里。想着她今后是否还有可能生三孩、四孩、五孩，是否还会给自己生一群亲人，让她在他们眼里看见永别了的父母、舅舅、外公、外婆，看见代浪村的村景、田野、樱花林……

也许她失落的这个三个月胎龄的三孩带走了她的生育能力。那流浪的一个多月，那一场场的惊吓、饥饿的后果原来在此。

外面为张师傅家操心的人越来越多。有人照小石、小彭的做法拉开了厨房的窗子，有人嚷着："借板凳去！"有人喊："小环大嫂在吗？"

小环带着两个男孩逛够了，推着车走到楼下，正看见一个打补丁的大屁股塞在她家厨房窗口。她挑起烟熏火燎的嗓子问那是谁的屁股，大白天偷她家的金条、银元吗？她家可是刚刚少了一个崭新的电唱匣子！

人们趴在公共走廊的栏杆上，七嘴八舌讲着楼梯上的血迹。

小环立刻扔下儿童车。一只胳膊夹一个男孩跑进楼梯口。她马上明白多鹤出了事--出了什么事？等她赶到自己家门口，也顾不得问刚才那个屁股是谁的，谁这么大胆。她打开门，反手又将门关严。地上的血已经成了血豆腐，多鹤躺在床上，身下一块椭圆的深红色。她把大孩二孩放在大屋床上，赶紧回到小屋。

小环用手掌抹去多鹤额上的冷汗。多鹤看看她，两人都不说话。还用说什么？小环从阳台上抓下大孩、二孩的尿布，叠了叠，塞进多鹤的裤子。多鹤又看看她，她看回去。多鹤头一眼看小环，小环就知道她没事，就是累，再说话就累她了。

小环去厨房，捅开灶火。窗外人还操着心。随他们操心去，她得赶紧给多鹤煮点糖开水。等多鹤捧着一大缸糖水时，小环才想起她把儿童车丢在楼下了。可她跑到楼下，发现车不见了。那车是小彭和小石做的，车身是两张并排的小木椅，前面挡的横梁可以打开合上，车轮是用轴承自装的，特别好看好使。

小环把煤灰撒在血迹上，一层楼一层楼地清扫，一层一层地骂街：偷了咱们孩子的车给你孩子坐？让你孩子坐出大疔疮来，让他满腚长毒痈，一个痈八个头，流脓淌血淌死他！看我们家人害点妇女病就想来欺负？把女人的脏血泼你家去！让你晦气一辈子！让你生儿子没鸡儿生女儿没眼儿！

小环骂得扬眉吐气，邻居的孩子们一个个端着晚饭站在公共走廊上做她的观众、听众。小环骂街在朱家屯就是个名角儿。孩子们吃着、看着、听着，不时提一两句台词：小环阿姨，是满腚生大肥蛆，不是毒痈！或者：小环阿姨咋不说一肚子坏下水……

张俭听说多鹤流产暗暗地松口气。一个多月后，多鹤还是流血不止。张俭和小环都怕起来，商量要不要请大夫。小环把多鹤扶到一家私立妇幼院，诊断后让多鹤立刻进手术室，因为流产并不彻底。

手术后，多鹤在医院住下来。

小环天天傍晚带着三个孩子来看她。第三天下午，小环进了病房，发现另外三个产妇都赶在一块出了院。多鹤睡得头发七拱八翘，小环用梳子蘸了水替她梳顺。

多鹤突然说她救过一个小姑娘，从她自己母亲手里救下的。她母亲要掐死她。小姑娘叫久美，当时三岁。那么当时多鹤几岁？十六。为什么母亲要杀这个小姑娘？当时好多母亲都把自己孩子杀了。为什么？因为……自己杀总比别人杀好。谁会杀他们呢？战败国的人，谁都会杀，所以崎户村的村长让一个枪手把几百村民全部杀死了。

小环不动了。她坐下来。这是个好天，开春的气味从窗外飘进来。住了这么多年，她对东北老家的想念才淡了些。多鹤一个没了村子、父母、兄弟姐妹的人，得要多久，才能让想念淡下去？何况她的村子、母亲、弟、妹是那样没的。她听着多鹤吃力地讲述她怎样看见崎户村人的自杀，代浪村和其他日本村子的人怎样走上不归路。多鹤的中文还远远不够来表述这么恐怖、惨烈的故事，有些地方，小环要靠猜测才能把她的意思连贯起来。也幸亏她不能尽情表达，不然这个故事小环是听不下去的。

一个护士进来，多鹤停住了叙述。小环看见她的手指抖得吓人，上了岁数似的。其实即便护士用心听，也不见得能听懂多鹤的讲述。张家人把多鹤的话听熟了，不觉得她难懂罢了。

护士走了后，多鹤继续讲。剩下的八百日本人已经不成人样，没被母亲杀死的孩子们也一个个在饿死、冻死--他们已经从秋天走进了冬天。土匪们的快马冲过来，抓起女孩子们，谁都挣扎不动，叫不出声来了。只有一个老人--唯一一个活下来的老头说：枪呢？举起枪来，朝女孩子们打呀！可是枪早就丢了……

小环觉得心里那股难受特别奇怪：这故事的惨烈可怕不像是人间的。日本人怎么那么热爱死这桩事呢？一个村长能替全村人当家去死？一个母亲可以替孩子们当家去死？

她听完多鹤的故事就让自己的心一直空白，一直空白到她回到家，看见坐在桌上自斟自饮的张俭。她眼泪顿时流了出来。

张俭问了几句，问不出结果。丫头吓坏了，起先还说妈妈吃饭吧，饭都凉了，后来也不敢做声了。她从来没见过小环哭这么痛：小环是那种让别人哭的人。小环哭了一阵，拿过张俭的酒杯，干了两杯白干，吸着鼻子进大屋睡去了。等张俭也上了床，她才把多鹤的身世讲给他听。

他听到多鹤抱着三岁的病女孩久美边跑边哀求她的刽子手母亲时，手捶了一下床帮子，叫道："哎呀！"

那一夜张俭和小环没睡什么觉。两人都靠在那里抽烟。抽一阵，张俭会想出故事中某个细节，再问小环，当小环复述了那个细节之后，他绝望了似的：真是那么惨绝人寰。有的细节他问了好几遍，每证实一次他心情就更坏一点，可他仍是不停地问，希望自己听错了。

快天亮时张俭才睡着。第二天早晨上班他头晕脑涨，组里谁出一点错他都不依不饶。十六岁的少女多鹤经历过那样的惨事。多鹤刚从麻袋里出来的模样幽灵似的出现在吊车前面，出现在他饭盒子前面、储衣柜里、淋浴的水花里。他恨他父母，干什么不行，偏要去花七块大洋买回这样一个女子，现在好了，她的身世弄得他要疯。假如他们买她回来，就把她的身世告诉他，多好。他会坚决地把她推出去。那她去找谁……早一些知道她的身世，他会换个态度待她。可换什么样的态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