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乡村在最初的日子里是平静的，人们依然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

土改之后，分到每个人名下的土地，又归为集体所有了。人们在村支书老奎的带领下，集体在田间地头劳作着。

二叔也是他们中的一员。此时的二叔回到家乡又已经十几个年头过去了。

二叔劳作在乡亲们中间，从来不多话。他的外表看上去已经和这里土生土长的人没有什么区别了。唯一的区别就是二叔总在那里发呆。乡亲们不发呆，顶多走会儿神，马上就回来了，该干什么还干什么。二叔的发呆和乡亲们相比与众不同，他像军人似的立在某一个角落里，挺胸抬头，向天边的一角遥望着，表情凝重而苍凉。人们看着二叔发呆，不得不想点儿什么。总在发呆的二叔，让人看了想哭。

老奎叔是村支部书记，老奎叔可以说是资历很老的党员了，抗联的时候就是地下交通员。如今做了村支书，在乡亲们的眼里，老奎叔、二叔是村里两个比较高级的人，是见过世面、也经历过生死的人。只有他们两个人才有资格平起平坐。

老奎叔经常找二叔聊一聊。老奎叔看见二叔发呆，就凑过来，站在二叔身边，冲二叔的视线望了眼，说：小石头啊，又望台湾哪。

听老奎叔这么说，二叔就缓缓地把目光移过来，悠长地吐口气：俺那小子，今年都二十岁了，昨天是他二十岁的生日。

老奎叔就把身子蹲下去了，叹了口气，掏出烟来吸，深一口、浅一口的。

二叔也蹲下了，用个树棍去抠地上的土，一下，一下的。

老奎叔就咒一声：狗日的台湾，咋还不解放哩。

二叔的目光又望着了头顶那方天空，他坚信那方天空下就是孤岛台湾。于是，二叔每天都无数次地站那个方向呆望着。

二叔在乡亲们的眼里是个与众不同的人，二叔的做派决定了二叔的与众不同。

风平浪静的乡亲，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还是受到了冲击。人们要寻找批斗对象、“革命”的对象，于是老屯的地主、富农什么的便首当其冲，定期、不定期地被胸前挂个牌子，低头站在众人面前。

乡亲们都是些老实巴交的人，肚子里没有那么多弯弯绕绕的东西，解放前，这些地主、富农是有些家产和田地，但那也是人家祖上挣下的产业，想开了，乡亲们也没啥可嫉恨的，有的只是羡慕而已，谁让咱八辈上没这份祖业呢。如今，看着这些已被改造过的地主、富农，战战抖抖地缩在那里，大家也就喊两声口号，挥挥无力的拳头，做做样子罢了。然后，就又该干啥干啥了。

一天，公社的胡主任来到了老屯，身后还带着民兵和乡助理等人。

胡主任背着手，脸色阴沉地找到了老奎叔。

胡主任声音沉重地冲老奎说：老奎呀，你这个老党员的党性不高啊。

老奎叔迷瞪着眼睛望着胡主任。

胡主任又说：你们屯的小石头可是有大问题的人哩。

老奎叔不解，一脸疑惑地问：他有啥问题呢？

胡主任就帮老奎叔分析道：他当过国民党的团长吧？！

老奎叔点点头：这俺听他说过。

胡主任又说：他娶过国民党大官的女儿做过老婆，还生过孩子吧？

老奎叔又点头，这些他以前都听二叔亲口说过。

胡主任还说：听人家说他一直在想着台湾，念着台湾。

老奎叔说：他那是想台湾的老婆孩子呢。

胡主任拍手道：这就对了嘛，种种迹象表明他是特务，是有海外关系的特务。

老奎叔立马就变声变色地说：怎么可能，不会吧？小石头回家这么多年，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没事就是发呆，他也没干啥呀？

胡主任已经没时间听老奎叔解释那么多了，他挥挥手，冲身后的民兵助理喊：去搜一下，看他的电台藏到了什么地方？

胡主任带着民兵走进二叔的老屋时，人们都望见了门上那块“光荣军属”的牌子，人们愣了愣，甚至停了脚步。看到这块牌子，人们就想到了父亲，此时的父亲已经是一位军长了。

很快，人们在牌子前怔了一下，就长驱直入了。

一干人齐心协力，翻箱倒柜地寻找着。

二叔不看他们，躲在院子里，望着头上的天空。

胡主任带领着众人找了一气，又找了一气。老屋从里到外就那么大一块地方，寻来找去的，也没有找出有价值的东西。最后，胡主任就停在了二叔跟前，背着手，微笑着冲二叔说：团座啊，想啥哪？

胡主任当过解放军的营长，当年和国民党的队伍厮杀过，他天生的对国民党有着不共戴天的仇恨。

当过国民党团长的二叔，便成了他眼里最大的敌人，是天然的敌人。不用其他的证据，就凭二叔当过国民党这一点就足够了。

微笑的胡主任立马就不笑了，他冲民兵挥了一下手，呵斥道：给我绑上。

马上就有两个民兵冲上来，不由分说把二叔捆上了。二叔不推不拒的，有些困惑地望着胡主任。

老奎叔眼见着眼前的局势发展成了这样，便想上来解劝。他拉着胡主任的衣角说：不看僧面看佛面，小石头可是军属哩。

胡主任马上把脸拉了下来，他推开老奎叔：你别掺和，他哥是他哥，他是他。中央领导的亲人还有叛变的呢。

胡主任挥着手，强行把二叔推搡着带走了。

二叔走得很平静，他的目光一直没有离开头顶的那片天空。

老奎叔觉得事情重大，赶紧派人去城里找父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