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刻时间：一九九三年四月二十一日夜。

    此刻地点：P城家中双人床上独自一人。

    一

    热风如火苗的一九九三年九月，P城却下了一场罕见的鹅毛大雪，那雪晶锋芒尖锐，刺骨扎人，白光带着匕首的寒气逼向大地。这一矛盾而奇怪的天气现象，实在使气象学家们目瞪口呆，匪夷所思。他们一成不变地认为，只有寒冷的冬季才能有足够的凝聚力把雪片固执地拉向大地的怀抱，而炎热的夏天下大雪纯粹是梦想者病态的幻想。

    莫根却坚持说：这是天意，命中注定。就像我和你，充满危险和对抗的魅力。

    莫根是一个靠着不断背叛和谋杀为营生的家伙，这是他的眼睛泄露给我的秘密；而他温柔的嘴唇在我的头发里亲吻时，他用近乎女人的缠绵声调告诉我他是一个诗人。

    从中国古老的佛教密宗或者黑格尔、荣格等西方哲人那里，从近代物理学家们关于非物质起源的实验室或者我个人的生命体验，都可以证明：任何一个男人或女人本身就拥有某种不同程度的完全属于另一性别的特征。而莫根正是一个集男性的智慧、冷酷和女人的柔情、邪恶于一身的男子。

    我想，这次我终于判断正确了一次——难道不是吗，以“背叛和谋杀”为营生的人与诗人有什么矛盾或不同吗?在我内心，这二者不过是同一行当的两种不同称呼而已。随着岁月的流逝，“忠诚”、“爱情”、“友谊”、“从此”等等词汇正在越来越失去可靠性和信赖感。我知道我无能为力地爱上了一个真正的坏蛋，而且一错再错地不计后果。

    有一天，我长时间凝视他的激烈而混乱的瞳孔，我的沉寂又饥渴的目光居然从他那寻求冒险同时又拒绝世界的视网膜上读到了一首诗：

    你想活下去吗

    那么，背叛你的家人

    我就是要当一个叛徒

    我弄不清楚，这诗是写在他的眼睛里还是写在我的心里；也弄不清楚，我们俩谁把这诗涂上去的。

    莫根是那种线条明朗、浑然天成的男子，眼睛里凝聚着柔水做成的刀光。那一双迷迷蒙蒙的深挚的眼睛总是闪烁一股不忠和放荡的神情，他望着我的时候，总是搅乱我那善于浮想联翩、胡思乱想的心。他的整个身体都在隐蔽地对我说：这是一个喜新厌旧、厌倦了忠贞与爱情的、渴望像一个钢琴家不断变换艺术手法那样不断变换情人的人。这样一双黑幽幽燃烧的东方的眸子镶嵌在这样一个男人的脸颊上，真是令我绝望。

    莫根将于九月十三日携他的妻子返回墨尔本。今天是我们最后一次幽会了。为了九月十三日这个倒霉的星期一，我在内心已经整整哭泣了五个月。在这五个月里，我们的每一次约会都使我无望地感到我们正在奔赴破灭。

    此时我们对坐无语。

    终于，我说：“你走吧，我会在你离开的第二天也就是九月十四日就嫁到爪哇国去。”

    莫根说：“是吗?让我来听一听那人是干什么的?”

    我眼不眨声不乱，毫不迟疑地就从嘴里溜出来“打字员”三个字。

    莫根说：“那么，他叫什么名字呢?”

    我说：“他叫什么名字都可以。比如他叫‘汪汪’。”我学了一声发情时的公狗的嚎叫。

    像我这样一种无可救药地追求生命之爱的女人，如果不是嫁给致命的爱情，那么我绝不会退而求其次——嫁给友谊，我宁可选择另外一个极端：实用主义。眼下，我正缺少一位得心应手的打字员。

    “很好。”莫根对我的话不屑一顾。

    真正的坏蛋就有莫根这样一种本领：准确判断出哪种坏话是真的，是他的同行们操用的语言；而哪种坏话是假的，是我这种怀着复仇与爱情的火焰渴望挤进坏人行列的人的语言。在莫根面前，我真是小巫见大巫。

    “到九月十四日再决定嫁给哪一位‘汪汪’吧。如果那天我的电灯坏了，我也许就嫁给一位电工；如果那天我的电脑坏了，也许我就嫁给一位计算机专家。再说吧。”我说。

    “很好。”莫根仍是怪怪地发笑，“这下我就放心了。”

    我继续说：“九月十四日我还要做另外一件事。”

    “什么?”

    “剪头发，短得不能再短的头发。我见不到你，就去剪头发，不断地剪。”

    “这两件事有什么关联吗?”

    “当然。”我说。

    “这么说，等我下次回来时你肯定是个秃头女了。”

    “估计如此。”

    莫根不动声色，“很好。”

    接下来，我们一阵冷声，谁也不说什么。

    我终于抑制不住，一把拉过来莫根，扶靠在他肩上哭起来，“你这人怎么这么狠……”我抽泣着，“你走吧。”

    “你现在不是喜欢‘残忍’、‘变心’、‘冷酷’、‘不忠’、‘阴谋’这些色彩的词汇吗?”莫根说，“再说，是你自己说的要嫁人。这个世界谁能挡得住谁呢?”

    莫根这样说着，却把我的身体越抱越紧。我能感觉到他用身体里的全部生命力抗拒着他自己的语言，他的身体其实在说：不!你不能嫁人。我会回到你身边的。

    窗外的一束在暮光里晃晃悠悠的街灯把它那团苍白的光晕从窗口投射到墙壁上。不知不觉中，外边已是凋谢冷清的晚景。我一直都觉得，黯淡的光线有助于精神紧张者的肢体放松，那一幕昏暗的颜色实际上是遮挡敏觉思想的一扇帷帘。莫根那如水的手臂轻轻滑过我的肢体，他的手臂总是使我产生绵绵不断、缕缕如烟的倦意。

    我们最后一次脱衣、上床，那休养和缓解过我的某种重伤的床榻，发出吱吱嘎嘎的嘶鸣。奇怪的是，这一次我们并没有真正做爱。我们完全沉浸到将要失去对方的心理紧迫之中，以至于其他的内容完全被这种伤感而慌恐的心理阴影所覆盖和掩蔽。我们只是长久地、彻腑地、绝望地彼此爱抚、拥抱。我产生一种前所未有的强烈的晕车感，仿佛一脱离开他的身体，我就会从车上掉落下来。它的意义在我心底已经远离并且超出了“性范畴”。但是，这绝对是我的爱情生涯里最致命、最辉煌、最震颤心灵的一次做爱……

    “如果我不走了呢?”莫根平静地说，好像在谈论别人的事情。

    我的眼睛唰地一亮，仿佛房间里燃亮了灯光。

    但是，我没有接过来他的话。这得由他自己决定。

    我继续原来的思路，我说：“明天你离开P城时，我不能去送你了。你会失去控制的，我无法面对你的妻子。”

    我嘴上这样说道，心里却在想：我等你的电话，告诉我你最后的决定。

    “好吧。”莫根说。

    二

    我终日守在电话机旁，静静等待那哗然而起的铃声。可是，那个电话机却像一只死猫卧在我的床边一声不响。别人电话打进来，我三言五语就挂断，我只等待莫根的声音。

    现在距莫根所乘的QANTAS航班起飞时间只有一小时十五分钟了。我知道我们必是雨散星离，分离在即，一切已是曲尽人散了。

    我再也不能迟疑，我必须在莫根从我视线里消失殆尽之前，最后看一眼他迷人的眼睛和身体。这个从不“轻诺”但依然“寡信”的人、这个惯于以诗的伎俩背叛和谋杀的人，我从不相信他的语言只相信他的眼睛和身体。

    九月里下大雪，这种自相矛盾的天气和活动背景的确是个难题，我选择不好该穿哪种外衣。像我这种很在意别人怎么看我(特别是在意莫根和他的妻子怎么看我)的女人，以什么“外衣”出现在世界上的确于我非常重要。在我心里，“外衣”的重要程度相当于一个人的历史。

    也许是由于我对于选择外衣的犹豫，也许是这种矛盾而古怪的天气障碍，反正这一天我永远无法挽回。

    当我赶到机场大厅时，那条通往墨尔本的红色甬道已空无一人，像通往太平间的夹道冰冷而凋敝，仿佛世界上所有的生离死别都诞生在这里。

    我的心重重地扑了一空，只好颓然而返。

    接下来的几天，我几乎不着家地在外边奔波于办理飞抵墨尔本的签证出境手续。我足足盖了四十九个印章，满载着我们可爱的官僚主义的油墨印泥之香，飞往了墨尔本去寻找莫根的踪迹。

    在古老而悠闲的巴斯海峡北端，我穿越那片鲜亮耀眼的旺草地和无数飘荡着亚热带树脂芳香的林木，那条叫做BRUNSWICKPARKSTREET的蜿蜿蜒蜒的小路已伸向我面前。我的心灵曾通过一张张沉甸甸的邮票无数次穿过这条林阴路拥向莫根的怀抱。

    透过亚麻色围栏，是一套砖红色别墅。然后是一个栗黄色头发的女人和一条乳白的长毛狗。那女人正在歪歪斜斜的晾绳上恬静地晒衣服。

    我走过去，站立在一株庞大古怪、长得瘆人的老橡树的阴影里，把脸颊掩埋在模模糊糊的暗处。我没有自我介绍，只对那女人平淡地说：我来找莫根。

    那女人抬起头定神望望我，忽然变得格外吃惊。她说她的丈夫还留在中国的P城，要完成他那首未完成的诗。

    我从那女人吃惊的眼睛里感觉到了她所怀的不可思议：一个中国女人跑到外国去寻找一个同样在中国的男人?

    我此时眼里放射的光芒肯定能将她手里的未干的衣服点燃。

    我不等她惊讶的表情从她那张美丽的脸颊上消失，就慌张又兴奋地逃开了。

    莫根，莫根，你在中国。

    我买了当晚的加急航班票，经过十几小时的如梦时光又返回了P城。两三天前，这个同样凋零又拥闹的机场大厅，此刻那种生离死别的伤感气息已荡然无存，完全变成了一派大团圆的秋天景观。

    从机场回家的路上，我一直想像莫根此时肯定躺在我们有过很多欢乐时光的吱吱乱叫的床上追忆着我的温馨和痕迹。许许多多的燃亮我那沉默记忆的东西，像车窗外边晃动的风景，一一飞掠过去……

    可是，当我推开自己的房门时，我发现房间里却空无一人，与离开时一模一样。我注意到我走前扎皮箱的那条带子仍然在地毯上的老地方像一条僵死的长虫；梳妆台上那瓶忘记封盖的银白色指甲油仍然挥发着一股古怪的草香。我的床上和烟灰缸里同样没有一丝一毫的莫根的痕迹。

    我怀着希望打开了电话录音，于是我听到了我所熟悉的莫根的声音：

    “你吃惊吗?现在已经过了九月十三日QANTAS航班起飞的时间。可是，我在P城自己的寓所里，守在你的照片旁边……”

    录音带空白了一段，接下来还是莫根的声音：

    “你去哪儿了呢?我已经找你几天了……”

    我没能等待那电话录音全部放完就飞奔出去，直奔莫根的住所。

    莫根的母亲——一个跛腿而肥硕的老妇人，颤颤巍巍地迎出来。她的右手用一把年代久远的长把雨伞当拐杖，支撑着她那使人感到随时可能轰然坍塌的身体。在幽黯的长廊外边的空地上，她的苍老的声音告诉我说：莫根不在家，他已经离开几天了。

    我惊愕不已，急忙问：莫根他去哪儿了呢?

    老妇人赤裸裸地用她那怀疑的目光打量了我足足一分钟，仿佛在考虑一个重大的机密是不是可以披露给我这样一个素昧平生的女子。她的左手食指与中指之间夹着一根雪白颀长的香烟，缓缓吸着，那一冥一亮的红烟头和着她漆亮的黑眼珠一同谛视着我。最后，老妇人终于按捺不住想找个无关的人分享秘密的快乐，她压低嗓音用气声悄悄地说：

    “莫根他去爪哇国了。办理一桩情杀疑案。他说他知道那桩疑案的谋杀人，他必须赶到那里完成它。他说，死者是个打字员，还有一个年轻女人，名字叫……”

    我听到我自己的名字从老妇人嘴里滑出来响亮地掉落在这畸形而恐惧的九月天里的白雪地上。

    三

    有钥匙转动门锁的窸窸窣窣声，然后是吱扭一响有如揭开一扇梦，莫根像一条阴影闪进我的卧房。

    我望着他迷人的眼睛感到惊惧。他的眼里全是如水缠绵的情诗，诗的题目全都叫做《谋杀》。

    “你呆呆地在想什么?”莫根一边脱下外衣一边说。

    我迟疑了半天，从脑子里转出神来，“在想九月。”我说。

    “还早呢。五个月后的事情不必去想。这是你想成为聪明人的第一条：只想现在。”

    莫根走过来温情地俯下他树脂一般芬芳的身体拥抱我，把他的脸颊埋到我头发里。

    莫根说：“你的头发长了，该剪一剪了。”他低柔的嗓音从我们那张吱吱叫的老牛车一般的床榻上令我绝望地升起。

    窗外，苍白而黯然的光晕粼粼闪烁，仿佛是一片片跳跃的鱼群来自遥远异邦——墨尔本南端的那个巴斯海峡的涟涟微波、绵绵轻漪。静静地独自观望它，便会看出喧闹的人流里某种无可奈何又无以言传的凄凉与忧伤。

    我的内心一向孤寂，世界繁乱的嘈杂声永远无法真正进入我的身体。可是，我忽然感到，此刻莫根的声音带给我的是比以往更强大、更无边的孤寂。

    “是的，我会不断地剪头发，”我说，“早晚我会成为一个秃头女。”

    这声音小得连我自己都难以听到，我的耳朵似乎已脱离我而去，躲到安全的墙壁后边。其实，我的一生都在竭力倾听和期待远处的某种致命的声音。但，命中注定，我永远是个被人类之声所隔绝和遗弃的人，一个失去耳朵的秃头女。只有暮春的晚风，从四面八方的远处传递过来不绝如缕、轻若泣叹的关门声。这此起彼伏、由远而近的声音弥漫世界。

    四

    …………

    自一九九三年九月，莫根离开中国P城踏上奔赴爪哇国之旅，再无消息。

    一九九五年四月，莫根母亲与妻子千方百计、迂回曲折地办好了经墨尔本绕路前往爪哇国探望毫无下落的莫根的签证出境手续。据爪哇国机场官方的电脑记载：没有一个叫做莫根的中国男人或者一个貌如莫根的中国男人于一九九三年九月进入爪哇国境内。

    二○○一年八月，有人在美国的一个变心俱乐部里一个化装舞会上听到过莫根的声音，但因面具的缘故，无法肯定那人就是莫根。

    二○○三年九月以后，我只身前往美国的一个叫做MCHGAN的幽僻荒凉的地方隐居。这地方的雪极大，仿佛覆盖了所有的岁月和往事，到处可见拄拐木去上学的红红绿绿的学生，他们沉醉于DOWNHILL这项刺激的活动。而我已出现衰老的征兆，身心疲惫，厌倦人群，但我的思想还分外清晰，只是偶尔分不清虚构与真实的事情。我经常湮没在那个变心俱乐部大大小小的化装舞会的阴影里，我等待着那个熟悉的声音从寂寞的黑暗中升起——那个我亲爱的读者所熟悉的一段众所周知的台词：

    “我已经老了，有一天，在一处公共场所的大厅里，有一个男人向我走来……他向我说，我认识你，永远记得你……那时候你是年轻女人，与你那时的面貌相比，我更爱你现在备受摧残的面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