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个将军一桌席。

    许世友，我的头皮剃得闪出神秘青光的父亲，望着揭了盖的茅台酒瓶，笑细了眼。两只血与火洗炼过的厚重的手掌亲切地抚过胸腹，又兜回来交叉着手指满怀喜悦地按在心口窝。几十年后我想起那情景，便同时想起《少林寺》中的“名言”：“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

    他舒服地哼哼有声。那盘子里的辣子鸡像芭蕾舞演员一样苗条可人；汽锅里的辣子鸭，贵夫人一样丰腴白嫩；还有铺一身尖辣椒的红烧鲤鱼，疯狂歌女一般张圆了略带野性的嘴巴。于是，父亲的哼哼声便在我耳中有了诗意。他喜欢哼哼着吟诗，讲述过负伤后那吟诗一样的哼哼可以使人进入修炼的最佳境界，终于涅槃一般，美妙极乐无比……

    我透过汽锅上袅袅浮升颤动的水雾望着父亲，那时的心情用成人后的语言来表达便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八岁夺过土匪的枪，八岁出家当和尚，十六岁学成下山，十六岁赤手杀人；戎马六十年，七次参加敢死队，八次负重伤，偏偏又能吟诗，亲手写出四十万字文章留人间。我的传奇的父亲，他已经小山似地立起身，腿关节轧轧作响！

    “人生得意须尽欢……”父亲不清不楚地哼哼着，忽然干脆响亮地骂一声：“妈了个×的，开始吧。”

    于是，满桌粲然。酒未酣，兴已起。

    “牛首山上打来的野鸡，长江水里打来的野鸡，鱼是我自家池塘里捞的，饭菜是我自己种地收获所得。”父亲将手在桌面上划个孤，便将酒菜的腥香一阵风似地送入每个将军的鼻孔，“只有茅台酒是花钱买的，算是我请客。”

    将军们都坐上首，我们几个“小崽子”坐下首。贴近我的将军方头阔面，由于后面发生的事不宜提名，姑且叫他方叔吧。

    “哈哈，”方叔笑了，指点着可爱的鸡鸭鱼：“许司令，许和尚，五戒十善你破了两戒，难成正果啰。”

    “少林寺的武和尚不在五戒中，自唐太宗便有定论。”父亲抡掌一指，“来，斟酒。”

    卫兵应声出动，圆敦敦的瓷瓶小心翼翼捧在手，一个立正一杯酒，五个立正便将晶明透香的酒液注满五个酒杯。

    父亲将一只大白碗放在鸡鸭鱼围拱的茶托中心，然后端起酒杯祝酒：“能喝不能喝，三杯以内倒不了人。三杯以内，滴酒罚一碗；三杯以外，各随其便。”他左手示意大家起身，右手的酒杯便转着圈碰去：“来，干杯！”

    一阵叮当声，现在想来颇有些楚文化的遗风，就是那种轻击编钟的音韵，正觉得悦耳，却又传来咕咚一声吞响，父亲已将空酒杯倒垂于手下：“喝酒能看出人是不是忠厚老实。”

    忠厚老实的父亲空酒杯里没落下一滴酒。

    四个将军面面相视，便有一位壮声壮色道：“许司令不减当年，咱们也是条汉子。来，干了！”

    四个将军或咕略直灌，或长吸而尽，或如喝中药般艰难下咽，痛快不痛快，潇洒不潇洒先后干了杯。

    “吃菜，”父亲豪兴初起，“斟酒！”

    卫兵又开始立正，卫兵又开始敬酒。谁也没有正眼看这个卫兵。许司令的身边自然不会有女人斟酒，也无须女人增添色彩。这里的一切都如兵营一样硬梆梆铿锵有声，使文人领略到武威，使武人感怀金戈铁马的岁月……

    “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父亲早又举起杯，“来来来，将进酒，杯莫停。干！”

    父亲粗壮的脖颈一伸，咕咚之声如雷贯耳。慑于先声夺人之气，方叔怯酒了。别人刚刚干光第二杯，父亲已经在灌第三杯。于是，方叔将杯中酒倾了一半在后勤部副部长的杯中，作势作态吃干剩下的半杯。

    父亲本是仰面干杯。方叔捕捉“战机”，动作比打地道战还隐秘。可是父亲推金山倒玉柱般地歪靠着椅子，摇头喷出一团团酒气，“不忠厚不老实，不是条汉子！”

    “不信你许司令长了三只眼。”方叔决心不认帐。

    “我多长四个眼呢！”父亲摸完身子摸屁股，那里不是枪眼便是刺刀眼。

    “国民党恩宠你。”

    “嘿嘿，我就恩宠你。”父亲倾身抓过鸡鸭鱼肉围拱的白瓷碗，放置面前。茅台咕咕叫着钻出细瓶口，又哗哗唱着在白瓷碗里翻跟斗。父亲那张脸便如鼓涌的酒花一般笑的粲然：“钟鼓馔玉何足贵，但愿长醉不愿醒。你是自找哟。”

    “倒吧，倒了我也不喝。”方叔亲见地吮舔那油滋滋的野鸡屁股，咬嚼得啧啧带响。

    “没事，吹掉脑袋不过碗大个疤。”

    “砍掉脑袋也不喝。”

    “留下人头干革命，留下这碗酒可不好做人。”

    “不做人也不喝。”

    “吭！”父亲朝椅背上一靠，闷闷咳声响。

    于是，不起眼的卫兵脱颖而出，露脸了。

    “首长，您还是喝下去吧。”卫兵在方叔身侧立正，身体和身影活脱是三角板的两条直角边。

    “妈的，我说许和尚没有三只眼么。”方叔笑骂出声：“原来是你这个小鬼搞特务盯梢。”

    “首长，做人要忠厚，喝酒要老实。”卫兵正经得令人“是可忍，孰不可忍。”方叔的脸便如烫过似的蛋壳一般红将上来，又爱又恼地欣赏那无地自容的小卫兵：“啊哈，你也成个人物了！什么时候轮到你来讲话？”他将那“直角边”几乎逼成了“斜面”，才心满意足地念出解咒：“还不下去！”

    “首长，你喝了我就下去。”不识抬举的卫兵喃喃。

    “混蛋，滚！”

    “首长喝掉我就滚。”

    “我揍你个……”方叔的手被人扯住了。一个将军劝父亲：“许司令，闹过分了，闹过分了。都快五十岁人了，不比当年在大别山。算了算了……”

    父亲靠在椅背上只是笑，看戏一般。那两位将军正在推他的小卫兵：“你怎么没眼色呢？下去下去，这种场合也是你好凑热闹的？”

    卫兵只差哭了，却顽强而又狼狈地笑：“总得让许司令下台阶呀。”他挣扎着抓起酒碗：“首长，让我替您喝了吧。”

    将军们松开手，大眼对小眼，又共同对准卫兵。卫兵叉步擎碗，头与碗相对运动，我的心便为这个运动配上了隆隆惊雷般的声响。当两片红唇夹住雪白的碗沿儿，喉咙深处那咕咚的响声便在饭厅里回荡。他喝得太老实，没有酒液流出两腮。

    他喝得忠实感人，碗底朝天了，咕咚声仍在我们心中久久不去。

    “是条汉子，好样儿的！”方叔被感动得两眼湿漉漉。

    “来来，快吃口菜。”方叔疼爱地搂过小卫兵，扯下一条肥嫩的鸭腿朝他嘴里塞。

    卫兵嚼咽下鸭腿，骨头也没吐。他用手掌抹嘴时，身子开始晃。方叔忙扶住：“哎呀，他要醉！”

    说醉就醉，卫兵耍起酒疯。又抓起一瓶茅台，哗哗往碗里倒，直着舌头嚷：“我打的——鸡！我打的——鸭！首长吃鸡又吃——鸭！不信首长就、就不喝我的——酒！”

    方叔朝着厅外喊：“卫兵！卫兵！”

    外面静悄悄。方叔的卫兵不见了，父亲的卫兵只剩这个醉汉，嘻嘻哈哈搂住方叔动弹不得。

    “许司令，许和尚！”方叔叫喊，“你叫他滚！”

    “皇帝见了醉汉还要让三分呢。”父亲缓缓起身。

    我们的身边乱了阵。将军们劝不住，骂不得，谁能对一个醉汉讲道理呀？偏这醉汉又会少林武功，又是酒后力量大得出奇，不知用了什么擒拿术，方叔哎哟一声张开嘴，那斟满酒的白瓷碗便嵌入齿间，喉咙里响起匆匆的受压迫的咕咚声。

    “许司令，不能胡来呀！”

    “吭！”父亲咳一声，卫兵立刻从那张被压迫的嘴巴里拨出碗，这里边还剩半碗酒。

    “许司令，许和尚！”方叔打一个嗝，喘一口气；打两个嗝，喘两口气：“今天我放不过你！”

    “先把旧帐清了。这碗酒还剩下一半，我代劳了。”父亲笑得开心友好，半碗酒三口喝个精光。

    方叔怔了怔，仍然愤愤不平：“我砸你的桌子！”

    父亲把儿个酒瓶抱走，吩咐卫兵：“放开他，叫他砸。”

    卫兵对方叔道：“首长，我滚。”话落手松，逃一样跑走了。

    方叔什么也没砸，大约是父亲代劳半碗酒的缘故。他把头扭来扭去喘粗气，忽然拍响桌子：“许和尚，你别走，你给我过来！”

    父亲把酒瓶交给换上来的卫兵，笑容可掬：“我过来。”

    “不秃不毒，你坐下！”

    “我坐下。”

    “一杯对一杯，今天我放不过你！”

    “我不要你放，我等着。”

    “斟酒！”方叔吼一声，看来是真醉了。

    “首长吃口菜我就斟。”卫兵磨时间。

    “倒上！”“首长吃口菜。”

    “你找打！”方叔起身未立稳，卫兵趋近桌旁，“我倒，我倒。”

    卫兵替方叔斟了一杯“凉白开。”

    “呸！妈的，是水！”方叔看来不算醉。卫兵管方叔斟了第二杯“凉白开。”

    “呸！妈的，你许和尚还有酒没有酒？”

    “有酒有酒。”卫兵出去抽一支烟，回来给方叔斟了第三杯“凉白开”。

    “嗯，好酒！许和尚，不喝的爬着走！”酒劲上头，方叔真醉了，白水认作酒。当然，里边多少还是兑了一点点酒。就拿兑了一点点酒的白水跟父亲叫阵，一杯对一杯地赌着喝。方叔坐在椅子上东摇西晃，扯南聊北，一会儿大别山，一会儿上甘岭；一会儿说中了许和尚的奸计，下次赴宴须带一个连的兵来；一会儿又讲起那种不适合孩子听的玩笑……

    “去，你们都出去，吃完的走，没吃完的端走吃。”父亲朝我们大声喝令。建军和援朝稍示不情愿，父亲已经一手一个，将他俩拎起来，离门一米远，扔一袋土豆似地把他们丢到大门外。

    于是，那屋里便越来越热闹……

    事后，父亲和方叔都说好久没喝过这么痛快的酒了。

    “你父亲的酒量可没有遗传给你。”我接过许桑园递来的香烟，她帮我点燃。“那个小卫兵其实是监酒的角色，大概不少人吃过他的苦头。”

    “我见到这几位叔叔伯伯吃苦头，特别是总医院的那位院长，我见他醉过几次呢。”许桑园带着回首往事的神情，静过片刻，莞尔一笑：“那时父辈们正当青壮年嘛，跟我们现在年纪差不多。”

    “总之够鲁的。”

    “刚从朝鲜战场下来，也难怪，没仗打了。”

    “可人们还不知道他会吟诗，又有文采。我看过他写的两本书，文笔真不错呢。”

    “等我长大懂事后，再不曾见到监酒的强人所难。”

    “有人说五十五岁是个坎。”

    “可他到老喝酒也从不认输，从不耍滑。逢上酒量过大的，一杯对一杯，醉倒也不讨饶。他说，我这辈子没软过，喝酒也不能软。”

    “这你可讲错了。那要看遇到谁。”

    “遇到谁也不软。”

    “遇到总理就软了。”

    “我不信。”

    “他喝不过周总理。”

    “喝不过就倒嘛，也不会软。”

    “不但倒，后来一听总理来了就逃……这些故事将来我是要写的，那时你父亲就不会雄赳赳气昂昂了。”

    “你别给他抹灰。”

    “实事求是嘛。‘九大’时你父亲喝醉了，选林彪当接班人他迟到了。总理批评他，他最老实。好，不侃了。继续我们的合作，你接着讲吧。”

    那年，我上小学了。

    领回新课本、新作业本，小心翼翼摆满一床。手摸摸，鼻子闻闻，忍不住将脸贴了上去。一种说不出的欢乐在心头跳跃，像上礼拜偷喝了父亲的酒一样，身子忽然轻浮，便云里雾里地飞起来……

    “哎呀！”我尖叫着团身，两手乱抓，像搂住石墩子似的，听到一阵聒耳的哈哈大笑。

    原来是搂住了父亲的脖子。他那刮得精光的头皮就在我眼皮上边闪烁。

    现在常有人说父亲生得丑，我就不服气。他们的印象来自父亲的暮年。世上有几个人年过花甲依然像周总理那样英俊潇洒？

    青壮年时的父亲是英武的。那时他的脸孔结实硬棒有棱有角，黑黝黝地洋溢出男性的光泽。两道浓密的黑盾有力地弯在眼眶的棱骨上；他是双眼皮，很深很迷人的双眼皮。当我成为一个少女时常常遗憾自己没有父亲那样动人的双眼皮。他的眼珠乌黑晶亮，凝聚了强悍武勇的烟烟光彩。他的鼻子坚挺高直，我曾多次试过，可以把他和界尖扳弯，却无法像姐姐的鼻子那样按扁。他的嘴唇又红又厚，肉嘟嘟地嘬在我嘴里时，比嘬妈妈的xx头还可心。他的耳朵大而柔韧，我的小手刚好握满，将它转圈揉动。

    父亲用一根指头指点我的鼻子，说：“桑园，从今天起你就是我的童子兵了。”

    “真的？”我睁大眼睛，高兴地喊：“教我武艺！”

    父亲嘴角一抽，脸上笑出两团黑油油的疙瘩肉。我忍不住放开他的耳朵，去抓那两团疙瘩肉。这疙瘩是最近一年新添的，我一时有些接受不了呢。

    “学武的人要勤快，那就要看你勤快不勤快了。”父亲虽然小心，手指头还是碰住我的鼻子。我眼睛立刻一酸。但是我没叫。既然当童子兵了，再不像花似地经不起父亲的指头一碰。

    父亲一辈子起床早，在院子里舒身展腰、踢腿伸臂。活动开筋骨，远处军营的起床号才悠悠传来。

    和尚才肯起这么早，我哪里做得到呀！闻号起床只坚持了三天，逢了礼拜天，被子蒙了耳朵，身子蜷成一团儿，舒舒服服偷个懒。

    起床出门，阳光早已布满庭院。父亲正带着警卫班战士舞棍。听说那是上乘的形意风火棍，当年少林十三棍僧救唐王便是这种棍法。贺龙伯伯喜欢讲三侠五义，父亲喜欢讲少林寺的和尚。有人传说父亲八岁就杀过人，才冤枉呢。八岁时他只是夺过一支土匪兵的枪，他可没杀人。最后被逼入少林寺，当了八年小和尚。

    我喜欢听棍风呜呜，再配上战士发力时那短促的呐喊，由不得人心族摇动，热血翻涌。疏懒懈怠瞬间烟消，我立刻跑到树荫下，从抢棒架上用力抽出一根哨棍，拖拉着往警卫战士堆儿里钻。却听父亲一声大喝：“站住！”

    我吓得一哆嗦，哨棍落地。

    “许桑园，你当了几天兵？”父亲边问边走过来。

    我在心里搬手指头，然后说：“三天。”

    “你可起了三早啊？”父亲在笑，可是忽然又一虎脸，“今天为啥偷懒？”

    我知道他是装着吓唬我，我才不怕呢。

    “今天我晒网。”

    “什么？晒网？”

    “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妈了个×的，谁教你的？”父亲骂起来。他高兴时喜欢骂这句话，发怒时也喜欢骂这句话，我们兄弟姐妹从小都学会了这句骂人话。

    现在父亲绝不会是高兴地骂人，我便有些怕了。

    “你，你说的……”

    “老子什么时候教你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你跟聂叔叔讲的，”我眼里含了泪，“三天、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父亲怔了证，大概想起来了。眉毛像两条黑虫一样往一起爬，爬成一团又猛地窜上两边额角：“我那是讲什么？我是讲战士们太累了……算了，我一下子也给你讲不清。当兵的，思想工作下边做，现在是上操。注意听命令：立正！”

    我顿时挺成一根棍。

    “向后——转！”

    转身间，阳光从树梢上方箭一般射来，我立刻眯下眼帘。

    “一二三四五，今莫睡糊涂。念！”

    “一二三四五，金佛睡糊涂！”

    “朝着太阳念，念一百遍！”

    “一二三四五，金佛睡糊涂！一二三四五，金佛睡糊涂！……”

    我念得头晕目眩，也不知够不够一百遍？父亲舞罢棍走过来，侧耳听一听，忽然眨巴起眼：“什么，你念什么？金佛睡糊涂？”

    “你告诉我金佛睡糊涂。”

    “哈哈哈！”父亲大笑，伸一只手把我拎上半空。我尖叫起来。父亲在我脸上有声有色地亲一口，说：“你呀，真是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金佛怎么会睡糊涂？今、莫！今天莫要睡糊涂。记住了吗？”

    此后，我再不曾睡糊涂。我们在家的兄弟姐妹六人，很快都学会了“一二三四五，今莫睡糊涂”。

    于是，我们六个孩子不论上学的没上学的，都成了许世友的童子兵。在我记忆的长河里，童子兵的生活永远荡漾着涟漪，永远是明光闪烁。每天总好像在等待着一种美好的、希冀着的东西。

    那时，我们住在南京山西路人和街十一号。这儿曾是日本使馆，院里有池塘和草坪。每当军号声悠悠入耳，我们便会怀着雀跃的心情穿上衣服争抢着朝大门外跑。

    “立正！”父亲打量着他的“半个班”，嘴巴一抿，颧骨上便鼓起两团已被我们熟悉接受了的疙瘩肉，满意地点点头：“向右转，跑步走！”

    我们高唱着“我是一个兵”，踏着露珠晶莹的青草地，绕着郁郁葱葱的池塘跑，太阳迎面微笑着露出半个橘红色的脸蛋。父亲开始喊：“一二一、一二—……”这种旋律在青草地和池塘上空游荡，在我们渴望成长的胸膛里起伏。

    可是，屁股后边远远地传来小妹带了哭腔哭调的叫喊：“不么，不么，我不干……”

    哈，她想跑第一，却落在了老后。

    “立定！”父亲突然下令，露出一丝亲切，眼皮轻轻一眨，快速喊了一串口令：“向后转！跑步走！一二—……哎呀，现在谁跑第一了？”

    “我，我，我第—……”小妹扬起双臂，尖声叫着，激动、兴奋、自豪，父亲急迎几步，小妹一头扑进父亲的怀抱，父亲一把将她举在空中，她一声接一声尖叫着，面孔兴奋得通红。于是，父亲的面孔也变得像刚出烤炉的面包一样闪着黑红的光波，迎着太阳放开粗憨的喉咙：“经建第一，小经建跑第一喽……”

    草坪上有哨棍、钢鞭、朴刀、弓箭和吊在树上的沙袋。父亲教建军和援朝打沙袋、舞哨棍，教我少林红拳，教华山使钢鞭……

    那天，父亲叫人在池塘对面立起胸靶，弯弓射箭。那弓箭是体育界朋友送的，弓立起来比我还要高一截。我费尽力气，一直未能把箭射过那个池塘。父亲笑了，把弓抓过去，搭箭轻轻一拉，说：“遇事莫逞强，学艺莫急躁，学到知羞处，武艺才能强。”唆！那箭便流星般飞出，啪！钉在圆心右侧一寸远的靶标上。

    父亲皱皱眉，朝我们一噘嘴，摇头叹气：“唉，荒疏了，荒疏了！”

    练武之后是洗漱。

    我最爱看父亲洗脸。他经常先“砂洗”，后水洗。房前有半缸砂，他用两只手朝里一戳，便将整个手掌都插入砂子中。开始，他动作很慢，先要运口气，然后“嘿”地一声将手插入。渐渐地，频率加快，情绪也亢奋起来，“嘿嘿”声便连成一串，缸里顿时翻涌起砂浪，那汗水便小河一样顺着涨红的脸颊淌下来。

    太惹人激动了。我们几个孩子便围上去，也憋一口气朝砂子里戳下手。转眼间又哎哟哟地叫着纷纷缩回了手。父亲手下那松软的一缸砂，在我们面前却突然坚硬起来，越插得猛越如碰壁一般狼狈。

    父亲无声地笑。父亲放声笑会张大嘴巴，脸上的肉便如拉长的橡筋；父亲无声地笑会抿紧嘴巴，甚至嘟出厚厚的嘴唇，脸上的肉便如汤圆一样鼓突起来，眼里流出孩子气的洋洋得意。终于，他用鼻子哼出家乡酸溜溜的调子：“山南绿荫荫，山北雪银银，同是大别山，为何不同仁？”他“唉”地一声停住唱，用食指轮次指点我们：“吃鸡吃鱼又吃鸭，缺少一肚子青菜屎。你们活得太安逸了。安贫者能成事，嚼得菜根百事可做。你们吃香喝辣就是少了吃点苦哟。”

    实在说，父亲很有些出口成章的本事，可惜我们那时听不大懂，只觉得新鲜上口，喜欢学舌，直到成人后才越想越明白父亲的苦心。

    有趣的是父亲洗过脸后的一盆剩水，呈黯褐色，像化开的盐水一样黏稠。上面没有香皂沫，父亲是极少用香皂的，除非手上染了油墨不好除掉。他并不泼出去那洗脸水，而是放在草地上，朝我们摇头晃脑，眼皮狡黠地上下眨动，诡秘的目光撩拨得我们心痒痒的，不知又要出什么新花样？

    见我们都围过来睁大好奇的眼睛，他抑制不住得意的摆动双臂，熊一样粗壮的身躯夸张地晃动着，原地雄赳赳一番，踏那么七八个高抬腿步子，这才神情凛然，盯紧那盆水，背了手左走一圈，右走一圈，胸腹沉重缓慢地大起又大落。然后停下步，成半蹲式，胸腔里起来一道龙吟似的颤音，身体向右倾去，左腿斜伸，右腿弯曲，抖抖地举起右臂。天哪，右臂和右手已是筋肉暴凸，似乎凝聚了暴风骤雨雷鸣电闪之势在其中！

    “嘿！”

    惊天动地一声吼，簸箕大的大巴掌扇落下去，仿佛划过一道黑色的闪电，那洗脸盆中“砰”地一声闷响。我们这些“小崽子”在掌风扫荡中发一声喊，齐齐跳将起来：那一盆水竟如活了一般，黏黏的一团跃出脸盆，如疾风驱赶的云片，似飞涌疾进的浪花，终于铺成扇形，边缘飞卷四溅着水珠泡沫，将阳光折射出七彩的光辉。

    我们再次发出不同的怪叫，仿佛面前被人施过魔法一般出现一个神奇的新世界：那脸盆空空地在草地上兀自战栗，而父亲水淋淋的巴掌已经重新举起，举得庄严缓慢，像京剧演员亮相一般，两腿沉重缓缓地站直，姿势很像十几年后一度风靡舞台的《红灯记》中李玉和高举红灯的造型。

    最初的惊愕一过，激动和兴奋之情席卷了我们。一片尖叫吵嚷声中，我们纷纷拿着脸盆装满水来试，噼噼叭叭地拍水声搅得庭院沸沸扬扬，鸦雀惊遁。

    父亲得意地用两手抓住衬衣襟扇凉，一边踱步一边唱起那酸溜溜的家乡小调：

    小和尚，

    背箩筐，

    拐个弯，

    我骑上。

    这时，他那黑白分明威风凛凛的眼中就出现一种落拓不羁的光彩。我们尽兴拍水把自己变成了水猴子，盆子里的水仍未拍尽。我从下面悄悄向上凝望着父亲，只见他舔了舔嘴唇，他有吮舔自己厚唇的习惯，他又接着唱下去，调子带了点村野的味道：

    小杂种，

    尾巴长，

    爹吃杏，

    骂啥娘。

    这正是我的父亲。时光倒流，我看到了像我这般年龄时的父亲——

    中午，在蓝得耀眼的天空，阳光溶化了一般白闪闪的。中原腹地的高山，笼罩在艾蒿的苦涩气味中。树叶打卷，蝉鸣不止。有棍风呜呜，似要荡尽窒人的署热。通体黝黑的小和尚，闪展腾跃，喝声阵阵，袈裟飘舞，汗气腾腾。瞬间身停棒止，顿觉酷热难当，蝉鸣难耐。小和尚黑眼珠溜溜儿转，棍棒放于树下，蹑手蹑脚闪出寺门。

    寺外的溪河清幽碧澈，好不诱人。河边一株大杏树，红艳艳黄橙橙的大杏累累成串。小和尚四下里一瞄，纵身跃起，按住一枝硕果累累的枝条，摘了香朝嘴里塞。松手时，杏枝弹起，又有几颗熟杏扑扑落地。小和尚弯腰拾杏，却不料早惊动草丛中打盹的几个娃儿，探出头揉眼察看。只见一个小和尚一边吃香，一边脱下袈裟僧衣，赤条条跃入河水。

    于是，河边草丛里跳起四五个娃儿顿脚唱骂：“小和尚，背箩筐，拐个弯，我骑上！”

    初时，那偷了份家甜杏的小和尚还有几分羞愧难当，听得骂狠了，便耐不住野性放开嗓子回骂：“小杂种，尾巴长，爹吃杏，骂啥娘！”

    俗家娃儿们没料到小和尚如此粗野，嗷嗷叫着，跳入河中围攻上来，挥臂击水将黑黝黝的小和尚裹在水箭中。小和尚被激得兴发，奋起反抗，双方激起的急流水箭冲撞交锋，少溪河一时间变成水花翻飞，水雾朦胧的战场。

    “阿弥陀佛！”岸有和尚大声宣佛号，是师兄来了。向俗家娃儿们赔礼道歉，喝斥小和尚回寺。

    小和尚受到圆兴师父严惩，跪在经堂做了一夜功课。第二天又被罚去淘米做饭。

    “水仗打赢了？”师兄椰渝地朝他挤挤眼。

    “他们人多，我反正也没输。”小和尚犟头犟脑。

    “遇事莫逞强，学艺莫急躁，学到知羞处，武艺才能强。”师兄说着，突然拍出一掌。那发面缸里的半缸水忽然飞涌而起，跳出缸沿，劈头盖脑浇了小和尚一身……

    小和尚就是我的父亲许世友。

    “我在少林寺练了八年才练出这点本事。”父亲望着我们说，“也只能拍出脸盆里的水，换了发面缸就不敢露丑了。”

    “那你就教我们拍出脸盆里的水吧。”我央求着。

    “你们不能学了。现在跟那时候不一样，那时候官逼民反，现在是建设社会主义，你们应该下功夫学文化才对。”父亲一字一句，铿锵有力。

    “你讲的许世友和我过去知道的许世友不一样。”

    “你知道的是许司令，我知道的只是父亲。”

    “他在我脑子里已经生动起来，你帮我继续生动下去吧。”

    风雨已经过去，北戴河仍然惊魂未定地骚动着。哗哗的海涛声深沉浑厚，有一种撼人心魄的气势。太阳艰难地爬起一杆子高，却无法冲淡海深处冒出的阴森冷气。巨浪悠悠卷起雪白的泡沫一道道追逐着扑向沙滩，在可怕的轰响中一下子吞掉了暗黄色的斜岸，便即又沉重地叹息一声，无奈地吐泻出来。不间断地吞吐，使沙滩惊吓得通体僵硬。

    潮湿的海风中，忽地响起刺耳的尖叫：准确地说，那是吓得走了魂的嘶叫。

    我的父亲，右手拎着已成半大小子的许建军，左手拎着上了小学的许援朝，大踏步朝着海浪迎去。他要教儿子游泳呢。

    建军和援朝，像被虎豹攫住，似被蟒蛇缠绕，一切挣扎都是徒劳，叫得那份惨！建军全身都在抽缩，睁大一双惊惧的眼睛盯紧迫近的阴沉沉的大海，叫喊时，上颚骨同下颚骨不停地打颤。援朝猛烈地运动四肢，眼睛鼻子嘴同时淌下黏稠的液体，呼天唬叫喊救命。我们女孩子吓得心惊肉跳，紧追着父亲又时刻准备逃跑。父亲的身躯是那么粗壮剽悍，黑黝黝生铁锻铸的一般，每一脚下去，僵硬的沙滩都要沉陷似地回进一大块。我看到父亲两臂筋肉暴突，宽厚的脊背绽出黑宝石一样闪光的肌肉，脊柱处深深一道沟，仿佛灌满水就可以行船。

    刹那间，父亲已经追波踏浪冲入海中。

    父亲兴奋豪迈的笑声盖过海潮的喧啸，淹没了建军和援朝的呼号。他毫不费力地拎着他的两个儿子，大潮袭来时，便将他们浸人苦水中，大潮退下时，便将他们拎出苦水，一任他们呼号、喘息、咳嗽、呕吐……

    他就是这样教儿子学游泳。

    父亲终于把他的两个儿子拖出苦海，掷在沙滩上，不无得意地说：“喝几口水没关系，再有几次就学会游泳了。”

    我的可怜的哥哥和弟弟，瘫在沙滩上悲惨地抽泣、喘息、呕吐。听到父亲的轻言笑语，建军喘得更欢，援朝却奋起一股反抗力量，爬起身，抓起两团湿纱，尽毕生之力愤然掷出。父亲似乎早有准备，那么粗憨的身体，竟如狸猫一般灵活地跳到一边，闪过一击又闪过一击，在儿子的追击下朝着大海不紧不慢地跑。

    援朝不断抓沙，不断投掷，却始终未能击中父亲。他哭得更委屈更愤慨，够得上嚎了。他伤心地停住步，因为再往前走一步就会重新落入苦海中。父亲竟热烈地投入大海的怀抱，往来驰骋，面对儿子在海水中直直地立起身来。直到我也学会游泳后才知道那是踩水。

    “牛毛杂税霸王鞭，茫茫苦海哪有边？铁板租子阎王殿，死也难来活也难。”父亲在海水中悠悠地唱顺口溜。他和我们在一起时总喜欢说一些顺口溜、打油诗。对这类民间文学他有惊人的记忆力。后来，看过《乔老爷上轿》，他便挖苦我们“看你丑得像苦瓜，肚里哪有才华？”看过《刘三姐》，他茶余饭后常用浑厚的男低音唱过一段又一段。也不知记住了多少段？

    我的一片苦心的父亲，他有自己的经历和习惯。他六岁便拿起放牛鞭，鞭绳用山榆皮编成，鞭上的红布条条是从他娘、我的奶奶出嫁时的布袄上扯下来的。他吞尽生活的苦果，尝尽流浪的辛酸，这使他在以后的任何困难面前，不会失去前进的勇气。做父亲的总希望按照自己的经验来规定儿子的道路。他又在唱：“一年三百六十天，糠菜难得饱一餐……”他怕儿子没吃过苦，他希望野蛮儿子的体魄。

    可是，援朝在岸上兀自哭号叫骂，没完没了。于是，父亲不再跟儿子嘻嘻哈哈，竟有些黯然神伤。

    突然，大海里响起一声炸雷：“妈了个×的，你劲还很足嘛！”父亲冲波踏浪扑上岸。援朝开始还迎上一步投沙团，马上发现形势不对，掉头就跑。却哪里逃得脱？父亲几个纵跃便又将他拎在手中，老鹰捉小鸡一般，又毫不留情地将他重新投入苦海中浸泡……

    就这样，他的子女先后都在哭号中学会了游泳。

    我的父亲，他把意志强加于我们的时候，他是怀了多么美好感人的理想与希冀啊！

    父亲叫我们野蛮体魄，却绝不允许我们恃强凌弱。记得建军抢了同学一个皮球之类的玩具，被人家告到门上来。

    那天，父亲阴沉着脸回到家，把我们叫到面前。看到父亲这种脸色，我们便有些心惊肉跳，大气也不敢喘一口。

    父亲用手指点我们，他在同我们谈话时习惯用小胡萝卜粗的指头挨个指点我们一遍：“你你你……你们听着，我不到八岁就打人，知道我为啥打人吗？”

    我望着父亲，他曾经刮得青亮的头皮已经长出半寸长头发，脸腮和下巴却是青光闪亮。他的胡子在山东曾被称为“许铁胡子”，顶顶有名。据说有个战士修枪托，找不到木挫，他就用胡子替战士将枪托挫光了。传说难免虚构，却也是无风不起浪，至少他的胡子可以轻易挫伤我的脸，而且只需一下。现在他的胡子天天刮得很净，青幽幽泛出金属的蓝光，于是，那脸一旦沉下来，便实在有些骇人。

    “不知道。”我的妹妹华山最受父亲宠，她还敢壮起胆子回话。

    “好，我告诉你们。我第一次打人是打了咱们家乡一个地主的二少爷。为什么打他呢？”父亲眼皮一掀，一道灼人的目光突然扫向建军：“因为他欺侮穷孩子，抢了他们的东西！”

    许建军身体猛一抽缩，挨鞭似的，转身就跑，大喊一声：“妈吔，救命啊——！”

    父亲轻易地把他捺在大腿上，屁股蛋正好鼓鼓地撅出来，像切成两瓣的小西瓜。一股凉风从我们界尖上掠过，我们不由得朝后踉跄，便觉眼前划过一道黑影。

    啪！父亲抡圆的巴掌有声有色地扇在哥哥的屁股上。哥哥的身体像簧板一样弹直，鼓鼓的屁股一下子便不见了。我不由得想起那跳出盆外的一盆水，失声尖叫：“哥哥的屁股打没了，妈吔，哥哥……”

    我没头没脑撞了人，撞了一个屁股墩。便听到母亲的喊叫，她已经扑上去要夺回自己的儿子。可是父亲一把便将她拒之千里，第二巴掌又实实在在扇到哥哥的屁股上。

    “哎哟！饶命啊，饶命卜一”哥哥叫得比杀猪还凶。警卫班的战士们冲了进来。母亲惊慌地张扬着双臂喊着：“拦、拦住他，抢，把建军抢过来！”

    警卫班的战士都有几下拳脚，冲上去四五个制住父亲，夺过建军。却又不敢太无礼，夺过建军便慌忙松开他们的许司令。

    父亲吼一声，顺手抢过一根短棍。母亲吓坏了，一推建军：“快跑哇！”

    建军已经吓得忘记哭号，受惊的兔子似的，唆地一声钻到床底下。父亲提着棍子去拨拉，挥几下木棍够不着人，因为那是一张大床，哥哥已经蜷缩到犄角旮旯。

    父亲暴躁一番，终于放过了哥哥。

    我仍在心惊肉跳，想象哥哥的屁股一定似那盘水一样被拍飞了，没肉了。可是，母亲替他脱下裤子检查时，肉一点没少，反而又多了一倍似的，红红地闪着光。

    “哎哟，哎哟，别摸了！”哥哥哀哀地哭泣，“我可怎么坐下听课呀……”

    我便想象：如果父亲打我一巴掌，我的屁股会不会也多一块肉呢？

    没多久，我和华山逃学跑出去玩，被父亲知道了。

    “站过来！”父亲皱起眉头看看华山又看看我，我们怕死了却乖乖听他喝斥：“立正！”

    我们俩赶紧挺胸直立。

    父亲再次打量我们。我们的嘴唇在抖，喉咙里已经跳出憋不住的低泣。父亲出手如闪电，突然把华山拎起来，凌空就是一巴掌，结结实实打在屁股上，比打沙袋的声音清脆响亮得多。华山本能地叫起来，叫声不像杀猪倒像杀鸡，格外刺耳惊心。

    我不逃不躲，老老实实在原地立正抽泣。马上就该轮到我尝那巴掌的滋味了。我可别叫得那么难听……

    然而，父亲似乎听不惯那杀鸡似的叫声，一怔愣，旋即放开手。鼻子哼哼着踱几步，斜着目光扫射我们。

    我眼珠贴着上眼皮怯怯地望父亲，哭腔哭调：“爸，还没打我呢……”

    父亲将粗糙的大手用力搓了一下更加粗糙的下巴，那之间便磨出“嚓”的一声响。

    “打一个就够了。”父亲宽宏大量地将那张八面威风的大巴掌挥过：“她是姐姐，所以打她！”

    华山本已剩下低泣，闻声嘴巴一咧。哇！以新的势头惊心动魄地嚎起来。她可冤枉透了！

    “爸，你弄错了。”我擦着泪说，“我是姐姐，华山是妹妹。”

    “啊？我看了半天……”父亲征愣着喃喃，华山趁机充分放开音量，哭得更痛快更热烈。于是，父亲沮丧地叹口气：“乱弹琴，你怎么当的姐姐？你比妹妹还矮了两指头！”他被华山哭得懊恼起来，在自己大腿上拍了一掌，骂出声来：“妈了个×的，那一仗就打的不是地方，你妈生你也生的不是地方！”

    母亲生了我们六个子女。

    姐姐生在经夫山下。父亲在山南打，母亲在山北生，仗打赢了，大姐也出生了。父亲挂一身烟尘下来，怕他的“许铁胡子”伤了大姐，嘟山嘴唇的大姐脸蛋上一贴，说：“就叫许经夫吧。蛮有味的。”大姐参加工作后觉得味儿不对，改名许丽，这是后话。

    哥哥许建军也是在战斗中生的。周围无山无林全是兵，父亲说：“军队是搬不倒的山，就叫许建军吧。”

    我是老三，也是生在战火中，与山无缘，生在一个叫做桑园村的村子里，因此便叫了许桑园。

    大妹仍是生在战火中。战斗发生在山区，那座山叫华山，仗打赢了，大妹也因此得名叫了许华山。

    弟弟生在抗美援朝期间，顺理成章取名许援朝。

    小妹生于1953年，国内开始大规模经济建设。父亲从朝鲜回来，说：“搞经济建设了，就叫她许经建吧！”“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小妹说：“这年头我也别‘经建’了，还是去当小兵吧。”母亲便对父亲说：“改个名字也好。我给你生了半个班，总该有个随我的姓吧？”于是小妹就姓了田，叫田小兵。

    “山”高“园”低，妹妹华山比我这个姐姐桑园高出半头便是天经地义了。也难怪父亲要抱怨母亲不曾将我生在山上。

    回到屋，华山扒下裤子，红红一只大手印烙满她半个屁股蛋，半个红火半个白反差强烈。从此我再不敢妄想尝试那巴掌打屁股的滋味。

    唉，没能尝试父亲的巴掌实在是我一生极大的缺憾。

    吃晚饭时，华山只敢用半个屁股落座。父亲便不无懊悔地伸出那只铁砂里练出的大巴掌仔细瞧，那巴掌的威力大约连他自己也估计不足。

    他将巴掌的四个指头收拢，剩一根食指依次指点我们：“你你……你们要记住，我只上了几天学，是打了火把走几里山路赶去识几个字。我想上学上不起，只能握牛鞭。你们有了这么好的条件，不好好学，反而逃学，天地不容啊！”

    那以后，我们再没逃过学，父亲也再不抡巴掌了。

    父亲最后一次抢巴掌的情景，我还记得。

    那次，大姐欺侮我和华山，把我们欺侮惨了。

    大姐也怕父亲找她算帐，听到熟悉的脚步声便逃回自己房间锁了门。我和华山向父亲哭诉告状，父亲果然怒火满腔，脚步咚咚地赶到大姐门口。

    “大丫头，你出来！”父亲常把姐姐叫大丫头。

    没人应声，只听到拉动家具声，砰地顶到门上。

    “我看你是找死！”父亲抡起了大巴掌。我兴奋得全身抽紧，坚信父亲的巴掌无坚不摧，会一下子拍碎那道门。

    可是，父亲的巴掌停在半空，僵持几秒钟，还庄严地侧了脸望一望竖立肩上的张开了的巴掌，鼻子里沉重地哼一声，便将巴掌收了口来。用左手握住，似乎怕它不小心又会抡出去。

    “许大眼儿，二混子，小麻雀，你们都给老子站过来！”父亲大声叫喊，他叫援朝许大眼儿，叫建军二混子，叫小妹麻雀。听到父亲叫外号，我便泄了气。他喊出外号来是不会再打人了。

    我们按照父亲的吩咐，环立在大姐门前，父亲雄赳赳站在最前边。

    “反对压迫！”父亲举起拳头对着屋门吼。

    我们精神顿起，举起拳头跟着喊：“反对压迫！”

    父亲振臂，声震屋宇：“打倒法西斯！”

    我们兴奋地跳起来：“打倒法西斯！”

    父亲举起两只拳头在胸前，打着拍子：“团结就是力量，预备——唱！”

    “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是力量。这力量是铁，这力量是钢。比铁还硬比钢还强……”

    我们唱干了泪，唱出了笑，唱得上下顺气通体轻快。

    不久，我们房前那半缸砂消失了。父亲不再练铁砂掌，也再没对人抡过巴掌。

    “立地成佛了。”我调侃道。

    “父亲到岁数了。”桑园纠正。

    “可我听说他始终喜欢杀生。”

    “他始终是名军人。”

    那是一个美妙的早晨，最初几道橙黄色的阳光穿透城市的幽蓝，将缕缕温暖与即将消逝的夜的清凉交流在一起，使人心里浮漾出甜丝丝的感觉。

    欢乐的喧嚷声中，我们纷纷钻入吉姆车，驶出院门，驶向中华门外的牛首山。惺松朦胧的城市被甩在身后，前边是清丽新鲜的郊野。父亲坐在前边司机身旁，一出中华门便摇开车窗，醉人的清新空气呼呼涌人，凉凉地灌满车厢。

    吉姆车可以多拉出一排座位。我们六个孩子和警卫员挤在后面两排座里，一路叽叽喳喳，开心极了。

    在家时，父亲只是指点我们打靶。倘若叫他来打，他便不屑地微微抬高泛青的下巴：“打死靶算不得兵。”我疑惑他会像射箭一样射不住靶心，援朝和华山倒是经常能射中靶心！

    吉姆车驶上荒野小路，两侧渐渐林木葱茏。这种车底盘比伏尔加软，颤悠悠像一块负重过度的簧板，遇上坎坷，底盘嘭嘭便响着碰了地。我们互相挤挨着望向窗外：林木疏散处，视线可以无遮拦地落在牛首山。

    牛首山双峰耸立，状如牛头，每当望见它我便想象它是被孙悟空砍下来的牛魔王的脑袋。这时父亲叫喊：“许大眼”、“二混子”，问我的两个兄弟看没看过《说岳全传》？

    “知道吗？那时南京城叫建康，牛首山叫牛头山。金兵十几万人攻打南宋，金兀术率几万大军占了建康。岳飞岳武穆就在牛头山上设立营垒。先命精兵百余人乘夜黑混入金营，扰乱敌兵。金兵大乱，自相攻击，岳飞乘机率三百骑兵，二千步兵飞驰南门新城，奋勇砍杀，大败金兀术。金兵逃到静安镇，就是现在的江宁镇，准备渡江逃窜。岳飞又在清水亭阻截……”

    我们望着牛首山静静地听父亲讲故事。他的这种故事特别多。正听得入神，一个意外的事变发生了。

    砰！车厢里忽然一声爆炸，震耳欲聋。

    “啊！”我们齐声惊叫，吓得魂飞魄散，本能地挤成一团。小妹干脆钻进警卫员的怀抱，顾头不顾腚地撅着屁股簌簌发抖。耳朵里嗡嗡声久久不逝，我闻到一缕火药味。

    司机条件反射一般在爆响中踩下刹车，我们在慌乱抽缩中又滚成了团儿。

    响起开门声，警卫员跳出车外。我们正要拥挤着朝外爬，却听到父亲平淡柔和的声音传来：“岳飞在清水亭再次大破金兵，险些捉住金兀术，一举收复了建康。如今，岳飞破金故垒就在牛首山后。”

    我们吓晕了，便听得云山雾罩。只见父亲拉栓，朝枪膛里吹气；又见警卫员四面张望，尔后俯身朝车里问：“司令员，打、打住了？”

    父亲并不下车，努努下巴说：“你去找找看嘛。”

    我们终于定下神。是父亲在行车谈笑中，随手开了一枪。

    “掉在哪边？”警卫员又问。

    “那边。”父亲顺了枪筒朝那片林子一指。

    警卫员便撒腿跑去。我们挤下车，嗷嗷叫着跟着跑。林子里静悄悄湿漉漉，草叶上露珠晶莹，远远望去，像绿毯子上敷了一层银粉。我们跑过的地方，留下一条新鲜的绿痕。

    我们放慢步子，目光匆匆地扫过草丛树木，谁都想首先发现奇迹。

    “爸，啥也没有呀！”“二混子”建军首先不耐烦地喊叫起来。

    “还远点！”父亲跳下车，左手拄腰右手扬起枪：“再往前，往前，就是那块了！找细点，许大眼儿，找不着就别回来！”

    援朝本来就眼儿大，如今瞪得更大。我们排成一行，像梳子一样慢慢往前梳理，不放过每一棵树，每一丛草。

    仍然一无所获。

    我和小妹泄气地停了下来，索性摘黄花，用石头打野果子玩。我们姐妹中，小妹长得最漂亮。她常举出证据：故事里总是最小的姑娘最漂亮。当她插了一头山花时，真像童话故事中的仙女，叫人又爱又嫉妒。

    警卫员仍然深信不疑地寻找着，遥望汽车的方向计算着，然后在我们周围转来转去朝树上望，终于盯住我们打野果子的树顶笑。他朝手上摔口唾沫便抱了树窜上去。

    “给我摘果子，要那一枝，一枝都摘下来。”小妹伸着手指叫喊，却见警卫员冷不丁扔下一个黑物件。吓得小妹尖叫一声跳开身。

    呀，一只野鸡！脖子根还在淌血，把漂亮的羽毛都染红了。小妹欲抓不敢，我用指头捅了一下，便有些叫人心惊的毛哄哄的滑腻腻的感觉。不容我蹲下身选定下手之处，“二混子”一阵风似地掠过，抓了野鸡便欢呼着朝父亲跑去过功。“许大眼儿”紧跟身后追着欢呼，试图抢过那只野鸡。我和小妹如梦初醒，也跟着追，跟着叫：“我的，我的，我们先发现的……”

    第一次收获使我们兴致陡涨，随父亲登上牛首山。于是，砰砰叭叭的枪声便搅乱了这一片静土。

    华山和援朝的枪法来到山上便全然不济。援朝尽管还是“许大眼儿”，却是眼大漏神，气喘吁吁见不着猎物，见到了也手抖得端不起枪。父亲和警卫员倒是满山野奔跑跳跃，不时砰砰放两枪。我们难得追上一次，只要追上便能拿到新猎物。

    夕阳顺着斑驳的云排朝着地平线悄悄滑落，父亲开始吆喝我们回家。我们喜气洋洋地满载而归。翻捡堆在车下的猎物：六只免，十几只野鸡。怪不得我们家有吃不完的野味呢，原来都是父亲猎到的。

    回到家，父亲将一半猎物送警卫班，一半交炊事员老王叔叔。然后抓起电话给聂叔叔、高叔叔等几个酒友打电话。若是有老战友从外地来南京，他的情绪会更加高涨。冲着电话：“叫你来你就来，不来我去捉你来！哈哈哈……”

    叔叔伯伯们都说，父亲餐桌上的野味好吃，只是酒不好喝。

    我的戎马一生的父亲，吃饭缺不了三样东西：辣椒、烈酒和野味。

    一日三餐，父亲的饭桌上常备辣椒酱，辣椒油和炸好的红辣椒。不论什么炒菜，少了辣椒便不香。而且常对我们说：“辣椒刺激人嘛！”辣椒象征革命！能吃辣椒的人才会革命性强。”几十年后我才明白，父亲这样说是受了毛主席的影响。

    他离不开酒，但只喜欢喝茅台酒和古井酒。早晨可以不喝，中午晚上必喝六杯。在他晚年，医生说得多了，减为四杯。但是来了客人，至少要加倍。

    野味是餐桌上不能少的酒菜。父亲说，一只鸡不如一条鸽子腿，一条鸽子腿不如一只鹧鸪眼。怕万一断了顿，家中养许多鸽子。他还买来鱼苗放塘里养，自己和司机一道编网捕捞，从不肯用街上卖的网。他说自己编网捞上来的鱼吃了才有味。父亲总是把自己划入自然之列。当他拿了自己手工编织的渔网走向池塘时，脚步便带了孩童般的雀跃和欣喜。我记得清清楚楚，那次他奋力抛出渔网时，身体像舞蹈家似地探向前，两臂优美地送了出去。单腿支撑着倾斜的身体，正当他为自己舞蹈化了的姿态陶醉之际，不料脚下的泥土在重压下沉落流失，他“哎哎哎”地叫着，两臂慌乱地划动，便听“扑通”一声，庞大的躯体将一塘池水砸了个波涌浪掀，在警卫员的惊叫声中，父亲兴奋地哈哈大笑。

    父亲水淋淋地爬上岸，一边揪扯缠在身上的水草，一边朝炊事员老王叔叔喊：“今天不吃别的，光吃鱼，我保证你们吃着最有味……”

    我的农民出身的父亲，戎马生涯不曾改变他对田园生活的眷恋。他在院子里种了麦子、玉米、茄子、冬瓜、白菜、瓢儿菜，自己上粪，自己浇水，自己采摘，亲自送厨房，这饭这荣才吃著有滋味。

    有一种野味我们始终不喜欢吃，葛根、杨桃以及我早已忘记名称的各种野菜。父亲并不强迫我们吃，但他自己有瘾，隔段时间吃不到就犯馋，而且一吃就很多。一边吃，一边给我们讲他当年在木兰山打游击和长征路上三过草地的故事……

    现在回想起来，从我的父亲身上，可以感觉到农民朴拙、敦厚，军人的武勇强悍和当过少林寺和尚的淡泊超脱。他早饭不喝牛奶，喝稀粥；不吃鸡蛋点心，吃咸菜馒头。他不愿穿便眼，总是一身军衣，或者在部队穿的粗布衬衣衬裤。喜欢穿草鞋。在城里、机关穿草鞋太惹眼，便用硬布条编“草鞋”，自己编自己穿。不是为了标榜艰苦朴素，而是穿习惯了，舒服。他一生未穿过细线袜或尼龙袜子，只穿过高筒布袜子。袜底用针线密密麻麻纳过一遍，又硬又结实。里面还要用白色裹脚布裹了脚。

    他喜欢深山老林，不喜欢都市生活。一星期至少要去野外过一天，否则准生病。我们体内流淌着的野性，大约同自小便跟随父亲出猎杀生有关系。

    父亲只要一出动，必得狼狐鸡兔满载而归。他常常半夜来到长江，登上小艇。父亲可以在寒冷的江风中一卧几个小时，捕捉猎杀野鸭。那时没有什么绿色和平组织，也不懂什么保护生态平衡。有时一次就要猎杀几十只上百只野鸭，大部分留给艇上的官兵，其余带回家分赠战友和身边的工作人员。有人说：南京城来了个许司令，方圆百里便没了飞禽走兽。这话确实不假。

    于是父亲的出猎便越走越远，一直打入安徽境内。

    记得那天发现了一只山狸子，父亲立刻命令警卫员分路包抄。我们追不上，便利用新学的几何原理，选择直线奔跑。

    跑过一个山包，不曾望到山狸子，却看到了持枪瞄准的警卫员。顺枪口瞄准的方向望去，哈，一丛小树在刷刷摇动，那摇动的所在恰是朝着警卫员瞄准的方向。

    我们屏住呼吸，睁大眼睛，等待枪响的那一刻。

    这一刻就要到了。树丛晃动了一下，忽然响起喊声：“别开枪，是我！

    这是父亲的喊声。

    然而，就在喊声响起的刹那，我们分明听到“叭”的一声脆响，接着便是警卫员惊恐绝望的大叫“哎呀！”

    我们的心一下子提到喉咙里，疯狂地喊着：“爸爸——”连演带跑地扑向父亲隐身的那片树丛。

    没跑几步，树丛里又一声枪响。

    “叭！”

    枪声中，警卫员身体一跳，扔了枪，像跌落的鸟一样扑倒在地。

    我们却跑得更急更猛，边跑边一声接一声地呼喊，“爸爸——”那短短的时间里真是万念跃动，似乎父亲已经不行了，因为警卫员是弹无虚发的水平。似乎父亲在血泊中报复了警卫员一枪……

    “爸爸！爸爸！”

    树丛里响起“二混子”和“许大眼儿”凄惨的叫喊。我已跑得头晕眼花，胸膛似要爆炸一般。听到这叫声，便又生出悲枪的一般邪劲，摔一个跟头爬起又跑，不顾一切地扑进那丛树林。

    “爸爸！”我尖叫着，看清了我的父亲。他仍然坐着，我的心浮起一丝希望；但他分明坐在血泊中，又使我惊惧得近乎绝望。“爸爸！”我叫着，扑到了父亲身上。

    父亲双手紧紧捏在大腿根，皱着眉头，忽然朝我们咧嘴一笑：“不要紧。”

    我们一齐“哇”地大哭起来。正哭得热闹，头上响起怯怯的颤音：“司、司令员……”

    脸色苍白的警卫员，浑身颤抖地立在父亲面前。

    “好了个×的，笨蛋！”父亲低低地骂一声，便放开嗓门道：“还不给老子捏住腿！”

    我们除了哭再没有别的本事。警卫员比我们强不到哪里去，大概父亲那一枪把他吓破了胆吧？他在父亲身边蹲下，那姿势像是随时准备逃跑的架式，抖抖地伸出双手去替换父亲的手，捏紧父亲的大腿。

    “捏紧！你的劲都哪去了？”父亲瞪一眼警卫员。

    警卫员重新蹲下，咬牙切齿地捏住父亲的大腿根。

    父亲吐了口唾沫。他戒烟早，没有痰，只啐唾沫，啐出去便无影无踪，找不到痰痕。

    “哧啦！”父亲撕开了裤腿。我们分明看到腿上那个弹洞，不大，却血糊糊地吓人。

    父亲将手指朝那弹洞里探进去，深深地，深深地探进去。黏稠的血随着他手指一次次地探入，一股股地被挤出来。父亲的神色严肃而坦然，额上却沁出一层黄豆大的汗粒，随着手指在伤口里活动时的咕叽咕叽骇人的声响，聚成条条细流顺下巴淌落到腿上。

    “好了个×的，捞不着么。”父亲骂一句，又啐一口。

    “司、司令员，别、别担了……”警卫员一副哭腔哭调。

    那一刻，我们全惊呆了。父亲伤的这么重，还要打猎呀？

    在这短暂的惊愕和静寂中，父亲兀自将手在弹洞里抠索，不时抠出白肉红肉，立刻又被淹没。我们呆立着，一时间感到惊心动魄。

    “司令员，不能抠，快去医院吧！……”警卫员脸孔痉挛着，流着泪，哀哀地央求。

    于是，我们都以新的势头放声大哭，围拢成一圈，抱着父亲哭喊：“到医院去吧！”“爸爸，快到医院去吧。

    “孬种！”父亲皱着眉头环顾左右，“扫兴！”

    他扯下裤腿上一块布，扎了伤口，扶着警卫员立起身，朝石滩里一指：“二混子，去把那只山狸子捡回来！”

    父亲把手一挥，一瘸一拐地朝来路返回。嘴里兀自在骂：“好了个×的，扫兴！本来找点瓜瓤儿就能糊住伤口……”

    建军和援朝从石滩那边拾回一只嘴里仍在渗血的山狸子。我望警卫贝，警卫员望山狸子。父亲中弹后仍能跃起身来打中山狸子，警卫员却误解了那一枪面扑倒在地。

    至少我在惊恐之下，油然升起一种自豪和满足。我为有这样的父亲而自豪！我已经能够鲜明地想象出他当年的戎马生涯：七次参加敢死队，八次负重伤！

    父亲被送进医院治疗，我们先回到家里。

    炊事员老王剥山狸子皮，剥到血糊糊的伤口时，我一阵哆嗦，想起父亲的伤口。我移开目光，却遇到山狸子僵痴悲凉的黑褐色眼球。又一阵哆嗦，我生出恻隐之情，不忍地说：“多可怜呀，咱们劝劝爸爸别打了。”

    炊事员老王叔叔在我出世前便跟随着父亲，一直到父亲去世。他说：“懂啥？你爸爸少年时就开始杀坏人。杀恶霸地主，杀土匪汉奸，杀日本鬼子，杀国民党兵，又杀美国兵。现在天下太平不能杀人了，再不叫他杀点狼狐鸡兔还算什么将军？还活不活了？”

    我的喜欢杀生的父亲，负伤后一星期，就又拿了枪一瘸一拐地“出征”了……

    “壮哉，上将军！”我掷笔感叹，痛快酣畅地吸掉一支烟，忽然想起一个问题：“你就不讲父亲走麦城？”

    “因为他没有走麦城。”

    “大串联时我在南京见过那幅标语。”我谐谑地朝她挤挤眼睛：“许和尚仓惶出逃。”

    “放屁。”桑园骂得干脆痛快，“是撤退！”

    那天，门卫来电话，保卫干事接过电话后向父亲报告：“司令员，有人要见你……”

    “不见！”父亲吼一声，在屋里背着手继续踱步。他喜欢背着手在房间里走来走去，特别是心情烦躁的时候。“文化革命”开始后，他情绪一直不稳定，时而激动，时而迷惘，时而紧张忧虑。看到他时常脸色阴郁地驻足凝神默想，我便隐隐觉得父亲在不知不觉地衰老。他的躯体开始越过结实、粗壮的界线，令人心痛地朝着臃肿发展。眼窝出现浮肿的虚肉，两腮该有棱角的地方渐渐被多余的垂肉遮掩。

    但他的眼神仍是凛然不可欺的。

    “是陶勇的四个孩子。”保卫干事小声补充。

    “嗯？”父亲一怔，迅即朝我们挥手：“你们去，快接他们进来。”

    陶勇将军是父亲的金寨老乡，同时参加革命。他担任东海舰队司令员，受到残酷迫害，被投入井中淹死了。他的爱人朱兰阿姨漂亮无比，风度迷人，一直是我们女孩子羡慕的偶像。她为陶司令生了八个子女，现在没有参加工作的四个孩子都失魂落魄地跑到我家，像一群在暴风雪袭击落难的迷途羔羊。他们惶惶然穿过庭院，来到父亲房间，立刻放声大哭：“许伯伯，救救我们吧！”

    那悲惨惶惧的哭喊，我至今不能忘记。

    父亲的眼圈一下子红了，他极少有这种表现：像一个多情善感的老妈妈一样，抚慰了这个又劝说那个……

    蓦地，父亲眼里掠过一道犀利的波光，两只手又背到身后，急踱一阵步，叉腿屋中央，声震屋宇：“不要怕，这里就是红色保险箱！”

    他胸膛起伏着又继续踱步，努力平息自己的情绪，并且打定了主意。下令将有关负责人叫来，说：“陶勇和我一块出来革命，外面说什么我不管，他落了难，他的孩子就是我的孩子，我偏要管！”

    “这种形势……不好管哪。”

    “管定了！”父亲吼一声，喘息有顷，又说：“放地方不行，会遭造反派迫害。要放进红色保险箱，叫他们统统参军！”

    “今年不招兵啊……”

    “我的部队招！妈了个×的，把那些落难干部的娃娃都给我招来，锁进我的红色保险箱！”

    毛主席曾称呼这些大军区司令为“各路诸侯”，不无道理。父亲一道命令，四十名落难干部的子弟都穿上了军装，跳出“革命风暴”，被保护在“红色保险箱”中。十几年后父亲去世，陶勇将军的儿子张小勇曾赶到父亲的灵柜前，扑通跪倒，连磕三个响头，磕得大地跟着发颤！他放声大哭，比我们这些亲生子女还要哭得惊心动魄。

    我和小妹田小兵，也在这一年参了军，与陶勇将军的四个子女一道进入“红色保险箱”。

    父亲沉重地对我说：“我是希望你们考高中，考大学。可是现在的形势，看来是不可能了。到地方去，你们都要遭殃，所以还是参军吧。我是从士兵打上来的，你们也要从最底层干起。路要靠自己走，好自为之吧。”

    就这样，我在大别山里的一二六医院当了一名护理员，每天挑水、送饭、拖地、倒便盆……开始了我走上社会的独立生活。

    一二六医院是南京军区总医院的后方医院，根据“山、散、洞”的要求，建在大山里，有打入山体的地下坑道，可以安置上百个病床，坐落在六安县的响洪甸水库附近。

    不久，父亲便来到我们这个医院。不是“走麦城”，而是早有计划的撤退。

    那时，上级严令：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作为军人，父亲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只能选择“撤退”的应急办法。

    那天，父亲在南京AB大楼召开工作会议。这是原来苏联专家的办公楼。会前获悉，造反派要来冲击。有“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严令，是无法阻挡造反派冲击的。父亲事先布置了几辆吉普车，停在楼后小山上。那山种满桃树，固树得名叫做桃山。

    会议开到半截，造反派果然赶来冲击。警卫只许伸脸不许伸手，怎么可能拦挡得住？造反派轻易冲进了大门。于是，父亲便指挥与会者从桃山撤出。

    坐上吉普车，父亲半是恼怒，半是诙谐地骂道：“桃山、桃山，妈了个X的，逃娘的山里去！”

    就这样，父亲从南京乘吉普车，风尘仆仆一天，驶入大别山。在路口，他喝令停车，跳下来察看一下地形，下令：“封锁！把机枪都给我架起来，敢登这个坡的，格杀勿论！”

    父亲布置完毕，驱车进山。不久，便有四五个人追来，似乎发现不对头，远远停了车，没敢上坡。因为他们看到路口排列开的黑洞洞的机枪，还看清了一行大字：军事禁区，不得靠近。

    这几个人是造反派的探子。

    后来，造反派的队伍追到六安县。从山上望下去，像黄蚂蚁和蓝蚂蚁组成的游蚁兵，浩浩荡荡，声势不凡。据路口的战士讲，大队人马举的标语喊的口号都是“打倒许世友！”“活捉许和尚！”

    那几个探子投进造反派的大队人马中，浩浩荡荡的队伍立刻停住了，到底还是不敢试探“许和尚”的决心和手段，喊过一阵口号，便悻悻而去。

    从这一天起，我的父亲开始了“武装割据”的生活。

    一二六医院，对内叫医院，对外叫部队。父亲在医院内外确实部署了一批部队。

    医院有四栋大楼，每栋楼之间有地道连通。父亲住第四栋楼的三层，正是我服务的那栋楼，正好领导决定由我来给父亲做护理员。

    又气又累，父亲一到便生病了，却不肯休息，集合他的警卫班，亲自教练少林拳。“呀——嘿！”的发力声打破了医院的清幽宁静。

    第二天我去看父亲时，那情景至今想来仍感到滑稽。上到二楼，医生护士们正在跳忠字舞。可是头上的楼板一个劲震响，搅得舞蹈始终跳不整齐。

    上到三楼，练武的发力声和跺脚震聋发聩。父亲在大厅里亲自训练他的警卫班。以后天天如此，二楼跳忠字舞，三楼练少林拳。

    值得一提的是第三天的晚上，我去看望父亲，见警卫班的战士们又排列在大厅中，成演武队形。我从这些虎威虎势的战士的后面走过，一进门便觉得气氛异常。

    秘书悄悄说：“中央文革来电话了，小声点，司令在打电话。”

    我已经听到了父亲打电话的声音。北京那边的声音听不到，父亲的声音却格外清楚，至今记忆犹新。那对话大致是这样：

    “我有错误，在历次召开的军区党委会议上做过检查。”父亲的声音带着哭腔，还有几分委屈和愤懑，“但我是忠于毛主席的，烧成灰也是毛主席的人！”

    “……”

    “我是司令员，都做过检查，跟他们没关系，我已经做了检查。如果中央认为不行，我可以继续检查。”

    “……”

    “我的错误可以由组织上审查，不允许造反派搞人身攻击！”父亲声音陡地强硬起来，两眼火爆爆地扫向我站立的门口，我身不由己地退了一步。刹那间门外大厅里响起吼声，警卫班开始操练，楼板发出地动山摇般的震颤。

    父亲的两道黑眉像两条粗大的毛毛虫一样在额上蠕动，爬成一团，阴沉着脸听了几十秒钟对方的讲话。

    “我不去！”父亲突然冲着话筒叫喊：“组织上审查可以，去接受人格污辱不行！我许世友要命有一条，受辱不答应！”

    “……”

    “没什么，我的卫兵要操练！”

    “……”

    “没什么意思，他们天天操练，组织上可以审查，一天没断过，军人就要常备不懈！”

    “审查可以，谁对我进行人格污辱也不行！国民党不行，造反派也不行！污辱我人格这个矛盾就要转化！”

    “……”

    “就是要转化！敢污辱我，我就打死他！没什么冷静不冷静，我参加过七次敢死队，我怕什么？敢来就打死？”

    “……”

    “我造反还是他们造反？”

    “……”

    “我这是军事要地，保密机关，谁也休想来！我这儿就是有部队，他们是听从我命令的，是保护我的。”父亲将话筒拿开一些，警卫战士演武的吼声雷一般传入。他又对话筒叫喊一声：“我不同意，谁也休想来！”

    父亲把电话掼下，从牙缝里骂一声：“妈了个X的！”

    父亲要去看看演武的警卫战士，刚走近门口，身子忽然一晃，忙去扶墙。

    “爸爸！”我呼喊着，冲上前扶住了他。他脸色苍白，身体软软地靠住我。我和工作人员忙将他扶到床上。医生紧张检查；血压高，心脏也不好，还有感冒。

    我知道，他虽不怕死，却包袱很重，已经快承受不住这种压力了。因为这不是跟国民党斗，而是大有对抗中央之嫌。他宁死也不敢戴对抗中央这顶帽子的。

    父亲病倒了。不断有消息传来，有喜也有忧。

    造反派坚持揪斗许世友，决定在广场开万人批斗大会。周恩来亲自派调查组赴江苏，并交待说：“不许揪许世友，如果揪的话，我一小时就赶到南京去！”

    南京军区空军聂凤智司令员是跟父亲一道进入大别山的，造反派让他回去接受批斗，大概上边也有人发了话。他考虑再三决定回去接受群众批斗。

    “不能回呀！”父亲劝说：“那些人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

    “我已经考虑再三，情况不同，我还是回去的好。”

    聂司令员回去了，结果很惨，被装进麻袋里打，被扔在火车厕所里，一次次批斗，受尽各种污辱，落下一身病。父亲事后曾难过地说：“那么好的一员战将，就叫这群兔崽子毁了，妈了×的！”

    记得1969年10月的一天，父亲病得很重，在房间里生起小火盆。几年前，他在严冬里还去长江打鸭子，在八卦洲上静卧几个钟头不当回事。可是现在才十月份，他已经受不住大别山的秋凉了。

    我同袁鲁生、张丹义一道看父亲。袁鲁生的父亲袁仲贤是父亲的老战友。父亲一生只介绍过两个人参加共产党，袁仲贤就是其一。张丹义的父亲陶勇，和父亲更是一道参加革命的老战友。

    父亲躺在病床上，看到我们，招了招手：“来吧，过来，坐这儿，都坐吧。”

    我们在父亲的病床前依次坐下，我望着父亲，心里有些酸楚。不因为他形容憔悴，而是感到他的精神有些垮了。他何曾用过这样沮丧的语气讲过话啊！

    “唉，我年纪大了。”父亲叹着长气，伤感地望着我们，两眼暗淡，“桑园、阿胖、毛头，”父亲叫着我们的名字。阿胖是袁鲁生的小名，毛头是张丹义的小名。父亲声音沙哑地说，“现在又生一病……如果我不行了，千万不要把我送火葬场……”

    “爸爸！”我不忍听下去，心里难过极了。

    父亲用手势阻止我，严肃认真地盯紧我说：“你们一定要把我埋到我的父母身边。我生没有尽孝心，没办法回家，这是我一生最大的憾事。忠孝不能两全时，我选了忠。死后不能尽忠了，我去尽孝。我要守到父母身边……”

    父亲的两眼潮湿了，红润了，闭拢了。

    我的眼睛也湿漉漉地朦胧了。我已经记不起奶奶的面容，却能忆起一个场面，那场面便在朦胧中浮出。

    “世友，给俺买张车票送俺走吧！”被父亲接来供养在家的奶奶，清闲享福的日子没过十天，便全身难受地提出请求。

    “走？去哪儿？”

    “回家。”

    “这儿不是家？”父亲睁大眼，有些急：“娘，是俺还是儿媳没照顾好你老人家？”

    “不，你们都挺好。是俺命不好，生就受苦的命，俺实在享不了这份福啊。”

    “娘，你拉扯我长大不容易，我早早参加了革命，光是拖累你老人家，可一天孝心也没尽过。现在好了，你，你就不能让儿子尽尽孝……”

    “俺那菜园子，现在……唉，还有十几只鸡鸭，世友，俺得回去，还有一担棉花没有纺呢！”

    “娘，不行，俺这几天忙，没时间送你。你再住段时间吧，等我忙完了……”父亲希望奶奶多住几天适应这里的生活，不料奶奶第二天便病倒了，而且越病越重，什么药也不起作用。

    父亲慌了。奶奶坚持要死回老家去。父亲只好派工作人员护送奶奶回老家。工作人员回来后报告：“老人家一回到家乡，第二天病就好了，喂鸡又喂鸭，接着就上了纺车……”

    奶奶再也不曾来我家。她劳作吃苦一辈子，虽有当将军的儿子，却始终连颗鸡蛋都舍不得吃，最后倒在纺车上，那车上还留有半个线穗没有纺完！

    奶奶病故的电报发到部队，父亲军务在身，未能赶去诀别。他痛苦地朝着家乡的方向跪下磕头，淌下遗憾和内疚的泪水。

    我大忠大孝的父亲，在意气沮丧之标，怀疑生命不久，便庄严地向我们三个女孩子首次提出自己的想法和要求：实行土葬，与父母葬在一道。

    多少年后，他正式向中央写了请求：“我一生自幼离家参加武装斗争，报孝老母不足。活着尽忠祖国，死后尽孝老母。死后别无要求，愿与老母合葬。”

    对此，有各种不同议论。想到父亲生活的那个历史阶段和他特殊的人生经历，大多数人，包括毛主席和邓小平，都能够理解他的这一选择。

    党中央派出赴江苏调查组不久，毛泽东在上海召见了我的父亲。父亲闻讯，立刻振作起来，似乎什么病也没有了。听主席身边的卫士讲，父亲在上海一见到毛主席，冲前两步，扑通跪倒在地，响亮地磕了一个头。

    毛泽东快步赶近，双手搀扶，说：“世友同志，这是怎么回事，怎么这个样子呀？”

    父亲放声大哭，诉说委屈。毛泽东主席扶他起来，抚着他宽厚的脊背说：“南京部队党委是可以信任的，不准揪许世友同志，这是我的意见。军队要保持稳定，我们还是要依靠人民解放军的！”

    之后，毛主席将父亲接入中南海，保护起来。每谈起这段经历。父亲总要含泪嘱咐我们：“毛主席对我的爱护，是我终生难忘的。我一家人世世代代不能忘！”

    “跪主席，跪母亲，一忠一孝。”我露着咀嚼的微笑。

    “父亲生在清朝，长在民国，学在少林，然后投身革命……”

    “不用解释，我不但理解，而且很受感动。许司令不但传奇，而且可敬可爱。‘文化革命’中跪拜主席的可以找出许多，敢‘武装割据’的大约只有许世友将军。”

    我陪同父亲回到南京山西路人和街十一号。

    家被造反派彻底抄过了。院门两侧刷满“打倒许世友”的大字标语，院子里像办了“大字报园地”。进楼门，迎面一条“活捉许和尚”，至于“绞死”、“油炸”、“枪毙”更是铺满过道、地毯，涂遍玻璃墙壁。瓶瓶罐罐自然破碎一地。我抱着戳满窟窿的裙子问警卫：“你们为啥不开枪呀？”

    “不叫开，这是军令。”警卫怪滑稽地耸一耸肩。

    “那你们也可以拦住么，你们不是会武功吗？”

    “不许动手，只许我们伸脸。”

    “伸出脸去挨打呀？嘻嘻。”我笑了。

    “没打耳光，只把我们的头按在沙发上，不许抬。”年轻的小警卫吐口痰，轻松地说：“害得我落枕好几天，脖子动不了。”

    父亲见到了这副劫后景象没有生气，反带一脸轻松的笑，大约见过毛主席，身上没了压力缘故，脚步恢复了矫健轻捷，匆匆往屋里走，一路走一路淡淡地评论：好么，抄的多点，资产阶级的东西就可以少点……”

    他不看卧室，不看办公室，迳直奔向厕所。那是他专用的卫生间，里面有个小橱子。我们将那卫生间又叫储藏室，父亲个人的全部财产都藏在里面，准确地说，是藏在那个小橱子里。

    “哎呀，糟了！”父亲一进卫生间便叫苦不迭，三步并作两步，赶上前拉开橱门，凄惨地大叫一声：“这群酒贼哟……妈了个×的不得好死！”

    我和警卫战士忍不住都笑了。

    父亲一生，除了酒没什么财产。那储藏室的小橱子里，满满装的全是茅台酒和古井酒，在大别山时，他便惦念着这一橱酒，现在果然被抄得一干二净。父亲伤心地一屁股坐倒，不愿起来了。

    母亲已察看过各处，恼火地赶来说：“跟中央告他们去，东西全抄没了！”

    “可惜了我的那些酒哟！”父亲只顾望着空酒橱伤感。

    “没抄走的也全毁了，什么也没留下！”母亲并不在意那些酒，她心疼地抚摸一只皮箱上的四五个洞眼。

    “我的茅台酒，我的古井酒，全被他们贪污了，这群不讲政策的酒贼，一瓶都没给我留！”

    “不能就这么完了，我得向中央报告。”母亲怨愤难平。

    “算了算了，你不要闹了，你告谁去？张三李四王二麻子？说不清，反正是一群酒贼。”父亲挥了挥手。

    然而，周总理来了电话，关心地问父亲：“世友同志，听说你的家被抄了，严重吗？”

    “可惜我的那些酒喽，”父亲伤心地说：“总理呀，全被他们贪污了，一瓶也没给我留下。”

    “哈哈哈，”周总理在电话那边开怀大笑，“不要紧么，世友同志，我送你两瓶茅台酒。”

    我们的家搬到了中山陵八号。

    记得搬家后，我每次回家探亲都可以看到房间布置上的一些新变化。

    第一次回家，刚进客厅便大吃一惊，以为走错地方误入了博物馆。客厅正中摆了一个其大无比的地瓜，我这辈子再没见过那么大的地瓜，据说有几百斤重。其他各种农产品标本，铁矿、煤矿，各种金属标本摆满一屋。

    原来，父亲担任了省革委会主任，管工农业生产，所以家里有了这种新变化。

    父亲正与一位将军谈话，神采飞扬，兴致勃勃。我立时感到，工作和事业使父亲变得年轻了。父亲见到我只是随意招呼一下，又继续他的谈话。

    他跷起来二郎腿，右脚上下颠动。我便看到鞋底处有杯口大的一块白。定睛细瞧，天哪，是露出的袜底。

    父亲只有这一双皮凉鞋，是母亲先斩后奏替他买的，强迫他在公开场合穿。可是磨了这么大个洞，竟没人发现。真不知此前已出过几次洋相了。

    我的小妹田小兵来拉我叙姐妹情，我悄悄说：“小兵，你看爸的脚，露袜子了，你快告诉他，别跷二郎腿了。”

    小兵望一望，卟哧笑了。轻轻绕到父亲身后，耳语几句。父亲放下腿，哈哈笑得很开心。

    “怎么了？”客人莫名其妙。

    “没什么。”父亲做个手势请客人起身，“娃娃叫我给你讲讲这些丰收成果。咱们搞武的人也要懂生产才行。”

    于是，父亲开始介绍地瓜、各种标本的产地和那里的生产形势，又请客人参观了一番他那“博物馆”里的全部展品。

    客人走后，父亲对我们说：“我全省走了个遍，鞋底能不穿吗？形势很好哩！”

    父亲两腮上的垂肉已经消退，重新变得紧绷结实。他高兴时，眼里又闪出那种我所熟悉的落拓不羁的波光：“八月里来桂花香，红军游击到我乡，孝感花园打一杖，小郎哥呀！缴获枪支无其数，还有八挺机关枪……”他得意洋洋哼着歌，取下心爱的枪，吆喝着，“走，桑园，打几只鸡兔欢迎你！”

    那天饭后，父亲给警卫人员讲课，秘书一定要我去听听。我去了，父亲正在讲昆明军区司令员谭甫仁被刺杀的事，用指头指点着警卫人员问：“你们遇到这种情况会怎么样？是不是也要吓得逃命呀？”警卫人员都暴雷一般回答：“我们不会逃！”父亲说：“不要光嘴上说得好听，闹不好到时候也许还要我这个司令员会保护你们呢。”父亲稍停片刻，又说：“不过，要对付我也没那么容易，不信你们试试，你们出去，看能不能一下子找到我？去，都出去。”

    我们迷惘、疑惑，又好奇。纷纷退出门。不待站稳，屋里响起一声：“来吧，找我看！”

    我们又都拥进屋，咦？屋里空荡荡！大家迅速查看了门后、床下、沙发后，都没见人。小小的屋子，都藏哪儿去呢？

    “哈哈！”一声笑，父亲喘息着说：“不那么容易吧！”

    我们同时蹲下身，才看清父亲是在桌子下，身体紧贴桌子底层，张开四肢悬在上面。匆忙中还真不易发现呢！

    “这就是练过功的好处！”父亲钻出桌子，脸憋得通红，却笑得心满意足。

    第二次回家探亲，一上楼便见厅里一幅裱好的书法杰作挂在正面墙上。那是一首诗：

    赠君一法决狐疑，

    不用钻龟与祝著。

    试玉要烧三日满，

    辨材须待七年期。

    周公恐惧流言日，

    王莽谦恭未篡时。

    向使当初身便死，

    一生真伪复谁知。

    “这是白居易的一首诗，毛主席亲自推荐给我的。”父亲很自豪地一拐厚嘴唇，颧骨上便出现了我所熟悉的黑油油颇富光彩的疙瘩肉。他抬臂指点诗句：“据说桦树还是杨树，须长七年以后才能看出来。玉要烧三天才能辨真假，人比这些东西更要复杂多了哟！”父亲深深吸口气，双臂猛一沉，又吐出去。他哼两句《刘三姐》：“财主嚣，半夜举起杀人刀……”他哼歌总是别有一番韵味，那是从胸腔里不拐弯地喷出的粗音，每次哼一个音，一个音便哼到底，中途不弯不拐，再哼第二个音。每个音都贯穿首尾，由许多不变的音组成变化的整体旋律。我们时常跟父亲逗趣：“爸爸唱不出圆，只能唱出多边形。”

    其实，多边形若有无数个边，就成了圆。父亲是直性子，没有那无数“边”，所以不成圆。

    他盯住我睁大眼，微颤着头说：“林彪这个人当初多谦虚呀？拿着个小红本本……啧啧啧！”说着，他背手在厅里蹁步，不时独个儿地摇摇头，兀自感慨不已。

    渐渐我得知，当中央九届二中全会在迷雾环绕的庐山之上召开时，林彪的一伙人吵吵嚷嚷坚持要设国家主席，毛泽东决心反击，便召集一批人在他住处开会。毛泽东将他扭转乾坤的大手覆在父亲操枪舞刀的手上，深动感情地说：“你摸摸，我手是凉的，脚也是凉的。我只能当导演，不能当演员。你回去做做工作，不要选我做国家主席。”

    我的忠心耿耿的父亲，回来便四处做工作，大会小会上舞动大刀一样挥着那只沉重的手臂：“要毛主席当国家主席，违背他老人家的意愿，又不利于党的事业，是完全错误的。有人坚持设主席，那是另有阴谋，我们要将其戳穿！……”

    父亲的忠心，毛泽东是深信不疑的。一次会议上，毛泽东曾问：“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父亲应声道：“我就起兵造反！”1973年底毛泽东接见各大军区负责人时，毛泽东望着问：“世友，世友在哪里？”父亲立正报告：“我在这里。”毛泽东招手：“你过来，坐前边来。”父亲从后排坐到前排。毛泽东说：“汉朝有个周勃，是苏北沛县人，他厚重少文。《汉书》上有《周勃传》你们看么！”

    父亲不曾读过《周勃传》。会后他叫秘书找来这本书，读过之后暗暗吃惊。

    林彪在阴谋败露、仓惶出逃、自我爆炸之后，父亲迅速动手收拾了他在华东的几个死党。现在毛主席又提出防止有人篡党夺权，是说什么人呢？他读过《汉书·周勃传》后，曾朦胧地给我们讲过：“周勃跟随刘邦平定天下，建立了汉朝，后来吕后的私党诸吕要篡汉夺权，周勃等人把诸吕消灭了……”

    正是由于此，父亲后来坚定地站到了粉碎“四人帮”的一边。听父亲讲，在党的十大召开时，张春桥曾怪声怪气对他说：“南京长江大桥通车典礼的纪录片，你的镜头很突出嘛。你是要在华东搞‘以我为核心’吧？”

    “放你的狗屁！”父亲一拍桌子，粗鲁地骂开了。那时全党只有一个核心，张春桥这顶帽子扣上头可不是闹着玩的。我的厚重少文的父亲叫喊起来：“影片不是我拍的，我他妈看也没看过。我不要‘以我为核心’，你才要‘以我为核心’哩！”

    张春桥做一副表情摆摆手，那意思是：算了算了，我犯不着认真跟你吵。

    党的十大主席台上，父亲坐江青右边，张春桥坐江青左边。记者分段给主席团拍照，原来把父亲和江青拍在一张照片上。江青审查时叫道：“我不要和许世友在一起，这张不行！”以后就发表了她同张春桥并肩而坐的那一张。事后有人意味深长地对着报纸感慨：“江青是要文不要武哩！”

    十大结束不久，便开始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我的差点戴上“在华东搞以我为核心”帽子的父亲，被调到广州军区工作。

    “厚重少文，这是你父亲不曾被打翻在地并踏上一只脚的一个重要原因。”我发表见解。

    “他一定是这样认为。”我点头赞同，“不过，他对调去广州不会很高兴吧？”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许桑园教训式地指点我，然后说：“当然，也有不习惯之处……”

    “广州乱，资产阶级东西多。”父亲告诫我们的神情，就像小时候给我们讲狼狐鬼怪的故事一样，“你们不许上街乱逛乱买东西，问了就跟我出去打猎！”

    打过预防针，父亲才带我们来到广州。广州当时最高级的宾馆叫东方宾馆，他一次没进过。叫他去住他就骂娘。广州的名莱是“龙虎斗”，他一次没吃过。请他吃一次他还是骂娘。便再没有人敢献这份殷勤。

    父亲的廉洁俭朴在广州是留了好名。父亲曾问：“桑园，你看我脸凶吗？”我说：“不凶。”父亲说：“可是有人说我脸凶。”我说：“那就多笑笑嘛。”父亲把眼一瞪，做个“凶相”，说：“笑？嘿嘿，不笑他还想违法乱纪哩，一笑不是更要投其所好吗？共产党的官有时候就得脸凶，凶得他心惊肉跳，老鼠见了猫一样，不敢偷油水，不敢向你买好。”

    我理解父亲。在南京时，一位副市长要给父亲送匾，为父亲祝寿。他拿了尺子来客厅量尺寸，碰上父亲一张凶脸，那次真的是骂得粗鲁，凶得吓人，此后再也没人敢提祝寿的事了。

    但也有不理解父亲的时候。我结婚时，母亲为我备置了两床丝棉被。父亲烦躁地皱起眉头说：“花那么多钱干什么？搞资产阶级的一套！”

    我不平地反驳：“两床被子算什么？还不如你一礼拜的酒钱呢！”

    父亲一怔，吮了吮唇。他的工资差不多全买酒了，没什么积蓄。他不再说我的丝棉被，摇了摇头，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说给我听：“我和你妈那时候就两床军被，一样养了你们六个崽儿。你们还谈什么恋爱，叽叽咕咕！我们那时是组织介绍，见面五分钟，互相问问对方情况，愿意不愿意？都愿意，那就结婚。五分钟结婚，痛快干脆，像你们叽叽咕咕玩半天虚呢……”

    我也听得目瞪口呆。

    我生了两个女儿，很受父亲宠爱。便想借机沾点光：“爸，是不是一个月给我三十元补助？我给你养了两个外孙女嘛。”

    “你不要想好事。”父亲不悦地瞪我一眼：“算算你们工资，完全养得起。怎么总想搞剥削呢？以后不要跟我说这种话，我不想听！”

    父亲身边只剩了援朝一个儿子在家，可也被他赶出了门：“你们都大了，自力更生，自己过日子去吧！”

    我们只能在休假时看望父亲。他独自按照自己的习惯生活。他仍然嗜酒，肝区常常作痛，他便系紧腰带。他仍坚持打猎，常常哀叹广州没什么东西好打，只能打到大田鼠。他不屑吃鼠类，打了便送给老百姓。广东人爱吃鼠，得到父亲给的大田鼠，便高兴得过年一般。

    父亲的餐桌上，越来越难得出现一盘野味。

    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结束后，我去广州看望父亲。保健医生说，他指挥作战，由于疲劳，身体浮肿，血压高，正在休息。

    我见到父亲时，他虽然面部浮肿，但还是精神抖擞，嗓音洪亮，眼睛熠熠放光。显然，能够在晚年继续为国尽力疆场，对他来说是生平一大幸事。

    “妈了个X的，我在广州只能打老鼠，到了南宁还是打老鼠。”父亲揎臂捋袖，意气轩昂，讲话时表情像说书人一样生动：“越南人面对面打不过我们，就钻地道，把毛主席的地道战学去了。妈了个X的，地道战是毛主席的专利，打地道战我是他们的祖宗，抓老鼠我是一抓一窝啊。”父亲伸出一手做掏摸动作，接着脑袋向后一仰，哈哈大笑。

    父亲滔滔不绝，讲孙子兵法，讲毛主席的军事思想，也谈到克劳塞维茨、杜黑和吉德里安等等我闻所未闻的军事家的军事理论。我的厚重少文的父亲，在他的晚年，很是注重读一些书。读了不少军事理论著作，也读一些科技文艺书籍。因为毛主席在1973年底曾和父亲谈过一次话。毛主席问：“世友同志，你看过《红楼梦》没有？”父亲说：“看了。”毛主席说：“《红楼梦》要看五遍才有发言权，要坚持着五遍。”父亲接受军令一样回答：“坚持照办。”

    从此，《红楼梦》便常跟随父亲，外出也不离。

    父亲还读了哥白尼的《天体论》和布鲁诺的《论无限性、宇宙和各个世界》。其中文合印本还是毛主席亲手交给父亲，请父亲阅后转给南京紫金山天文台的。

    和父亲交谈中，我惊讶地发现：“哎呀，爸爸，你怎么像个文官了？想当儒将啊？你还做起诗来了！”

    父亲是在做诗，而且还练字。他的诗确实文如其人：“戎马倥偬精神爽，战斗一生谈笑间……”档次似在顺口溜和律诗之间。

    “主席曾劝我搞点文，文武结合。”父亲脸上显出追忆往事的庄严。每当他回忆起毛主席，总会出现肃然之情。“主席说，你们只讲武，爱打仗，还要讲点文才行啊！文官务武，武官务文，文武官员都要读点文学。”

    父亲讲这些话时，目光仰视着空中的某一点，似乎毛主席正在那里望着他。他的眼圈忽然红了，默立很久很久。他虽在养病，仍是穿着军装，帽子也戴着不曾脱下。他就像士兵一样军容整肃地立正于想象中的毛主席面前。他的一生是在毛泽东指挥下东征西讨、杀伐过来的，他对那位战无不胜的统帅的敬仰、热爱和崇拜之情，我们这一代人是很难全部了解和体会到的。

    我心里莫名地泛起一阵酸楚，我以为，喜欢回忆往事也是一种衰老的表现。

    “唉。”父亲叹息一声，眨眨湿润的眼睛。强打起精神说：“来，桑园，跟我杀一盘！”

    军棋摆在茶几上。父亲运动棋子时，仍然痛快干脆，落地有声。可是，他的话却不像他走棋那么威风凛凛：“还能不能再打一仗哦……让我再打—……”他举起棋子，眼神忽然黯淡下来，出了一阵儿神，稀里糊涂将棋子装进兜里，长叹一声：“唉，也许只能写写回忆录了……”

    我喊道：“爸爸，你要输了，你怎么把司令揣兜了？”

    父亲怔了怔，茫然掏兜，掏出那个“司令”放在鼻子前边望着望着，忽然露出一种沮丧的苦笑……

    父亲终于离开了他的大军区司令员的岗位。

    上级请父亲去北京，住玉泉山。他不愿住北京，仍住南京。仍是整月整年地在外奔驰。他不要小轿车，只要一辆北京吉普。视察部队，观看军事演习，教练战士打拳刺杀。他尤其迷恋大别山，穿一双草鞋走遍那里的山山水水，身边始终不离一杆枪。

    他越老越胖，腰带却系越紧。长期饮酒使他的肝硬化，肝区疼痛得厉害。然而他离不开酒。在三○一医院住院，医生不许他喝酒，结果他连饭也不吃了。他是吃不进去。医生只好允许他一次喝一杯。有一杯酒他就能吃饭。

    他总喜欢到军营里去，只有到了军营，他才会出现青春的活力，脸上放出片刻恢复青春的光泽。可是他忽然不去了。因为他没有了军装。当旧式军装和新式军装混穿的阶段结束后，他彻底病倒了。

    1985年9月中旬，父亲病重，我带了孩子赶回南京看望父亲。

    我穿便衣来到父亲房间。病床上的父亲，仍是一身没有领章的旧军装，没了帽徽的旧军帽。他眼泡浮肿，泪囊肿胀，两腮垂肉松弛。我的粗犷剽悍的父亲，年龄和岁月竟将他折磨成这副惨样儿！我的大女儿冬宁在病床前立正，高声向姥爷问好，祝愿他身体早日恢复健康。可是他毫无反应。他的目光从他的外孙女身上扫过，仿佛扫过一片空旷无人的荒野……

    我的曾经叱咤风云、八面威风的父亲，他本是最喜欢冬宁的呀！我的心泛酸，赶紧扭开脸。

    我哭了。

    父亲肝硬化后期，转为癌。两腿已不能走路，血氨高，缺钾，电解质紊乱，轻度肝昏迷。每天往静脉里推注葡萄糖和人体球蛋白，靠打针维持生命。

    母亲整天守在父亲身边，用匙子刮苹果喂他。一点一点，像喂婴儿一样。父亲吃得比婴儿还费力，剧烈的呕吐使他难将食物咽下肚。

    华山想喂父亲吃点素菜豆腐，父亲仍是一吃就吐。不但肝区疼，而且全身搔痒。那是血氨刺激皮肤的缘故。大姐许丽便帮父亲抹风油精解痒。

    医生说，如果父亲肯住进医院，接受手术，是可以延长生命的。可是父亲一条也不答应。

    父亲昏迷时，我对医生说：“送医院吧，趁他昏迷。”

    “不行。”医生摇头，“他醒过来会发脾气，大家都完蛋。”

    “那就输液！”

    “他醒来会拔掉针管。”

    父亲清醒过来，我附耳劝他：“爸，到医院动手术吧，哪怕输输液也好啊！”

    “我，我起来。”父亲艰难地说。我扶他坐在沙发上，他沉重而软弱的身体坐稳时，他喘，我也喘。

    “桑园，我的时间不久了。动手术、输液，就，就不能动弹了。”父亲在嗓子眼里喃喃，虚弱又坚定：“我受不了，我要动，我要动一动，不动不行，不动受不了……”

    他软软地抬起臂，手指并扰着扇动一下：“来、来帮我一下，我要出去，见，见见阳光……”

    父亲一生酷爱大自然。直到停止呼吸，只要头脑清醒便不安于门在屋子里，坚持要去户外，坚持和阳光、清风、白云、花草、树木在一起，和大自然在一起。

    我和援朝、华山，把父亲抬出户外。他眯细了眼，将脸缓缓仰起，朝向太阳，静止不动了。他的躯体轻轻起伏，脸上悄悄流出一丝惬意的浅笑……凝固了。

    我伤心地皱着眉头问医生：“他时间不久了，不能想办法再让他站起来一次吗？”

    医生犹豫片刻，说：“除非给他一杯酒。”

    我便不再言语。父亲是肝癌，再给一杯酒？

    那是父亲去世前的一天。天高云淡，阳光明媚，空气鲜得醉人。

    父亲显得格外的清醒和精神。华山便想喂父亲吃下一点饭。可是，饭一入口，精神的父亲又狼狈了，呕吐不止。

    我忽然动了灵机，将酒杯用茅台酒润湿，然后递给父亲。父亲接过那洋溢着酒香的空酒杯，眼睛刹那间闪出了光芒，呕吐立刻停止，洒杯抖抖地举在鼻孔前吸吮着。我正感到一丝欢乐，更加惊人的事情突然发生了：我的卧床已久的父亲忽然挪动身体，两腿奇迹般地移下床，试探着要站起来！

    “爸爸！”我惊喜地叫着，扑上去扶住他。工作人贝和我的弟弟妹妹也都上前帮忙。于是，我的父亲又像小山一样站立起来了！

    “我感觉可以。不要，不要你们。”父亲移动脚步，向卫生间走。我们不放心地上前搀扶，却听出他的声音带了烦躁：“不要2我自己……上厕所。”

    父亲几十年确立的权威，尽管到了他如此衰弱的时刻，仍然没有一个人敢斗胆违拗。我们都不安而又乖乖地松了手。

    父亲缓缓地缓缓地走进卫生间；缓缓地缓缓地关住门；撞锁停滞了三秒，终于跳出“咯嗒”一声响。

    我们守候在门口，疑惑不安地看着表：一秒、二秒……一分。二分……

    不安和焦虑起来越沉重地压在我们心上。我们挨掌，我们踱步。我们嘀咕。已经一刻钟了，工作人员终于叫起来：“不行，要出事！”

    我开始敲门，越敲越重，始终听不到回音。工作人员接过母亲递来的钥匙，打开门冲了进去。

    满屋的酒香！

    父亲的酒橱打开了，可以看到那排列整齐的酒瓶子。父亲倒在地上，倒在醇香的酒液中。那开了盖的茅台酒瓶仍在父亲手中，歪倒着静静朝外流淌浆液。

    “爸爸！”我呼喊着，同大家一道将父亲抬回床上。

    父亲脸上仍然带着满意而刚强的笑，嘴唇翕动着，我凑向前去，终于听清了他的声音：“许世友，就是许世友。许世友能喝酒，一息尚存，就不能，变成不能喝酒的……别的人。”

    父亲性情刚烈，至死也没人敢动他那一橱酒！

    第二天，他又显出格外的清醒。让我们把他抬出屋，抬上面包车。他要去梅花山行猎！

    我们明白，他已不久于人世。一个人应该把他的终点与他的起点连接起来，我们不能拒绝他的要求。

    汽车驶出中山门。秋凉气寒，四野空旷。随着汽车的颠簸，父亲开始呕吐，身体抽搐着憋红了脸颈。医护人员都在皱眉，小心翼翼劝他回去。

    “不，不，往前，往前开……我行。”

    忽然，他忍住了吐，憋得湿润的双眼陡地闪出亮光，车窗外是钟山！

    父亲嘴角哆嗦，目光哆嗦，呼吸变粗，变得亢奋。

    车厢里静极了，静极了。于是，我们听到了父亲用心脏击节诵出的诗声：

    “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主席、主席、主席的诗！”

    父亲连呼三声主席，将头依在了车窗玻璃上，只剩颤抖的呼吸声。

    父亲对毛主席感情极深，就连他现在的名字也是毛主席给取的，他原名许仕友，参军后，将做官的“仕”改为士兵的士。在一、四方面军会师后，毛泽东对担任军长的父亲说：“你还是叫世友吧，你应该做世上所有劳苦大众的朋友。”就这样，父亲叫了许世友。

    汽车轻轻地、轻轻地行驶，父亲又开始剧烈呕吐。他不肯回头，梅花山已经在望，他示意拉开车窗，用手捂住嘴，目光凝视着色彩斑斓的群山，似要寻找什么对他来说最可珍贵的纪念。

    秋风萧瑟，寒意袭人，悲雁哀鸣，林寂山冷。父亲的两手哆嗦着摸索，摸索那只心爱的猎枪，想端起来。

    手臂勉强抬高半尺，枪口不曾抬及车窗，又是一阵剧烈呕吐。

    汽车速度似乎慢得不能再慢了，灵车一样悲壮地逼近大山。父亲吐过之后便大口大口喘息。慑于他那刚烈的性情、倔强的脾气，他不张口，没人敢替他拿枪。

    喘息稍缓，他再次试图举枪。枪身一点一点向窗外伸去。突然，他震颤着，两臂像是被什么无形的东西斩断了，猝然跌落下来，连同那只心爱的枪。

    他脸色苍白，猛烈喘息，大汗淋漓，却依然犟着脖子不甘不休地瞪视窗外。

    渐渐地，他眼圈变红、变湿，泛出一层水帘，水帘又凝聚成泪花，沿着眼眶转啊转。可以看出，他在咬牙坚持，竭力想让那泪花转回去。他失败了。他生平第一次彻底失败了。扑噜噜，两颗豆大的泪珠滚落下来，立时久蓄的泪水一泻而下……

    “爸爸——！”我呼喊，我痛哭，我的英雄一世的父亲啊，你的泪要比你的血更令我惊心动魄，更令我痛苦万分！

    父亲终于到了最后的时刻。

    我和嫂子、弟媳、表弟、表妹几个搞医的轮流值班。除了记录体温、脉搏、血压、呼吸之外，主要是帮他翻身。他翻身特别勤，工夫稍长便无法忍受。

    他未能登上梅花山，只剩下翻身这一种运动。

    检查报告很快送来：腹水中发现大量癌细胞，肾功能已经衰竭。

    我本被安排白天休息，夜里值班。可是，下午忽然来叫我，我心里咯噎一下，明白父亲不行了。

    赶到父亲床前，他正大口大口喘气，胸膛剧烈起伏。嘴唇抽搐，似乎不甘心，似乎有无法按捺的欲望要表达。我扑上去：“爸爸！爸爸！”他在说什么？我俯下身侧耳细听：

    “翻、翻、让我再翻……一次……身！”

    我用自己颤栗的心听到父亲最后一个请求。我托住他沉重的身躯，那身躯痉挛着正变僵硬。我颤抖着，瘦小的手臂在这座山面前显得多么软弱无力啊！

    然而，我鲜明地感受到另一股巨大的力量。没错，那力量正来自父亲渐渐僵硬下来的身体。他的膀子一晃，仿佛恢复了当年在少林寺练就的千斤神力，带动那冷却下来的僵硬的身体一转，实现了生命的最后一次运动。

    父亲停止呼吸，松弛安静下来。脸上露出心满意足的微笑。这是1985年10月22日16时57分。他身后没有给我们留下任何钱财，只留下半橱酒，五只枪，四双草鞋和两把刀。其中一只小口径步枪，送给了我的女儿他的外孙女冬宁。

    父亲的墓前摆了一杆枪。

    一瓶醇香的茅台酒浇奠在父亲安息的土地上，浇在那只弹无虚发的步枪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