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一节前夕，七十三岁的老人，张伯祥失踪了。

张伯祥是在和老伴李少芬在超市采购东西时失踪的。

七十三岁的张伯祥几年前就患上了老年痴呆。张伯祥退休前是名小学的数学老师，其实老年痴呆在退休前就已经有征兆了。他经常在上课时发呆，正讲着一道数学题，讲到一半时，竟然忘了继续讲下去，大睁着眼睛望着眼前的孩子们，孩子们睁着小眼睛看着自己的老师。后来有孩子家长把张伯祥老师这种教学状态反映给校长，校长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也发现了张伯祥老师这种状况，于是就找张伯祥谈了一次话，大体意思是，辛苦了几十年的张老师老了，不适合教学了，离开课堂，负责教具工作。张伯祥教了一辈子孩子，冷不丁离开课堂还有些不舍，红着眼圈和孩子们告别，专心管起了教具工作。张老师管教具，也经常丢三落四的，经常把教具错发和漏发，引得一些老师们也很有意见。

妻子李少芬也是名老师，和张伯祥在一个学校，李少芬在五十五岁时就退休了。李少芬起初对学校的风言风语并没往心上去，只是觉得自己的爱人年纪大了，忘性也大了，人老了这一切也属正常。直到五十九岁那一年，张伯祥提前一年退休回到家里，没事可干的张伯祥回到家里后，坐在那里经常发呆，早晨吃过的饭，过了中午就忘了早晨吃什么了，一副无辜无奈的神情。

那会儿，家住昌平的大儿子张守强回到家里一趟，许久不回家的大儿子张守强站在父亲面前，父亲瞪着眼睛一连问了张守强几遍：你找谁，你走错门了。父亲这么问话，让儿子非常惊愕和失落，把一张脸凑到父亲面前，也一连说了几句：爸，你糊涂了，我是张守强，你连我都不认识了？父亲端详了张守强许久，突然说了一句：老大，你回来了。

老大回来了，张伯祥马上让老伴李少芬去做包子。在张伯祥一家的生活中，吃包子就是改善伙食。以前一家人住在牛街，牛街上的牛肉包子很有名，因为牛街住的大都是回民，侍弄牛羊肉很讲究，清真食品也很有讲究，因此，牛肉包子也著名起来。张伯祥打小就生在北京，长在牛街，童年的口味是很难改变的，许多年过去了，一家人仍然把牛肉包子当成最好的食品。后来牛街改造，张伯祥为了改善一家人的居住条件，离开了寸土寸金的牛街。

那会儿家里三个孩子，老大已经另立门户了，住在单位临时分配的公寓房里，老二张守志在机关工作，那会儿的机关已经不再分配住房了，只能自力更生，买商品房了。老二张守志没钱买房，住在岳父岳母家里。岳父岳母是个处级干部，家里有一处三居室，就这么一个闺女，于是老二张守志自打结婚起就名正言顺地住进了岳父岳母家。这在北京被称为“倒插门”，虽然张伯祥和李少芬是一对知识分子，但事实就是这样，脸上心上，也很是不受用了好些日子。

老三是个女儿，那会儿刚大学毕业的张娜，听说在上大学时就轰轰烈烈地谈起了恋爱，人虽然毕业了，这恋爱也谈得有头无尾的样子，没有结婚的意思，据说男朋友又考上了研究生，为了学业自然是不能结婚。女儿张娜在大学毕业后仍住在家里，在一家公司上班，早出晚归的，一边谈恋爱一边上班，很忙碌很有理想的样子。

牛街拆迁了，赶上了千载难逢的一个机会，于是张伯祥和李少芬两人就研究，研究来研究去，又召开了一次家庭会议，在充分地听取了孩子们的意见后，终于决定，不再迁回牛街了，而是要一笔拆迁款，卷铺盖走人。原因是，两位老人要把拆迁款一分为四，给三个孩子留三份，自己留一份。用这些拆迁款自己去买房。拆迁款终于下来了，老两口那会也都快要退休了，不在乎去哪里居住了。于是他们跑到大兴买了一套两居室的房子，老大借着父母的拆迁款，一咬牙，一跺脚跑到昌平回龙观也贷款买了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老二和岳父岳母住在一起的日子也够够的了，因为没条件，只能忍气吞声地将就着，现在有了父母给的拆迁款，于是也开始张罗着买房，跑遍了北京城，对比房子，对比钱，最后很豪气地在通州买了一套房子，比老大的回龙观要优越一些，也离城里近一些。

老三张娜，那会正专心地谈恋爱，满脑子都是爱情，还没想到吃喝拉撒这些俗事，父母把钱递给她时，她连正眼都没看一眼，只是说：爸妈，这钱是你们的，存起来吧。

父母见女儿根本不把这钱当回事，于是，就把钱暂时存到了女儿张娜的名下，张娜一如既往，该干什么干什么，把自己当成了个没钱的屌丝，活在爱情的梦里。

现在女儿已远嫁到上海去了，九年恋爱，换回了男朋友读完了博士，但男朋友在北京没找到合适的工作，上海有一家单位同意接收他，于是男朋友毅然决然地离开了北京去了上海，女儿张娜也老大不小了，况且，这恋爱从大学谈到博士，一谈就是九年，她舍不下九年的爱情，和父母挥挥手，说了声拜拜，一竿子扎到了上海，经营她的爱情去了。

后来，父母就老了，都相继退休了。

女儿张娜，因为一下子去了上海，回一趟北京肯定不那么容易，只是利用出差，或年呀节的，偶尔回来一次，匆匆地来又匆匆地去，很忙碌很辛苦的样子。

女儿离开北京去上海，就把名下存有父母给的拆迁款的存折带走了，后来父母听说，女儿就是用这笔款，付了首付，在上海浦东买了一套房子，贷了二十年的款，终于买了一套不大不小的房子。

退了休的张伯祥和李少芬已经没有更多的能力帮助儿女们了，操心依旧操心，惦记也一如以前一样的惦记，怎奈力不从心了，儿女们都大了，也就随大势而去了。

北京的两个儿子，一个住在北面，一个住在东边，他们住在南面，浩大的北京城，虽说叫一个城，这东南西北的，孩子们回来一次，也不是件容易的事。

刚开始周末时，老大从北面，老二从东面，千里迢迢，坐地铁又转公交，折腾两个小时赶到大兴，吃顿父亲母亲合力做的牛肉包子，又披星戴月地四散了，搞得两个儿子很疲惫。老大张守强一晃也是五十来岁的人了，生活的操劳，已经让他满头白发了。老二也四十出头了，在机关先是当科员，后来又当了科长，前两年又弄上了个副处长，自己也买了辆车，车虽然不贵，十几万的样子，毕竟也算是有车族了，偶尔，也有送礼的人把国产车后备厢塞满，有时，老二开着车，快半夜了跑到大兴的父母家里，把后备厢里的鸡鸭鱼肉之类的东西送给父母，又开着车一溜烟地赶回通州。父母对儿女的孝顺是心满意足的，更重要的是为儿女们的出息。

张伯祥和李少芬两人在睡不着时也多次合计过，这三个孩子，老二最有出息，身份是政府机关的工作人员，还带着长，这样一路下去，这个“长”会越来越大，人往高处走嘛，“长”做大了，父母管不了孩子们了，老二也会有能力帮助老大和老三的。两人想到这也就很欣慰。在情感的投入上对老二就有些偏心，或者叫重视。

每逢老二张守志回到家里，父母对他是最隆重的，不仅做牛肉包子，还要做上一个白菜豆腐汤，放上粉丝什么的，遇到年节，还要做上几个菜，父亲张伯祥要陪老二小喝几口，酒自然是老二从后备厢拉来的，偶尔也会有茅台、五粮液什么的，但那只是偶尔，细心的父亲是舍不得喝的，收藏起来，等着过年过节的和儿女们相聚时才拿出来。渐渐地，老二张守志在一家人心目中的威信树立起来了，家里的大事小情都是老二拿主意。张守志，这位机关的副处长，见多识广，每逢做出重大决定时，总是先喝几口茶，再吸上两支烟，然后就有了思路，说出来，一家人听了，果然，头头是道，高瞻远瞩，有理有据，一家人就按老二的思路办了。因此，老二的地位就显而易见了。

老大偶然回家，发现了父亲的不同寻常，连自己的儿子都不认识了，这能是小事吗？于是把电话打给老二张守志，把父亲的病情汇报了。老二张守志在电话那头，想都没想便说：爸这病可能是老年痴呆！

老大就在电话这头愣住了，这病听说过，但在现实生活中他没见过。教小学数学的父亲，在他们的印象里是多么聪明的一个人呢，不仅对数学敏感，生活中也处处透着仔细，日子也总是过得精打细算。

小时候，三个孩子都在上学，日子过得并不宽裕，父亲为了节省钱，总是自己做练习本，买来白纸，裁成练习本大小，再装订起来，剩下的事就是父亲坐在灯下，戴上花镜，用尺子和笔在白纸的练习本上，画出笔直的田字格，或者是横格。一笔一笔，一页一页，一个练习本做好，放到他们书包里，每每从书包里拿出这些练习本时，都会想起父亲坐在台灯下一丝不苟的样子。有时都半夜了，父亲仍然在那一笔一画地画着。

一想起父亲老年痴呆了，老大就哭了，很无助很无奈的样子。半晌他冲电话那头的弟弟问：老二，爸得了这病，怎么办？

老二在电话那头一边冲下属交代着事情，一边抽空冲他说：哥，你别急，等周末我回去再定。

说完挂上了电话。

老二终于在周末的时候回了一次家，老二搬了把椅子坐在父亲对面，把父亲仔细研究了。父亲那会儿还一时清醒一时糊涂，清醒时，父亲就问老二：守志，你这么看我干什么？

老二笑一笑，冲父亲说：爸，我看你老没老。

父亲慈祥地一笑：你今年都四十三了，爸能不老吗？

老二觉得父亲清醒得很，并不像哥哥说的那么严重，他看了眼哥。哥不信的样子，于是也坐到父亲面前冲父亲道：爸，你记得我多大了。

父亲抬起头想了想：老大你五十了，属兔的。

老大和老二交流了一下眼神，两人的心似乎都放到肚里了。那会儿，母亲正在厨房里忙着蒸包子，做白菜豆腐汤。

吃饭的时候，父亲糊涂了，他看着一桌包子，先是眼睛直了，然后站起来，把包子又都端走了，老大老二望着父亲这怪异的举动。父亲不认识似的望着他们说：包子是留给我三个孩子的，他们最爱吃包子了。

两个儿子望着父亲，眼圈红了。

老二决定，要把父亲送到医院去查一查。老二认识一些卫生口的朋友，把父亲弄到北京医院做了一次全面检查，很快就有了检查结果，父亲果然大脑萎缩了，也就是通俗所说的老年痴呆。

现实就是现实。

两个儿子哭了，看着父亲，望着母亲，在他们的记忆里，父母应该是很年轻的，拉着他们的手去学校上学，父亲在台灯下给他们一笔一画画练习本的事，好像就在几个月前。怎么一转眼，父母就老了，脑萎缩，还老年痴呆，他们似乎接受不了这样的现实。

远在上海的妹妹也知晓了父亲的病情，一个电话给父亲打来，她要亲耳听听父亲的声音，了解一下父亲到底病成什么样子了。

父亲的手机响了好久，屏幕上显示的两个字：女儿，这是父亲以前自己小心翼翼把女儿的电话号码输进手机，又仔细存储在手机上的。

女儿的召唤，让父亲很是惶惑，一时不知如何是好的样子。他拿起电话，就像拿起一颗炸弹，他把手机递给老伴说了句：你妹妹找你。母亲把电话接了，说了父亲的病情。父亲见老伴接了电话，自己没事人似的走了。

女儿哭了，母亲也哭了。

女儿风风火火地回了一趟北京，一家人聚在了一起，商量如何医治父亲。北京医院的专家说了，这种病是世界医疗难题，想治愈是不可能的，只是吃药，减慢大脑萎缩的速度，缓解痴呆的病情，既然医生都这么说了，孩子再孝顺也是攻克不了世界医学难题的，也只能这样了。

在老二的倡议下，要给家里请个保姆来照顾父亲。

母亲不肯，孩子们担心是母亲舍不得请保姆的工资，孩子们提出这份工资由他们三人承担。母亲还是不肯，母亲说：我身体还好，照顾你爸够了，等到我不行的时候，再说吧。

孩子们仍然坚持请保姆，母亲又说：哪有那么合适可心的保姆，最后还不够麻烦的。孩子们想了，也觉得母亲说得在理，在北京请个合心合意的保姆，比找个媳妇都难，弄不好，还闹一肚子气，不知谁将就谁了。既然母亲这么说，也只能按母亲说的办了。

刚开始的时候，三个孩子不放心父母，经常打电话给母亲询问父亲的状况，母亲又一一地说了，这次这样，下次还这样，父亲的病既然成了事实，日子也就是现实的日子了，波澜不惊，日子就又是日子了。渐渐地孩子们也习惯了这样的日子，全力以赴忙自己的生活和事业了，偶尔，周末时，回到家里匆匆地看一眼，说上几句话。老二依旧从车的后备厢里搬出一些鸡鸭鱼肉放到父母家的冰箱里，拍一拍手，喝几口水，说几句话，又匆匆地走了。

父亲已经不认识自己的孩子了，他们进门时，父亲总是害怕，把自己藏到卧室里，还关上门。

孩子们走时，推开卧室的门，冲父亲说：爸，我走了。

父亲不理他们，害怕地抱着个枕头，哆嗦着身子，头都不敢回。

孩子们在心里叹一声，把门又关上，心情沉重地走了，日子依旧。

五一节前夕，李少芬接到孩子们电话，说是五一节回来要和父母待上几天。母亲去超市购置过节用的吃食，带着父亲去超市采购，结账时，老伴还在身边，她带着老伴就像带一个三岁孩子。就在结账时，母亲专心地付款，装东西，等装完吃食，再一转身，父亲就不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