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外省人？"白头发的陈教授问我，我不经心地点点头，却也感觉到他表情的复杂。

离开台湾之后，三十几年不曾回去探过亲。对于我这么一个"什么都不知道"的新留学生，他一方面想特别地关照，因为我也是中国人，一方面，又有着排解不开的憎恨——我是个外省人。而做了一世异乡人的他，忘不了二二八事件的回忆。

他的伤痛与仇恨，很深。我对二二八的无知，也很彻底。

一九三九年，一万五千个波兰人在俄国兵士的枪口下被推进一节一节发臭的火车，开往荒野中的劳工营。忧心盼望的妻子儿女在半年之中还收到几封来信。到了第二年的五月，突然音讯杳然。两年之后，德国人在卡定河边的森林里挖出四千三百廿一具尸体，这些波兰人的尸体。

俄国政府说这些人是德国人杀的，但提不出任何证据。波兰的老百姓却斩钉截铁地认为，毫无疑问，是俄国人干的。但是波兰，身为苏联的附属国，是不敢说话的。他们的政府不允许历史学者去研究这段大屠杀的公案。也没有人敢问：那没有尸体的一万个人又遭到了什么结局？

历史，不分中外，都是政权的工具。六十年代的赫鲁晓夫曾经对当时的波兰领袖哥穆尔卡建议：设立一个特别调查团，由俄国与波兰的历史学者组成，共同去发掘卡定河的冤案。哥穆尔卡却推诿了。为什么？哥穆尔卡本身的政治力量依靠当时波兰人的爱国情绪，对俄国人越恨，爱国情绪就煽得越热，对他的政权就越有利。解开了卡定河的历史公案，很可能也就淡化了波兰人的恨俄情绪，对他个人的政治策略有损。

掩藏历史真相是为了巩固政权，然而打开历史真相却也有它的政治企图。以革新、开放作号召的戈尔巴乔夫现在希望重新调查波俄两国之间从前所忌讳的历史案件。苏联政府体认到，波兰百姓对俄国的憎恶与那些不明不白的冤案很有关系。冤案未结，仇恨永远埋在心里。不如开诚布公地发掘真相，然后才有可能"让过去的过去"。戈尔巴乔夫要让历史出头，当然是想化解政治上潜伏的危机。

与企图掩饰历史的执政者不同的是。戈尔巴乔夫的政治策略站在公理的一边——一万五千个人的命运悲剧，要有个交代，死者的亲人仍旧在痛苦的回忆中惘然地等待，辛活的波兰人对自己不幸的同胞也有告慰亡魂的责任。历史的"黑盒子"打开之后，波兰人的仇俄情绪可能合理地化解，如戈尔巴乔夫所希望，却也可能更加深血债血还的愤慨，如许多波兰人猜测。但是即使公开真相之后戈尔巴乔夫无法达到淡化仇恨的目的，他仍旧会有两重收获；第一重，大屠杀的真相大白之后，波兰人即使无法原谅，却因为罪案的水落石出，他的仇恨会有固定的对象，有一定的程度。在历史得不到昭白，公理得不到伸张时，他的仇恨必然是隐藏的、臆测的，因此往往是夸大而且扩张的。第二重收获，戈尔巴乔夫会受到将来历史的肯定，因为他肯定历史。

台湾的二二八事件，现在总算有人敢公开谈了。俞国华说，政府其实从来不曾禁止过对二二八历史的研究。言外之意，四十年来人们不敢谈这个事件只是个误会！就好像台湾其实根本没有"报禁"这回事，也是误会而已。好吧，让我们相信俞院长的话，就开始深入研究二二八吧！事实上，为了对历史表示绝对的尊重，对冤枉牺牲的同胞表示遗憾，对牺牲者的亲人后代表示负责，政府何不组织一个特别委员会，由各界所尊重信服的历史学家组成，客观而深入地去研究二二八事件，再公诸社会？

一个敢面对历史、肯定历史的执政者，才可能被历史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