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现在有一百五十元了，但我还是不舍得坐摩的，我走着回到那个破院子取了我的行李（一个旅行包），按计划好的步骤行事：

第一件事：找个便宜旅馆住下，先洗个澡。

第二件事：解决肚子饥荒。快餐店那两碗没吃的白米饭就当是送给胖老板娘了，不会再去吃了。我得找家拉面馆，吃碗牛肉拉面。这些天来，我肚子里太缺少油水了。我还年轻，才二十六岁，不能把身体搞垮了，身体可是本钱。

第三件事要等到晚上才能办。我知道老婆现在上班去了，不会在家，我必须等到晚上才能给她打电话。老婆在燃料公司上班，企业也很不景气，勉强发出工资，我理解老婆一个人上班、带孩子的辛苦。

我躺在小旅馆的床上，吹着电风扇，感觉就像在天堂。

我舒服地享受着天堂的时光，在享受中睡去……

我睡得太沉了，一觉醒来已经是下午六点多了。我有些头疼，可能是中暑了，我想问题不大，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去买药吃。虽然我现在有钱了，但这钱得省着花，再也不能过流浪狗的日子了，那种日子真不是人过的。

我起床下楼，走到院子的水池边冲了个头，感觉头疼稍稍缓解了些。我抬头看看天，太阳依旧斜挂在天边，离天黑还有一段时间。

我耐心地等待天黑，等待听到老婆孩子的声音。我太想他们了，我的亲人们！

亲人们在家中拮据度日！

我在外边贫困挣扎！

我从来没有这么迫切地想给家里打个电话，从来没有！

难捱的两小时！

八点一过，我走出旅馆的大门，在街上找到一家小超市。小超市里有几部公用电话，生意很好，挤满了往家打电话的民工。我候了十几分钟才抢到一部电话，赶紧拨了起来。

嘟、嘟、嘟……几声过后，我听到电话那头“喂”了一声，我立马说：“你好，我是你对门的（我家里还没安装电话，打电话都是打到邻居家），麻烦你叫我老婆金子接个电话好吗？”电话那头让我稍等。我居然有些激动起来，可能是这电话费来得太不容易了。

“谁呀？”过了一会儿，传来我老婆金子的声音。

“是我呀。”我努力地克制住自己的激动。

“你在外面还好吧？半个多月了也没来个电话，我都急死了，以为你出了什么事！”金子急切切地说。

“没事，我好着呢。厂里忙，天天晚上加班，我抽不出时间出来给你打电话。”我撒谎说。我不可能将我已经被老板开除的事儿说出来，那样的话老婆更着急了。

“哦，你发工资了没有？女儿生病了，家里钱不多了，不敢乱花，只买了些药回来给她吃。你要是发工资了，就先寄些回来吧。”

老婆的话像根刺一样扎入我的耳膜，虽然我很清楚家里的情况，但还是很难受。

“发了，今天发的，我明天就给你汇些过去。”我又撒了个谎。我不想让老婆失望。

“明天你不上班吗？”

“上的，我中午会请假出来给你汇钱。如果请不到假，我就后天给你汇。”

我努力地为自己多争取一天的时间，虽然我知道，这一天对我而言没什么作用，我没有工资可领，但我必须忍着难受鼓励老婆，“我没事的，很好。你和女儿在家要舍得吃，不要不舍得，我会寄钱回去的，你放心。”

“嗯，你也要保重身体，天太热，晚上睡觉不要贪凉。电话费很贵的，就这样吧，你抽空再打过来。”

“那我挂了？”

“挂吧。”

“我真挂了？”

“嗯。”

挂了电话，我突然变得精神恍惚起来，满脑子雾水。我木木地朝门外走。超市老板追出来，一把拉住我的手说：“你还没给钱呢！”我连忙说：“对不起，对不起，我忘了。”

回到小旅馆，我没有出去吃晚饭，一是我没胃口，二是我感觉到了每一分钱的珍贵！我满脑子都是我两岁大的女儿可爱的脸，和她生病时痛苦的眼神。

想完女儿，我就自然而然地想到了钱。我答应给老婆寄钱的，不能不寄啊。可我口袋中只有一百三十六元。我感到胸口一阵阵闷得慌，喘不过气来。我摸出无过滤嘴的平头香烟抽了起来，一根接一根，仿佛抽的不是烟，是罪孽。

我现在能搞钱的事情就是偷伞，但我已经偷过一次了，这种耻辱的事，做过一次，对我来说，就已经超越底线了。难道我还要再干一次？况且，再去危险性很大。我恨我自己，但我没有办法，我只能在心里发誓这是最后一次。带着一份不安，我在内心苦苦挣扎。

我从口袋中摸出一枚硬币，扔到空中……

是正面！

老天爷为我做出了选择，我必须去冒这个险。老天爷也不想我让老婆失望。老婆是家的希望，有老婆才有家，老婆失望，家也就没希望了。我流下了两行热泪，内心一阵一阵颤栗。

为了家，为了女儿，为了希望，我一定要去冒这个险！！！

我还是选择夜里两点多钟出发，冥冥之中仿佛真有老天爷相助，一切顺利得让我自己都不敢相信。一百把伞真实地摆在了小旅馆的床上，摆在了我的面前，五颜六色的，特别好看，像春天的颜色，一种生机色。

有了这一百把伞，明天我就可以给家里寄钱了。钱的数目我都想好了，就寄四百元。这些伞可以卖三百，我身上还可以挤一百出来，这样合在一起就有四百了。我老婆知道我一个月有五百多的工资，寄四百刚好让她满意。老婆过得不容易，老婆的满意，就是我最大的快乐。

第二天上午九点多，我去超市打了个传呼给小矮与大高。这次我显得比上次慎重很多，不光是伞多了，而且是第二次所为。人们常说夜路走多了难免碰上鬼，我当然得谨慎。我打传呼是要弄清楚两件事：一是那五十把伞他们脱手了没有；二是那两个家伙是否安全。

大概过了五六分钟，电话回过来了，大高问是哪位。我说是昨天卖伞的那位，大高就跳了起来朝我嚷嚷：“你这孙子死了呀？昨天走后也不打我传呼联系联系！我有个朋友要买下你所有的伞，老子又联系不上你，急死老子了！”

我一听很兴奋，赶紧说：“那我现在就给你送过去，你在家吧？”

大高也很兴奋：“快点儿，老子等你！”

这次我没省钱，带上伞直接叫了辆摩的，直奔大高他们那个小院子。一路上我只祈祷上苍不要跟我开玩笑，让我顺利地越过这个坎，让我的家挺过这个艰难的日子。我不喜欢“前途未卜”这个词，太不仁义，太不厚道。我想，不管穷人还是富人，我们都应当想象一个美好的明天，有阳光，有黄瓜、白菜，也有BP机和家人。我们过日子，紧点儿没关系，不放弃就OK；我们努力地过好自己的日子，尽力就好。我们不需要“前途未卜”这个生硬的词来误导我们的生活。

大高见了我，第一句话就问我带了多少伞过来。我撒谎说带不动，只带了一百把。大高说行，一百就一百，明天再多送些过去也行。大高给钱很爽快，三百块一分不少全付清。大高付钱的爽快劲儿，让我轻易地看出他赚得不少，否则就他们这些人能这么爽快不欠账，那真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还有就是，大高还指望我剩下的那批伞让他发点儿小财，岂不知我就此消失得无影无踪。

收了钱，我一阵快跑回到小旅馆，拿了行李赶紧出门。我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但我很清楚自己必须离开这里，离开廿三里镇，离开这个屈辱的现场。我和伞厂两清了，我和大高两清了，我和这个地方两清了。我的前途还有光明，我的家庭充满希望，我不能因这破事儿透支我的一辈子。

我坐上中巴车直接往西，到了义乌佛堂镇。这里是义乌的西边，而廿三里镇是义乌的东边，一东一西，够远了。

下了车，我满大街打听邮局，我必须将四百元寄出，寄出才是最安全的。我觉得四百元钱放在口袋里太沉了，沉甸甸地让人恐慌。把钱递给邮局工作人员的那一瞬间，我轻松了，我把这种恐慌与负疚转化成了幸福与希望，转化成了家的温暖。

走出邮局摸摸口袋，我知道里面还装着三十二元钱。我要靠这三十二元在义乌生存下去，给家里寄钱。我相信我能做到！

我要尽快找到一份新工作。

现在是七月底，离过年还有六个月的时间，每个月按五百五十元的工资算，我可以节约四百五十元，这样就是二千七。先寄一千元回家，剩下的自己过年回去时再带回去。

我盘算了一番，感觉就是这个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