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丁乙做的是个小手术，她也没对外人讲，但这事还是传得五湖四海都知道了。韩国人到家里来看了她，导师和色教授也打了电话来问候，连远在H州的鲁平都听说了，打电话来慰问。

她很惊讶：“连你都听说了？”

“是啊。忘了是谁告诉我的了，不止一个人，那些同学好像都知道吧。”

她警觉地问：“他们又在议论我吧？”

“呃——也没说别的，就是说你得了癌症，动手术了。”

她气得叫起来：“谁说我得了癌症？连我的医生都还在等化验结果，这些不相干的人反而确定我得了癌症了？”

“我也不相信是癌症，我还跟他们争了：如果丁乙是癌症，我会不知道？我跟她走那么近，她肯定会告诉我。但他们硬说是癌症，我也懒得跟他们争了，还不如亲自问你。”

她把自己的病情讲了一下，强调说：“即便是宫颈原位癌，也不是宫颈癌，不是绝症，宫颈原位癌是完全治得好的。”

“这个你不说我还真不知道。我觉得那些人可能是因为不懂，才把宫颈原位癌当成宫颈癌了。你跟他们说话注意点，免得他们把这事传到J州那边去，会把你的工作搞黄的。”

她大喊冤枉：“我还要怎么注意啊？我什么都没对他们说，这段时间没跟他们当中的任何人接触过，谁知道他们从哪里听来的谣言！”

这事令她很担心，因为J州那边这段时间一点消息都没有。她把发票寄过去报账之后，那边很快就把钱给她汇过来了，但从那以后，就没了消息，给她的感觉那笔钱就像封口费一样，仿佛在对她说：钱给你了，我们之间两清了，你别再来打扰我们了。

现在看来很可能是这边有人在背后坏她的事，对J州那边讲她得了癌症，人家才不要她了，哪个招工单位会傻乎乎地招个癌症病人去养着呢？难道怕公司的钱没地方用？

她越想越气，到底是谁在外面造她的谣？她的病情是谁透露出去的？

想来想去，只能是丈夫那个大嘴巴走漏了消息，于是逮住他算账：“你干吗把我动手术的事说出去？现在可好，这么多人知道了，如果传到J州去，人家还会把工作给我？”

他很无辜：“我什么时候把你动手术的事说出去了？”

“你没说？那小温怎么知道？”

“她知道吗？”

“我上次打电话找你，她就问我是不是叫你送我去做手术。”

他似乎不明白这之间的联系：“问一下怎么了？”

“那就说明她知道我动手术的事嘛。”

“哦，是这样。”

她见他没否认走漏消息的事，更加生气：“你这人到底是怎么回事？一个大男人，怎么这么嘴碎？家里什么事都拿到实验室去说。”

“刚才记不起来，但现在我想起来了，我没告诉她，我谁都没告诉。”

“我不相信。”

“你不相信也得相信。这又不是什么光彩事，我干吗要告诉她？”

“那是谁告诉她的？”

“我怎么知道？”

她想到另一种可能：是韩国人说出去的，因为只有这么几个人知道她做手术的事，Z医生肯定不会说出去，更不会在华人中去说；她姐姐也不会说出去，而且她姐姐远在天边，根本不认识这里的华人；她导师不会说出去，不仅因为导师是个做学问的人，从来不八卦，何况导师根本不认识小温之类的人。

如果她丈夫没说出去，那就只能是韩国人说出去的了。

她气得不行，这个韩国人真要命，专门搞了那个获知信息授权找她签字，那就说明韩国人知道不应该把病人的信息泄露出去，怎么可以自己打自己的耳光，转身就把她的病情告诉小温了呢？

她立即给医院打电话，要求取消那个获知信息授权。她一边打着电话，一边就在担心医院会骂她朝令夕改无事生非。

但医院一点没骂她，只叫她过去填个表，于是她跑到医院去，拿到一张印制的表格，不由得衷心佩服美国各种程序的完善，什么都给你想到了，有一个申请的表格，就有一个取消申请的表格，好像早就料到你会出尔反尔，授权之后又取消，于是印好了表格在这里等着你一样。

暗中干掉韩国人之后，她又担心造成冤假错案，于是给韩国人打个电话，尽量委婉地问起这事。

韩国人一口否认：“我没对谁说呀，我是干这行的，难道不知道这样做是违反职业规范的？再说我也不认识你那些同学，也不会讲中文。”

“但是你认识小温呀！”

“我怎么会告诉她？我从来没跟她说过你的病情，你不信可以去问她。”

“那她怎么会知道我动手术的事呢？”

“肯定是你丈夫告诉她的。”

她现在真不知道该相信谁了，人人都很无辜，人人都很有道理，但人人都很可疑。

她想给J州那边写个信，澄清一下癌症传言，但又怕多此一举，弄巧成拙，本来人家没听到这个传言，正准备用她的，结果她自己这么一申诉，人家反而知道了，于是不要她了。

拿不定主意了，只好打电话给姐姐。

姐姐听了她的描述，说：“别担心，J州那边不会相信传言的，如果真有人想在背后暗算你，向J州那边打小报告，J州也不会相信，打小报告是见不得人的勾当。再说，美国的单位也不敢因为癌症就不录用你，不然你可以告他们歧视。”

“歧视什么？”

“像你这种情况，最好告了，性别歧视，年龄歧视，身体状况歧视，想告哪条就可以告哪条，三条一起告也行。”

“但他们哪里会那么傻，直接说是因为癌症不要我的？他们可以随便找个理由……”

“不会的，J州那个单位我知道，很正宗的美国机构，名气很大，名声很好，对他们来说，机会均等就是真正的机会均等，不是喊着好听的一句口号，他们是从心里信奉这个，也从实际上维护这个的，只要他们认为你合格，他们就会录用你，不管你是哪个民族，哪个政党，哪个性别，哪个年龄段。”

“但我这不是性别民族的问题，是身体的问题。”

“身体的问题也一样，凡是这种个人不能控制的因素，他们都不会当成你的过错。除非你吸毒，是瘾君子，否则他们不会因为你的身体条件不录用你。”

她希望美国就像姐姐说的这么好，她希望J州那个单位就像姐姐说的这么好，这样才让人有盼头，有奋斗的目标，也有奋斗的动力。如果这是在中国，她肯定被人暗算了。或者可以说，如果这是在中国，她根本就不会有这个面试的机会，奔四的女人了，谁要？

现在她最怕的就是自己得癌症的消息是从医院传出去的，虽然她想不出从医院怎么能传出去，但她不能不想到这种可能，这是让她不寒而栗的一种可能，因为这就意味着她的癌症不是谣言，而是事实。

但她不敢打电话到医院去问，怕听到自己最怕听到的消息，总觉得挨一天是一天，好像只要不从Z医生那里听到“癌症”两个字，她就不会是癌症一样。

姐姐还记着她病理报告的事，打电话来询问：“不是说个把星期就能知道病理分析结果的吗？怎么到现在还没消息？是不是医生打过电话你没接到？”

“应该没有，因为这段时间丁丁放了假，我一直待在家里，手机也是随身带着，如果Z医生打过电话，我应该会接到。”

姐姐转而安慰她：“那就说明没事，如果有事，医生肯定会想方设法通知到你。”

她也愿意这么想，但也不能排除Z医生是在等术后一个月复诊时再告诉她。最后她实在受不了悬而未决的煎熬了，终于鼓起勇气往Z医生的诊室打了个电话。

照例只能打到前台，但她说了手术的事，前台就答应转到Z医生的诊室去。她等了一会，有个男人接了电话，自称是Z医生的助手，说Z医生现在不在，不能来接电话，有什么事可以跟他说。

她不知道助手是干啥的，尤其不知道一个男的干吗跑到妇科去当助手。但她急于知道自己的病情，就打听道：“我就是想问问我手术的病理报告出来没有。”

那人问了她的姓名生日之类，查了一下，汇报说：“良性的。”

她的一颗心终于放下，但又想知道得更详细一点，便问：“是不是非典型增生？”

那边不知道说了个什么，她没听清，再追问一次，那人就说：“你跟Z医生不是有个术后复诊吗？等你跟她见面时，她会详细告诉你的。”

她谢了那位助手，挂了电话。但她越想越觉得不安心，她跟Z医生的术后复诊定在手术一个月后，那就意味着她还得等几个星期才能见到Z医生，那不是活受煎熬吗？为什么这个助手不能在电话里告诉她具体结果呢？如果是非典型增生，那不就是一句话的事吗？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干吗要吞吞吐吐，让Z医生亲自告诉她？

现在她很后悔把那张获知信息授权取消掉了，不然可以让韩国人去调阅病理分析报告，那她就能及时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了。但她实在不好意思又去签一张获知信息授权，只好暗骂自己眼光短浅。

她想了想，还是决定给韩国人打个电话，咨询良性在她这种情况下意味着什么。

韩国人没立即回答，却说想跟她谈谈，把她吓坏了，以为自己把英语里“良性”和“恶性”两个词记反了。

她慌忙回答说：“我在家，你过来吧。”

她猛然想到是不是韩国人知道她取消了那个授权声明，在生她的气，要上门来兴师问罪？

她还没想好怎么对韩国人解释为什么取消授权声明，韩国人已经来到门前了。

她去开了门，决定还是采取“诚实为上”的政策，老老实实把取消授权声明的事告诉韩国人，如果韩国人要骂她，那也是她自讨的。

她一边带头往客厅走，一边抱歉：“太对不起了，我那时以为是你把这事告诉温的，所以我就去医院取消了我签给你的那个获知信息授权。”

韩国人似乎刚听到这个新闻：“你取消了？”

“你怎么会不知道呢？”

“如果我不向他们调阅你的病历，我怎么会知道呢？”

“哦，是这样，那你今天？”

“我今天是为别的事来的，不，应该说跟这事也相关，但不是你取消授权的事。”

“那是什么事？”

韩国人犹豫了一下，说：“我知道这事超出了我的职权范围，也不符合我的职业道德。我真不知道该不该告诉你？”

这个关子卖得好，搞得她心痒难熬，也顾不上韩国人的职业道德了，体己地说：“没事，你告诉我吧，我这人不爱传话，保证不会说出去。”

“我知道你不会说出去，但我怕你告诉你丈夫，他会说出去。”

“那我就不告诉他。”

韩国人好像下了决心：“好吧，那我就告诉你吧。是这样的，我前天去我那个朋友金医生那里，找她有点事，她到另一间诊室看病人去了，我待在她的办公室，她的电脑一直都是开着的，我无意中看了一眼，看见了温的名字。”

“温？她的名字怎么会在金医生的电脑里？”

“不是金医生的私人电脑，是医院的电脑，温是她的病人。”

“温是金医生的病人？”

“嗯。”

“她有妇科病？什么病？”

“我也觉得很好奇，就看了一下她的资料，结果发现她是到那里做抹片检查的。”

“真的？是常规体检吗？”

“问题就在这里，不是常规体检，只是抹片检查。”

“她有HPV吗？”

“没有。”

这个结果很出乎她的意料之外，不由得脱口而出：“那就不是她。”

“什么不是她？”

她犹豫着不肯回答。

韩国人说：“你的意思是不是那就说明她跟你丈夫之间没什么？”

她想了想，说：“其实也不能证明这点哈。HPV是可以由自身免疫系统清除掉的，如果她曾经有HPV，传给了我丈夫，我丈夫再传给我，而她的自身免疫系统能力强，清除了她的HPV，但我的自身免疫系统能力弱，没能清除我的HPV，于是我就落得这样的下场，而她什么事都没有。”

“这个完全有可能。”

“你每天跟他们在一起，都在实验室工作，你觉得他们有没有这事呢？”

韩国人坦率地说：“我也说不准，感觉他们有，但没什么证据。我是尽量待在实验室里的，但我在医院那边也有些工作，经常会有病人叫我，有时不得不离开实验室到医院那边去，就不知道他们干没干什么了。”

韩国人推心置腹地说：“他们现阶段的情况，很像我前夫当年刚开始出轨时的情况，你知道他心不在你身上了，看你不顺眼了，对你没兴趣了，在性方面也跟你没什么接触了，你从你这边可以感觉到很多问题，但你抓不住他们那方面的把柄。”

丁乙很感兴趣地问：“那你怎么办？”

“我？跟你一样，什么也不办，只把自己的前程抓紧。”

“你干吗要‘什么也不办’呢？难道不能防止这样的事情发生？”

韩国人苦笑一下：“这怎么防止？除非把那个护士赶走，不然的话，他们两人已经有了感情，我越阻拦，他们越靠得近。”

“那就让你丈夫把那个护士赶走。”

“其实赶走也没用，如果我让我前夫把她赶走，她就成了受害者，弱势，需要保护的人，而我就成了万恶的皇后。他即使不追随她而去，也会恨我一辈子。”

“那照你这么说，一点办法也没有？”

“那就看你要什么了。如果你要的是婚姻，是丈夫的躯壳，当然有办法；但如果你要的是爱情，是丈夫的心，那就没什么办法了。”

“那你后来是怎么证实他真的出轨了的？”

“是另一个护士撞见了，告诉了我，我质问了他，他自己承认了。”

她同情地说：“那你一定很难过！”

“其实不然，最难过的是怀疑他出轨，却没有证据的时候，那时每天都是惶惑的，不知道他究竟出轨了没有。有时想干脆跟他离婚算了，但又怕冤枉了他；有时想闭着眼睛，就当他没出轨，但又没法说服自己闭上眼睛，即使闭上都能看见他跟她在一起的样子。等到真的证实了，听他亲口承认了，反而不难过了。”

“是你提出离婚的？”

“嗯，他并不想离婚，他说那个护士学历低，素质也不高，连长相都不如我，他家里人肯定不会同意。”

她生气地说：“他知道这些，干吗还要跟她好呢？”

“他说只是一时的新鲜，说我很忙，没时间跟他在一起。”

“你那时真的很忙吗？”

“忙是有点忙，你不知道我们韩国那边的风俗，当医生的，下班之后经常会一起到酒吧喝酒。”

“什么？你们女医生也到酒吧喝酒？”

“是啊，可能是工作压力大，需要轻松一下吧。”

“那你干吗不回家去跟丈夫在一起呢？”

“他也是医生，下班之后不是一样去酒吧吗？我们都是老板带着去，能不去吗？”

“那他怎么不愿意你去？”

“谁知道，他无非是想找个理由。”

她不得不承认韩国人说得没错，但她仍然不愿意相信丈夫跟小温有了肉体关系。她猜测说：“我丈夫认识我之前，有过一个女朋友，他们有过性关系，很短的时间，对方是个离婚女人。我觉得我的HPV可能是从那个女人身上传来的。”

“嗯，也有可能。但这不能解释为什么温会在这个时候去做抹片检查。”

这句话击中了要害，她想逃避也逃避不了，只好硬着头皮上：“只有一个解释：她跟我丈夫有那种关系，现在听说我染上了HPV，担心自己会从我丈夫那里染上HPV，于是去做抹片检查。”

“我也这么想，所以我才来告诉你。我希望你早日弄个水落石出，不然会很难过的。但请你一定不要把这事说出去，因为这关系到我的前途。”

“你放心，我不会说出去的。我今天打电话给你，是想问问我的病理报告，Z医生的助手只说是‘良性’，但我问他是不是非典型增生，他又不肯说。”

“如果他说是良性，那就肯定不是癌症，所以你不必担心是宫颈癌了。至于究竟是几级非典型增生，我没看到病理报告，也说不准。”

她觉得韩国人最后一句话有点抱怨的意思，而她知道自己这事的确没干好，只好装作没听见一样，混了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