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三姐先明以及我们的童年

    明姐终于在去年十月二十三日去世了，她患的是恶性肝炎，医生说这种病例肝炎患者只占百分之二三，极难救治。明姐在长庚医院住了一个多月，连她四十九岁的生日也在医院里度过的。四十九岁在医学昌明的今日不算高寿，然而明姐一生寂寞，有几年还很痛苦，四十九岁，对她来说，恐怕已经算是长的了。明姐逝世后，这几个月，我常常想到她这一生的不幸，想到她也就连带忆起我们在一起时短短的童年。

    有人说童年的事难忘记，其实也不见得，我的童年一半在跟病魔死神搏斗，病中岁月，并不值得怀念，倒是在我得病以前七岁的时候，在家乡桂林最后的那一年，有些琐事，却记得分外清楚。那是抗战末期，湘桂大撤退的前夕，广西的战事已经吃紧，母亲把兄姐们陆续送到了重庆，只留下明姐跟我，还有六弟七弟；两个弟弟年纪太小，明姐只比我大三岁，所以我们非常亲近。虽然大人天天在预备逃难，我们不懂，我们在一起玩得很开心。那时候我们住在风洞山的脚下，东镇路底那栋房子里，那是新家，搬去没有多久。我们老家在铁佛寺，一栋阴森古旧的老屋，长满了青苔的院子里，猛然会爬出半尺长的一条金边蜈蚣来，墙上壁虎虎视眈眈，堂屋里蝙蝠乱飞。后来听说那栋古屋还不很干净，大伯妈搬进去住，晚上看到窗前赫然立着一个穿白色对襟褂子的男人。就在屋子对面池塘的一棵大树下，日本人空袭，一枚炸弹，把个泥水匠炸得粉身碎骨，一条腿飞到了树上去。我们住在那栋不太吉祥的古屋里，唯一的理由是为了躲警报，防空洞就在邻近，日机经常来袭，一夕数惊。后来搬到风洞山下，也是同一考虑，山脚有一个天然岩洞，警笛一鸣，全家人便仓皇入洞。我倒并不感到害怕，一看见风洞山顶挂上两个红球——空袭讯号——就兴奋起来：因为又不必上学了。

    新家的花园就在山脚下，种满了芍药、牡丹、菊花，不知道为什么，还种了一大片十分笨拙的鸡冠花。花园里养了鸡，一听到母鸡唱蛋歌，明姐便拉着我飞奔到鸡棚内，从鸡窝里掏出一枚余温犹存的鸡蛋来，磕一个小孔，递给我说道：“老五，快吃。”几下我便把一只鸡蛋吮干净了。现在想想，那样的生鸡蛋，蛋白蛋黄，又腥又滑，不知怎么咽下去的，但我却吮得津津有味，明姐看见我吃得那么起劲，也很乐，脸上充满了喜悦。几十年后，在台湾有一天我深夜回家，看见明姐一个人孤独的在厨房里摸索，煮东西吃，我过去一看，原来她在煮糖水鸡蛋，她盛了两只到碗里，却递给我道：“老五，这碗给你吃。”我并不饿，而且也不喜欢吃鸡蛋了，可是我还是接过她的糖水蛋来，因为实在不忍违拂她的一片好意。明姐喜欢与人分享她的快乐，无论对什么人，终生如此，哪怕她的快乐并不多，只有微不足道的那么一点。

    我们同上一间学校中山小学，离家相当远，两人坐人力车来回。有一次放学归来，车子下坡，车夫脚下一滑，人力车翻了盖，我跟明姐都飞了出去，滚得像两只陀螺，等我们惊魂甫定，张目一看，周围书册簿子铅笔墨砚老早洒满一地，两人对坐在街上，面面相觑，大概吓傻了，一下子不知该哭还是该笑。突然间，明姐却咯咯地笑了起来，这一笑一发不可收拾，又拍掌又搓腿，我看明姐笑得那样乐不可支，也禁不住跟着笑了，而且笑得还真开心，头上磕起一个肿瘤也忘了痛。我永远不会忘记明姐坐在地上，甩动着一头短发，笑呵呵的样子。父亲把明姐叫苹果妹，因为她长得圆头圆脸，一派天真。事实上明姐一直没有长大过，也拒绝长大，成人的世界，她不要进去。她的一生，其实只是她童真的无限延长，她一直是坐在地上拍手笑的那个小女孩。

    没有多久，我们便逃难了。风洞山下我们那栋房子以及那片种满了鸡冠花的花园，转瞬间变成了一堆劫灰，整座桂林城烧成焦土一片。离开桂林，到了那愁云惨雾的重庆，我便跟明姐他们隔离了，因为我患了可恶的肺病，家里人看见我，便吓得躲得远远的。那个时候，没有特效药，肺病染不起。然而我跟明姐童年时建立起的那一段友谊却一直保持着，虽然我们不在一起，她的消息，我却很关心。那时明姐跟其他兄姐搬到重庆乡下西温泉去上学，也是为了躲空袭。有一次司机从西温泉带上来一只几十斤重周围合抱的大南瓜给父母亲，家里的人都笑着说：是三姑娘种的!原来明姐在西温泉乡下种南瓜，她到马棚里去拾新鲜马粪，给她的南瓜浇肥，种出了一只黄澄澄的巨无霸。我也感到得意，觉得明姐很了不起，耍魔术似的变出那样大的一只南瓜来。

    抗战胜利后，我们回到上海，我还是一个人被充军到上海郊外去养病，我的唯一玩伴是两条小狮子狗，一白一黑，白狮子狗是我的医生林有泉送给我的，他是台湾人，家里有一棵三尺高的红珊瑚树，林医生很照顾我，是我病中忘年之友。黑狮子狗是路上捡来的，初来时一身的虱子，毛发尽摧，像头癞皮犬。我替它把虱子捉干净，把它养得胖嘟嘟，长出一身黑亮的卷毛来。在上海郊外囚禁三年，我并未曾有过真正的访客，只有明姐去探望过我两次，大概还是偷偷去的。我喜出望外，便把那只黑狮子狗赠送了给她，明姐叫它米达，后来变成了她的心肝宝贝，常常跟她睡在一床。明姐怜爱小动物，所有的小生命，她一视同仁。有一次，在台湾我们还住在松江路的时候，房子里常有老鼠——那时松江路算是台北市的边陲地带，一片稻田——我们用铁笼捉到了一只大老鼠，那只硕鼠头尾算起来大概长达一尺，老得尾巴毛都掉光了，而且凶悍，龇牙咧嘴，目露凶光，在笼子里来回奔窜，并且不时啃啮笼子铁线，冀图逃命。这样一个丑陋的家伙，困在笼中居然还如此顽强，我跟弟弟们登时起了杀机，我们跑到水龙头那边用铅桶盛了一大桶水，预备把那只硕鼠活活溺死，等到我们抬水回来，却发觉铁笼笼门大开，那只硕鼠老早逃之夭夭了。明姐站在笼边，满脸不忍，向我们求情道：“不要弄死人家嘛。”明姐真是菩萨心肠，她是太过善良了，在这个杀机四伏的世界里，太容易受到伤害。

    民国三十七年我们又开始逃难，从上海逃到了香港。那时明姐已经成长为十五六岁的亭亭少女了，而我也病愈，归了队，而且就住在明姐隔壁房。可是常常我听到明姐一个人锁在房中暗自哭泣。我很紧张，但不了解，更不懂得如何去安慰她。我只知道明姐很寂寞。那时母亲到台湾去跟随父亲了，我的另外两个姐姐老早到了美国，家中只有明姐一个女孩子，而且正临最艰难的成长时期。明姐念的都是最好的学校，在上海是中西女中，在香港是圣玛丽书院，功课要求严格出名，然而明姐并不是天资敏捷的学生，她很用功，但功课总赶不上。她的英文程度不错，发音尤其好听，写得一手好字，而且有艺术的才能，可是就是不会考试，在圣玛丽留了一级。她本来生性就内向敏感，个子长得又高大，因为害羞，在学校里没有什么朋友，只有卓以玉是她唯一的知交，留了级就更加尴尬了。我记得那天她拿到学校通知书，急得簌簌泪下，我便怂恿她去看电影，出去散散心。我们看的是一张古诺的歌剧《浮士德与魔鬼》拍成的电影。“魔鬼来了!”明姐在电影院里低声叫道，那一刻，她倒是真把留级的事情忘掉了。

    明姐是十七岁到美国去的，当时时局动乱，另外两个姐姐已经在美国，父母亲大概认为把明姐送去，可以去跟随她们。赴美前夕，哥哥们把明姐带去参加朋友们开的临别舞会。明姐穿了一袭粉红长裙，腰间系着蓝缎子飘带，披了一件白色披肩，长身玉立，裙带飘然，俨然丽人模样。其实明姐长得很可爱，一双凤眼，小小的嘴，笑起来，非常稚气。可是她不重衣着，行动比较拘谨，所以看起来，总有点羞赧失措的样子。但是那次赴宴，明姐脱颖而出，竟变得十分潇洒起来，那是我最后一次看到明姐如此盛装，如此明丽动人。

    明姐在美国那三年多，到底发生过什么事，或者逐渐起了什么变化，我一直不太清楚。卓以玉到纽约见到明姐时，明姐曾经跟她诉苦(她那时已进了波士顿大学)，学校功课还是赶不上。她渐渐退缩，常常一个人躲避到电影院里，不肯出来，后来终于停了学。许多年后，我回台湾，问起明姐还想不想到美国去玩玩。明姐摇头，叹了一口气说道：“那个地方太冷喽。”波士顿的冬天大概把她吓怕了。美国冰天雪地的寂寞，就像新大陆广漠的土地一般，也是无边无垠的。在这里，失败者无立锥之地。明姐在美国那几年，很不快乐。

    明姐一九五五年终于回到台湾家中，是由我们一位堂嫂护送回去的。回家之前，在美国的智姐写了一封长信给父母亲，叙述明姐得病及治疗的经过情形，大概因为怕父母亲着急，说得比较委婉。我记得那是一个冬天，寒风恻恻，我们全家都到了松山机场，焦虑的等待着。明姐从飞机走出来时，我们大吃一惊，她整个人都变了形，身体暴涨了一倍，本来她就高大，一发胖，就变得庞大臃肿起来，头发剪得特别短，梳了一个娃娃头。她的皮肤也变了，变得粗糙蜡黄，一双眼睛目光呆滞，而且无缘无故发笑。明姐的病情，远比我们想像的要严重，她患了我们全家都不愿意、不忍心、惧畏、避讳提起的一个医学名词——精神分裂症。她初回台湾时已经产生幻觉，听到有人跟她说话的声音。堂嫂告诉我们，明姐在美国没有节制的吃东西，体重倍增，她用剪刀把自己头发剪缺了，所以只好将长发修短。

    明姐的病，是我们全家一个无可弥补的遗憾，一个共同的隐痛，一个集体的内疚。她的不幸，给父母亲晚年带来最沉重的打击。父母亲一生，于国于家，不知经历过多少惊涛骇浪，大风大险，他们临危不乱、克服万难的魄力与信心，有时到达惊人的地步，可是面临亲生女儿遭罹这种人力无可挽回的厄难时，二位强人，竟也束手无策了。我家手足十人，我们幼年时，父亲驰骋疆场，在家日短，养育的责任全靠母亲一手扛起。儿女的幸福，是她生命的首要目标，在那动荡震撼的年代里，我们在母亲卵翼之下，得以一一成长。有时母亲不禁庆幸，叹道：“终算把你们都带大了。”感叹中，也不免有一份使命完成的欣慰。没料到步入晚境，晴天霹雳，明姐归来，面目全非。那天在松山机场，我看见母亲面容骤然惨变，惊痛之情，恐怕已经达到不堪负荷的程度。生性豁达如母亲，明姐的病痛，她至终未能释怀。我记得明姐返回一年间，母亲双鬓陡然冒出星星白发，忧伤中她深深自责，总认为明姐幼年时，没有给足她应得的母爱。然而做我们十个人的母亲，谈何容易。在物质分配上，母亲已经尽量做到公平，但这已经不是一件易事，分水果，一人一只橘子就是十只，而十只大小酸甜又怎么可能分毫不差呢。至于母爱的分配，更难称量了。然而子女幼年时对母爱的渴求，又是何等的贪婪无厌，独占排他。亲子间的情感，有时候真是完全非理性的。法国文学家《追忆似水年华》的作者普鲁斯特小时候，有一次他的母亲临睡前，忘了亲吻他，普鲁斯特哀痛欲绝，认为被他母亲遗弃，竟至终身耿耿于怀，成年后还经常提起他这个童年的“创伤”。

    明姐是我们十人中最能忍让的一个，挤在我们中间，这场母爱争夺战中，她是注定要吃亏的了。明姐是最小的女儿，但排行第六，不上不下。母亲生到第五个孩子已经希望不要再生，所以三哥的小名叫“满子”，最后一个。偏偏明姐又做了不速之客，而且还带来四个弟弟。母亲的劳累，加倍又加倍，后来她晚年多病，也是因为生育太多所致。明姐的确不是母亲最钟爱的孩子，母亲对女儿的疼爱远在明姐未出世以前已经给了两个才貌出众的姐姐了。明姐跟母亲的个性了不相类，母亲热情豪爽，坚强自信，而明姐羞怯内向，不多言语，因此母女之间不易亲近。可是在我的记忆里，母亲亦从未对明姐疾言厉色过，两个姐姐也很爱护幼妹，然而明姐掩盖在家中三位出类拔萃的女性阴影之下，她们的光芒，对于她必定是一种莫大的威胁，她悄然退隐到家庭的一角，扮演一个与人无争的乖孩子。她内心的创痛、惧畏、寂寞与彷徨，母亲是不会知道，也注意不到的。明姐掩藏得很好，其实在她羞怯的表面下，却是一颗受了伤然而却凛然不可侵犯的自尊心。只有我在她隔壁房，有时深夜隐隐听得到她独自饮泣。那是一个兵荒马乱的时代，母亲整日要筹划白马两家几十口的安全生计，女儿的眼泪与哭泣，她已无力顾及了。等到若干年后，母亲发觉她无心铸成的大错，再想弥补已经太迟。明姐得病回家后，母亲千方百计想去疼怜她、亲近她，加倍的补偿她那迟来十几二十年的母性的温暖。可是幼年时心灵所受的创伤，有时是无法治愈的。明姐小时候感到的威胁与惧畏仍然存在，母亲愈急于向她示爱，她愈慌张，愈设法躲避，她不知道该如何去接纳她曾渴求而未获得的这份感情。她们两人如同站在一道鸿沟的两岸，母亲拼命伸出手去，但怎么也达不到彼岸的女儿。母亲的忧伤与悔恨，是与日俱增了。有一天父母亲在房中，我听见父亲百般劝慰，母亲沉痛的叹道：“小时候，是我把她疏忽了。那个女孩子，都记在心里了呢。”接着她哽咽起来：“以后我的东西，通通留给她。”

    因为明姐的病，后来我曾大量阅读有关精神病及心理治疗的书籍。如果当年我没有选择文学，也许我会去研究人类的心理去，在那幽森的地带，不知会不会探究出一点人的秘密来。可是那些心理学家及医学个案的书，愈读却愈糊涂，他们各执一词，真不知该信谁才好。人心唯危，千变万化，人类上了太空，征服了月球，然而自身那块方寸之地却仍旧不得其门而入。我们全家曾经讨论过明姐的病因：小时候没有受到重视，在美国未能适应环境，生理上起了变化——她一直患有内分泌不平衡的毛病。先天、后天、遗传、环境，我们也曾请教过医学专家，这些因素也许都有关系，也许都没有关系。也许明姐不喜欢这个充满了虚伪、邪恶、竞争激烈的成人世界，一怒之下，拂袖而去，回到她自己那个童真世界里去了。明姐得病后，完全恢复了她孩提时的天真面目。她要笑的时候就笑了，也不管场合对不对。天气热时，她把裙子一捞便坐到天井的石阶上去乘凉，急得我们的老管家罗婆婆——罗婆婆在我们家现在已有五十多年的历史——追在明姐身后直叫：“三姑娘，你的大腿露出来了!”明姐变得性格起来，世俗的许多琐琐碎碎，她都不在乎了，干脆豁了出去，开怀大吃起来。明姐变成了美食家，粽子一定要吃湖州粽，而且指定明星戏院后面那一家。开始我们担心她变得太胖，不让她多吃，后来看到她吃东西那样起劲，实在不忍剥夺她那点小小的满足，胖一点，又有什么关系呢?回到台湾，明姐也变成了一个标准影迷，她专看武侠片及恐怖片，文艺片她拒绝看，那些哭哭啼啼的东西，她十分不屑。看到打得精彩的地方，她便在戏院里大声喝起彩来，左右邻座为之侧目，她全不理会。她看武侠片看得真的很乐，无论什么片子，她回到家中一定称赞：“好看!好看!”

    明姐刚回台湾，病情并不乐观，曾经在台大医院住院，接受精神病治疗，注射因素林，以及电疗，受了不少罪。台大的精神病院是个很不愉快的杜鹃窝，里面的病人，许多人比明姐严重多了；有一个女人一直急切的扭动着身子不停在跳舞，跳得很痛苦的模样。他们都穿了绿色的袍子，漫无目的荡来荡去，或者坐在一角发呆，好像失掉了魂一般。护士替明姐也换上了一袭粗糙黯淡的绿布袍，把明姐关到了铁闸门的里面去，跟那一群被世界遗忘了的不幸的人锁在一起。那天走出台大医院，我难过得直想哭，我觉得明姐并不属于那个悲惨世界，她好像一个无辜的小女孩，走迷了路，一下子被一群怪异的外星人捉走了一般。我看过一出美国电影叫《蛇穴》，是奥丽薇哈馥兰主演的，她还因此片得到金像奖。她演一个患了精神分裂的人，被关进疯人院里，疯人院种种恐怖悲惨的场面都上了镜头，片子拍得逼真，有几场真是惊心动魄而又令人感动。最后一幕是一个远镜头，居高临下鸟瞰疯人病室全景，成百上千的精神病患者一起往上伸出了他们那些求告无援的手臂，千千百百条摆动的手臂像一窝蛇一般。我看见奥丽薇哈馥兰，关进“蛇穴”里惊惶失措的样子，就不禁想起明姐那天入院时，心里一定也是异常害怕的。

    明姐出院后，回到家中休养，幸好一年比一年有起色，医生说过，完全恢复是不可能的了，不恶化已属万幸。明姐在家里，除了受到父母及手足们额外的关爱外，亲戚们也特别疼惜。父母亲过世后，他们常来陪伴她，甚至父母亲从前的下属家人，也对明姐分外的好，经常回到我们家里，带些食物来送给明姐。亲戚旧属之所以如此善待明姐，并不完全出于怜悯，而是因为明姐本身那颗纯真的心，一直有一股感染的力量，跟她在一起，使人觉得人世间，确实还有一些人，他们的善良是完全发乎天性的。父亲曾说过，明姐的字典里，没有一个坏字眼。确实，她对人，无论对什么人，总是先替人家想，开一罐水果罐头，每个人都分到，她才高兴，倒也不是世故懂事的体贴，而是小孩子办家家酒，排排坐吃果果大家分享的乐趣。这些年来，陪伴过她的大贵美、小贵美、余嫂——明姐叫她“胖阿姨”——都变成了她的朋友，她对她们好，出去买两条手巾，她一定会分给她们一条。她们也由衷的喜爱她，大贵美嫁人多年，还会回来接明姐到她基隆家去请她吃鱿鱼羹。父亲从前有一个老卫兵老罗，也是离开我们家多年了，他有一个女儿罗妹妹，自小没有母亲，明姐非常疼爱这个女孩子，每逢暑假，就接罗妹妹到家里来住，睡在她的房里，明姐对待她，视同己出，百般宠爱。明姐这一生，失去了做母亲的权利，她的母性全都施在那个女孩子的身上了。罗妹妹对明姐，也是满怀孺慕之情，不胜依依。每年明姐生日，我们家的亲戚、旧属及老家人们都会回来，替明姐庆生，他们会买蛋糕、鲜花，以及各种明姐喜爱的零食来，给明姐做生日礼物。明姐那天也会穿上新旗袍，打扮起来，去接待她的客人。她喜欢过生日，喜欢人家送东西给她，虽然最后那些蛋糕食物都会装成一小包一小包仍旧让客人们带走。明姐的生日，在我们家渐渐变成了一个传统。父母亲不在了，四处分散的亲戚、旧属以及老家人都会借着这一天，回到我们家来相聚，替明姐热闹，一块儿叙旧。明姐过了四十岁也开始怕老起来，问她年纪，她笑而不答，有时还会隐瞒两三岁。事实上明姐的年龄早已停顿，时间拿她已经无可奈何。她生日那天，最快乐的事是带领罗妹妹以及其他几个她的小朋友出去，请她们去看武侠电影，夹在那一群十几岁欢天喜地的小女孩中间，她也变成了她们其中的一个，可能还是最稚气的一个。

    然而明姐的生活究竟是很寂寞的，她回到台湾二十多年，大部分的时间，仍然是她一个人孤独的度过。我看见她在房里，独自坐在窗下，俯首弯腰，一针又一针在勾织她的椅垫面，好像在把她那些打发不尽的单调岁月一针针都勾织到椅垫上去了似的。有时我不免在想，如果明姐没有得病，以她那样一个好心人，应该会遇见一个爱护她的人，做她的终身伴侣。明姐会做一个好妻子，她喜欢做家务，爱干净到了洁癖的地步。厨房里的炊具，罗婆婆洗过一次，她仍不放心，总要亲自下厨用去污粉把锅铲一一擦亮。她也很顾家，每个月的零用钱，有一半是用在买肥皂粉、洗碗巾等日常家用上面，而且对待自己过分节俭，买给她的新衣裳，挂在衣橱里总也舍不得穿，穿来穿去仍旧是几件家常衣衫。其他九个手足从电视、冷气机、首饰到穿着摆设——大家拼命买给她，这大概也是我们几个人一种补赎的方式。然而明姐对物质享受却并不奢求，只要晚上打开电视有连续剧看，她也就感到相当满足了。当然，明姐也一定会做一个好母亲，疼爱她的子女，就好像她疼爱罗家小妹一样。

    明姐得病后，我们在童年时建立起的那段友谊并没有受到影响，幼时的事情她还记得非常清楚，有一次她突然提起我小时候送给她的那只小黑狮子狗米达来，而且说得很兴奋。在我们敦化南路的那个家，明姐卧房里，台子上她有一个玩具动物园：有贝壳做的子母鸡、一对大理石的企鹅、一只木雕小老鼠——这些是我从垦丁、花莲，及日月潭带回去给她的，有一对石狮子是大哥送的，另外一只瓷鸟是二哥送的。明姐最宝贝的是我从美国带回去给她的一套六只玻璃烧成的滑稽熊，她用棉花把这些滑稽熊一只只包裹起来，放在铁盒里，不肯拿出来摆设，因为怕碰坏。有一次回台湾，我带了一盒十二块细纱手帕送给明姐，每张手帕上都印着一只狮子狗，十二只只只不同，明姐真是乐了，把手帕展开在床上，拍手呵呵笑。每次我回台湾，明姐是高兴的。头几天她就开始准备，打扫我的住房，跟罗婆婆两人把窗帘取下来洗干净，罗婆婆说是明姐亲自爬到椅子上去卸下来的。她怕我没有带梳洗用品，老早就到百货公司去替我买好面巾、牙膏、肥皂等东西——明姐后几年可以自己一个人出去逛街买东西了，那也变成了她消遣的方式之一。大部分的时间，她只是到百货公司去蹓跶蹓跶，东摸摸西弄弄，有时会耗去三、四个钟头，空手而归，因为舍不得用钱。她肯掏腰包替我买那些牙膏肥皂，罗婆婆说我的面子算是大得很了。其实我洗脸从来不用面巾，牙膏用惯了一种牌子。但明姐买的不能不用，因为她会查询，看见她买的牙膏还没有开盒，就颇为不悦，说道：“买给你你又不用!”

    然而我每次返台与明姐相聚的时间并不算多，因为台湾的朋友太多，活动又频繁；有时整天在外，忙到深夜才返家，家里人多已安息，全屋暗然，但往往只有明姐还未入寝，她一个人坐在房中，孤灯独对。我走过她房间，瞥见她孤独的身影，就不禁心中一沉，白天在外的繁忙欢娱，一下子都变得虚妄起来。我的快乐明姐不能分享丝毫，我的幸福更不能拯救她的不幸，我经过她的房门，几乎蹑足而过，一股莫须有的歉疚感使得我的欢愉残缺不全。有时候我会带一盒顺成的西点或者采芝斋的点心回家给明姐消夜，那也不过只能稍稍减轻一些心头的负担罢了。眼看着明姐的生命在漫长岁月中虚度过去，我为她痛惜，但却爱莫能助。

    去年我返台制作舞台剧《游园惊梦》，在岛内住了半年，那是我去美国后返台逗留最长的一次，陪伴明姐的时间当然比较多些，但是一旦《游园惊梦》开始动工，我又忙得身不由己，在外奔走了；偶尔我也在家吃晚饭，饭后到明姐房中跟她一同分享她一天最快乐的一刻：看电视连续剧。明姐是一个十足的“香帅”迷，《楚留香》的每一段情节，她都记得清清楚楚，巨细无遗，有几节我漏看了，她便替我补起来，把楚留香跟石观音及无花和尚斗法的情景讲给我听，讲得头头是道。看电视纵有千万种害处，我还是要感谢发明电视的人，电视的确替明姐枯寂的生活带来不少乐趣。每天晚上，明姐都会从七、八点看到十一点最后报完新闻为止。如果没有电视，我无法想像明姐那些年如何能捱过漫漫长夜。白天明姐跟着罗婆婆做家务，从收拾房间到洗衣扫地，罗婆婆年事已高，跟明姐两人互相扶持，分工合作，把个家勉强撑起。到了晚上，两人便到明姐房间，一同观赏电视，明姐看得聚精会神，而罗婆婆坐在一旁，早已垂首睡去。前年罗婆婆患肺炎，病在医院里，十几天不省人事，我们都以为她大限已到，没料到奇迹一般她又醒转过来，居然康复。罗婆婆说她在昏迷中遇见父母亲，她认为是父母亲命令她回转阳间的，因为她的使命尚未完成，仍须照顾三姑娘。我们时常暗地担心，要是罗婆婆不在了，谁来陪伴明姐?有一次我跟智姐谈起，明姐身体不错，可能比我们几个人都活得长，那倒不是她的福，她愈长寿，愈可怜，晚年无人照料。没想到我们的顾虑多余，明姐似乎并不想拖累任何人，我们十个手足，她一个人却悄悄的最先离去。

    七月中，有一天，我突然发觉明姐的眼睛眼白发黄。我自己生过肝炎，知道这是肝炎病征，马上送她到中心诊所，而且当天就住了院。然而我们还是太过掉以轻心了，以为明姐染上的只是普通的B型肝炎，住院休养就会病愈。那几天《游园惊梦》正在紧锣密鼓的排演，我竟没能每天去探望明姐，由大嫂及六弟去照顾她，而中心诊所的医生居然没看出明姐病情险恶，住院一星期竟让明姐回家休养。出院那天下午，我在巷子口碰见明姐一个人走路回家，大吃一惊，赶紧上去问她：“三姑娘，你怎么跑出来了?”明姐手里拿着一只小钱包，指了一指头发笑嘻嘻的说：“我去洗了一个头，把头发剪短了。”她的头发剪得短齐耳根，修得薄薄的，像个女学生。明姐爱干净，在医院里躺了一个礼拜，十分不耐，一出院她竟偷偷的一个人溜出去洗头去了，一点也不知道本身病情的危险，倒是急坏了罗婆婆，到处找人。明姐回到家中休养，毫无起色，而且病情愈来愈严重，虽然天天到中心诊所打针，常常门诊，皆不见效。后来因为六弟认识长庚医院张院长，我们便把明姐转到长庚去试一试，由肝胆科专家廖医生主治。明姐住入长庚，第三天检查结果出来，那晚我正在一位长辈家做客，突然接到六弟电话，长庚来通知明姐病情严重，要家属到医院面谈。我连夜赶到林口，六弟也赶了去，医生告诉我们，明姐患的肝炎非B型，亦非A型，是一种罕有病例。治愈的机会呢?我们追问，医生不肯讲。

    那天晚上回到家中，心情异常沉重，彻夜未能成眠，敦化南路那个家本来是为明姐而设，明姐病重入院，家中突然感到人去楼空，景况凄凉起来。那一阵子，《游园惊梦》演出成功，盛况空前，我正沉醉在自己胜利的喜悦中，天天跟朋友们饮酒庆功。那种近乎狂热的兴奋，一夕之间，如醍醐灌顶，顿时冰消，而且还感到内疚，我只顾忙于演戏，明姐得病，也未能好好照料。本来我替明姐及罗婆婆留了两张好票的，明姐不能去，她始终没有看到我的戏。如果她看了《游园惊梦》，我想她也一定会捧场喝彩的。那时我在美国的学校即将开学，我得赶回去教书，然而明姐病情不明，我实在放不下心，便向校方请了一个星期假，又打电话给香港的智姐。智姐马上赶到台湾，一下飞机便直奔林口长庚医院去探望明姐去了。智姐心慈，又是长姐，她对明姐这个小妹的不幸，分外哀怜。我记得有一回智姐从香港返台探亲，明姐将自己的房间让出来给智姐睡——她对智姐也是一向敬爱的——还亲自上街去买了一束鲜花插到房间的花瓶里，她指着花羞怯的低声向智姐道：“姊姊，你喜不喜欢我买给你的花?”智姐顿时泪如雨下，一把将明姐拥入了怀里。那几天，我几个在台的手足大姐、大哥、六弟、七弟天天轮流探病，好像啦啦队一般，替明姐加油打气，希望她度过危机。明姐很勇敢，病中受了许多罪，她都不吭声，二十四小时打点滴，两只手都打肿了，血管连针都戳不进去，明姐却不肯叫苦，顽强的躺在病床上，一副凛然不可侵犯的模样。她四十九岁生日那天，亲戚朋友、父母亲的老部下、老家人还是回到了我家来，替三姑娘庆生，维持住多年来的一个老传统，家里仍旧堆满了蛋糕与鲜花。大家尽量热闹，只当明姐仍旧在家中一般。那天我也特别到街口顺成西点铺去订了一个大蛋糕，那是明姐平日最喜爱的一种，拿到医院去送给她。我们手足个人又去买了生日礼物，大家都费了一番心机，想出一些明姐喜爱的东西。我记得明姐去忠孝东路逛百货公司时，喜欢到一家商场去玩弄一些景泰蓝的垂饰，我选了几件，一件上面镂着一只白象，一件是一只白鹤，大概这两种鸟兽是长寿的象征，下意识里便选中了。这倒选对了，明姐看到笑道：“我早想买了，可惜太贵。”其实是只值几百块钱的东西。智姐和七弟都买了各式的香皂——这又是她喜爱的玩意儿，那些香皂有的做成玫瑰花，有的做成苹果，明姐也爱得不忍释手。同去医院的还有父亲的老秘书杨秘书、表嫂、堂姐等人。明姐很乐，吃了蛋糕，在床上玩弄她的礼物，一直笑呵呵。那是她最后一个生日，不过那天她的确过得很开心。

    我离开台湾，并没有告诉明姐，实在硬不起心肠向她辞行。我心里明白，那可能是最后一次跟她相聚了。回到美国，台北来的电话都是坏消息，明姐一天天病危，长庚医院尽了最大的努力救治，仍然乏术回天。十月二十三号噩耗传来，我其实心理早已有了准备，然而仍旧悲不自胜，我悲痛明姐的早逝，更悲痛她一生的不幸。她以童贞之身来，童贞之身去，在这个世上孤独的度过了四十九个年头。智姐说，出殡那天，明姐的朋友们都到了，亲戚中连晚辈也都到齐。今年二月中我有香港之行，到台湾停留了三天。我到明姐墓上，坟墓已经砌好，离父母的墓很近。二十年来，这是我头一次在岛内过旧历年，大年夜能够在家中吃一次团圆饭，但是总觉得气氛不对，大家强颜欢笑，却有一股说不出的萧瑟。明姐不在了，家中最哀伤的有两个人，六弟和罗婆婆。六弟一直在台湾，跟明姐两人可谓相依为命。罗婆婆整个人愣住了，好像她生命的目标突然失去了一般，她吃了晚饭仍旧一个人到明姐房中去看电视，一面看一面打瞌睡。

    我把明姐逝世的消息告诉她学生时代唯一的好友卓以玉。卓以玉吓了一跳，她记得八○年她回台湾开画展，明姐还去参观，并且买了一只小花篮送给她。卓以玉写了一篇文章纪念明姐，追忆她们在上海中西女中时的学生生涯。卓以玉说，明姐可以说是善良的化身。她写了一首诗，是给明姐的，写我们一家十个手足写得很贴切，我录了下来：

    十只指儿

    ——怀先明大哥会飞常高翔

    二姐能唱音韵扬

    你呢

    你有那菩萨心肠

    最善良最善良

    大姐秀俊又端庄

    二哥三哥名禄交游广

    你呢

    你有那菩萨心肠

    最善良最善良

    四弟工程魁异邦

    五弟文墨世世传

    你呢

    你有那菩萨心肠

    最善良最善良

    六弟忠厚七弟精

    爸妈心头手一双

    十只指儿有短长

    疼你那

    菩萨心肠

    最善良最善良

    明姐弥留的时刻，大嫂及六弟都在场。他们说明姐在昏迷中，突然不停的叫起“妈妈”来，母亲过世二十年，明姐从来没有提起过她。是不是在她跟死神搏斗最危急的一刻，她对母爱最原始的渴求又复苏了，向母亲求援?他们又说明姐也叫“路太远——好冷——”或者母亲真的来迎接明姐，到她那边去了，趁着我们其他九个人还没有过去的时候，母亲可以有机会补偿起来，她在世时对明姐没有给够的母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