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人从大自然万物万有那里获取的无穷乐趣，都是上苍馈赠给人类的最完美的礼物。

    近几年，我把目光瞄向体长仅20毫米的小蛐蛐，决不仅是未泯童心的放飞和复归，而是想从这神秘的小虫豸身上，去观察、理解和破译回响在宇宙中心的最响亮的音符——“人”。

    去岁元宵节前夕，我到山东名虫产地宁津县采访。该县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曾连续举办过两届全国性的蛐蛐节。

    宁津尤集乡陈家村一捕虫农人，向我讲述了一桩听来令人不胜唏嘘的故事：这农人曾捕得一“红砂青”名虫，被上海某玩家购去。红砂青在上海斗场上连战十数场，皆扼吭拊背，致敌死命。此虫于深冬寿终正寝，虫主先是打造金棺将虫装殓，接着乘飞机从沪至济，继而又租乘奔驰直奔陈家村。虫主与捕虫人一起祭拜圆寂的红砂青小虫后，虫主趁风高月黑，独自悄悄掘深窟将金棺埋葬，让这虫中的“常胜将军”魂归故里……

    济南有一陈姓玩家，嗜虫如命，素以饮酒斗虫为快。前年初冬，陈因一爱虫猝死而痛不欲生。他将放大的爱虫遗像端置案几，每日焚香叩拜，追荐亡灵。嗣后的一段时日，人们常见陈双手捧着玻璃制作的小棺材，内装其爱虫遗体，在闹市中踉踉跄跄，呼天唤地，泣如雨下。不明就里的观者视其为“疯子”，而圈内人则叹其为“虫痴”……

    “金棺葬虫”的上海虫主与“哭祭亡虫”的济南玩家之作为，虽有悖于世之常情，但凡了解中国昔年蟋事的人，便会觉得这不过是邯郸学步而已。

    前些年，宁津县领导层因对“虫经济”见解歧异，在继续鼓励农民捕虫、卖虫的同时，不再举办全国性的蛐蛐节。山东另一名虫产地宁阳，便抵瑕蹈隙，及锋而试，人弃我取，再举蟀帜。

    宁阳自1998年始，每年都于仲秋时节举办“中华蟋蟀全国友谊大赛”，迄今未断。

    早就听说每当处暑节令过后，宁阳的虫市便开始火爆起来。为一睹虫市景况，我于2000年8月中旬的一个清晨，驱车来到宁阳县的泗店镇。

    泗店既是名虫产区也是全国最大的蟋蟀集散地。肥城至兖州的公路主干线在镇中横穿，公路两侧是宽展圹琅的虫市。

    虫市上到处摆满小桌子，每张桌后皆端坐着收虫人。他们来自全国20多个省市，以沪、津、京、杭、西安人居多。当地青男壮夫因夜间捕虫此时正在酣睡，卖虫者多是农妇村姑和稚童。他们或车推或肩挑或手提着装有蛐蛐的七彩纷呈的瓷罐陶皿，从四面八方潮水般涌向虫市。未及中午，虫市已是比肩继踵，人山人海。卖虫者和买虫客挨着、挤着、移动着，整个虫市连衽成帷，人声鼎沸，望去已达到饱和程度。

    陪同者告诉我，近几年每届八、九两月，全国各地来宁阳的购虫者多达十万之众。十万弄虫大军潮涌宁阳，岁岁使得几千万只蛐蛐背井离乡。

    见镇中虫市已无法穿行，我和陪同者只好绕过泗店，沿乡间土路再踅回公路干线上。

    这里另有一番景象。

    在宽阔的公路左侧的白杨树下，呈“一”字形摆下一张张木桌，桌的前后左右，皆叠放着五颜六色的虫罐。与泗店大虫市所不同的是，这里的坐桌人均是卖虫者而不是购虫客。在公路右侧，则停放着首尾相衔的轿车：林肯表露着主人的派头，奔驰呈现着虫客的尊贵，蓝鸟展现着买主的潇洒，福特炫示着玩家的阔绰……那“一”字形摆开的卖虫桌，见头不见尾；而轿车排列的长蛇阵，则从这泗店一直排到20华里外兖州市的漕河。路中央的过往车辆，只得蜗行牛步，沿途不时有警察在维持着交通秩序。

    这些乘豪华轿车而来的购虫客，或有曼妙女郎相伴，或有虫行家跟随，他们千挑百选，不计虫价高低，只希冀能购得虫中的元帅或将军。

    从泗店到漕河只不过区区二十华里，但我仿佛觉得是在漫长的历史走廊里穿行。

    眼前的购蟋潮，很容易令人想起曩时的斗蟋热。

    小小蛐蛐，你那美妙绝伦的歌唱，曾给多少童稚带来欢悦，曾给多少长者送上温馨，曾让多少墨客骚人诗兴遄发，曾使多少丹青画子落笔成珍……但在这美丑共生、善恶共存的人世间，你那尖锐犀利的牙齿，又咬破过多少卑微、龌龊、贪婪、邪恶的灵魂……

    小虫性烛照出大人性。

    小斗栅连结着社会大舞台。

    二

    殷代的甲骨文中的“夏”字形似蝉，“秋”字状若蟋蟀，足见华夏先民对应时而生的夏蝉与秋蟋早有认知。

    蟋蟀在我国分布极广，北起沈阳南至海口，西从陕西东至沿海诸省，到处都可以见到它的倩影。上海人称它“赚织”，北方人叫它“蛐蛐”，玩家们叫得最干脆：“虫”。

    汉字与洋文的区别在于，洋文仅仅是一种语言符号，而单个汉字除有语言符号的功能外，还具有情感荡漾的空间。我们的老祖凭借方块汉字独具的张力和魅力，竟给蟋蟀这可爱的小精灵起了近30个名字。因蟋蟀鸣如机杼之声，民间自古就有“促织鸣，懒妇惊”之说。故而，这小虫又称趋织、促织、络纬、促机、梭鸡等。另外，它还有蛩、王孙、樗鸡、莎鸡等称谓，而它真正的学名叫“斗蟋”。

    蟋蟀入诗，始见于我国第一部诗集《诗经》。《唐风·蟋蟀》中云：“蟋蟀在堂，岁聿其莫……蟋蟀在堂，岁聿其逝……”《豳风·七月》中亦歌日：“五月斯螽动股，六月莎鸡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可见那时的先民，对蟋蟀的生活规律巳相当熟悉。

    情感是人生最重要的一部分。人类的情感不仅仅是人与人之间单元的旋律，而需要大自然多元音符的协奏和共鸣。蟋蟀作为冥冥中的鸣虫，极易溅起人的感情之海的波澜。

    国人畜养蟋蟀，始自圈在皇宫中的忧怨宫娥。

    西晋武帝司马炎本是一贪色之君，灭吴后，更不忘及时行乐。一道诏书下去，五千吴女尽归晋主。这些原吴主孙皓宫中的娇娃，个个明眸皓齿，雪肤花貌，玉臂蜂腰，袅袅婷婷。再加上原晋宫中的五千佳丽，后宫美女竟多达万人以上。武帝终日游乐于脂粉丛中，常不知该幸临哪宫为好。一班佞臣便给武帝出了个怪诞主意：让晋主乘坐一辆羊拉的宫车，任凭羊车停在哪里，便在那里纵欲。宫女们为得武帝几滴雨露，个个大展媚技，施尽手段。有宫女晓得羊喜食带盐的竹叶，便折来竹枝洒上盐水，插在宫门前，招引羊车。众宫娥采女见此招灵验，皆仿效之。结果羊车刚在此宫停歇，又到彼宫住脚，弄得武帝云里雾里，昏头晕脑。即使晋主有龙马精神，日御九女而不倦，这万名美女三载方能轮一圈儿。这就使得万名宫娥“似将海水添宫漏，共滴长门一夜长”(唐·李益《宫怨》)。

    风流皇帝唐玄宗，面对众多的后宫粉黛，也曾遇到像司马炎一样的难题。玄宗便在后宫中做起“随蝶所幸”的游戏：开元末，玄宗常于宫中大宴嫔妃，他让嫔妃采来鲜花各自插于发髻，玄宗亲捉粉蝶放之，蛱蝶落到哪位嫔妃头上，他便临幸那位。后因杨贵妃专宠，此酷谑游戏方才告罢。

    司马炎的“竹枝引车”与李隆基的“随蝶所幸”，是历代宫娥悲剧的缩影。宫女们身锁幽宫，虽锦衣玉食，珠环翠绕，但孤独这个魔鬼却终生与她们如影随形；寂寞的泪水至死也冲刷不掉她们心灵的锈斑，抑郁如同闷塞的火炉，会将她们青春的心烧成灰烬。对于“鸳衾半拥空床月”的宫女们来说，蟋蟀那动听的鸣唱，自会给她们死寂的心带来某种复活，带来些许生气。由此看来，畜养蟋蟀之风首先在皇宫中兴起，自是不难理喻的了。

    五代唐废帝时翰林学士王仁裕所著的《天宝开元遗事》中，有这样的记载：“每至秋时，宫中妃妾辈皆以小金笼提贮蟋蟀，闭于笼中，置之枕函畔，夜听其声，庶民之家皆效之也。”

    自中唐始，玩养鸣虫便逐渐传播开来，普及民间。因蟋蟀秋尽则殒，然达官贵人玩兴犹浓，常引为憾事。至明代，有玩家进行人工繁殖，经多次试验，获得成功。他们先让雌蟋在土盆中产卵，以土置暖炕，日日洒水，用棉被覆盖；俟五、六日，土蠕蠕动；越七、八日，虫出；再置之蔬叶喂养，仍洒水被覆，几经蜕变，满月后虫则鸣。这种人工繁殖蟋蟀的方法，至今仍被北京一些养虫专业户沿用。

    清康熙帝尤喜鸣虫，每年元宵节，除观灯、赏花之外，与大臣一道聆听蟋鸣是宫中一大娱乐项目。每逢设宴，宫人便将蟋蟀置于绣笼之中，放于宴厅之侧。听着声不绝耳的“曜曜”之声，康熙帝龙颜生辉，众臣子也乐哉悠哉……

    古今中外的出色诗人，总能从一朵鲜花中窥见天国，于一滴露珠里参悟生命。蟋蟀的呜叫，自然会成为中国历代诗人的审美意象。晋人阮籍，唐人杜甫、孟郊、白居易，宋人苏东坡、杨万里等诗家，都对蟋蟀多有咏唱。因深秋之后，蟋蟀的鸣唱由旺叫时的金腔玉韵渐次变得凄切婉转，且中国古代文人素有“逢春而喜，遇秋而悲”的笔墨传统。故而，他们在借蟋蟀“托物言志”时，表达的常是孤独、失意、思乡、怀旧及忧国忧民的种种情愫。

    诗圣杜甫在《促织》诗中吟道：“促织甚微细，哀音何动人。草根吟不稳，床下夜相亲。久客得无泪，放妻难及晨。悲思与急管，感激异天真。”耳听床下成双的蟋蟀发出的鸣唱，久客他乡的杜子美，此时思亲的泪水虽早已流干，但闻声生怀，还是依稀见到老妻夜难成寐的情景……读来令人感同身受，徒增忧伤和凄凉。

    唐人张乔在《促织》诗中，则这样唱道：“念尔无机自有情，迎寒辛苦弄梭声。椒房金屋何曾识，偏向贫家壁下鸣。”诗人在向蟋蟀发出为何不到锦门绣户去促织、反到柴门蓬牖鸣个不停的质问中，既表达了诗人对贫富悬殊的愤懑，又对劳动人民寄予深切同情。

    遍览历代诗家咏吟蟋蟀的诗词歌赋，大都离不开一个“悲”字。就连遁入佛门、四大皆空的明高僧善持，也情难自禁地咏道：“西风吹蟋蟀，切切动哀音。”

    在西方一些国家，无论是记述昆虫的典籍还是描写蟋蟀的文学作品，都将蟋蟀称作“芬芳土地的灵魂”，“幸福生活的歌者”，“大自然歌手中的天才领唱”。同是一种小虫的呜叫，西方的学者文豪与东方的骚人墨客，何以出现如此大的落差，我猜想，抑或是因了我们这个国家历史上战乱频仍，兵连祸结，常会使得人们“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抑或是因了我们这个民族长期浸润在孔孟之道、阴阳五行等传统文化的河流里，便也多了些屈原、杜甫式的沉郁之波，而少了些雨果、普希金式的浪漫之涛……

    我真正领略到蟋蟀及诸多鸣虫清扬激越的合唱，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的一个孟秋。

    那时，我在济南军区歌舞团任创作员。为反映农村实行土地承包后的巨变，团里欲组织一台“放歌秋野”的演唱会。我同团里一作曲家和几位民乐演奏家，奉命赴宁阳采风。

    初秋的宁阳，绚丽缤纷的色调令人目不暇给，到处有金子般的黄，翡翠般的绿，玛瑙般的红，宛如油画家精心绘制的各种色块的大组合。

    这实在是一片充满大丰收希望的土地。

    一天晚饭后，县文化馆的陪同者神秘地告诉我们，他要安排一场“秋野演唱会”，来激发我们的创作灵感。

    这天晚上8时许，我们乘车来到宁阳泗店镇乡间的田野里。

    大半轮水淋淋的月亮挂在中天，给秋野洒下朦胧的银雾，群星宛若亮晶晶的宝石，缀满幽远深邃的天幕。片片玉米，块块金谷，垄垄瓜架，行行树木……一切都融入月夜的帷幕里。泥土的潮气，野草、菜蔬、庄稼散发出的气味，汇聚成秋野特有的芬芳。我们坐在长满莠草的田埂上，侧耳谛听，“秋野音乐会”此刻正渐入佳境。无垠的原野里，似有千万个歌手同时亮开歌喉，它们有的高吟，有的浅唱；有重音，有分合，组成了大自然的交响乐。

    “噔绫绫，噔绫绫——”那振翼呜叫的是金钟儿；“呦呦呦，呦呦呦——”那一展歌喉的是油葫芦；“梆梆梆，梆梆梆——”那鼓翅敲打的是梆子头；“吱吱吱，吱吱吱——”那用尽丹田之力歌坛献艺的是花铃子；“极极极，极极极——”那急促呜叫，发出近乎金属撞击时才有的清脆声响的，当是蝈蝈的歌声和乐段了……

    也许因蟋蟀家族最为庞大和兴旺，那“曜曜曜，曜曜曜”的鸣唱，此起彼伏。千百万只蟋蟀的鞘翅，如同纯银制就的一架架琴弦，它们演奏出的声音，没有蝉鸣时的沙哑，更妙在它们知道如何抑扬顿挫。这就使得蟋蟀们的演奏，既浑圆洪亮而又极富节奏感。在这“秋野演唱会”上，蟋蟀家族既是最出色的领唱者，也是大合唱的主声部。

    作曲家醉了，连声称叹：这是上帝的歌唱。

    演奏家们迷了，纷纷扼腕击节：这是天外的声响。

    置身于这“秋野演唱会”的我，仿佛感到身内的宇宙与身外的宇宙已融为一体，而身外的宇宙是那样深邃、玄奥、广袤、无穷。千百万只鸣虫鼓动着诗与音乐的翅翼，载着我的心灵在天地间自由翱翔……

    这次宁阳之行的“秋野音乐会”，令人销魂夺魄，在我记忆的回音壁上，留下了永难消逝的音符。

    十余年后，我在一刊物上读到这样一则消息：1993年2月21日，英国摇滚歌星埃尔顿·约翰，在澳大利亚墨尔本的露天广场上举行演唱会，因无数蟋蟀齐声鸣唱，欲与歌星一比歌喉，使得歌星自愧弗如，只得取消演出，与数万歌迷一道，同闻天籁。

    蟋蟀的确是大自然最高超的歌手。如果人类仅仅用它那美妙的歌声来悦耳陶情，无疑会使人们品味到天人合一的欢愉。然而，我们的老祖宗最早发现了蟋蟀的斗性，有人又将其斗性用以赌博，这就给大自然中这可爱的小精灵身上，涂上了铜臭和血腥。

    三

    人的本能中包含着各种欲望。

    大自然万物万有的多样性，简直达到了极为豪奢的程度，佛家要清净的“眼、耳、鼻、舌、身、意”之六根所产生的欲望，人类皆能从大自然中得以满足。

    人人都有权利这样说：“大自然是上苍为我创造的。”而小小的蟋蟀，就是上苍派遣到人间的欢乐小天使。

    前些年我参加中美作家对话会时，曾在美国大地博物馆内，看到宋人苏汉臣的《百子图》。图上有七个垂髫小儿在做斗蟋蟀的游戏。斗蟋场地的背景，是奇石垒叠的假山、挺拔莹润的竹林、青翠欲滴的芭蕉。从场景上看，应是江南一望族舍中的花园。一半身在画内、半身在画外的顽童，似在伏地捕蟋，地上摆有几只蟋罐和一方形斗蟋笼具，一小儿半蹲于地、手执斗栅往蟋盆里倒虫，余下的娃儿们或立或坐或趴，悠然自得地望着倒蟋蟀的小伙伴……

    此画题额为《百子图》，应有百子，然画中仅有七童。我猜度，匠心独运的画家，定是将藏在罐中和匿于竹林丛里的小蟋蟀也计算在内了。因为稚童与蟋蟀都是大自然的宁馨儿。图中，稚童们那一双双眸子里流溢出的纯净目光，和挂在张张小脸上的灿烂的笑，实乃人世间最完美的诗句。

    我看到两位白发盈颠的侨胞，在《百子图》前久久驻足。从两位长者那留恋的目光和追忆的神情里，我读到了老叟们常有的“返童性”。

    斗蟋本是充满稚趣童兴、老少咸宜的游戏。凡是在山野间长大的孩子，哪个不曾留下戏嬉蟋蟀的甜蜜记忆。然而，斗蟋之风的盛行，同畜养蟋蟀一样，并非肇始于茅舍，而是发轫于宫廷。

    宋人顾逢在《负暄杂录》中写道：“斗蛩亦始于天宝年间，长安富人镂象牙为笼而畜之，以万金之资付之一啄。”顾氏之说，仅为一家言，并无史料佐证。在顾氏之前的五代唐废帝时的《天宝开元遗事》中，只记载了唐玄宗时宫女“金笼畜蟀听其鸣”的情景，而只字未提斗蛩之事。况唐开元年间，诗人迭出，灿若星列，人间万象，市井百态，皆在诗家笔下得以淋漓尽致的表述。李隆基有斗鸡之好，不仅史书多有记载，诗仙李白在《古风》中，亦有绘影绘神的描写：“路逢斗鸡者，冠盖何辉赫；鼻息干虹霓，行人皆怵惕。”而当时的民谣，则对宫廷大肆斗鸡引发的社会弊端，作了无情的抨击：“生儿不用识文字，斗鸡走马胜读书。贾家小儿年十三，富贵荣华代不如。”显然，民谣中的贾家小儿，因驯鸡有方而得皇家垂青，白日升天，骤然暴富。倘若当时玄宗有斗蟋之瘾，史家、诗人、民谣，焉有不记、不吟、不讽之理。

    穴居的蟋蟀，常是昼伏夜出，且只有雄蟋才具有善鸣好斗的习性。雄蟋为争夺住穴和情侣，交斗多发生在夜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人很难窥见。自唐天宝年间之后，忧怨宫女“畜蟋闻声”之风不绝。后人猜度，发现雄蟋善斗的“专利”，大概应属于大内中的宫娥或太监。他(她)们抑或在畜养蟋蟋时，不经意地将两只或多只雄蟋放于一笼，偶然间发现了小虫的斗性。

    争斗是一切生命的本性。文明人类的躯体内，不乏“蛮性”的遗留，人的攻击性可谓根深蒂固。有正义、非正义之分的战争，固然是因政治、经济、信仰、文化等诸多因素所引发的，但人躯体内的雄性荷尔蒙通过战争得到释放，也是当代一些科学家、哲学家经过反复研究得出的结论。小狗小猫刚离母怀，便会追逐扑咬；顽童刚会行走，便无师自通地模仿士兵交战。各种体育比赛，都是“文明战争”的上演。

    观赏自然界的各种生命的争斗，是人的天性使然。

    雄蟋在玩家用芡草的撩拨和引逗下，往往斗性倍发，逞勇显威，极富观赏性和刺激性。

    雄蟋的斗性，由宫人发现并变为一种游戏，很快传播到民间，自是顺理成章之事。

    凭藉正史之所记，野史之所载，诗文之所叙，乃至今人从宋．墓中发掘出的斗蟋用的过笼，我们便可清楚地知晓，斗蟋之风盛行于南宋。

    其时，最大的蟋蟀玩家，当属奸相贾似道。

    贾似道的姐姐乃宋理宗最宠爱的贵妃。身为国舅的贾似道飞扬跋扈，权倾朝野。当时，贾既是右丞相又兼枢密使(宋军最高统帅)，但贾胆小如鼠，从不亲临战场。宋度宗时，贾既是宰相，又是太师。度宗昏庸无能，只知享乐，将朝中大小政务皆委于贾，赵家的天下实则成了贾家的江山。贾似道声色利货，无一不好。度宗赐与贾似道的府第，位于杭州葛岭(今西湖边新新饭店处)，名曰半闲堂。半闲堂倚湖傍山，岚影沉浮，府中楼台亭榭，廊腰缦回，中有一“多宝阁”，内藏贾从全国各地搜刮的宝玩，其数量之多之珍贵，远远超过朝廷。贾从宫中、民间、青楼乃至尼庵，广采美女，充斥后庭，日夜淫乱。这奸相最大的嗜好是斗蟋作乐。每届秋时，贾与群妾踞地斗蟋，外人皆不敢抵近或窥视半闲堂。某日，贾一妾之兄来府探妹，被斗蟋正迷的贾似道瞥见，一怒之下着人将其妾兄投入火中烧死……这畏敌如虎的佞臣，却将小虫相斗戏称为“军国大事”，乃至元军兵围襄阳，朝廷岌岌可危，他都充耳不闻……

    如果说见于《宋史·贾似道传》中的这些史实，足令读史人声罪致讨，那么野史中关于贾似道养蟋的一则遗事，听来更会叫人咒诅唾骂。每当这奸相获得蟋蟀中的超品之后，他便珍如拱璧。为增强虫王之斗性，他在喂养时有着独出心裁的奇技淫巧。他竟让个数粉面桃腮的宫女，先沐浴净身后，又于夜间将宫女们皆双臂捆绑，裸身投进门户洞开的库房，让飞进的蚊虫，去饱吮宫女之血。继而，他又命家丁捉来吸足宫女之血的蚊虫，去喂蜘蛛，再将因吃饱蚊虫而肠满肚肥的蜘蛛，去喂养他心爱的蟋蟀……

    贾似道只顾奢靡腐化，从不抵抗元军，加上卜昼卜夜地淫乐和斗蟋，致使大宋江山很快断送在他的手中，被后人斥骂为“蟋蟀宰相”。

    蟋蟀本是上苍派来人间的欢乐天使，却被“蟋蟀宰相”酿造出如此登峰造极的人间惨剧。倘若上苍有眼，也不得不怀疑她创造蟋蟀这小精灵的初衷。

    蟋蟀岁岁秋鸣，国人年年玩虫，乐此不疲。至明代，斗蟋中心已由杭州转至北京。

    明宣宗朱瞻基，乃明成祖朱棣之长孙。朱瞻基初登龙墩时，推贤进士，广开言路，崇尚节俭，还算得上朱明王朝的一位好皇帝。但朱瞻基在外安内定后，却由少时“夙夜不倦，日诵万言”的书痴，变成了历史上有名的“蟋蟀皇帝”。

    在皇权社会中，皇家的权力如同司天的魔杖，天子在享乐方面的每个念头，每个奇想，乃至每个示意的眼神，总会很快得到实现。《龛州史料》中，收录了宣宗的这样一道诏书：“敕苏州府知府况钟：比者内官安儿吉样采取促织，今他所进促织数少，又多有细小不堪的。已敕他末后运自，要一千个。敕至，尔可协同他办，不要误了。故敕。宣德九年七月。”身为堂堂天下之主，一国之君，为小虫事又是下诏，又是差人，又是催办，这在历代皇帝的诏书中，恐是绝无仅有的。况钟以为官清风两袖、彰善瘅恶，而甘棠遗爱，口碑载道，但面对敕令，这苏州府尹也不得不将进贡蟋蟀去当做最大的“政治任务”来完成……

    野史记载，宣德八年，朱瞻基得一异虫，形似蟑螂，又如蜘蛛，其貌不扬，初时并不得宣宗恩宠。有大臣见此虫翅上似有两点梅花，便取一美名“梅花翅”。此虫交斗时，骁勇无比，竟使得宫中所畜养的虫王皆俯首称臣。宣宗这才移情别恋，独钟梅花翅。恰在这时，苏州一姓朱的镇抚，献上一只名日“金丝黄麻头”的凶虫。此虫头呈蜜蜡色，两须橙黄，六足粗壮，两翅灿若金箔。宣宗御览后，乐不可支，因梅花翅多日无厮杀对手，便传旨着梅花翅与黄麻头于金銮殿上捉对格斗，并着臣子宫人聚殿观阵。

    黄麻头与梅花翅几经交口，有万夫不当之勇的黄麻头来了个“霸王举鼎”，将翅折肚破的梅花翅拼力甩出斗栅……

    宣宗看得目瞪口呆，直至殿下百官伏地山呼“吾皇洪福，金虫奏凯”时，才恍然醒悟。当他得知此虫乃朱镇抚所献时，便传旨：“金丝黄麻头赐宫花披红巡各殿，朱镇抚加官两级，赤金万两。”

    《吴县志》载，朱镇抚横征暴敛，残民以逞，被百姓詈骂为“吴中四凶”，并把朱这种“巧将秋色媚天子，水晶盆虚笼小虫”的行径，视作吴人的“百年大辱”。

    趋炎附势，阿谀逢迎，攀龙附凤，望风希指，是“皇权政治”的一种通病。帝王希冀长生不老，有人会传炼丹之技；万岁耽于温柔之乡，有人会献秘房之术；圣上喜听颂歌盈耳，有人便能杜撰出天降祥瑞、紫气东来的种种吉祥征兆。天子朱瞻基缠绵斗栅，自然会有人阿其所好。

    朱镇抚以一只小虫，官进两级的“示范性”，自然会使得一些官迷们，巴不得搜尽天下名虫集于一宫，以达他们升官晋爵之目的。

    其时，全国盛传这样的民谣：“促织曜曜叫，宣德皇帝要。”曾多次标榜“朕以安民为福”的朱瞻基是否知道，为了他一人一己斗蟋时生发的情感上的欢快，竟使多少百姓为进贡小虫家破人亡。

    《明朝小史》中，曾记下这样一则故事：苏州枫桥一小小粮长，接郡督一再催交名虫的指令，只得用一匹骏马易得一上品小虫。粮长之妻听说小虫乃大马所换，纳罕惊怪，便趁其夫不在舍时，悄悄打开虫罐看个究竟，谁知小虫从罐中一跃而出，被正在院中公鸡一口啄食。妇人深感惹下祸端，便自缢而死。粮长归家，见罐空虫失，妻子悬梁，既为亡妻悲伤又觉虫差难交，他也寻一根粗绳自尽，与亡妻一道匆匆奔向奈何桥……

    由是观之，一代文章圣手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的名篇《促织》，并非向壁虚构，徒托空言，而是以小虫刺斫大明王朝之腐败，可谓力透纸背，刻肌刻骨。

    宣宗的嗜好熏染着宫廷，浸染着大臣，感染着京城，也习染着百姓。于是，从帝王后妃到三公六卿，从富商大贾到贩夫走卒，举国上下掀起了养蟋、斗蟋的沸沸扬扬的狂潮。

    一代文魁“公安派”代表作家袁宏道，曾在《促织志》开篇中，情景交融地勾勒出了当时京师“蟋蟀热”之炽之盛：“京师人至七八月，家家皆养促织。余每至郊野，见健夫小儿，群聚草间，侧耳往来而貌兀兀，若有所失者。至于溷厕污垣之中，一闻其声，踊身疾趋，如馋猫见鼠。瓦盆泥罐，遍市井皆是。不论老幼男女，皆以引斗为乐。”

    人们所以捕捉蟋蟀“如馋猫见鼠”，当然不全是为了娱乐，攫取金钱的欲念，使更多的捕虫人，玩虫者忽略了快乐天使那精妙动人的音乐，使更多的斗虫人加入到了赌徒的行伍。《万历野获编》中记载：“吴越浪子尤酷好此戏，每赌胜负，辄数百金，至有破家者。”

    宣宗仅在位十载便驾崩，但由这“蟋蟀皇帝”点燃起的全国性的“斗蟋热”，却丝毫没有降温。斯时，除农家的翁媪男女及部分文人雅士将斗蟋作为娱乐外，大部分玩家、斗家则将小虫当做一种赌具，使斗蟋成了赌博的代名词。

    明代文人陆粲在《庚已编》中记述了吴人张廷芳因斗蟋乐极生悲、悲极生乐的轶事：张廷芳乃一赌狂，初时每斗必败，银钱输光后，只得变卖家产物业抵虫债，其岁岁逢秋必斗，直赌得倾家荡产，身无寸缕。后经高士指点，获一虫王，每战必胜，不消十数日，便又成豪富。冬至虫王死，张悲痛欲绝，嚎啕大哭，为报小虫知遇之恩，张铸一银棺，盛葬小虫……

    在斗蟋史上，向有南虫、北虫之分。至明代，南北玩家们斗遍全国诸多名蟋产地的名虫后，通过类比，辨析，渐次发现北虫之斗性优于南虫。在北虫中，又以鲁虫为翘楚。齐鲁之宁阳、宁津、乐陵、德州等地的蟋蟀，相威猛，色苍秀，骨丰实，牙坚硬，皮枭老，性刚烈，斗期长，色品俱全，大受斗蟋场上斫轮老手的垂青。

    明自宣宗后，从京都大邑到穷乡僻壤，以小虫为赌具的博局，随处可见，只是赌资多寡而已。就连军中将领也痴迷于斗虫赌场。

    明末将领马士英，曾身居南明小朝廷的东阁大学士、太保之要职。当清兵大军压境，小朝廷如同鱼游釜中之时，马士英仍容头过身，大斗蟋蟀，后人嗤之为“蟋蟀相公”。

    从南宋的“蟋蟀宰相”贾似道，到朱明王朝中叶的“蟋蟀皇帝”朱瞻基，再到这“蟋蟀相公”马士英，后人从中得出了蟋蟀既亡宋又亡明的结论。作为“欢乐天使”降临人间的小小蟋蟀，蒙受这等奇耻大辱，实乃背情悖理。这些人世间闹剧、惨剧的上演，绝不是小虫儿的过错，而是人性残缺的悲哀。

    满族人入关，天下一统。兴起于漠北马背上的民族，本不晓得蟋事，但因受到汉文化的浸润和融合，又加之蟋蟀这小精灵有着不可抗拒的魅力，清宫里的帝王贵胄，乃至八旗子弟，也很快染上斗蟋的嗜好。因康熙帝尤喜蟀鸣，宫中遂有了专司畜养蟋蟀的虫师及太监。因“促织”有催人“纺织”的寓意，京都的斗蟋活动，也每每由朝廷的织造府牵头组织，且于斗前在大街小巷里张贴海报，以招徕百姓前往观看。当然，小虫仍必须作为赌具的角色，方可诱发人们踊跃参与的激情。有史料证明，酷爱权力的慈禧太后亦酷爱斗蟋赌博。她每届岁秋都要住进颐和园，于重阳节这天开局斗蟋，历时一月方休。仅此一项，那拉氏每年都大获一批银两……

    民国时期，军阀战得糜沸蚁动，昏天黑地；小虫儿也咬得肉薄骨并，双锋插云。津门的蟋事在清代就可与京都比肩，这时，旌分五色的天津租界里，又从全国各地涌来大批寓公，蟋事更呈烈火烹油之势；而斯时的十里洋场上海，自会不甘人后，斗蟋也斗得蜩螗沸羹，不亦乐乎。还有资料表明，抗战时期，全国局部性的斗蟋比赛仍是“雷打不动”，日寇投降的第二年秋，沪上的蟋事更是日甚一日，达到历史高xdx潮蟋蟀，这上苍派来人间的“欢乐小天使”，面对国人历千载而不衰的斗蟋潮，也不得不为满足人们的感官刺激，更不得不慑于金钱的淫威，而乖乖俯首听命了。

    四

    任何一个国家的文化，都是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心灵之树上的果实。

    近些年来，国人喜把衣食住行、吃喝玩乐及一些有趣的群体行为，均提纯到文化的层面去追根溯源，去诠释阐解，并成为一种习尚和时髦。酒文化，茶文化、食文化、陶瓷文化等古老传统文化，纷纷进入学者们的研究视野，这自在情理之中；园林文化、建筑文化、服饰文化等等，成为学人的研究课题，当也不穿凿附会；至于猴年有人话猴文化，鼠年有人说鼠文化，兔年有人论兔文化，便显得“文化”的价值大为贬值；再至于新近有人在小报上提出什么烟草文化、厕所文化、厨房文化等等，不免令人觉得是凿空之论，郢书燕说了。当今，“文化”一词使用频率之高，已使我们感到这个词汇的“通货膨胀”。

    上个世纪80年代末，有专家学人亮出了“蟋蟀文化”的旗帜。不明就里的人们听到还有这种“虫文化”，难免忍俊不禁。历史是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见证，只要我们对古往今来的中国有关蟋蟀那卷帙浩繁的典籍进行研读，只要我们从万签插架的书海里，去搜寻那些关于蟋蟀的忽明忽暗的历史鳞片进行组合，便会惊愕地发现：那藏在书页里“小精灵”之迷人的歌唱和勇猛的交斗，所折射出的人性大宇宙，足令我们在传统文化的长河里沉浮；而与“小天使”相关连的诸多学科与艺术领域，会把我们引进虫学与美学的“高等学府”。

    琴棋书画、花鸟鱼虫，古称“八艺”，向被视为高官贵爵、文人骚客、隐士逸民修身养性的雅文化。在“八艺”中，惟有蛐蛐可走出高堂华舍，普及民间。秋野劳作的农夫，捉得一对斗蟋，就地挖坑，便可席地而观；山间秋牧的顽童，捕到一只蛐蛐，放入苇编小笼，投进几颗青豆，便可夜听其唱……

    人在亲近自然的静观中，在渗透自然的默察里，与“欢乐小天使”的心灵得以同化，这就孕育出蟋蟀文化的雏形。

    《诗经》中的大部分篇章，是由草木鸣虫所引发的。自春秋战国以来，吟述蟋蟀的诗文不可胜记，自宋代以后，关于斗蟋的民谣、歌诀也不绝如缕……斗蟋之戏的普及性及博彩性决定了斗蟋文化的雅俗共赏，瑜瑕互存。

    恶贯满盈的乱臣贼子，死后总会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他们生前所做的某些善事，也往往随着其尸骨入土。“蟋蟀宰相”贾似道却似乎是个例外，他编纂的《促织经》竟是我国第一部研究蟋蟀的专著。看来，这位奸相不仅只善于渔猎美色与宝玩，而且还工于搜罗天下关于咏记蟋蟀的妙文及民间畜养斗蟋的秘方及歌诀。《促织经》分上下两卷，集“论赋、论形、论色、论养、论病”于一册。今人读来，除觉个别处缺乏科学依据外，通篇都是人们长期捕蟋、畜蟋、斗蟋经验之结晶。致使后来的蟋事研究者想绕也绕不开这奸相的著作，成为蟋蟀行家和玩家的必读书。

    习俗往往是人类文化生活的向导。随着斗蟋热的久盛不衰，更多的文化人也情不自禁地加入到研究蟋蟀的行列。以诗文灼闪才华的明人袁宏道，于万历年间著有《促织志》。此文分“论畜、论似、论体性、论色、论形、论病、名色、养法、治法、总论”等章节，对蟋事抽丝剥茧，言必有中，读来文采郁郁，辞藻华赡。写有《帝京景物略》等著作的崇祯七年进士刘侗，也撰有《促织志》。文中分“产、捕、辨、材、斗、名、留、俗、别”等段落，也将蟋事写得如画如真，妙趣横生。自明至民国，有关蟋蟀的鉴谱、秘要之专著多达十余部。其中民国时期李石孙所纂集的十二卷《蟋蟀谱》，是自宋以降，文人学者与玩家歌咏、研究蟋事的集大成之作。

    爱因斯坦有言：“科学所追求的是概念的最大的敏锐性和清晰性。”

    当我漫游于自宋以来国人对蟋事研究的书林里，不得不惊叹：即使最博学的昆虫学家和最精到的解剖学家，也难以对小小蟋蟀做出这般纤毫无误的钩稽与考究。

    在一般人看来，蟋蟀这个小精灵，虽然五颜六色，但不外青、紫、黄、黑、红、白等，而经历代玩家及爱好者的辨析，仅青色蟋蟀，古谱上就离析为紫青、黑青、淡青、蟹青、油青、稻叶青、竹叶青、芦花青、生虾青、熟虾青、蚰蜒青、青麻真青、青麻铁青等凡30余种，而且每种青色均有歌诀描绘。即使对色彩尤为敏感的油画家，见青之色竟有这多种，也会击碎唾壶。

    古谱中对紫、黄、黑、白、红诸色，也复如斯。在寻常人看来，除雌蟋三尾外，雄蟋皆两须、两牙、两尾、六爪，在形体上差异并不大。而历代虫家凭着那机敏锐利的目光和对大自然多种昆虫的感知，却将斗蟋的形状进行了细化加形象化，古谱记有“蝴蜂形、蝼蝈形、蜘蛛形、螳螂形、蚱蜢形、玉蜂形、枣核形、龟鹤形、土狗形、虾脊形……”等近20形，且每种形态，亦有歌诀论之。如《论蚱蜢形》歌日：“头大肩尖腿脚长，秀钉模样最难当(难以抵挡之意)。侧生身分高而厚，斗到秋深赢满场。”

    选虫如选将。经历代玩家之实践，古谱上对蟋蟀的须、头、额、眼、牙、项、背、翼、爪、腹、尾等每一个部位，都有精到的辨析及破说，就连人们用肉眼极难观察到的比米粒还小的蟋蟀之铃门(即肛门)及其排便情况，古谱上亦有准确的考释：虫粪细小且坚实，说明虫之强壮；粪粗且酥软，证明虫之孱弱；如果铃门红若涂朱，是为难得的骁勇之将；倘若铃门色成姜黄，则虫已近垂暮之期；而铃门发黑，则是罹病之兆……

    历代虫家薪尽火传，对小小蟋蟀的食、饮、住、行乃至生活隐私，也记述得细致入微。明本《重刊订秋虫谱》中，载有“促织三拗”，说的是蟋蟀有悖常规的三种行为：一是斗蟋在交斗时，胜者呜叫而败者无声；二是雄、雌蟋交配时，雌蟋压在雄蟋背上；三是交配后的雄蟋，斗时情绪亢奋，变得更加勇猛……

    辨别蟋之鸣声，是选将拔帅的要诀之一。令人嗟讶称叹的是，历代“九段捕手”及高超的玩家，其耳朵灵敏得如同当今的声谱仪，在一片蟋鸣中，他们竟能分得出：哪是独处的蟋蟀怡然自得的“呜叫声”；哪是受扰蟋蟀向其同伴发出的急促的“警戒声”；哪是相斗的蟋蟀吟出的高亢的“竞斗声”；哪是寻欢的斗蟋向雌蟋唱出的缠绵的“求爱声”，乃至哪是雄蟋在交配时哼出的亢奋的“做爱声”……

    国人对小小蟋蟀的研究可谓卓矣，越矣，显矣，著矣，精矣，绝矣。倘若自明以来的袁宏道、刘侗、李石孙辈再世，他们足可挟其著述，款款走进当今的高等学府，去客串讲授——“动物界之节肢动物门之昆虫纲之直翅目之蟋蟀科”的知识，即使将他们聘为昆虫学博导，也能名至实归。

    在蟋蟀文化中，还有一道奇异的风景线：历年斗蟋，每岁产生的虫王，皆堂而皇之地登上由文人雅士编写的《功虫录》。录中，对每秋“殿试”中跃过龙门的“虫状元”、“虫将军”皆“诰封”赐名，并对虫的形貌、体长、身重、颜色及所斗场次及战场表现，皆一一形象化地备述。述后，还附有或五言或七律的颂诗。

    清《功虫录》载，宁阳有一小虫独占整头后，即被“诰封”为“骁勇大虫王青金翅”。对该虫，录中有无名氏颂诗四首，其三云：

    项阔头圆体像奇，

    青金翅背美容仪。

    诸雄胆破仓皇北，

    清口威名竹帛垂。

    这是独具中国特色的蟋蟀文化中的一畸形现象，这是旧中国有闲阶级和帮闲文人对小虫“嗜痂成癖”的折光。

    天地间，每一种生命都有其独具的自然法则。小小蟋蟀从羽化成虫到死，仅有三几个月的时光，故被称为“百日虫”。它们钻土为穴，以五谷杂粮为主食，间啜其它昆虫。蟋蟀是宽厚仁慈的大地之母怀中的小乖乖，上苍给了它们最大的自由。然而，当它们被人们玩于股掌之上后，尤其从唐代开始被“召进”皇宫后，它们在失去自由的同时，也虫分五等，身有九级。这小乖乖们被人为地拉开了“阶级的差距”，生活的差别。

    皇族鼎贵，为炫示富有和满足人性中的虚荣心，对小虫儿的吃住，进行了极为奢华的安排。金编银铸的小笼，玛瑙雕成的虫楼，碧玉镂镌的虫室，无不小巧玲珑，精美绝伦。这足令身栖草棚茅舍的农夫发出“人不如虫，虫比人贵”的喟叹。

    至宋代，玩家们渐次发现，小虫儿有喜阴避光的习性，这才将它们从金玉之舍中解脱出来，让其改为盆居。在英语中，陶瓷是中国的同义语。而小虫盆居，更能让皇室巨富去显示花样繁多的奢靡。从宋平章盆(“平章”乃南宋奸相贾似道官号)、元至德盆，到明宣德盆、清慈禧的御用虫盆，其盆体、盆盖上，莫不描金绘彩，有的甚至镶有珍珠和宝石。盆体、盆盖上的塑雕及图案，或仿青铜，或摹汉魏，或肖脸谱，或雕云鹤，或镂狮球，或刻龙描凤……在不大的虫盆上，魏紫姚黄，争奇斗艳，竟把中国古老的陶瓷文化推向了极致。

    皇室里的虫盆中，蟋蟀的小食板多为玉制，饮水用的水盂，居住婚配用的铃房，提蟀交斗时用的过笼，皆由官窑烧制，其图案之精美，颜色之绚丽，足也令人眼花缭乱。

    雄蟀只有在人的撩拨下才会交斗。农家小儿折根黄草当芡草，既能顺应虫性也能玩个尽兴；而皇家和贵权用的芡草，则常是鼠须或貂鬣所精制，而芡筒则是象牙镂空而成…—．

    如果将这些宫廷及王公们使用的集“诗、书、画、镂、塑、雕、铸、锻、烧”于一体的虫盆、虫具汇聚一起，足可组成一道充分展示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长廊。

    难怪当今最负盛名的大鉴赏家、大收藏家、学者王世襄老先生，在饱览民国时富家养虫的精舍美器后，在《秋虫篇》一文中，不乏风趣地写道：“……我有时也想变成蛐蛐，在罐子里走一遭，爬上水槽呷一口清泉，来到竹林啜一口豆泥，跳上过笼，长啸几声，悠哉!悠哉!”

    我常想，自宋至清，皇族显贵为蟋事，曾消耗了国人多少聪明才智，曾挥霍了国象多少金银资财!倘若明清时当权者把玩蟋的浓兴移出半分去倡导科学与民生，我们这个古老民族的心，也不至于在清末被列强那一条条、一款款辱国条约的利刃，戳成碎片……

    《论语》中说：“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又云：“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儒家文化那庞大而影响深远的思想体系，早巳无孔不入地渗透在国人的观念、行为、习俗、信仰、思维方式、感情状态之中，当然也不会不氤氲于“蟋蟀文化”里。以松竹喻人格，以牛马比君子，常被历代有良知的文化人，来阐释做人的道理。清人王浣溪曾提出促织有“三德”，同是清人的冯芫霁云则云蟋蟀有五德：“鸣不失时，是其信也；遇敌必斗，是其勇也；寒则归宇，识时务也；伤重致死，是其忠也；败则不鸣，知耻辱也。”但这种声音，在沸反盈天的清代斗蟋大潮中，毕竟显得力弱音微。

    ……

    中国的蟋蟀文化，不谓不博大精深；但它又是一颗多味的果子，今人咀嚼起来，很难分辨它是涩，是甜，是酸，是辣……”

    五

    近代人恩溥臣所撰的《斗蟋随笔》，实际上是一本近代“功虫录”。书中记有从清光绪二十一年到民国二十九年的46年间，全国斗蟋决出的“功虫”，计有26只。因《斗蟋随笔》的手抄本发现时巳残缺，人们能读到的功虫只有21只，其中山东虫占17只，宁阳独占8只。作为一县之地，宁阳在全国当是无出其右。

    从明清以来，山东便被玩虫者誉为“蟋蟀王国”，而宁阳、宁津名虫产地所产之虫，又是这“蟋蟀王国”中的“御林军”。

    古谱言：“蟋蟀所生必在地脉灵秀之地，燥湿得宜之壤。”

    凡于秋日来宁阳的玩虫人，看罢这里的锦山秀水后，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虫王应该产生在这里。

    宁阳北倚泰岱，南襟曲阜，孔子喟叹的“逝者如斯夫”的大汶河，横亘东西，穿越县境，境内有数十条汶河支流，经纬交织。西部有重峦叠嶂的神童山，东部是沃野平畴。

    神童山中，虬干曲枝的古松、古柏，华盖如伞；扶疏叠翠的老橡树，巍峨峥嵘；古庙、古刹隐现其间，表明这里曾是道家、佛门的洞天福地。神童山下连绵的丘陵上，有20万亩百年大枣林。远远望去，郁郁苍苍，茂茂密密，如同凝固在山脚下的汗漫的青黛色云烟。枣林里棵棵老枣树枝干交叠，遮天蔽日，串串玛瑙般圆润的大枣，压弯了干，压颤了枝，嫩红、浅红、绯红、绛红、浓红、紫红、玫瑰红、杜鹃红的枣儿，斑驳陆离，溢光泛彩。枣林四周，间有座座梨园，嘟嘟噜噜黄橙橙的鸭梨缀满枝头，人们在饱享丰收喜悦的同时，也会为梨枝的负重而担心……

    走进盛产名虫的泗店、乡饮、磁窑、伏山等几个乡镇的沃野里，映进人们眼帘的是一片五谷丰登景象：那大片的玉米比壮汉还要高过一头，每棵秸秆上甩有一对尺把长的棒棰；齐腰深的豆田里，串串饱鼓鼓的豆荚，似要在金风里随时炸裂；块块棉田里，株株都是金铃吊挂，绽出雪一样洁白的花絮……

    斯山斯水，斯情斯景，岂能不令人发出这样的咏叹：宁阳虫的鸣唱所以格外清脆嘹亮，宁阳斗蟋所以数度打遍天下无敌手，是神童山的锺秀赋予它们超迈的神韵，是大汶河的清波洗濯了它们油亮的翅羽，是枣林梨园的花香熏柔了它们婉转的歌喉，是沃野中的夏霖秋露补足了它们滂沛的元气，是田畴里的豆谷糜粟强健了它们刚劲的筋骨……

    历史是一出永远没有结局的连台本戏，常是“龙笙”乍歇，“凤弦”又起，而每一次的闭幕，又是这出戏的新情节的开始。

    开国后，赌博、狎妓与嗜食烟土等旧中国遗留下的沉痼恶习，被理所当然地明令禁除，斗蟋之戏也被视为玩物丧志而销声匿迹。“文革”时，国人的精神原野被全线冰结。旷世的劫难，扭曲了国人的生命神经；貌似激情的颂歌里，颤动着理智的失控。人的本性里含纳着动物性的本能，人的情泄性、娱乐性即是动物本能的一种折射。当“红海洋”的潮水退去之后，留给国人的是一片无边的精神迷惘……

    改革开放后，国人的物质生活开始由温饱向小康过渡。衣食有着的人们，自会通过各种传统的和引进的娱乐方式，去宣泄过剩的精力。斗蟋之戏，作为一项有着千载历史且极富诱惑力的民俗活动，当然不会被国人遗忘，蟋事潜滋暗长，当在情理之中。

    “奇”是诱发“好”的先决条件。1981年，上海电视台率先播放了蟋蟀格斗的录像。小精灵那交口如闪电乃至得胜之虫发出的鸣唱，既极大地满足了城市中孩童的好奇心，也令昔年的老虫迷心中麻痒，旧梦重温。

    1985年，天津由民间发起成立了全国第一家蟋蟀协会，继而上海、杭州、苏州、济南、广州、西安、沈阳、哈尔滨等二十几个城市，也先后成立了“蟋协”。至此，在建国后中断了近四十载的蟋事之链环，终被虫迷们焊铆起来。

    有着文化积淀的人类，不仅能不断创造出新的娱乐方式，而且也能对传统的娱乐方式，进行着花样翻新。

    1989年深秋，全国“维力多·济公杯”蟋蟀大赛在上海举办。翌年秋，亚运会在北京隆重启幕，为使亚洲及世界来京的友人一睹中国古老文化的丰厚多彩，亚运会组委会特成立了龙潭庙会指挥部，展示各种民间游乐活动。庙会指挥部还委托北京长寿协会蟋蟀研究中心，举办长城杯蟋蟀大赛，特邀京、津、沪、鲁四地的玩虫、斗虫高手参加角逐。这就使得斗蟋之戏，由纯民间活动堂堂正正地走向了社会前台。

    在济公杯和长城杯举办之前，香港在斗蟋大赛中，山东宁津所产之虫，高歌奏凯，两度夺魁，宁津遂引起全国虫迷的高度关注。在济公杯和长城杯的大赛中，宁阳虫又折冲樽俎，独占鳌头。此后的1992年秋，上海队与天津队两军对垒，上海尽遣宁阳虫搦战，结果宁阳虫以泰山压顶之势，使天津队大败亏输，比分是10：0。此一战使宁阳愈发名声大噪，使全国虫迷对宁阳虫口中啧啧，厚爱有加。

    跋涉于大沙漠中极度于渴的旅人，会把昂贵的金银珠宝视为沙砾，而把一壶清水当作救命的甘露。这是人们在特定的环境和特定的生存状态下，出现的商品价值的移位。在悠长的岁月里，宁阳父老从来没把遍野欢蹦乱跳的蛐蛐儿视为“金玉有价虫无价”的商品。在农业学大寨的年代，人们甚至把蟋蟀视作吞食五谷的害虫，必欲除之而后快。

    昔年，宁阳百姓常听瞽人演唱《济公传》。当说书人演唱到济公这位急公好义的传奇和尚，曾用三只蟋蟀戏耍临安罗相府的罗公子、一只蟋蟀能值千两银子时，宁阳乡亲们无不哑然失笑：这是唱书人逗咱乐的，若蛐蛐那么珍贵，咱宁阳岂不满坡遍地都是金银了……

    地处孔孟之乡的宁阳，民风淳朴，向把土地、稼穑视为安身立命之本。建国之前，宁阳以捕蟋谋生者仅有一王姓之家，住县城北关王家店。王家地无一垄，仅开有一小茶铺，王家祖孙三代以捕虫、卖虫补少米之炊。王家三代捕虫人，自珍自爱，他们于谷地豆垄中捕虫时，从不损伤一棵庄稼。于瓜田李下捉蟋归去时，还每每插一“茶铺王氏来此”的标识，为的是让园主查看果瓜是否有失。见王家捕虫如此仁义，街坊邻里也“网开三面”。每当听到家院内有好虫呜叫时，便夜不闭户，好让王家人来院中捕捉。看护场院的人，每当秋虫于夜间盛鸣时，也悄悄离去，是为了让王家祖孙在不受干扰的情况下，静辨虫鸣而获好虫……但宁阳百姓对当地少见的有地不种而玩蟋斗蟀的农人，一概视为不务正业的“二流子”，除了白眼还是白眼。

    在我们居住的这颗星球上，上苍为人类创造了数不尽的奇物异宝，但它们暴有纳入人的享用范围之内，才能显示出价值。

    蟋蟀这小精灵被当成商品，自南宋以来，便有记载。南宋词人姜白石在《咏蟋蟀》一词的序中云：“……好事者或以二三十万钱致一枚。”据明清时的有关资料记载，当时一只蟋中上品，能值几十两银子。清代的膏粱子弟，在冬日为听虫鸣，买一只人工孵化的蛐蛐或蝈蝈，也得花费几两银子……

    当小蛐蛐在改革开放的经济大潮中再度成为商品时，宁阳百姓方知昔年瞽人说书时，那“只蟋千银”的说唱并非虚妄之词。

    在上个世纪80年代，宁阳人首先懂得蛐蛐竟还能成为商品者，当属泗店镇南王村的王爵民。

    现年53岁的王爵民，在刚告别开裆裤时便开始玩虫。在充满稚趣童兴的游乐里，对虫儿悟性极强的他，逐渐识别出哪种颜色的蟋蟀好胜，哪种形状的蛐蛐善打。“文革”后期的某年秋天，天津有一老虫迷名李永年，悄悄来到南王村捕虫，玩虫之心不退的王爵民闻知后，便给老虫迷当帮手。三个秋天过来，青年虫迷从老年虫迷那里学到了辨虫、捉虫、养虫等十八般武艺。这年深秋某日，老虫迷携在南王村多日所捕之虫兴冲冲北归，王爵民送蟀师至火车站。当列车员见老人包里装的全是一罐罐蛐蛐时，便顺手扔出车窗。时年78岁的津门虫迷，见状老泪纵横，王爵民也徒唤奈何……

    进入80年代中期，沪、津、京的蟋事暗潮涌动，1988年秋，上海一玩家来泗店镇收虫，王爵民捉得一只上品，得款120元，这在当时等于一县级干部的月工资。后来，全国各地来泗店的收虫人渐多，王爵民便率两个儿子专事虫业。

    某日，一农妇拿着一只连两元钱都难出手的小虫找王爵民，王凭着一双识虫慧眼，当即将虫买下，按照津门蟀师秘传的技艺，经一月喂养，小虫由红牙变为墨牙，被天津某玩家以1500元购去。是年秋，王爵民的大儿媳到圈中喂猪，往食槽里倒食时，忽有一蛐蛐跳在腿上，她顺手捉住，交公爹辨识，王一看竟是蟋中上品白牙青，出手便得800元……

    从此，“一只蛐蛐换一头牛”之说，便风传宁阳。

    自1995年始，王爵民父子捕虫、收虫，往返沪、津，每年收入均在三五万元。时间一长，王爵民与京沪线上的列车长们混熟。一年秋，王爵民携一批蛐蛐往上海销售，列车长看上其中一只，想掏几个钱买下玩玩，王爵民当即拱手相送。那列车长至沪后，拿此虫到虫市上去晃晃价儿，没想到瞬间便有几十个玩家围拢过来，一玩家一下抢过这列车长手中的小虫罐，不容分说，扔下一万元的票子，匆匆而去……

    此事传到宁阳，使宁阳的捕蟋潮陡涨。

    这期间，全国的斗蟋热急骤升温，上海又成为全国的玩虫中心。有报刊披露，在1997年，上海孩童斗蟋不计其内，玩虫的成年人已达百万，而全国的玩虫者多达千万之众，且每年都呈上升之势。而在此时，宁阳人靠捕虫、卖虫致富者不乏其例。王爵民父子靠虫业已盖起两幢小洋楼，而泗店罗河村一罗姓农民，后来居上，一家五口连捕带收，靠小虫一季收入便达七八万元，近十载下来，目下正向百万富翁的行列靠拢……

    在宁阳，农民见小小蛐蛐能为自己驮来新房，衔来票子，焉能不眼热心跳，心慕手追。

    外地来宁阳的收虫者，不乏大款。上海一收虫大户，每岁初秋便住进乡饮镇的宫家村。这大款带有三个助手，外加一个专烧上海菜的厨师。每月3000元租住的民房内，冰箱、彩电、微波炉一应俱全，且在每年两个多月的收虫季节过后，就将这些家电便随意弃之，来岁再置新的。

    求等性是人类的社会本性，人与人之间的生存状态在近距离的比较中，这种求等性的愿望会变得愈加强烈。虽然政治上已取得法定的平等但在物质生活上又与城里人有着巨大差距的宁阳农民，见收虫大款如此大手大脚，自会更激起他们求富的欲望。

    宁阳县的领导者们，见遍地皆是的蛐蛐，已成为县内重要的商品资源，为改变县里的贫困面貌，便理直气壮而不是羞羞答答地打出了“虫产业”、“虫经济”的旗子，并于1998年始，年年于秋季举办全国性的“中华蟋蟀友谊大赛”。

    由于宁阳虫在全国各地的斗场上，骁勇无比，屡屡金蟾折桂，来宁阳的虫迷、虫贩愈来愈多，近几年，每年都高达十万之众。

    宁阳，俨然成了虫迷心目中的圣地“麦加”。

    十万玩虫大军潮涌宁阳，使县里的大小宾馆旅馆座座爆满。身份较低的虫客、虫贩，只得住进县城左近几个乡镇的农家茅舍。弄虫人中不乏钱袋鼓鼓的玩家，他们讲究的是吃喝娱乐一条龙；多数虫贩一住就是两三个月，小酒儿也得天天喝，这就使得宁阳生产的“蟋都酒”得以畅销；捕虫需要特制的工具，畜虫需要陶瓷器皿；来被誉为“蟋都”的宁阳一游，总得留个纪念，那胸前印有“中国宁阳”字样的中华蟋蟀采集衫，自会成为走俏品……

    一虫带来百业兴，小虫儿咬活了大经济。近几年，宁阳农民每年卖虫收入达七八千万元，而十万弄虫大军扔在宁阳的票子多达三四个亿。

    小精灵的身价在其所产之地，年见腾贵。继1998年鲁北宁津一虫卖得9800元的高价之后，2000年宁阳一虫又卖出18000元的天价。

    宁阳乡饮镇南卫周村有一菜农，前年秋某日，在其栽种的一亩黄瓜塑料大棚里，忽然发现架下秧上爬满蛐蛐，便忙唤亲朋前来帮助捕捉。一亩黄瓜虽被折腾得架散棚破，但棚中的蛐蛐却卖得4万余元，创出一亩地里的蛐蛐胜过20亩黄瓜的单位面积产值的纪录……

    蛐蛐这小精灵身上所生发出的金钱的磁场，既牵引着捕虫者身躯上的每一根纤维，也激活着众多玩虫人生命的每一个细胞。

    宁阳虫的捕捉时间大抵从处暑开始，持续到白露后的一周左右。2000年的捕虫旺季，我二进宁阳观看泗店镇及肥(城)兖(州)公路那20华里长的虫市之后，也目睹过此地农人夜间和白日捕虫的情景。

    那是一个黝黝的秋夜，沉沉的夜幕像黑丝绒般笼罩着田野。我在磁窑镇一土岗上伫立静观。

    大概是晚上八九点钟许，岗下的田埂地堰上，便有一拨拨、一群群的青男壮夫，人人头戴矿灯、身着迷彩服、手持捕虫网、肩荷装蟀器具，猫着腰，步捷身轻地或钻入墓地老林，或潜入豆丛谷垄，或匿身玉米田中。盏盏矿灯若流萤，似鬼火，在暗夜里忽明忽灭……

    夜色愈来愈浓，秋禾已披满露珠。草儿花儿都睡了，连遥挂天际的星星也在打盹儿，而夜捕人却捕兴正酣。此时，蟋蟀的鸣声分外清晰。捕虫行家都深悉，上品虫大都在凌晨二至四时才开始鸣唱，它们的鸣唱虽然高亢洪亮，音传数里，但叫声暂短，且间隔时间长，捕虫人必须有足够的灵敏和耐心……

    东方作曙，夜捕人才渐渐收兵，虽然他们周身被露水打得漉湿，脸上沾满泥尘，但眉眼和嘴角旁都洋溢着难以掩饰的喜悦。

    翌日下午，我在伏山乡一片刚刚收割了的豆田里，又目睹了农人白日联手捕虫的场面。

    豆茬地东西两侧的田边上，各站有二百余名壮汉。只听“哎嗨”一声领呼，两边的壮汉们同时发出的有节奏的“嗨嗨”声。伴着响遏行云的“嗨嗨”声，那石夯般沉重的齐步跳，震得大地簌簌发颤……此时，避光而昼栖的小精灵们正在土穴中鼾鼾沉睡，受此巨大惊扰，如同满月小儿听到霹雳，全身筋骨都要被震酥。于是乎，小乖乖儿纷纷跃出小小洞穴，仓皇出千逃。这时，立在南北两侧的“娘子军”和“童子军”，适时出击，捕捉急蹦乱跳、失魂落魄的小精灵，人们不分雄雌，不辨优劣，尽将蛐蛐一一擒捉于水桶之中。包围圈越来越小，最终来了个“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这情景，这场面，与昔年宁阳惟一的捕虫世家王氏三代人的捕虫“信条”，大相径庭。

    捕虫本是玩虫人的一项极具雅趣的夜间户外活动。真正的虫迷，听到上品虫的几声夜鸣，会激动得全身发抖，连气儿都透不过来。有时为捕获一只名虫而又不伤其须爪，稔熟蟋蟀有着归穴性的玩虫人，常是一夜未获，三夜伫候，甚至等四五个晚上方能如愿……

    面对眼前这“大兵团作战”式的竭泽而渔的捕虫场面，我不忍心责怪“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兄弟，他们近似疯狂的捕蟋，也许是被一个“穷”字逼的!且这不近常理的狂追滥捕，毕竟还是靠体力去获得酬报；而不像某些城狐社鼠，是靠权力的贪占而自甘自肥!

    当然，我的心同时也在隐隐作疼——

    蟋蟀作为大自然天才的歌手，那声动梁尘的鸣唱，在商品大潮中似乎已经变了味儿，在某些捕虫人、虫贩乃至赌徒们的耳中，小精灵们那“曜曜，曜曜”的音韵，已变作金钱!金钱!金钱！

    六

    在商品社会中，商家赚钱的诀窍，常是把一种名产从丰富之地贩到稀少之区，并使其价格由低廉变得昂贵。

    如果说宁阳、宁津等山东名虫产地的农人捕蟋捕得天旋地转，那么一些大中城市的虫市卖虫卖得更是水沸火烫。

    作为近代全国斗蟋中心的上海，民国时期，蟋市主要集中在四马路(今称福州路)。当时四马路街两旁，有百余家虫铺虫店毗连一起，卖各种虫具的货栈商楼，也挨梁接柱。阴文的、阳文的、挂牙子的、带流苏的各色卖名虫、卖古盆古罐的招牌，令人目不暇给。三教九流，风从云集，阔老逸少，流连其间。被租界中的洋人，称之为“东方一大人文景观”。

    80年代以来，蟋事暗潮初涌时，上海冷不丁一下冒出十数处蟋蟀非法市场。抽刀断水水更流，上海市政府因势利导，于1987年将浏河路定为蟋蟀合法市场，见蟋市人满为患，又于1993年一下辟出文庙、曹安路、旱桥、昆明路、本溪路等五大蟋市。其中尤以文庙为盛。

    1998年秋，我到上海出差时，曾一睹文庙蟋市的火爆。

    这里的卖虫者、买虫者、观虫者亚肩叠背，磕头碰脑；声声叫卖，此伏彼起；阵阵喝彩，涛涌浪涨。任何消费市场与这虫市相比，都会黯然失色。由两万余众汇成的气浪声波，简直要把文庙中那耳不杂听、目不斜视的孔老夫子端庄斯文的雕像给冲歪了……

    小虫的价格更令我咋舌，这文庙虫市上，到处挂有一块块黑板，上面各自醒目地写有：“玉顶射弓红”15000元，参观费15元；“白黄大翅”1万元，参观费10元；“寿星头”8000元，参观费8元……在黑板下的摊点上，还摆有各种出版社刊行的精美的斗蟋图册，上面印有各色名虫的玉照。有的摊主，还将自己所持有的名虫，拍成了放大十数倍的彩照，挂诸店旁，招徕买者……

    文庙蟋市的市场管理人员告诉我，这里每天成交的小虫多达几十万只，价格高低不一。本地一般小虫一只10元左右，是家长买给小孩玩的；从外地贩来的小虫，价格也很悬殊，一般百元左右一只，这种虫能被多数虫迷所接受，至于名虫的价格，那就由交易双方各自去定了……

    津、杭、苏等斗蟋热火的城市的蟋市，也是这般热闹。

    正如绿茵场上欧洲的足球先生和中国乙级队的球员，其身价不可同日而语，也如我国演艺界的歌手，县级文工团的头号女伶与京城芳名盖世的女歌星之出场价有着天壤之别一样；同是两须两牙两尾六爪的斗蟋，其各自的身价，竟也判若云泥。一只虫王，在港澳台地区及东南亚一些国家，能换一辆豪华车早就不是奇闻。在宁阳，王爵民父子捕获的一只上品虫，被上海虫贩转卖到澳门，竟被炒到17万元。

    小精灵从大自然母亲怀抱里再次被变成商品后，因了它们的价格高低贵贱不同，也因虫主想从它们身上得到的欲求不一，它们又身分五等，有的成为盆中贵族、绅士，有的则沦为罐中的监犯囚徒。

    小精灵有着自残性，一旦环境不适应，性情便变得乖戾。有的用头撞盆触罐，以求速死；有的牙噬已腿己腹，企盼玉楼赴召。凡有爱怜之心的真正虫迷无不晓得，这小精灵比大观园中的林黛玉还难伺候。

    每到春夏之交，北京、济南的玩家们见面时总会问一声：“接雨水了没有?”在一问一答中，双方便知对方年内是否还玩虫儿。因小精灵惧怕自来水中的漂白粉，人们只能用房檐流下的雨水洗盆刷罐，只能让小虫啜饮无污染的井水。养虫若无老盆古罐，凡购得的新陶皿，须用各种中药材熬水反复煮烫洗刷。小乖乖之娇贵，还表现在它们怕烟，怕酒，怕油，忌醋，忌碱，忌盐，现代工业文明创造的化工产品，诸如香水、香皂、口红、眉笔、护肤液等所弥散的异味，皆能给小精灵致命一击。小乖乖冷了不行，热了也不行，它们对居室温度的要求，比当年的江青还要苛刻。另外，最惧怕阳光的小精灵还有洁癖，每周需沐浴一至两次，暗室中沐浴的澡水须用井水自不待说，且浴盆必须木制。

    真正的虫家，在饲虫方面也特别讲究小乖乖的膳食结构。古谱云“七分虫三分养”，现代人却站在营养学的高度，提出了“三分虫七分养”的新观念。行家们对小精灵所需营养结构，进行了程度不一的科学搭配，过去那种“南方米，北方饭”的饲养法已被淘汰。小乖乖所吃的食中，芝麻不可多，玉米、谷子不可少，除杂以黑豆、黄豆外，还要外加茯苓、丁豆、甘草、首乌、蒺藜、莲子、人参等。小精灵在早秋发育阶段，每周还得让它吃一至两次河虾或公鸡心。有条件的养主，还会以蟹腿内的蟹丝，鳗鱼背上的精肉，给小精灵换换口味儿……

    在大千世界中，总有一些或大或小的谜团扑朔迷离地摆在我们面前，令人大惑不解。但只要我们用心去洞察和思考，总能窥出个中的部分奥妙。

    某些玩虫人，所以对小虫这样百般豢养、千般呵护、万般珍爱，我猜度大致可分三种情况。一是家境富裕且有闲暇的玩虫人，他们将小虫视为小宠物而关怀备至，这是热爱生命而“推己及虫”的爱心使然。二是养虫有癖的玩虫者，他们把观小虫相斗，视为比打扑克更带刺激的一种游乐。这些虫迷，胜者得意洋洋，败者脸贴纸条，顶多以几盒烟一瓶酒为押注，赢家开怀大乐，输家赧颜一笑。三为将小虫作为赌具，进行豪赌的赌徒。情况常常会是这样，那些价格愈是惊人的小虫，愈有可能成为赌徒们的造钞机。他们借助蟋蟀那微小的躯体，善斗的品格，去获取巨额的不义之款，去赚得血腥的利息……

    黄、毒、赌乃社会三大公害，世界上没有哪一位作家能写尽它们的罪恶。人一旦染上赌的恶习，便像狎妓一样着魔，吸毒一般上瘾。

    小精灵成为豪赌者们的赌具后，人们就无法悬揣那隐藏在它身后的悲剧。赌徒们将渺茫的胜利寄托于小虫，吝啬的变得慷慨，稳重的变得浮躁，安分的变得贪婪，而命运之神却躲在一旁暗自冷笑，给赌徒们以无情的揶揄。

    北京已进耄耋之岁的老玩家，莫不知悉清末民初“来大爷”因斗蟋而败家的故事。

    “来大爷”名来幼和，曾住京城交道口圆恩寺处的一府第中。来家本是粤海豪富，在京城开着几家当铺，家资万贯，金玉满堂。来家食则山馐海错，穿则锦衣轻裘，出则驷马高车，动则呼奴唤婢。至来幼和这一代时，家中还雇有专司畜养蛐蛐和蝈蝈的虫师。来幼和吃喝嫖赌，无一不染，尤沉湎于斗蟋豪赌。十余年下来，来家的产业荡尽一空，曾被称作“来大爷”的来幼和，沦为小饭铺的佣工，像武大郎一般，当炉烙烧饼叫卖。最终流浪街头，落魄而亡。

    民国初年，济南历城有两户财主，曾是地界相邻，田亩相挨。两财主每届秋高气爽时，便在毗连的地垄边的树阴下作斗蟋之戏。初时，两人以一垄地作为赌注，甲财主先是一垄一垄地赢；博局一开，乙财主越输越红眼，便一亩一亩地赌，仍是赢少输多；输家气急败坏，便十亩、二十亩地下注。两个秋天下来，乙地主的数顷良田尽归于甲。甲地主见不费吹灰之力，仅用蛐蛐的小口便咬出大片沃田，遂赌胆包天，竟提上几只上品虫，与济南府中的斗蟋高手相搏。乡下土财主哪是城中蟋坛老斗家的敌手!一个斗季下来，甲财主同乙财主一样，也难有湖口之田了……

    人一旦走进赌场，就如同跨进地狱之门。赌场如同魔鬼的陷阱，只要赌者置身其间，必会愈陷愈深，从跃跃欲试到欲罢不能再到鬼迷心窍，直至走向人生最后的沉沦。

    民国时的上海，有洪某耽于蟋赌着疯着魔，竟日忘归。洪某从父辈那里继承下一大笔遗产，且有花园洋房一幢。洪某自幼游手好闲，终日与一些花花公子以蟋赌为乐。洪某自恃家中堆金积玉，在下赌注时，常是一掷便是千块“袁大头”。然而，洪某斗虫仅为“小儿科”辈，常是每赌必输。至解放前夕，父传的家产几被他输尽，惟三百多只畜蟋老盆及十余部虫谱完好无损。

    “文革”初期，红卫兵抄家抄得天翻地覆，洪某预感大事不妙。在其家被抄的前一天夜里，他竟神差鬼使地将老盆及虫谱转移于昔年的老佣人家中。

    80年代初，斗蟋之戏再演沪上。洪某年已望八，手脚不便，老眼昏花，但对蟋事仍念兹系兹。他自知亲自上阵去蟋赌难有作为，便寄厚望于儿子。洪某常给儿子“痛说斗蟋家史”，并一再讲述新盆难养好虫，老盆及虫谱躲过“文革”大劫之不易，并敦促儿子潜心研读虫谱，好在博局上大展“经纶”，以洗昔年家耻。每届8月，洪氏父子四处寻虫，直至三百多只老盆里都装有蟋蟀。

    下棋觅高手，弄斧到班门。1997年10月上旬，洪某见其子斗蟋已入得“法门”，便亲督儿子与玩虫奸诈而闻名的“小胡子”去交搏。一日，摆下博局，每局赌金为1万元。双方派遣的斗虫均从宁阳购得。刁钻的“小胡子”，以自己的下品对洪家的上品，以中品对下品，以上品对中品，结果因布兵摆阵有方，首局先赢。但洪家父子赧颜一笑，并不气馁。于是博局再开，洪家押以重金。洪某父子取出宁阳超品“银线乌青”，去战“小胡子”的“红牙青”。年迈的洪某心中窃喜，觉得“小胡子”太嫩。谁知，两虫相交，洪家的超品虫的触须竟然微微发抖，虫身也打着激灵，不战而退……

    八十高龄的洪某，一眼便判断出“小胡子”之虫是喂过海洛因的“药虫”，便恶火攻心，訇然倒地。待儿子将洪某送进医院，经抢救方保一命。因突发脑溢血，洪某偏瘫在家，几近成了植物人……

    香饵之下，必有死鱼。当蟋赌中的幸运者面对飞絮般的钞票倏然而来时，也常常会窃喜的笑容尚未逝去，悲苦的泪水又倏地注满心田。

    上海有绰号“金六”者，曾用一只宁阳虫一口为其叼来过65万元。靠赌蟋发迹的他，也曾开起大小11座饭馆。近两年却不见他来宁阳选虫、买虫了。宁阳的知情者经过打听，方知“金六”于去岁秋的蟋赌中厄运降临，竟将他的饭馆输得一家末剩……

    上海某厂工人大A，粗壮高大，下岗后无所事事，便玩起虫来。大A之妻虽三十有六，仍容貌秀丽，肌肤似雪，美艳动人。”96年秋，在上海民间组织的蟋蟀擂台赛中，大A所持之虫，力挫群雄夺冠，获得奖金200旧元。大赛中，上海一虫迷老B，是年过半百的大款。他见大A之妻风韵天然，便暗暗打起主意。老B先是吹捧大A斗虫之技如何高超，使大A飘飘欲仙；继而又将大A拉进博局，与一杭州赌徒进行蟋赌，使大A连连获胜，钱袋鼓鼓。老B见大A已入彀，又引逗大A尽遣所持之虫与上海一些老赌手交兵。结果大A不仅将所赢之钱输个精光，还欠下了老B两万元的债务。屡试屡踬、屡战屡败的大A急得抓耳挠腮，只得四处讨觅名虫，精心伺候。他见妻仍每日描眉画黛，怕异味影响小虫，见了妻子的化妆品就扔。为此，夫妻俩经常鸡扑鹅斗。老B乘虚而入，约大A狂饮。当大A喝得天旋地转时，老B索要欠款及利息。身无分文的大A，央求来秋赢钱还债。老B执意不应，提出钱不还可以，但必须把其妻借与他用用。大A气极返家，将老B之语尽告其妻。其妻听罢，非但没有懊恼，反而淡淡一笑。实际上，大A之妻与大款老B早已眉来眼去。这时，大A之妻便顺手拿起早已装好的衣物，投奔老B而去……

    世间的喜剧有时不需金钱也能产生，但世上的悲剧大半是金钱的魔杖在导演。如果说，这些两人或数人相赌的蟋局，仅能使几家数人进入悲剧的幕帷；那么聚众大赌的蟋局，不仅会给更多的家庭降下泼天大难，而且还会危及社会安定。

    任何科学的发明，都有它的“两面像”。它能实现人们的幻想，也能撕碎人们的幻想；它在播撒美丽的同时，也在诱发着丑陋。微机、网络等等，就是如此。

    昔年赌徒们聚众斗蟋，对小小斗栅内的虫搏，只有虫主及一位执事(即裁判)能亲睹输赢。赌额下得大的赌家，也仅是坐在斗厅，听执事报告战况。那些站在厅外随彩的小赌户，只能从唱战者口中一传十、十传百地得悉小小斗栅里的战果。而彩电的发明、斗栅内战况的直播，足可使厅内厅外的随彩者，同步看到斗栅里的两虫交斗的每一个经过极度放大了的细节。胜虫一鸣，便知自己的输赢。这种现代传媒手段，能使随彩者感到蟋赌的“公开、公平、公正”，能大大提高了蟋赌的诱惑性和刺激性，也更能招徕赌者，更加刺激某些人一夜暴富的欲望。

    1998年10月的一天深夜，上海某宾馆四层楼的大厅里，蟋局正开得火火爆爆。以前，随彩者进门费底价1万元，时巳增至5万元。当警察将这蟋局包围时，赌徒们惊恐万状，慌不择逃。其中有蟋赌前科者6人，怕再入囚室，纷纷从四楼破窗而跳，结果死二伤四……

    在上海，近些年每年破获的蟋赌案竟达一百多起，且有逐年上升的趋势。而津、京、杭、济等一些城市，蟋赌案也屡屡发生。1999年秋，在济南三环路外的一家大酒店里，赌蟋者发生口角，众赌徒抽刀相向，刺得鲜血淋漓，致使数人重伤……

    邪恶是对人类美好愿望的一种否定。蟋赌案的连连发生，使得某些媒体将本是“人间欢乐小天使”的蟋蟀，视为酿造悲剧、闹剧、惨剧的祸根，有的甚至呼吁取缔民间的斗蟋活动。

    然而，我常常发问：小虫何罪之有!这正如江苏省民间促织研究会一副会长所言：“菜刀是用来切菜的，有人拿它去杀人，我们不能对卖菜刀者兴师问罪。”

    七

    玩虫人用于两蟋交搏的斗栅，昔年多为陶制之盆，今多是有机玻璃所做。一般长20厘米，宽12厘米，高10厘米，其空间大小还抵不上山野村姑用的梳头匣子，可谓方寸之地摆战场。作为战场，它仅容得下古时窈窕淑女的三寸金莲，却横不开赳赳武夫的尺长刺刀。然而这小小斗栅里，却能贮满人的多种欲望和情感。它能使孤注一掷的赌徒，或一夕暴富，得意忘形，或一日败家，噬脐莫及；它在给众多虫迷带来感官刺激的同时，也能使当今某些“大哥大”、“大姐大”的表现欲、竞争欲、虚荣心等得以无所顾忌地宣泄。

    宁阳县蟋蟀研究会驻会理事长王际云先生，以教授民间舞蹈及乐器见长，曾任县文化馆研究室主任。王氏自幼钟情蟋事，却从不想从小精灵身上求田问舍，因“虫”假私。近年来，白发皤然的王老先生，有三种编著的蟋书行世。在由上海科技出版社刊印的其《斗蟋》一书中，尽收了王氏十数年来珍藏的各种名虫的彩照及两虫交口时的彩图。王氏在研磨古谱的基础上，对两虫斗口的口法，也一一在书中的彩图下做了形象的诠释。

    我再次惊叹本来没有呼吸没有知觉的单个方块汉字，一经学人组合，竟变得那般活蹦乱跳，绘影绘神。仅两虫相斗交口时的口法，古今蟋人竟命名了近三十种。

    两虫相遇，斗口连连，快如鸡啄米，转眼几十口，猛虫将敌手咬得手忙脚乱，不能应口而败阵，称日“啄口”；两虫相咬，不分上下，双方均不敢贸然出口，像摔跤人相互围转，旋如推磨，谓之“磨盘口”；两虫搭牙，合口之间，一虫用牙将对方掀向一旁，甚至甩出栅外，叫作“挑口”；两虫交口，一虫咬敌虫之牙，双腿蹬地跃起，在半空中扭撕扯拉敌虫，称日“飞叨”；两虫牙接，一虫钳住对方牙齿，用力左右摇摆、摔打，把敌虫咬伤摔残，谓之“摇口”；两虫相逢，一虫咬住对方，猛一抬头，用牙将敌虫高举过顶，同时提、拉、钳并用，叫作“霸王举鼎”……

    小小斗栅内的小战场，虽没有古战场那种驱坚策肥、鼓鸣旌飘，矢石如雨、刀光剑影的壮观，但却不乏拼斗的惨烈，厮杀的悲壮，鏖战的血腥。对于躯体内含有“好斗基因”的人类来说，观两虫交战，随着“得胜将军”的鸣唱奏凯，会令人产生凌云直上的愉悦，登高一呼的心醉，甚至还会让人发出“人生能有几回搏”的感慨。

    前两年，杭州一女郎闻得王际云对蟋事研究颇有造诣，每岁秋总是乘宝马车至宁阳，拜谒际云先生。这位杭州女子，体态袅娜，面容姣好，周身充溢着江浙美女的妩媚与清雅。她虽年仅二十四五岁，却因在生意场上游刃有余而成了“千万富姐”。每见到际云先生，这杭州女总是让助手递上一张50万元的现金支票，让际云先生帮她选觅名虫。声言她买好虫，决非用于赌场，她每年都要赞助杭州几位与她熟悉的虫迷一笔款子，民间组织公开会斗时，她仅是现场观斗，一饱眼福。际云先生不是见利忘义之人，他深知在名虫产地宁阳，能卖得上万元一只的蛐蛐并不多见，便为这杭州女子介绍了当地几位捕虫高手，让他们帮其捕捉好虫……

    这杭州女郎常与际云先生谈及蟋事。每当谈到她资助的虫迷在会斗中如何取胜时，她那白若凝脂的脸上浅浅的酒窝里也溢满了笑意。际云由此推断：此女玩虫，纯为取乐。

    世界上最高明的外科医生也难以解剖美女的心思，就连弗洛伊德那样的哲人恐也难准确判断丽人的心理。我猜度，这位“千万富姐”觅蟋不摆赌局是真，但是否还有更高层面的情感需求。抑或是她在一些“奶油小生”身上寻不到大丈夫的气概，却从这小虫身上获得了某种精神的满足；抑或她本是一外柔内刚之女子，想从勇猛的小精灵身上，捕捉雄性的元气、勇气与志气，以使她在激烈如战场的商海中，高扬商帆，再图大举……

    讲排场，爱面子是一种极具普遍性的社会意识行为。除精神病人和植物人，概莫能外。国内外一些文学巨匠，早巳把人的虚荣心刻画得入木三分。

    斗蟋之戏，从兴起那日起，便成了国人中某些玩家们展示虚荣心的一个窗口。

    民国时期，津门的寓公遗老在参加蟋局时，常乘坐四人抬的雕花镶玉的太师椅，由家丁前呼后拥，招摇过市；他们装蟋罐蟀盆用的红木大圆盒也满身珠光宝气。主人进得斗局，在斗厅两侧的华室内，朝烟榻上一躺，就云里雾里，并不把斗厅里的胜负放在心上，赢了算是意外小钱，输千把两银子也不在乎，要的是这种派头……至于斯时京都中的巨卿军棍、财阀寡头在坐庄斗蟋以及拜祭虫王时的摆阔程度，更胜津门一筹。

    当今的文学作品，比起万花筒般的社会现实，总显得黯然失色。诚如歌德所言：“现实比我的天才更富有天才。”

    一位真正的虫迷，向我讲述了一则当代大款斗蟋摆阔的轶闻，惊得我口舌打结，半晌无语。

    上海一资产逾亿的民营老板，与外地一资产相当的豪富，相约在一黄道吉日，于杭州某大宾馆举行两虫相斗，并言定只重友谊，不下赌注，一局分胜负。

    这沪上老板从宁阳买得一只“红头金翅”虫王，已试斗六场，连战皆捷。从沪上出发那天，民营老板偕其女秘，操芡手及扈从等一行十数人，分乘六辆顶级豪华轿车，护送“红头金翅”赴杭。这老板知雄蟋喜“一夫多妾”，早已让手下人在雌蟋中，精择了5位“美媛丽姝”，让红头金翅在决斗前随时“采阴补阳”。老板焉能亲自上阵，他的操芡手，乃月薪3万元雇得，并许诺赢后再付重金。此操芡者乃“蟋林”高手，操芡时“诱、提、掺、抹、挽、挑、换、带、上锋牵、下锋牵”等十八般芡法，莫不心手相应，神乎其技……

    为一只小虫，如此兴师动众，大摆派头，这与当年“蟋蟀皇帝”宣德为得胜之虫“披花游宫”可堪伯仲，异曲同工，也可足令民国时期京都津门的阔佬权贵斗蟋摆阔的场面相形见绌。当今绿茵场上最负盛名的罗纳尔多，拳击场上头号拳王泰森，出场比赛时，也决没有这种阔气，这种派头……

    如今体育比赛项目中的举重、拳击，级别。斗蟋比赛，自明清以来，也是按雄蟋的体重来进行竞争的。因小精灵体重太轻，只得用“毫戥秤”来称其重量。斗蟋是以“厘”作为最大计重单位的(100厘等于按16两计斤的老秤的一钱)，八厘蟋即称得上重量级选手了。

    赌博的精义，就是人瘠我肥。有的赌徒为在那瞬息悲欢，倏忽成败的博局上追逐运气，常在小精灵的体重上用尽残忍。为减轻小虫体重所采取的种种手段，行话统称为“笼形”。在开斗前一天，有的虫主仅让斗虫食半饱并绝水，可使虫重下降一厘。斗蟋在饥不择食时有时会吞食同类，赌徒这样做的目的，既可减轻小虫重量，又使小虫在交斗时如饿虎扑食。有的虫主，还把斗虫从老盆换入干燥的新盆中，投进于燥剂，并用纸张裹严投入木箱，一囚禁便是半天，使喜欢潮湿的小虫体重锐减。还有些赌徒，在赌斗前，把虫罐放进80°C高温的热容器中，进行热处理，使虫体脱水而减重。这时虫罐内的温度，比当今的桑拿浴室还要高出许多，人在这种温度里会身热如焚，怕冷怕热的小天使哪堪受得了这种折磨，它们辄是从“热囚”里放出搏斗一场，即魂归西天……

    任何伪装都抵不过真实。赌徒们往日那种百般豢养、千般呵护、万般珍爱小虫的面纱，此时已被金钱的欲火烧得一丝不挂!

    还有的赌徒在两虫两斗时施尽了阴险。有的在芡草上抹上蝇血，以血腥味儿刺激小虫的斗性；更有甚者，有人竟将当今体育比赛中厉禁的兴奋剂也使用到小虫身上；最不可忍者，是将毒药抹在小虫牙上，让小虫在毒咬敌手制胜后，自身也很快消亡……

    古谱中有“小不斗大，嫩不斗老，长不斗阔，薄不斗厚，有病不斗寻常”等十二不斗的戒律，古人还从斗蟋身上发现了“鸣不失时是其信，败则不鸣知耻辱”等虫之“五德”，可当今某些看似道貌岸然的赌徒，竟变得那般凶残如狼，狡黠似狐。这不能不使人发出泰戈尔在《飞鸟集》中那样的哀叹：“当人是兽时，他比兽更坏。”

    斗场上发生的种种丑恶现象，引起全国各地“蟋协”的高度重视。在组织蟋蟀会斗时，“蟋协”将各代表队的斗蟋集中起来，统一喂养五至七日再进行比赛。发现有问题者，除禁赛外，并当即取消其会员资格。

    中国是个向以“食文化”著称于世界的国度。但近些年的“食文化”里，却被某些人掺杂了暴殄天物的血腥味儿。在泛及全国的吃喝风中，有人以吃过豹肉、金雕、山龟、穿山甲及蓝、绿孔雀等，作为向他人炫耀的一种资本。在南方某些号称“野味”的餐馆旁，有的甚至还辟有专让食客吃的“动物园”。那顽皮可爱的猴子，被人塞进有圆洞的餐桌，露出当场被剃光的猴头，铁锤一敲，猴头洞开，食客用匙勺舀着热乎乎、白花花的猴脑放进酒杯悠悠品尝；那花纹斑斓的鹿麂，被人用抽血管刺进动脉，红殷殷一时不会凝固的鹿血倒进杯盏，供酒徒滋阴壮阳；更令人惨不忍睹的是，那憨态可掬的小熊，被人用利斧砍掉一前掌时，便吱哇乱叫着把另一前掌紧紧藏匿于背后……所谓“人之初，性本善”的人的天性，此时已被人的原罪大大玷污了。

    遍野呜叫满坡腾跃的小蟋蟀，不属稀有保护动物。但当人们得知蟋蟀是治疗癌症、肝硬化等病的良药时，南方某些宾馆里又以炸炒蟋蟀，作为一种“食尚”。再加上玩虫之风席卷全国，致使京、沪许多老字号的中药房里，那曾货源充足的“中华蟋蟀”，已陷入断档……

    八

    2001年仲秋，在宁阳举办的全国第四届“中华蟋蟀友谊大赛”开幕前夕，我第三次踏上了这片乐土福地。

    捕虫、养虫、卖虫、买虫，是斗虫的“序幕”。近些年，这序幕一拉开，全国各地的十万弄虫大军便涌进宁阳，整个宁阳早已是轮毂相接，肩臂相摩，丝竹管弦，风雷鼓板，热闹得“舞袖飘金谷”，“游鱼亦翻荡”。如今的三秋，也早已成了宁阳人比春节还要红火还要长久的“秋节”。而这全国性的斗蟋大赛一启幕，便将这秋节推向了高xdx潮。

    大赛开幕这天，装扮一新的古城宁阳，街街花团锦簇，巷巷披红挂彩。

    多年来，宁阳一直注重自然环境保护。县境西部的神童山，早就被定为省级森林公园；山下那20万亩百年大枣林盛产的大枣，也被国家卫生部定为“保健食品”；宁阳农作物制种业十分发达，仅其黄瓜种的销售量已占全国的大半壁江山。面对来自国内外的几十家媒体，聪明的宁阳人自然不会错过在全国蟋蟀大赛中，宣传其经济优势的机会。于是，“宁阳种子种天下，宁阳大枣誉四方，宁阳蟋蟀霸五洲”的巨幅标语，横街垂楼，举目皆是。盛大的斗蟋开幕式，在县城中心的人民剧院前的广场上举行。四面直径长达四米的擂鼓，各有六名鼓手敲击，三十八面鼙鼓，同时擂动，丝桐唢呐，间或吹弹，共奏一曲由县文化局组织创作的《蟋都雄风》。伴随着撼天酥地的鼓声，旱船、腰鼓、狮子队，有光有声有色，耍舞得酣畅淋漓。

    最令人动情的是孩童们表演的《蛐蛐舞》了。广场上，百名身着长袖彩衣的少男少女，组成了金谷起伏、玉茭叠浪的秋野。百对男女稚童扮作蛐蛐，他们头顶上那金灿灿的蟋须，摇动着幼童的烂熳，脊背上那亮晶晶的蟀翅，驮载着稚童的天真。在这黄绿错综、红蓝相间的“秋野”里，百对“蛐蛐”，时而腾跃，时而追逐，时而戏耍，时而搏斗……

    随着百对孩童这惟妙惟肖的仿蟋表演，会场不时歆动，观者心中似有一条欢乐的小河在流淌……

    来自全国的32支蟋队，经3天90局的激烈角逐，在冠亚军争夺时，已成为宁阳虫对宁阳虫的表演。

    宁阳虫的战绩再次证明，它们不仅是山东“蟋蟀王国”里的“御林军”，更是中国浩浩蟋族中的“常胜将军”。

    大赛结束后，我造访了昔年宁阳惟一的捕虫世家“王氏”第三代传人王学谦。

    在近十年宁阳兴起的捕虫、卖虫热中，身有辨虫捕虫绝技的王学谦，竟金盆洗手，没捕卖过一只蛐蛐。这位年近花甲，已退休的电气焊工，仍体健步捷，在家专事养兔。其祖传辨蟋秘诀，既不传儿孙，亦不示外人。我问他目下蟋情逐年见长、为何不重操旧业时，他憨厚地一笑道，其爷爷临终前留下遗言，说蛐蛐与人一样，也是有灵性的。只要温饱有着，就不要再去捕捉……

    这位老捕蟋者还说，玩蛐蛐只观其斗而不赌方不失其雅，听蛐蛐鸣唱，才是玩蟋人的至高境界。

    王学谦的这番话语，引起我绵绵的思绪。

    由于农药已成．了各种鸣虫的“催命符”，“除草剂”也成了蛐蛐的“断肠砂”，再加上人们对蟋蟀的狂捕乱捉，已使“欢乐小天使”的生存环境日益恶化，生存空间愈来愈小。古谱上记载的德州名虫墨牙黄、保定名虫竹节须等，皆巳绝迹多年。北京的老玩虫人无不知晓，昔年北京西北郊的苏家坨、东北郊的回龙观，所出的蛐蛐又大又好，所产蝈蝈的鸣声既响且脆。然而眼下，苏家坨的田野里，已无蟋跳蝈唱，而商楼林立的回龙观一带，水泥木板组成的楼房里，只能生传播疾病的蟑螂而不生小精灵蛐蛐了。

    蟋蟀在西方某些国家的神话中是一种吉祥物。《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在“蟋蟀”词条中这样写道：“有蟋蟀存在就等于好运和智慧，伤害蟋蟀便带来不幸。”宁阳的父老兄弟们，蟋蟀既是你们的“小财神”，也是你们芬芳土地的“保护神”，千万要百倍地珍爱它们——

    因为每一种生命都有它的春天和秋天，都有它独特的生存价值。上苍即使创造一朵小花，也得需要千万载之功……

    作者附记：

    吾孤陋寡闻，只知世界上有市花、国花，而未尝得悉哪市哪国有市虫、国虫。拙作篇名“国虫”，乃笔者一人之谵语耳。

    我所以将蟋蟀称作“国虫”，一是蟋蟀文化在中国源远流长，二乃自然界之昆虫凡几百万种，却未见何种虫豸似蛐蛐，与国人情缘竟如此深广，将其称作“神州第一虫”，想不为过。

    冠以市花、国花之花卉，须经市民、国民郑重公推。而不若时下遴选名模，经泳装、日装、晚装等诸项表演后，仅有十数评委打分计票，便可产生。

    世人常将所在单位之漂亮女子，谓之校花、厂花，此并非其所在单位票选，只是人们窃语而定。我将蟋蚌称作“国虫”，连“窃语程序”也未走，更显荒唐也。

    孩提时，我曾捕蝉于响杨亮柳，烧豆于旷野山坞，偶作斗蛩之戏，梦回常蟋唱聒耳。然投身军旅后，再未做此等游戏。今我五十又五，每忆儿时，辄嗟童梦难追。我将蟋蟀称作“国虫”，无非觉得它之鸣唱，委实动听怡人。

    写此文时，我小住故宫后某部招待所，笔耕疲惫，常沿街彳亍。一日午饭后，刚至北海东门，耳畔有虫鸣之声不息，乃喜难自禁。趋前观之，虫鸣之声，却是从货摊之玩具内传出。玩具状若花生果，长三寸许，壳乃树脂做成。壳中或装蛐蛐，或盛蝈蝈，鸣虫皆为铜片所制，虫鸣之声采用感光技术、由蜂呜器发出，壳盖开之虫则鸣，闭之声则哑。我购得几只，放诸床头，然此人工技巧之物，鸣声板滞单调，绝无秋野月夜虫呜的天籁之音。

    大自然的鸟鸣虫唱，能将人类生命中的一些痛苦的音符清除。明代袁宏道笔下之京都“家家皆养促织”的鸣声早巳不再，岂不悲哉!

    我想，即使从保护蟋蟀这“天才歌手”的角度而言，称其“国虫”，尚不会引起读者诸君之非议。

    古人云“王顾左右而言他”，又曰“横看成岭侧成峰”。相信有读者看罢拙作，或许还能为我列出几条称蟋蟀为“国虫”的缘由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