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同林语堂先生约二十年的交往中的最后一件大事，即1939～1941年间林先生托他汉译新作《瞬息京华》，给我印象颇深，因为当时我们在新加坡，我已十一二岁了。事情的商定，林先生于1939年9月4日从纽约写给父亲的信中这样说到过：“得亢德手札，知吾兄允就所请，肯将弟所著小说译成中文，于弟可无憾矣。计此书自去年三月计划，历五阅月，至八月八日起稿，令年八月八日完篇。”此信就写于全书刚脱稿至正要付印之际。父亲是个口无遮拦的人，来了客人往往以此作为一个话题。后来林先生亲自注释的原书寄到了，他也拿出来给大家看。我不明白原书怎么是厚厚的两本。父亲说明一本注了前半部，另一本注了后半部，我还是不甚了了。等到明白这是林先生要父亲尽早开译而想的办法已是多年之后，这事再也不可能完成的时候了。

南岛的岁月过得也快，匆匆到了1940年5月26日，父亲在《谈翻译及其他》的短文中说：“在这中间，我正为个人的私事，弄得头昏脑胀，心境恶劣到了极点；所以虽则也开始动了手，但终为环境所压迫，进行不能顺利。”6月6日他又在《嘉陵江上传书》（这信也不知林先生收到没有）中说：“译事早已动手，大约七月号起，可以源源在《宇宙风》上发表。……此书到达重庆，想将在本月底边，同时在上海，第一次译稿也可排就矣。”这些话，恐怕都还只是设想。到1941上半年，父亲在李小瑛女士协助下要为新加坡当局编发《华侨周报》了，我便建议他着手翻译，在每期周报上辟专栏连载，履行前约的同时还可以提高周报的声望。他居然听了。于是这份四开的周报从创刊号起似乎每期都不缺地刊载字数不等的《瞬息京华》译文，而且是两人的合作成果。如果没有太平洋战火，相信这书迟早会译完的。

然而南国烽烟吞噬了一切。后来也回想不起当时译出了多少，刊出过多少？那些周报也至今没有发现。当然是因为这个刊物抗日面貌鲜明，公家的收藏被毁，私人手中更不敢保存之故。不过劣想，新德里、悉尼，甚至伦敦等不曾陷敌的地方仍有可能发现。这就有待海内外有心人的努力了。

这期间最心焦的自然是林先生。从1939年8月或9月间商定起，两年过去了，还不见译文，因而他在1941年元旦写于洛杉矶的《谈郑译〈瞬息京华〉》一文（我去年方知有此文，曾托国内外数处代找，最后还是最善于发掘史料的上海陈子善先生为我找来，帮助极大，不能不于此一提）中说：“夫译事难，译《瞬息京华》尤难。何以故？小说中人物，系中国人物，自当是中国人之口吻。……作者编是书时，写会话必先形容白话口吻而后写成英文，译者读了英文，复意会其中国原文，难免不尽符合。……故此书非由作者于难译处，细注原文供译者参考，必有乖谬未当之处，所以特请达夫译中文。一则本人忙于英文创作，无暇于此，又京话未敢自信。二则达夫英文精，中文熟，老于此道；三，达夫文字无现行假摩登之欧化句子，免我读时头痛；四，我曾把原书签注三千馀条（飞按：原书815页，则平均每页约4处，而我印象里许多页上都不止此数。）等交达夫参考。如此办法，当然可望有一完善译本问世。今达夫不知是病是慵，是诗魔，是酒僻，音信杳然，海天隔绝，徒劳翘望而已。”

林先生的心情完全可以理解。他写这些话的时候日文译本已出了3种（姑不论其删节篡改之处），沦为孤岛的上海租界上也出了第一个中文全译本，即他在文中要评述的郑陀、应元杰译本，而他瞩意的郁译本还杳无音信，遥遥无期。而父亲这方面呢，即使当时读到此文也赶不出来了。因为不到一年，南洋群岛（那时还没有东南亚这个统称）便遍地战火，这项工程也随之成了永久的憾事。

战后林先生想必逐渐获知他这位老友身陷敌后，如何忍辱负重，掩护全体难友（他们全部生还）安然脱险，自己却在二重桥上竖降旗之后半个月反而殉难的事，就不一定还会深责故人了吧。

落难前后的父亲对这笔可说是生平最大的文债又是怎么想的，该无从查考了吧，不想我也见到两则记载。

一是王任叔的《记郁达夫》（载1947年10月1日、12月1日上海《人世间》2卷1期和2、3期合刊）：

“……他在华侨周刊上曾译载林语堂的《瞬息京华》。他说，那是林语堂寄了美金来向他定译的。（飞按，似有两次，共一千美元，合今日美元不知几千了。）……达夫一谈到这事，美金用去了，而译文尚未出来，便觉得非常内疚似的。他因之感叹工作繁重，而金钱终不够用。不断自叫‘糟糕’。我从此看出他并非真的是玩世不恭的人。”

还有一位包思井先生在《郁达夫先生和书》的回忆中告诉我们：

“日本投降前3个月，郁先生在沙果山上办了个小农场，备作避难用的。有一天他从镇里上山，带了些酒菜和一个木箱来。那时也不知道里面所藏何物。他失踪后打开来看，原来是林语堂的《瞬息京华》两册，里面林语堂特地把人名、地名、古典词句详加注以便郁先生翻译的。在同书上郁先生也批了他的译语，两个人的批注都很小心，这从写的字上可以看得出。……”（原载1947年8月29日新加坡《南侨日报·南风》，摘自《回忆郁达夫》，1986年12月湖南文艺出版社版）

两位先生讲的都很动人，尤其包先生目睹的事。据胡愈之先生所述，1942年2月4日清晨父亲跨上装载新加坡文化界人士前往苏门答腊的小摩托艇时只带了两只手提箱。那么这两册《瞬息京华》可能就是其中仅有的书籍了。他珍藏了几年还不忘带上山去，可见林先生的重托他是始终牢记在心的。

然而，他再也完不成这件事了。

我在战火尚未蔓延到时的新加坡，抗战后期的重庆和战后三数年间的上海见到的全译本始终都是郑、应译本。而随后的近四十年间中国大陆上连这个本子也见不着了。当然这也并非仅仅一书一人的遭遇，没可说的。不过我因此萌生了替父亲偿还这笔文债的念头。何时想到的记不清了，但着手准备已是八十年代之初。1982年兴民大哥自美国给我找来了原书。但是又因怕书中的名物移专名、引文等难以正确还原而迟迟不敢动手。后经郑子瑜教授介绍而同当时在港的语堂先生之婿黎明和女儿林太乙伉俪通信，承蒙寄赠两种台版译本做参考（这几位前人的劳绩的确给了我不少启发），这才敢开译，这已是1986年了。但后来又因他事插入而几度搁置，最长的一次竟达一年半。不过那时已完成近半。去年退休，才能着手清理积欠，下半年开始全力翻译剩下的后半部，才终于到年末译毕。

向全球中文读者呈献这部名著的新译本的时候，我自问工作态度是可以告慰两位前人的。首先，宁可冒影响销路之险也要把书名恢复为林先生自己定下的《瞬息京华》。其次，只删去了纯粹向英文读者解释中国事物的几处，于完整性无损。至于忠实原文则是我下笔时的主导思想。这一点我参考的郑、应译本和张振玉教授的译本（包括大陆一家出版社翻印的张译本，某些地方是干脆代圣人立言了）都不能说完全做到了。主要是擅自变动书中的叙述的某些文词。译者自有其不得已的苦衷应予谅解，可是这一变动便不是作者的原意了，不论说对说错都算谁的呢？《瞬息京华》描述的时代是作者前半生亲历的四十年。他当然根据自己的哲学观点、政治观点和艺术观点来写那个时代的人物。评论他写得如何是文学批评的任务，译者只有忠实转述的义务而没有变更原意的权利（出于领会上的差异自当别论），何况书中的那四十年在作者下笔时是当代史，到如今早已属于中国近、现代史了，如何描述总不见得影响到后来的种种关系吧。因此忠实表达原意便是应遵循的原则。

工作中间自然也有力不从心之处，就是还有些历史人物、书名、引用的或作者拟作的诗文等，虽经同编者反复斟酌，能否已准确还原，尚盼四海高明不吝教正，使本书更加对得起作者和读者。

最后，谨向在拖延多年的迻译过程中不断帮助和鼓励我的各位亲友，（除了上文提到的几位以外不再一一列举了），以及当此出版界步履维艰之际在我还不曾译完时就愿意接受本书的湖南文艺出版社致以诚挚的谢意！

郁飞

1991年1月18日杭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