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将目光转向举世公认的文学名著《安娜·卡列尼娜》。

    正像这部作品的开篇引文“伸冤在我，我必报应”那样，托尔斯泰最初想描写的是一个堕落的女人，不爱家庭，没有责任感，为了情爱抛弃了丈夫和孩子，遭整个上流社会唾弃，最终因痛苦走向死亡。但作品问世之后，却被千千万万的读者称之为最美丽的爱情故事，是同情女性、理解女性的伟大作品。

    对于这部俄罗斯名著所包含的社会学、文学及美学意义，可以做出各种各样的论述。今天，我们只想指出一个不为人所注意的“托尔斯泰情结”。

    我们知道，在《安娜·卡列尼娜》这部书中存在着两个男主人公，渥伦斯基和列文，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托尔斯泰将自己一分为二构成的：渥伦斯基代表他人性的一面；列文代表他人性的另一面。

    当他分别用这两面面对安娜和吉蒂时，这里隐含的一层意义，是作者的爱情婚姻观念：他把安娜当做自己真正对之有情欲的爱人，而把吉蒂当做名正言顺的妻子。在面对安娜这样的女人时，作者是一个充满情欲、追求享受的野性男人；在面对吉蒂时，他是一个要装模作样地生存在社会的规矩男人。

    正是用安娜和吉蒂这两个女性与渥伦斯基、列文也即作者人格的两面性对应，表达出了托尔斯泰完整的爱情婚姻观。他要找一个纯洁的、被社会所认可的女人做妻子。然而，真正的爱情只能与充满性感刺激和女性魅力的人共享。有关这个女人的名声、名分是无关紧要的。也许这种名声、名分上的不名正言顺，恰恰刺激着他的情欲。

    安娜死了，这或许是现实主义的力量，是生活本身的安排，在小说中，这个安排或许是顺理成章的自然逻辑。

    然而，我们仍要说，是潜意识决定着一切。当托尔斯泰安排安娜的死亡结局时，不过表明了作者在潜意识中对安娜这类女性的态度，安娜只能死。

    正是安娜的死，使渥伦斯基产生了忏悔。在这里，与其说是渥伦斯基产生了忏悔，不如说托尔斯泰产生了忏悔。

    在托尔斯泰将安娜的命运做了这样的安排之后，作者这一忏悔的潜意识就像图画般展现出来。当安娜在想像中手举蜡烛朦胧走过什么画面的时候，当安娜绝望地卧向铁轨时，作品流露出了作者对女人的深刻忏悔情结。

    这一情结在他的另一部文学名著《复活》中以更加完整的方式表现出来：《复活》中的聂赫留朵夫依然可以看做托尔斯泰的化身。

    在《复活》中，依然是一个堕落的女人，依然是一个忏悔的男人。男人之所以忏悔，是因为女人的堕落与他有关，正如《安娜·卡列尼娜》中安娜之死亡与渥伦斯基有关一样。

    正是在《安娜·卡列尼娜》与《复活》的联系对应中，我们看到了托尔斯泰完整的爱情观和婚姻观。

    在《复活》中，聂赫留朵夫最终未能与玛斯洛娃结婚，也表明了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中同样的婚姻观：作为上流社会的体面男人，他只能娶吉蒂为妻；但作为一个有着热烈爱欲的男人，他渴望着安娜和贪恋着玛斯洛娃。然而，这种激情会毁了一个体面男人的身家事业。故事最终只能以女性的毁灭或者牺牲为结束；在接受了这个牺牲之后，男人献出自己的忏悔。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为自己对女性的忏悔写作是托尔斯泰伟大的创作动力之一。这个忏悔又与他深刻、矛盾的婚姻家庭观相联系，他要名正言顺的妻子，却渴望充满情欲和刺激的情人。

    这一情结其实与中国的《红楼梦》中贾宝玉对薛宝钗、林黛玉、袭人的关系如出一辙。在《红楼梦》的爱情演绎中，终于是宝玉和宝钗成婚，这表明了正统婚姻观念在《红楼梦》中的胜利。同样，在《红楼梦》中，让林黛玉作为精神的爱人为他而死，让袭人作为肉体的情欲为他牺牲。

    贾宝玉对女人的怜爱其实也包含着忏悔。在某种意义上，《红楼梦》也是曹雪芹对女性忏悔心理自然流露的文学作品。

    当我们用这样的眼光俯瞰伟大的托尔斯泰时，就会清楚地看到在其众多作品中都潜含着的一个基本情结，也便看到了托尔斯泰所处的社会在爱情婚姻上的巨大矛盾──真实情感和顾及利害的理性选择之间的矛盾。

    这其实是近代社会中相当多的男性都面临的矛盾。它终于通过托尔斯泰的作品表现了出来。

    当然，关于托尔斯泰的作品，关于曹雪芹的作品，我们还可以做更多的类似剖析，这里要说明的是，所谓“贾宝玉情结”、“托尔斯泰情结”不过是这些伟大作品的一个层面。

    透过这些伟大作品的表面理性框架，能发现很多深藏的潜意识结构。这些结构就像我们分析《西游记》一样，同样会体现出多层次的象征意义。

    最终是聂赫留朵夫不想和玛斯洛娃结婚，所以有了《复活》的安排。

    最终是渥伦斯基要把安娜作为包袱甩掉，只有安娜的卧轨自杀是他惟一能够接受的方式──他并不愿意安娜以其他方式，比如又寻到了另外的情人而离开他──他也因为这种结局献出了更多的忏悔。

    托尔斯泰对待女人的态度应该说充满了矛盾，也充满了“伪善”，这是近代社会中相当多的男人的“伪善”。

    公平地说，这是不应该原谅和饶恕的“伪善”。

    人类历史上许多崇高道义的行为来源于忏悔，而忏悔来源于道德上的亏欠与罪过感。

    这是相当普遍的规律。

    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与《复活》这两部书中确实体现了一个潜意识情结，他有着对女人的罪恶感，他在为忏悔而写作，为赎罪而写作。

    就实质而言，他是在解决自己心理的一个矛盾冲突。这种内心的情结一般看来可能并不显得多么惨烈，考察托尔斯泰的一生，或许很难发现有什么记载在案的强有力事件，使得他对女人产生如此强烈的忏悔和赎罪心理。

    然而，人类的心理就是这样，有些看来已经被理智掩盖过去的生活，一些似乎被时光淹没的往事，却深深地沉入潜意识。当梦思维和艺术思维展开时，它就泛滥起来。

    托尔斯泰正是在艺术的写作中真实地表现出了这个强烈的情结。

    一个作家用一生的主要作品写一个相同的故事，写一个相同的旋律，绝非偶然。

    他的作品还在更深刻的意义上把男主人公对女性的伤害归咎于社会，是社会造成了男性的懦弱与自私，是社会扼杀了安娜·卡列尼娜和玛斯洛娃。这种归咎应该说是正当的逻辑。

    然而，正因为比这归咎更深刻的潜意识是他的忏悔心理，才使得他对社会的批判具有如此痛切的强度。

    人的心理常常会以转换的形式表现出来，托尔斯泰及其小说中的主人公，正是因为忏悔的心理需要（以淡化自己的罪恶感），所以尤其要在批判罪恶社会的过程中表现出正义凛然。

    批判了社会，就能在精神上解脱自己。

    小说中的这个逻辑非常像生活中的真实逻辑：一个男人，处在聂赫留朵夫、渥伦斯基的境地，只有在对社会做出批判的同时获得凛然正义感，才能够使自己的罪恶感减轻，得到心灵上的平衡。这是《安娜·卡列尼娜》和《复活》这两部书表现出的文学面貌的根源。

    可以说，《安娜·卡列尼娜》和《复活》使得一大批具有“聂赫留朵夫情结”的男人在作品中得到一次解决人生矛盾的满足。

    在这个世界上，相当多的男人有着聂赫留朵夫情结。他们超越道德规范与约束，去追求、勾引、占有着女人；又由于功利的考虑、道德的压力或者其他种种社会规范，做出了伤害女人的行为。由此，他们产生了深刻的、不一定为自己所觉察的罪恶感、忏悔心理和赎罪的需要。

    托尔斯泰的作品帮助他们解决了这个矛盾。使他们既重温了追逐女人的幸福与快感，又释放了对女人的忏悔心理；一旦把责任加给社会，对社会实行义正辞严的审判，便解脱了自己。

    托尔斯泰的小说让许许多多的男人“经历”了一回聂赫留朵夫的故事，使他们在艺术的梦幻中解决了内心的冲突。

    即使对于那些还没有经历过这种人生故事的男人，他们内心的感情结构也很容易和聂赫留朵夫相共鸣。这是近代社会文化造成的共同结构。因此，对这部分男性读者而言，他们也同样在一个未来时的意义上解决了这个矛盾。

    “托尔斯泰情结”或者说渥伦斯基、聂赫留朵夫情结，本质上是男人的忏悔情结。这是近现代相当一些在女人世界中得到成功的男人经常会产生的情结。

    它是一个特别值得重视的人文景观。

    考察这种情结的发生，我们大都可以看到如下原因：

    一，男人对女人的歉疚首先是由母爱铸造成的，它根植于对母亲的歉疚。这是一个从小在母爱关照下成长起来的男孩容易产生的歉疚。

    母亲给予了儿子很多爱，儿子对母亲却少有报答。这种报答在童年因为无力而不曾做到，长大以后又因为无意没有足够地做到。倘若母亲的爱格外博大无私，儿子在从小到大的生活中又对母亲有过很多任性、拖累乃至伤害，母亲却一如既往地春天般温暖地呵护着儿子，这时儿子自然会对母亲产生深深的歉疚。

    这种歉疚常常可能是不自觉的，特别是当母亲始终幸福地面对着儿子毫无怨言时，儿子表面上似乎也在安然领受这一切。然而，在潜意识中却可能深深埋藏了对天下第一个女人母亲的歉疚。

    这个世界应该是对等交换爱心的世界。儿子亏欠了母亲时，虽然他与母亲在理智上都不曾觉察，潜意识却已经在支配他的心理活动了。

    作为对这个真理的反证，我们可以举出很多个案：倘若一个男孩从小没有得到必要的母爱，甚至遭到毫无道理的遗弃，那么，他不但很难形成对女人歉疚的“托尔斯泰情结”，甚至可能相反，认为女性世界亏欠了他，他总是对女人有一种无名的恶狠狠的敌意。

    二，一个在充分母爱下成长起来的男孩，后来又得到了更多的女性关照，他被女性的爱情所铸造，可能成为与女性交往的成功者。女性给予他很多，他给予女性较少，结果，他对女人有了亏欠。

    就像安娜·卡列尼娜给了渥伦斯基很多，渥伦斯基却远没有等量地回报。就像玛斯洛娃将自己的一切献了聂赫留朵夫，聂赫留朵夫却在一夜情欲后扬长而去。

    被女人爱恋的男人，却亏欠了女人。

    在女人面前成功的男人，有可能是掠夺了女人的男人。

    这种感情上的“不平等交换”，有时会以安娜·卡列尼娜的卧轨自杀、玛斯洛娃的畸形堕落等方式向掠夺她的男人发出强烈的控诉；在更多的时候，女人们似乎顺从着命运的摆布，有的女人甚至还在美好的怀念中久久地眷恋着那些曾经掠夺了她们的纯情而又扬长而去的男人们。

    这时，成功的男人是很少明确地忏悔的，他们还在我行我素地生活。

    然而，平等交往的法则却无所不在地支配着一切，感情上的不平等交换已经在这些成功的男人潜意识中铸造了深刻的自疚心理。他们亏欠了女人，他们便有了不安与罪恶感。

    最终，形成了“托尔斯泰情结”。

    这是对女人忏悔的情结。

    它可能长久地隐蔽在心灵深处，一遇机会就会不可遏制地流露出来，产生忏悔和赎罪的行动。

    三，怀有对女性忏悔情结的男人，常常还有更多的心理原因。他们在与女性不平等的感情交往中，不仅会使用他的优越光明正大地掠夺对方──就像渥伦斯基所做的那样，他不曾对安娜·卡列尼娜使用过任何欺骗的手段──有时还会运用很多不道德的手法，包括欺骗。

    当一个所谓“成功”的男人在掠夺女性感情时，倘若运用了这些不正当手段，他的自疚就带有了新的道德内容。

    这是近现代社会中也经常看得见的生活图画。

    四，男人对女人的歉疚心理，本质上是道德伦理的自责。

    “托尔斯泰情结”所概括的忏悔心理，是离不开近现代社会的伦理道德为核心的社会文化的。

    在一个绝对轻视女性、视女性为奴隶的社会里，男人无从形成对女人的忏悔情结。就像我们在古代很多民族的记载中，经常读到将女性视为牛马的文字。在那些远古的文字中，女人是低贱的、邪恶的，常常是罪恶和祸害的根源。

    然而，近现代形成的新文明使女性一点点争得了接近平等的地位，在这种文化背景下，男人对女人感情上的不平等交换，男人对女人爱情的无偿占有，必然造成深刻的亏欠心理。

    这种亏欠心理折磨着男人的心灵，他们必然忏悔。

    他们开始了忏悔行动。他们不一定自觉，也不一定被社会明究底细。

    他们往往会成为歌颂女性最积极的力量。

    女性是伟大的，女性是崇高的，女性是善良的。在文学作品中，男人的忏悔化成了讴歌女性的文字。这些歌颂表面来源于对女性的客观认识，其实是男人忏悔、赎罪最光明的表现。

    怀有“托尔斯泰情结”的男人，必定又对女性表现出最大的宽容。

    在这个世界上，无论在何种领域、何个课题上，只要涉及到对女性的评价，他们总会比社会的平均尺度更宽厚。对于男女发生冲突的社会现象，他们绝对会将更大的同情放在女性一边。他们总会将责任更多地归咎于男人，无论是针对男女需要共同承担的社会责任，还是针对男女在感情、婚姻、离异等方面的矛盾冲突，都会将开脱更多地赋予女人。

    倘若遇到女人堕落的现象，他们常常坚定地把堕落的原因更多地归咎于加害她们的男人，归咎于这个男人统治的社会。当社会一般舆论发出对这些“堕落”女子的批判时，他们则会发出更深刻的声音，指出这些堕落现象背后的社会根源。

    更进一步，对于那些歧视女性的大男子主义，怀有“托尔斯泰情结”的男人很有可能成为抨击他们的先锋力量。

    他们不一定是女权主义者，却可能成为批判畸形男权的先知先觉。社会给予女性的任何不平等待遇，他们都有发自感情深处的不平。当女人被污辱和被损害时，他们就决心教训那些歧视女性的男人，以捍卫女子的尊严。

    在文化思想领域乃至现实生活中，怀有这种情结的男人还常常尖锐揭露男子在爱情上的伪善表现。他们对男性与女性交往中的任何掠夺性行为都有强烈的敏感与反应。他们对男人们“欺负”女人的行径常常给予坚决的揭露与批判。

    这样，就出现了一些为现代社会所接受、令女性所敬重的品德高尚的男人形象。

    他们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出了现代意义的“护花神情结”。

    对女人忏悔的“托尔斯泰情结”与贾宝玉的“护花神情结”是两个不同的情结，形成的心理机制也有所不同，然而，它们之间有着连通，在“托尔斯泰情结”的基础上，很容易产生贾宝玉的“护花神情结”。

    “托尔斯泰情结”是在近现代社会文化的大背景中，在特殊的童年经历基础上形成的成年人的情结。

    这是一个强有力地支配着为数不算很少的男人的人生行为的情结。认清这个情结，是认清很多人格面貌、洞察很多社会文化现象所必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