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今天怎么比往日更烦躁易怒？夏平和平平在客厅里坐下，看着父亲气冲冲地走来走去。“夏平，叫你不到，叫你不到，你干什么呢？你不知道我今天有重要事情找你，你今天能不能别忙其他乱七八糟的了？”他敲打着茶几大声地说。

    “爸爸，我这不是来了嘛。”夏平扶了扶眼镜，温和地笑笑。

    “来来来，叫你几遍了，你为什么不能召之即来？”黄公愚嗓门更高了，眼瞪得更大了。

    “刚才家里有点事。”

    “事儿事儿事儿，还有没有轻重之分了？你不知道爸爸的事重要？别人不知道，你也不知道？”

    “我知道。”夏平垂着眼依然温驯地说。

    “你最不知道，就你最会气我。”

    “爸爸，我来晚了，让您生气了，您有事就说吧。”夏平又一次认错。她已经受惯了父亲这种毫无道理的雷霆大怒。

    “唉，你们没有一个理解我的。”黄公愚一屁股重重地坐在沙发上，仰靠着用手遮住额头。

    ——你们谁理解我？一个个就知道烦我。（魏炎作报告时那装模作样的脸晃来晃去。自己满胸膛的怒气往外冒着，太阳穴血管有点暴起，夏平那忍受训斥的温驯神情……）自己怎么对夏平这么大火？这个家里除了夏平对他比较理解以外，还有谁更理解？自己的脾气有点过头了。

    ——父亲这两年情绪越来越不稳定。年纪大了，快八十了（看他遮额头的手上松皱的老皮和黑色的老人斑），又不上班，整天闷在家里，太寂寞。对现在许多事情不理解，肯定也很苦恼。看他呼呼喘着粗气坐在沙发上，胸部一起一伏，老这样下去，心脏血压都会出问题。最近他要出国，出去转转，散散心也好。

    ——爸爸就会对二姐发脾气，也就是二姐受得了他那一套，还成天伺候他。难道要让二姐一直伺候你，当一辈子老姑娘守在你身边？爸爸的情绪越来越病态，人到了这把年纪，就“老天真”了，就有些不知常理了。他过去不是这样。

    几秒钟的寂静过去了。“爸，您有事就说吧。”黄平平说，“二姐一个人如果帮不过来，我们都可以帮。”

    黄公愚放下额头上的手，火气似乎消了一些，“不用你们。”他一指墙角那紫檀雕花小方几上的电话，像首长发号施令一样，冲夏平说：“你给我要个电话——××日报，文艺部，负责人家里。”

    “哎。”夏平走过去拿起话筒，翻开电话簿，拨着号码，“爸爸，您有什么事？”

    “什么事？”黄公愚愤慨地拍了拍茶几上摊放的一张报纸，“你们看看。”

    “这怎么了？”黄平平瞄了瞄。副刊上登着一篇文章：《论东方艺术研究工作的振兴》，署名魏炎，是东方艺术协会的副主席。

    “怎么了？他们也让我写了文章，为什么用他的不用我的？”黄公愚气愤地说。

    “这有什么奇怪的，报社也要择优用稿嘛。”黄平平说。父亲这样毫无道理。

    “这不是一般的文章，这是总结东方艺术的研究工作。我是协会主席，为什么不用我的？到底是我的文章更有权威性、代表性，还是他的？”

    “爸爸，你这样说不对。您是不是打算问报社这件事？……那您千万别问了。姐，把电话挂了吧，让人家笑话你。”

    “什么笑话？他们这样做才是笑话。”黄公愚一敲茶几愤然而起，走过去拿起挂通的电话。

    黄平平看着他简直没办法。父亲现在越来越有些老糊涂了。老是做这种失态的事。一天到晚像着了魔一样，就怕社会上忘记他——忘记他的名字、地位、功绩。他现在的全部心思就是为捍卫自己的存在而奋斗。这是不是也算一种特殊的老年精神病呢？

    “啊，是鲍兴志同志吧？我是黄公愚啊。”黄公愚捂住话筒，转身对夏平吩咐道，“拿笔记录一下。我的话他的话都记下来，他的话我重复出来。”然后又拿起话筒通起话来。“我写的文章为什么没发啊？……什么？你们寄回给我了，让我修改，一直没收到我的修改稿。是吗？……我是没再寄回去，我看不出有什么修改的必要啊。……什么？你们认为还是修改一下好，有些提法不太符合现在的实际情况，那样发对报纸、对我都影响不太好？……那你们为什么不多等我几天呢？我很忙，要改也不是一两天能改出来的嘛。你们为什么匆匆忙忙先发魏炎的文章呢？现在协会的负责人是我嘛，他的文章又没有经我审阅过，你们这样发慎重吗？……”

    黄平平坐在一旁听着，为父亲感到脸红。人老了怎么会糊涂到这种失去理智的程度？

    大姐春平进来了。

    “二姐，你就准备这样过一辈子，守着爸爸，守着这个乱家？”平平问夏平。

    大姐要和父亲谈些事，她们正好能退出来，回到自己的房间。她们俩合住一间房，两张单人床对着。

    “爸爸总得有人陪啊，这个家也总得有人管。”夏平说。她的声音总含着一种听凭命运摆布、逆来顺受的平和。

    “大家轮流管。”

    “除了你替我管这一两个月，别人谁能啊？大姐根本没时间，大哥是管不了，大嫂是不愿意管，秋平更不好管这个家的事，冬平、小华都在念书。你让谁管？”

    是。没有人能管。自己也不愿意长期接管这个家。

    “这个家散伙儿，各过各的算了。这么多人在一块儿过日子互相干扰，还得赔上你。”

    “妈妈说过，不让这个家散。”

    平平沉默了。母亲的话比在世时更显得权威。他们（兄弟姐妹全体）每个人的眼前都时时浮现出母亲伟大而仁慈的形象，她带着温暖的光轮隐在小院上空的云天中，关切地、谆谆教导地俯视着儿女们生活的窝巢，慈祥的微笑中留着操劳一生的倦容。平平眼前就常常出现这种幻象。

    “再说，分开过，都没房子，怎么分，爸爸又让谁管？”夏平停了停又说，“平平，你不是有事还要出去吗？你别替我操心了，走吧。”

    “二姐，咱们家这事是难解决。可我就要想个办法解决它。”

    “就这事？你安排就是了，还有别的什么事？”黄公愚不知为什么一下又烦躁起来。刚才给报社打电话，发泄了一通，本已经平息了些。

    春平正在对他讲给夏平介绍对象的事。“爸爸，您的意见呢？对方情况就是我刚才讲的，还比较理想。”春平耐心地说道。

    “我没意见，不要跟我商量，你是大姐，你做主就是了。我大事情还顾不过来。家里的事你们自己管。”黄公愚不胜烦躁地在屋里来回走着，这儿胡乱整理一下沙发布，那儿磕磕碰碰摆弄一下茶具，他的手由于激动神经质地颤抖着。

    春平观察着父亲。父亲为什么突然变得如此言行错乱？给夏平找个比较合适的对象，难道不是好事吗？“这事主要得看夏平本人的态度，我还没和她谈。”春平说，“爸爸，还有一件事，要和您商量。”

    “家里的事不要和我讲了，我做父亲的责任尽够了，你们自己商量着办吧。”黄公愚打颤的手不小心碰翻了茶杯，忙用抹布擦着桌子。

    “这事得跟您商量，关于祁阿姨的事。”

    “祁阿姨怎么了？”黄公愚转过头。

    客厅门口，祁阿姨正好走过来，刚要迈门坎，听见这句话，她在门外站住了。

    “她年纪大了，每天家里这么多活儿，她实在干不过来。”

    “不行，不能换人，她跟咱们家三十年了。”

    “爸爸，您怎么不听我说完呢。我是要说：祁阿姨每天劳动量太大，忙里忙外，光买菜买东西就跑那么多路，她腿脚现在又不太好，可能还有点关节炎，咱们应该关心她，想办法减轻点她的负担。”

    “那你说怎么办？”

    “我是想能不能再找个十几岁的小保姆，帮着阿姨干点零碎活，跑跑腿。让阿姨能有时间稍微歇歇。她这几十年一天到晚为咱们劳累，现在年纪大了，咱们不关心她谁关心她？”

    “嗯……”

    “另外，等今年秋天，您出国回来后，咱们家想办法给阿姨放一两个月假，最好能再给她一笔钱，让她回南方家乡看看，散散心。爸爸，她三十年了，就没回家去看过一次。咱们得替她着想着想。”

    门外，祁阿姨鼻子发酸，老泪一下涌上来。她一生没怎么流过泪。她拉起围裙擦了擦眼睛鼻子，转身驼着背走了。

    “这事你们商量着办吧。还有什么事？”黄公愚问。

    “还有，小华最近……”

    “好了，今天不要和我说了，我今天有重要事要计划。你是大姐，好比母亲，家里的事你考虑安排吧。你叫夏平还是来我这儿。”

    家里家外的事让他烦，让他分心。今晚他要做重要事情。夏平又去哪儿了？动不动就走。一点不把自己这个父亲放在心上。

    黄平平车骑得飞快。

    南池子大街，不宽的街面，夹道的树，路灯，浓重的树影，东华门，马路上乘凉的人三五成群，小伙子在打羽毛球，卖冰棍的白色小推车；北池子大街，左拐，还是骑自行车自在；景山前街，左边肃穆的紫禁城，右边黑苍苍的景山，红墙，崇祯皇帝吊死在这里，历史一晃几百年，元明清，三朝古都，往前还有辽金，一个个朝代兴衰起落，从几千年的角度看现在的北京，是一瞬；感慨什么？家里真乱，憋闷，一出来就有一种开阔感。她喜欢社会活动，喜欢出名，喜欢成为到处受人欢迎的明星。她感觉到自己蹬车的腿脚很带劲儿，有用不完的精力，她觉得风呼呼吹着脸，她觉得自己微汗的脸是润泽发潮的，她觉得自己整个身心都是充满活力的，多汁的，鲜嫩的，连骨骼和关节都是充满津液的——她为这种自我感觉而快乐。她要做一个社交家，一个大记者，去“周末俱乐部”干什么，什么活动方案？

    春平推开冬平的房门：“冬平，怎么关着灯？”

    黑暗中没有回答。她拉亮了灯。冬平已经蜷着身子躺在床上睡着了，连衣裙还穿在身上，露着两条修长的腿，一条手臂斜搭在身上，一条手臂枕在头下。眼角似乎还沁着点泪水。春平站在床边，凝视着睡梦中的妹妹。她能体会到一种类似母亲的感情。她已经知道冬平今晚的情况。她轻轻托起冬平的头，把压在下面的手臂拿出来放好，同时把枕头放平。又轻轻给她盖了一条旧被单，拉熄灯出来了。

    旁边就是秋平夫妇的房间。她想推门进去。每晚看看弟弟妹妹们，是她这两年的习惯了。听见屋里秋平正和梁志祥低声说话。

    “你早点睡吧，别跟着熬了，你今天不是有点不舒服？”梁志祥说。

    “你学你的，别管我了。”秋平的声音。

    “我学也不用非得你陪着啊。”

    “快看你的书吧。喝麦乳精吗？我给你冲一杯。”

    春平站在门口想了想没有推门。不知梁志祥在学什么，他们的事情从不和其他人说。秋平去山西插队以后，十几年生活坎坷多难，可是很少给家里写信。母亲去世前曾一再嘱托她这当大姐的，无论如何想办法把秋平调回来。弥留之际的母亲还明确地嘱托全家：任何人不许提“文化大革命”中秋平贴大字报和家庭划清界限那件事。

    春平离开东厢房来到西厢房，推开了卫华的房门。卫华正坐在床边轻轻拍着小薇睡觉。

    “姐。”他抬起头。

    “睡着了吗？”春平看了看床上的小薇轻声问。

    “睡着了。”卫华看了看女儿，手停下来。

    “世芬又跳舞去了？”

    “是。”

    “你为什么不一起去呢？”春平在床边的椅子上坐下。

    “我不会，也没时间。”卫华答道。他更多的原因大概是自惭形秽。夫妇俩关系太不平衡。

    春平看着他沉默了一会儿，又问：“你们就这样下去？”

    “不知道。”卫华缄默了一会儿，答道。

    春平看着他，又沉默了两三秒钟：“给你，这是官园的票，三张。你们明天领着小薇去吧。”她把三张官园少年儿童活动中心的门票递给卫华。

    “姐，票很不好搞。你不领大海、小海去？”

    “你们先去吧。”

    秋平坐在床上一边织着毛衣，一边不时抬头看看坐在台灯下学习的丈夫。屋里很静。女儿玲玲在睡梦中轻轻磨着牙，蹬着毛巾被。她轻轻给女儿盖好，目光又落在了丈夫身上。梁志祥和她一样，也是初中毕业后到山西农村插队的。他们在山西临汾一个上百人的小厂里认识，后来结了婚。他讷讷的，没有什么风度和才能，倒是会做一手好木匠活儿。但她现在坚决不让他再干木匠活儿，每天督促着他自学函授大学课程。他很吃力，看他那脊背的线条（衬衫已经湿透），还有那不时抓搔头发的样子，就知道他又遇着难处了。

    “秋平，真别让我受这份罪了，学得头都大了。”梁志祥不止一次这样央求道。

    “学吧。”她每次都这样平静地安慰他，“熬夜我陪着你。”

    “我实在学不下去了，还不如让我做两套家具挣点外块呢。”

    每当这时她就会激动起来：“我一辈子都不会让你再做木匠活儿。我不能让别人一直看不起咱们。”她把他的木匠工具都处理了。梁志祥没和她吵，他也不会吵，他只是感到对不起她。“要不你学吧，我来带孩子，弄家务。”他几次这样对她说，“你的基础比我强。咱们有一个学出来就行了。”

    “不，你好好学下去吧。”她的口气不容置疑。

    手中的铝针不时碰出微响，毛线经过右手小指向上走着，一点点编织进丈夫的一件毛衣里。银灰色纯毛开身毛衣，秋天时让志祥穿上，能显出些书卷气吧。他太没知识分子味了。她又抬眼看了看丈夫的背影，眼前薄烟一样淡淡掠过一片片回忆。她不去追想那回忆中的景象，也并不希望看到它清晰地浮现出来。然而，她又常常喜欢像这样陷入对往事淡淡的惆怅之中，每当空闲安静的时候。

    “秋平，万红红的信你还没回呢，”梁志祥突然想了起来，回过头努嘴指着说，“那不是？”

    秋平看了看床头的信，没有停下手中的毛活：“我不想回。”

    “为什么？”

    “不为什么，你别管了。”

    梁志祥茫然地看了看她：“别人的信不回，万红红的信咱们还是应该回的，她帮过咱们忙。”

    “我不回嘛，要回你回。”秋平有些冒火了。

    梁志祥欲言又止，转过头去了。

    小屋里重新归于寂静。只有丈夫汗湿的脊背和玲玲轻微均匀的呼吸声。一个平庸、狭小、琐碎、封闭然而又踏实安静的世界。她看了看床头的那封信，眼前变得恍惚起来，身子也如坐在船上，微微晃荡。天安门前拥来挤去的人海，锣鼓喧天的北京站，起伏的田野山脉……眼前的小屋被错乱的幻象所叠印。

    她眼前曾经有过一个“革命的”、“广阔的”、“理想的”然而也是虚无骚乱的世界。大概是下乡插队第一年吧，她几乎每天晚上都要趴在煤油灯下给各地农村的同学写信。奋笔疾书，哗啦一页，哗啦又一页，全身心都感到一种兴奋。那大概是个专门培养政治意识的年代，连她这样一个脆弱敏感的初中生也幻想当个女革命家。读大部头经典著作，和有思想的青年交往，从这一群人联络到那一群人。

    自己是怎么认识万红红的？

    1971年冬天，大批插队知青回到首都，进行着各种地下政治活动，一个又一个“沙龙”里谈论着林彪事件的性质，封建法西斯专制的根源，中国的体制、前途等重大问题。在一个座谈会上，一个引人注目的高中男生（他是这个讨论会的灵魂，也是秋平崇拜爱慕的对象）用赞誉的口气谈到万红红这样一个名字，这是与会者都知晓的名字。这使她受到一种刺激。第二天，不知出于什么样的心理，她专门跑到万红红家去，要“谈一谈”。在交往中，她把自己和万红红从外貌到思想深度等各个方面都暗暗作了比较。万红红身材很挺拔，比她高，皮肤白皙，向上挑的细眉毛和细眼睛，相貌一般，说话很快，像男人一样爱打手势。停顿时，老给人不满地撅着嘴的印象。书读得并不很多，很多思想也是从别人那儿现趸现卖来的。她并不比自己强什么。

    敲门声打断她的恍惚回忆。祁阿姨进来了。

    “阿姨，有事吗？您坐。”梁志祥和秋平都站了起来。

    “我没啥事体。你们有要洗的衣裳给我洗吧。”

    “阿姨，洗衣服应该是我们自己干的呀。”夫妇俩连忙谢绝。

    “今朝我帮你们洗洗吧，要不把床单换下来，我帮你们洗洗。”

    “不用不用。”

    “我格两日，夜里厢困不着觉，想多寻些事体做做。”祁阿姨驼着背忙忙叨叨地解释。

    夫妇俩对视了一下。祁阿姨言语神情中有一丝异样。她怎么啦？

    一见夏平进来，黄公愚的脾气更大了：“你今天到底怎么啦？动不动就走，一转身就走。爸爸有事情你不愿帮助做是不是？”

    “爸爸，明天不是要把家里这一摊交给平平嘛，我赶着想把账整理一下。”

    “你不要找借口。你不愿陪爸爸，你就走。你愿意走哪儿就走哪儿。”黄公愚的手在半空中剧烈地打着颤。

    “我能走哪儿啊，爸爸。”

    “爸爸活不了几年了，今天晚上找你来就是要让你帮我写遗嘱的。”

    夏平震惊地看着父亲，不知说什么好。

    黄公愚在客厅里气呼呼地来回走着。话是一声比一声高地嚷完了。女儿的震惊让他更加感到自己的悲愤，同时也让他感到满足：他总算教训了女儿。

    他就是要立个遗嘱。这是他气了好几天，想了好几天才有的办法。这份遗嘱主要是关于东方艺术协会的事情。他要在遗嘱中把一切观点都摆明一下、声明一下，把一切事宜都安排一下。他要彻底摊牌。像魏炎那样忘恩负义、不把培养他的前辈放在眼里的人，绝不能让他掌握大权。

    “你准备好笔和纸。”他站住对女儿吩咐道。

    “爸爸您别……”

    “准备好吧，我开始口授。”黄公愚打断女儿的话。夏平越是惊恐不安，越是担心，他越显得执拗。

    就在这时，客厅里来了不速之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