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显然大动感情：他们来自丛林。来自抗美斗争最前线。我们也经历过井冈山和延安时期，不要忘记我们那时是怎么生活的。

共和国总理抬眼望着总参谋长：瑞卿同志，你看让段苏权去怎么样？

西府海棠盛开；满院清香，灿似锦霞。

这是1963年春。

几辆“红旗”和“上海”驶入18所的院门。有关政府官员开始移动脚步。只有中直管理局的李维信立在楼门一侧没有动。

他的工作与那些政府官员不同。他是搞生活服务的，所以思考问题也是循着服务的轨道运转。

他深深吸一口充满花香的空气，望望院门外。50米外是新6所，那里的海棠也在盛开，胡志明就住在那里。

他的目光又回到汽车上，几辆小车已在楼前停稳。政府官员正走上前去欢迎。从车上走下来的贵宾们相貌与中国人！

无异，他们来自老挝。

他们还不曾夺得政权，还不是国家的领导人。他们没有像胡志明一样住进新6所，没有像西哈努克亲王一样住进钓鱼台国宾馆，他们和柬埔寨的波尔布特和英萨利一样，住进18所。

李维信同印度支那三国的领导人及革命领袖人物都是熟悉的。三国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如人如荼，其领导者来北京也日渐频繁。胡志明到京时，周恩来曾问他：“生活上还有什么事要办吗？”胡志明将李维信搂过来，笑着说：“我们已经很熟了，有亭我可以直接找他们办。”

李维信对柬埔寨国家元首诺罗敦·西哈努克亲工也是熟悉的。周总理和陈毅元帅都说西哈努克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者。对于他的称呼，李维信曾有过几次改变。一段时间称国王，一段时间称亲王，有时还称首相。当然，这与柬埔寨国内形势的变化不无关系。

束埔寨沦为法国保护国差不多达90年。法国当局控制柬埔寨的一个有效手法就是操纵王位的继承。1904年，当诺罗敦国王去世后，法国当局不让他的儿子们继承王位，而是让已故国王的弟弟，对法国更忠顺的西素瓦继承王位。这样，王室中便存在着两个支系：诺罗敦一系和西索瓦一系。

西哈努克亲王出身于王室的丙个支系——父亲属于诺罗敦一系，母亲属于西索瓦一系。而且，在法国人看来，“西哈努克性格比较柔顺，意志比较薄弱，为人比较随和”。于是。1941年。法国留守使运用其决定性影响力，选定西哈努克继承了已故国王的王位。

事实证明法国人当时完全估计错误了。西哈努克继承王位后。立刻开始了争取国家和民族独立的坚持不懈的英勇斗争。他被美国人评论为“政治精明，意志刚强的人”，“在争取独立的改革运动以来，不合是在国外，还是在国内，他从未在任何一次政治斗争中吃过败仗。”

1953年，西哈努克国王为他的国家争取到独立之后，即逊位担任首相。此后两次辞职，两次重任首相……他的行为，不禁令人想起束埔寨历史上那位”伟大的禅位王”吉·哲塔四世。在公元17世纪末，吉·哲塔四世曾三番四次让位，自己出家为僧。可是国家受到入侵，民族遇到危机时。

他又挺身而出，召集军队，赶走入侵者，挽救了国家。他在第四次让位后，看到新国王确实能够胜任了，便永远地放弃了王冠和圣剑。

西哈努克永远带着甜蜜蜜的微笑，嘴唇微微抿起，眼睛也微微眯细，朝他的新老朋友们双手台十，礼拜问好。他多才多艺，会写文章，善于演讲；会作曲，会乐器还会编导歌舞剧。他会开汽车，甚至会开飞机。他曾亲自为刘少奇主席开车，为周恩来总理开飞机。乍看起来，他确实给人以友爱、柔顺、随和的感觉。但这只是他性格中的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他也是坚强、激烈、勇敢的。一旦国家和民族遭受威胁和侵略时，他也会瞪起眼晴，目光里漾出战士冲锋陷阵时所特有的锐气。在美国扩大侵略印度支那的战人时，他毫不犹豫地投入了抗美救国的战斗中。

至今，人们都知道，他那满头黑发已变得苍白，却仍在坚持着同越南入侵者的战斗，可以说，他一生部在为争取国家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而战斗。

西哈努克逊位后，他的称呼便由国王而为亲王。他指定他的父母为他的继承人。于是，父亲苏拉玛里特亲王变成了苏拉玛里特国王，母亲哥沙曼公主成为哥沙曼王后。然而。

实际权力仍在西哈努克手中，他在柬埔寨的影响是他的父母所不可能达到的。

李维信清楚地记得，3年前,也就是1960年的春夭，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元帅结束了对缅旬、印度、尼泊尔的访问之后，准备去柬埔寨。可是，就在这期间，西哈努克亲王的父亲，苏拉玛里特国王去世了。国丧期间，柬埔寨要降半旗。

举国哀悼。这种情况下去访问，是难以形成热烈气氛的，是否还要按原计划访柬呢？

唁电发出了。周恩来和陈毅商讨之后，决定按原计划访束：不仅仅是友好访问，首先是去吊唁国王。这个决定通告束埔寨之后，西哈努克深深受到感动。

周恩来向北京发出紧急指示：为代表团全体成员紧急赶制一身白色西服送在昆明，以便及时更换这种表示悼丧的服色去柬埔寨。／赶制服装虽然快，麻烦却也不校那时，举国一片蓝灰服色，单调惯了，工作人员联系遍北京市所有大小商店，竟买不到配白色西服用的白扣子。

各种办法想尽，或下合适。或来不及。白西服上总不能配个蓝色或灰色或黑色的纽扣埃还幸亏王府井百货大楼的营业员急中生智，目光落在那乳白色香皂盒上。那香皂盒现在叫塑料盒，当年人们不这样叫，而是习惯叫“化学”。化学梳子，化学皂盒等等。

“有办法了。”营业员拿出那乳白色的化学皂盒，“咱们自己赶制些白扣子行不行？”

也只好这样试试了。将乳白色的皂盒压切成圆扣子，试着缝到白西服上。还满般配！于是，工作人员买了几十个皂盒。压切成扣子，应急代用，赶制出了全套白西服，用专机送到昆明。

5月9日，中国代表团的成员在昆明登机，飞在柬埔寨。飞机在金边机场上徐徐降落。机场上，欢迎的人群穿红着绿，热情挥舞着花束；中柬两国国旗在旗杆顶端飘扬。西哈努克和柬埔寨政府为迎接中国客人，将国丧的日期都推迟了。但是，飞机舱门打开时，周恩来总理和除毅外长却穿着白色西限走出，双手合十，高高举起。中国代表团一行的白色西眼与欢迎人群的花花绿绿形成鲜明对比，表达了中国人民的礼貌和真诚的哀悼之情。下飞机后，周恩来和陈毅很快便去向苏拉玛里特国王遗体致哀。

这件事，既表现了中国领导人及人民对柬埔寨人民的尊敬和友好情谊，也表现了西哈努克亲王及柬埔寨人民对中国人民及其领导人的特殊的友谊和情感。

在抗美救国斗争中，与西哈努克亲王共同战斗的有柬埔寨民族解放人民武装力量，也就是国际上常说的红色高棉。

李维信对其领袖人物波尔布特和英萨利也是很熟悉的。

“波尔布特在北京住的时间较长，我们很熟悉。”李维信这样回忆，“他每次来，总是要同我们这些服务人员，这些劳动者握手，甚至拥抱，他习惯同服务员一起干些活）喜欢劳动，没有什么架子……”有次，波尔布特带了他的女儿来北京。那天晚饭后，波尔布特和女儿一道在院子里散步。院子里果树很多，当时正是秋初，经过一棵李子树时，他女儿被连串累枝的紫颤颤的李子吸引住了。南方大概是没有这样的李子，他女儿忍不住便顺手摘下一裸李子。树枝弹起的声响惊动了波尔布特。他扭头一望，看清是怎么回事，便皱起眉头问：“你在干什么？”

女儿半是腼腆半是不安地将李子捏在拇指和食指间，朝父亲举一举，赧颜地笑笑。

“这李子是你种的吗？”波尔布特沉下脸。

女儿眨着眼，不安地摇头。她显然有些慌了。、“不是你种的你就敢随便摘？”波尔布特已经变得声色俱厉：“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这是纪律，你懂吗？”

女儿点点头，难过又慌窘地低头不语。

“可你为什么偷摘李子！要去作检讨！不要以为这里没外人发现，作人要自觉诚实！”

于是，波尔布特的女儿为这颗李子向我们作了检讨。

“英萨利留给我印象更深。”李维信曾多次感慨，“他是个有学问的人，每次来北京，随身行李主要是书。其中有法文版的《毛泽东选集》。到他那里去，总是见他在看书，特别是对《新民主主义论》，不知看过几十遍？那部分书页要比其他部分破旧得多……”英萨利和他的夫人英蒂迪，生活异常简朴。公开活动时，他们穿戴的也很干净整齐，但是服务人员天天接触，心里都有数：他们只有那一身工作“礼服”，再没有其他钱物，甚至连换洗的衣服都没有。

有次他们来北京，正是冬天。他们一身单薄，不敢在院子里呆时间久。除了必不可少的公开活动，多数时间都是呆在屋子里。

周恩来看望英萨利，谈话时。英蒂迪也在座。李维信给他们上水时，发现周思来的目光在英萨利和英蒂迪的身上细心地掠过，从上衣一直看到脚上的鞋于。

周恩来的眉毛不易察觉地皱了皱。

谈话结束后，周恩来叫住中联部的有关负责同志。

英萨利到北京不是公开，是党内秘密邀请。所以。接待活动不归外交部管，而由中联部负责。

“知道我为什么留下你吗？”周恩来严厉地望着中联部的同志：“英萨利同志来的时间不短了，你们难道汉看到吗？

他们现在还穿着单鞋，连换洗的衣服都没有！”

“我们疏忽了……”·

“仅仅是疏忽吗？他们来自抗美斗争的前线，是我们的同志和兄弟！”。

中联部的同志做了检查，待总理走后，立刻把工作布置给李维信，叫他陪英萨利夫妇去购置衣物。

那夭，正好落大雪。李维信冒雪赶到友谊商店联系。商店经理表示大力支持，请英萨利夫妇晚9点半钟，在商店下班后来选购衣物。

当晚，李维信陪英萨利夫妇来到友谊商店，这对革命大妇在商店里参观一圈，楼上楼下都看过了，只买下一件薄毛衣。

在一组柜台前，英蒂迪立住脚，朝货架上悬挂的女裤望，然后又看看自己的裤子。直到这时，李维信才发现这位夫人的裤子虽然洗熨得干净平展，裤角却已破了一块。

夫人抬眼望着自己的丈夫，犹豫着，用目光请求。

英萨利本是随夫人的目光望了货架又望夫人的裤子，看到夫人用目光请求，便倾过身去，咪细了眼。他是在察看别在裤子上的价码牌。他看清了价格，要1O几元人民币。他抬起脸，两眼与夫人的目光相遇，嘴角抽动一下，欲言又止，摇摇头便匆匆走开。

于是，他的夫人无声地跟在他身后走开了。

这一切，都被陪伴在一旁的李维信看到了。他鼻子一酸，眼里便含了泪，喉咙也有些壅塞……

毕竟，英萨利也算是赫赫有名的一位领袖人物了，就那么一条裤子？他就朝夫人摇了头。正在严冬，北京够寒冷，他们夫妇却一身单簿。那个时候，中国人几乎没有不知道英萨利的，报纸、广播里总能看到和听到嘛。可中国人却没有谁个知道英萨利和夫人大冬天没有御寒衣。连条裤子部舍不得买。这事若不是李维信亲眼所见，他也会感到不可恩议。

现在，望着英萨利夫妇离去的身影，李维信明白了其中的道理。像中国革命的领袖人物在井冈山和延安时期一样。

他们想到的首先是“要节约每一分钱用到解放战争的事业上去。”

李维信没有多说什么，他掏钱给英蒂迪夫人看好的那条裤子买了下来。

回来后，李维信把看到的情况向周恩来作了汇报。

周恩来眼圈红了，显然大动感情。他说：“他们来自丛林，来自抗美斗争最前线。我们也是经历过井冈山和延安时期的生活，不要忘记我们那时是怎么生活的………听了总理的活，李维信第二无就跑去王府井大楼，请他们为英萨利的夫人做了一双棉皮鞋。

来自老挝的客人陆续走下车。李维信见客人已经走近。

他从沉想中收回神，并且辨认出了其中的老挝爱国战线主席苏发努冯亲王和老挝人民党总书记凯山·丰威汉。

宾主互相说着热情的话，走进楼内。一位中联部负责人经过李维信身边时，小声招呼道：“你先去吧。他们在飞机上已经吃过了饭。”

李维信没有走，他长期搞接待，很有经验：“来自印度支那丛林中的游击战士，他们可不同于来自欧美的那些政治活动家。“记得上次接持越南领导同志，菜全吃光了。只有一个盘子里还剩个鸡翅膀。李维信想撤盘，被周恩来用目光阻止了。果然，一位越南领导人夹起了鸡翅膀……李维信虽然下曾经历过井冈山和延安时期的艰苦生活。但他听一位元帅讲过：“那时候吃东西真香，有多少吃多少，什么都剩不下，胃口好得能填下一头小猪！”

何况，李维信自己也有体会。那是1951年8月，他报名参加抗美援朝，在家吃一肚子大葱煎饼，走十几里地到了部队上，又香香地吃下一斤多大馍。

“要不，问问客人？”李维信建议：“我们准备了一些点心。”

中联部负责人点点头，追上老挝客人问：“凯山同志，要不要再吃点东西？”、这位年轻力壮的老挝人民党总书记同留着一抹威武的小胡子的老挝爱国战线主席苏发努冯亲王互相交换眼色。

“怎么样，那就再吃点？”凯山问。

“那就再吃点吧。”苏发努冯赞同。

洗漱之后，7位客人走进餐厅。李维信亲自力他们上菜。那菜是取了”八八”的吉利数-—8寸盘子上了8盘菜。此外．又上了4斤牛肉。2斤半面条。

在飞机上刚吃过饭的7位客人，将桌上这些饭菜“打扫”了一干二净，葱花儿也下剩一片。

侍立一旁的女服务员目瞪口呆。

李维信不觉惊讶，又将两盘苹果摆上供菜桌。

转眼间。那两盘苹果又被老挝客人吃得一个不剩。

服务员收拾餐桌时，发出叽叽喳喳议论声。李维信叹气摇头：“唉。这些小姑娘哪里能明白这一切所包含的内容埃那里是怎样的一种艰苦生活？凯山这次来北京通报情况，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请中国派一个工作组去老过调查研究，对老挝革命进行帮助。

到底会是我们哪位将军，将重新过上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时期的那种艰苦动荡的生活？……西花厅的海棠也是名闻遐迩。

就是因为有这些盛开的海棠花，中南海这临街的一围小院才叫了西花厅。据说，大清王朝覆灭后，这些海棠花也一年败似一年，就像饱受苦难的中国，几乎元气丧荆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住进了西花厅。1950年的春天，那海棠树竟也恢复了青春。万千花朵连串累叠，在阳光下争相怒放。花香盈满小院，飘到中海，飘到南海，溢出红墙。

流入大街。行人路经这里，都忍不住停下步子，深深地、深深地吸吮。

周恩来每天情晨和傍晚都要围绕这海棠花漫步，呼吸，欣赏。他不肯独享，请来朱德，请来李富春，请来陈毅，请来苏联驻华大使罗申，请来中南海的工作人员，请来参加会议的全国各地的工农兵代表，同大家一道赏花。

于是，这悔棠花开得一年胜似一年。

于是，来西花厅赏花的朋友也一年多似一年。

如今已是深秋，虽无海棠花香气袭人，却有累累果实压弯枝头，仿佛在俯首屏息窥望那灯光柔和的总理办公室：宽大的写字台上，摆放着一只黑漆笔筒和几部铃声不断的电话机，案头是小山一样堆摞的三叠文件。周恩来戴了花镜正在聚精会神地批阅文件。

卫士张树迎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总理戴好花镜，再将两只工作套袖仔细套在胳膊上。这套袖是蓝布做的，两边有松紧带，和一般工人使用的套袖元异。这是为了保护衣袖不被磨破，因为他每天都要伏案工作10多小时。他一旦在椅子上坐下来，便像大山一样不动了。他生活和办公的房子部很陈旧。夏天雨永多时。屋顶还漏水。地面反潮厉害，墙脚洇出波状的湿痕碱樱他坐久了便腿疼，他的腿是有毛病的。有时膝部红肿。深秋深夜，凉气逼人。我们心疼，就拿条毛毯盖在他腿上。开始这样做时，总理常常深情地望着我们，感激地点点头：“这个办法很好，谢谢你们。”习以为常后，我们给他盖毛毯，他下再停笔，就那么不停地看下去，批下去。

那时，总理沿袭长年养成的习惯，用毛笔在文件的空白处写下自己对于事业的理解和忠诚，那支笔就像一部永不枯竭的注油机，为革命和建设注入它赖以向前的动力。

张树迎说：我跟随总理20多年，直到他逝世。就在那张写字台前，我看着他那只转动乾坤的手日复一日，夜复一夜地操作着。我眼睁睁看着那只手渐渐枯瘦，渐渐实起青筋，以至最后的几年里，一抓笔手就颤抖，毛笔落下的一瞬间，笔尖却在文件上点出一个墨团。这样的事发生几次后，总理望着自己的手，久久凝视，终于发出一声催人泪下的悲壮的叹息：“唉，人抗不过自然法则埃”那以后，周恩来就改用铅笔批阅文件了……1963年时的周恩来还正是身体强健，精力旺盛的时期。

手中那支毛笔挥动起来潇洒而有力。可是，当他拿起一份外交部送来的文件，看过儿遍后，那支毛笔却几次欲落又止。

抖了抖，终于放到笔架上。他沉吟着立起身，将盖在腿上的毛毯搭到椅背上。

侍立门口的张树迎看到是机会，忙凑前小声提议：“总理，吃点东西吧？”

周恩来略一摆手，便开始围绕写字台踱步。这是他的一个习惯。每逢遇到重大决策或疑虑难解的问题，他便会起身绕着办公桌踱步。

张树迎不敢多语，替总理续一杯热茶水，悄悄退出。

周恩来踱步一圈，依靠写字台立住脚，望着桌上的文件沉吟。那文件上有外交部副部长姬鹏飞的批示：请总理审批。

周恩来下意识地翻翻这份文件，其实那内容他早已详知。

凯山希望我派出较能掌握全面工作的同志到老挝，主要是掌握根据地的建设工作，其中包括政治。军事、经济、生产等。重点是军事。

工作组任务：

1、对老挝各方面情况进行调查研究，重点在建党、建军和根据地建设；

2、向中央反映情况；3、转达我中央对老挝的意见，再将老挝党的意见转述给我中央。

选调1名有根据地工作经验和掌握武装斗争、有战略思想的少将级干部担任组长，由军委调派出。

周思来的沉吟，不是由于老挝，而是因为越南。

周恩来放下文件，信步踱到窗前。从自己映在玻璃窗上的头影望出去，可以看到朦胧月光下的海棠树。

对，就是在海棠花盛开之时，凯山·丰威汉来北京提出请求，希望中国共产党对老挝的抗美救国斗争和根据地建设进行帮助。

当时我基于国际主义的原则立场答应了。周恩来想。但我也实事求是他讲了困难，就是不了解情况，难以取得发言权。于是，凯山·丰成汉总书记提议中国派一个工作组进驻老挝中央，进行调查。经过讨论，两党之间就此问题达成一个口头协议。

仅是口头协议，没有形成文字。那微妙所在便是越南劳动党。对此，老挝方面明白，中国共产党心里也有数。

早在30年代，越南、老挝和柬埔寨的共产主义革命者，便同属于那时成立的印度支那共产党。党的领导绝大部分是越南同志。在长期共同的革命斗争中，他们形成了一种特殊关系。老挝和束埔寨的党实际上相当于印度支那共产党的两个省委。1945年日本投降后，老挝和柬埔寨的党独立了。

但由于历史的渊源和斗争的需要，他们仍不得不服从河内的领导。而河内的一些主要领导同志也从未放弃在印支半岛建立印度支那联邦的设想。正是这一原因，河内的领导同志既需要中国对整个印度支那革命事业做出巨大援助，又不愿意中国与老挝、柬埔寨的党发生直接关系，从而增强这两个党的独立性。

果然，当老挝党将他们与中国共产党达成的口头协议通报越南劳动党，征求意见时，没有得到期待的嘉许。越南劳动党提出，中国党和政府应通过越南来实施对老挝的各项援助。

对于凯山·丰威汉所处位置的难处，周恩来是完全理解的。由于美国政府公然破坏了1962年关于老挝问题的日内瓦协议，策动老挝右派发动政变，推翻了老挝三方面的民族团结政府，迫使以凯山·丰成汉为首的老挝人民党中央和以苏发务冯亲王为主席的老挝爱国战线中央，撤离首都万象，进入桑怒省的丛林。为了强化老挝的“特种战争”，美帝国主义派出大量飞机疯狂轰炸老挝解放区。仅有3万余人的老挝人民军处境危困，仅有300万人口的老挝民族处境危困。

凯山·丰成汉在这种形势下向中国党提出了直接援助的请求。

但是，老挝的抗美救国斗争，同样离不开越南的支持，特别是在作战的兵力方面。他需要听取和尊重河内的意见。

周恩来是解决各种复杂矛盾的举世公认的大师。毛泽东曾赞誉说：“这个同志在大的国际活动方面比我强，善于处理各种复杂的矛盾。”

周恩来明白，解决矛盾的关健在于兄弟党之间的相互信任。信任的基础是真诚无私、肝胆相照。要证明真诚无私就应将我们的想法和计划对越南同志和盘托出，不做任何保留。

于是，中国驻河内特命全权大使朱其文的专车驶入了越南民主共和国外交部。奉周恩来总理之命，朱其文向越南政府通报了老挝的要求，中老两党协商的内容以及我们拟派一个工作组到桑怒的全部设想。面对朱其文真诚无私的表示，越南方面尽管还有部分人心里有想法，但多数领导同志表示了理解和信任：“中国同志一贯奉行国际主义原则．无论在政治上还是经济上，都对越南人民予以了慷慨无私的援助。这一点我们是永远不会忘记的。对于中国同志援助老挝人民的真挚愿望。我们同样表示感谢和欢迎。因为印度支那三国人民的反美斗争是互相支持，彼此呼应的。对老挝的援助，实际上就是对越南的援助。”

矛盾解决了，以外交部名义呈送的文件摆在了周恩来的案头。但他心里明白。一旦工作组进驻老挝，必不可免地又将同越南同志产生各种新的矛盾。在抗美援老这一大的斗争目标下，如何正确处理解决兄弟党之间的矛盾，是个政策性极强又必须有高度灵活性的复杂问题。

派哪个同志呢？周恩来思考着，从窗前踱回桌案前，在椅子上重新坐好。他沉吟着，连卫士替他重新将毛毯盖在腿部都全然不觉。他的目光久久停留在那段文字上：“选调1名有根据地工作经验和掌握武装斗争、有战略思想的少将级干部担任组长……”全军少将有2000余名，基本都具有根据地工作经验和掌握武装斗争的能力。可是“有战略思想”这一条，却并非每个少将都具备。没有战略思想，就不可能处理好中越关系……周恩来的手缓缓伸向前去，抓起毛笔，在墨盒里一下又一下地蘸抹。他那威武英俊的浓眉毛轻轻耸了耸，这是拿定主意的象征。是了，工作组要派，这一条是决定了的，无须犹豫。选派组长的标准也是适当的。具体人选，还是多听听然后再定。

周恩来手中的毛笔终于落在文件卷首上：拟同意报告所提意见。送刘、邓、贺、修权同志审阅退外交部办。

1963年10月24日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身材魁伟、举止敏健的总参谋长罗瑞卿大将走进西花厅。这位精力过人、忠诚过人、热情过人的将军，无论负责公安部还是负责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的工作，都表现出超群的胆魄和惊人的意志力、坚定性，并以其顽强的开拓精神而享誉全党全军。他治军严厉，对敌狠。老同志讲：”他常咬着牙说话。”在镇压反革命，稳定和巩固人民共和国的政权时期，他的名字使一切敌人听了都要发抖。

到了60年代，在群星灿烂的老一辈革命家中，他已经被普遍认为将担负更多更重要的工作，并且越来越多地直接参与了关系全党全军的重大决策性工作。

然而，他在总理面前始终保持着谦虚谨慎。当他的目光与周恩来相遇时，立刻以标准的军人姿态立正报告：“总理，我来了。”

“瑞卿同志，请坐嘛。”周恩来颔首微笑，伸手示意。

“请总理审定。”罗瑞卿双手呈上一份密封文件，而后在沙发上缓缓坐下。他的身体坚挺而稍向前倾，显得恭敬，并且便于随时回答总理的询问。他表现出的恭敬绝非对地位和权力的崇拜，而是从内心对一位睿智、英明、高尚的兄长的折服。从上海工人三次起义到南昌起义，从井冈山的星星之人到延安的火热战斗；长城喋血。中原逐鹿、大江饮马无数次血与火的拼博，正义与邪恶的较量中，他感受到了一颗心：晶莹加玉，光彩照人。他领略到一种胸襟：博大宽厚、包容百川。在周恩来那伟大人格之光的辐射下，就连他的敌手也不能不肃然起敬。

周恩来审视着总参谋长呈送的文件，目光在文件上的几个名字间游移。他拿起一只粗大的红蓝铅笔，轻轻用笔端敲打桌面。他在权衡，在比较。

片刻，他似乎想定了，在一个名字下轻轻划了一道红线，抬眼望着总参谋长：“瑞卿同志，你看让段苏权同志去怎么样？”

罗瑞卿会心一笑，点点头：“我看可以。他是红军干部。

既有根据地建设经验，又有军事工作经验，也长期主持过一个方面的全盘工作，我看行。”

周恩来手中的红蓝铅笔继续停在段苏权的名字下。那一刻，他没有言语，眼前却出现一个形象：他个子不高，外貌不是那么显眼。众多的将军们聚集一堂时，也许淮都下会多注意他一眼。是的，他不是风云人物，不喜欢出头露面，一切作势作态的派头都与他无关。然而，有生活阅历和斗争经验的人都不难从他朴拙的外形中发现一种内在的既坚定又温和的深沉感情，也可以从他那严肃持重的眼神里感受到深藏的镇静和自信；你还可以从他那谨慎缓慢的举止中体会出能够忍辱负重的精神和坚韧下拔的毅力……那是1946年1月10日，国共签署关于停止国并军事冲突的命令和声明（即停战协定）。据此成立的北平军事调停处执行部也开始办公，并派出若干军事调停处执行小组，分赴各冲突地点进行调处。为便于工作，中共中央特别授衔了一批将军。上将一人：周恩来。中将：叶剑英、李先念、彭真。少将：陈伯钧、黄镇、耿飙、陈庚、伍修权……其中便有29岁的热河军区司令员段苏权。对于这批我军最早授衔的将军，周恩来都是熟悉的。

不过，周恩来对段苏权还有另一方面的了解。

“1948年4月，主席率中央机关东渡黄河，来到晋察冀军区司令部所在地河北阜平县陈南庄。主席曾派专人专车去请一位先生。信中说：‘3O年前，拜读先生在《晨报》及《国民公报》上的祟论宏议。现闻先生居所距此不远，甚思一晤，借聆教益。’主席信中所说的先生，你知道是谁吗？”

周恩来回忆着询问。

罗瑞卿不明白总理何以岔开了话题？迟疑一下，说：“总理是指蓝老，蓝公武吧？”

周恩来点头：“主席把蓝公武接到温塘去洗温泉，一住7天，畅谈天下大事，特别对于新中国的建设问题，悉心听取了蓝公武的意见。分手时，主席请他出任华北人民政府副主席。1949年政治协商会议开幕时，主席对蓝公武讲：你这个人刚直不阿，我看适合做人民检察总署工作，同罗荣桓一起搞这个工作吧！这样，蓝老先生就担任了最高人民检察署的副检察长。”

“我想起一件亭。”罗瑞卿忽有所感，“刚进城时，我们军队一位高级干部由于思想腐化，喜新厌旧，开枪打死了妻子。事情被警卫员发现，要揭发，也被他开枪打死了。

最高人民检察署内部一些干部认为他身经百战，军功卓著，虽然罪行严重，但应考虑他的历史贡献，可免于死刑。蓝公武认为此案情节十分恶劣，军功不能成为在法借口，应处以死刑。双方争待不下，呈报主席评断。主席亲批：依照蓝公武等同志意见处理。”

“这个老先生有骨气，有血性。袁世凯有恩于他，可是袁想复辟帝制，他立刻写了文章给袁世凯当头一棒。这篇文章直到30年代还一直被选进大学语文课本。听说他拿紫玉砚台砸了袁世凯就跑南方去策动反袁的护国战争。”周恩来脸上流出一层浅笑。仿佛在看这场戏。“陈独秀被捕后不久，胡适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首先写批驳文章向胡适开头炮的，也是这位老先生。日本投降后，蒋介石亲手圈定蓝公武为‘国大代表，。可是找不到人。有特务报告，说‘此人已投奔了聂荣臻’。蒋介石为此事还‘伤神许久’……”“总理谈这些话的意思……？”罗瑞卿不解。

周恩来笑笑，仍然不慌不忙：“双十协定后，1946年初又召开了政协会议。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指示：‘从此，中国走上了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蓝公武不同意，说内战不可避免，蒋介石不倒，和平民主就不可能实现。许多党政干部拿了中央文件跟他争论，从小组会争到万人大会，他不认根，坚持唱对台戏，以至有人说“蓝老有情神帛。也就是这个原因，主席到陈南庄后，见蓝公武第一句话就是：蓝先生1946年对国内形势所谈高见，真有先见之明啊！我早就同意你的看法。”周恩来讲到这里，换上一种诙谐。幽默的语气：“这位‘有先见之明’的老先生，有个女儿在抗战末期参加了革命。姑娘长得端庄大方，有文化。你不是谈到段苏权吗？他就动了心思。”

罗瑞卿不觉笑出声。谈话变得轻松。在轻松的氛围下解决某些重大问题，这是周恩来的一项工作艺术。

“这位苏权同志托了媒人去向蓝老求婚。蓝老问：段苏权是个什么样的人啊？媒人说：是个军人。蓝老问：是像郭天民呀还是像刘道生？要是像刘道生还可以。要是像郭天民可不行，他发起脾气还打人呢，我家姑娘可不能挨打。媒人说：这不好比埃你要不愿意，还有许多姑娘追我们段司令呢。蓝老一听瞪起了眼：你们段司令要找谁就找谁去，我的女儿不嫁他！照蓝老的性子，这婚事还能成吗？”

“希望不大。”罗瑞卿摇头。

“可是两年后，苏权同志到底是和蓝老的女儿结婚了。

蓝老很满意。”周恩来结束闲聊，换了一种严肃的态度：“弼时同志跟我介绍过，苏权这个人有办法、能吃苦，能经受挫折，有韧性，对事业忠诚。他在湘赣搞过根据地，搞过地方工作。红军时期当过独立师政委，在四野8纵当过司令，参加过3人小组，跟美国人和国民党搞过政治斗争，现在是高军院的副教育长兼战略教研室主任，这个人能上能下。

派他去老挝，我看可以胜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