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你要来采访，郭副团长跟我打了招呼。排练正忙，我也没来得及认真准备。就照你说的．想到哪儿讲到哪儿吧。

1959年，我刚满十二岁，参军进了空政文工团，在学员班学舞蹈。1963年4月的一天，政治助理老吴同志找我谈话，说让我去中南海出任务，陪中央首长跳舞。

谈话后。一位经常去中南海出任务的老同志咬着我耳朵说：“小工，这回你可以见到毛主席了！

“真的？”我叫出产，马上又捂住嘴，不知是怕泄密还是怕心从喉咙里蹦出来。我简直高兴晕了。

事后才知道，组织上从我们学员班十二名女孩子中选了五名去中南海出任务，是经过严格政治审查的。那时讲阶级出身，要查几代；个人表现也要查，政治思想要求可靠。

我们是每星期三、星期六去中南海，穿便服。我没有便服，向老同志借了一件凡尔丁的夹克衣。

当时空政文工团在灯市口同梧夹道七号，据说过去是曹汝霖七姨太的公馆。我们去中南海出任务的女文工团员一吃过晚饭就聚在院子里。六点多钟，中南海开来一辆吉姆车，我们七八个女团员挤挤挨挨坐进去，由北海那边驶入中南海。

车停在一栋建筑的门口。我们脚步轻盈匆促地走过一条长廊，看到一大扇敞开的红门，门额上写有”春藕斋”。这里就是我们陪领袖跳舞的地方。不久我便得知，来这里跳舞的有毛泽东。刘少奇和朱德。周恩来除过年过节，平日不来。平日他和国务院其他领导同志在紫光阁跳。

走进春藕斋的红门．是脱挂衣帽的门厅。再进一道门便是春藕斋舞厅。舞厅是打蜡地板地，四周墙壁很高，上半截是木头雕花的板墙，下半截用缎子围贴，中间隔嵌一圈红木棱。舞厅摆有六张大沙发和许多软垫靠背椅，椅套是米黄色卡其布。靠门有两个简易沙发，来的次数多了，我发现王光美喜欢坐那里，江青也常朝那儿坐。

舞厅右角有个小舞台，平时空闲，跳舞只用录音机放乐伴奏。到了节日．才有乐队登上小舞台伴奏。舞厅后门通向室外舞场，花瓷砖地，有个荷花池，夏日天热可以在室外跳舞。舞厅左侧还有一条尤廊相通。后来我发现，毛泽东总是从那里走来舞厅。

我们几个女文工团员坐在软垫靠背椅上等候：老同志轻松随便、新同志紧张新奇。七点刚过，团员们起一阵骚动。不知谁轻轻叫了一声：“朱老总！

朱德委员长首先来到，步子迈得大而有力，根本不像七十多岁的老人。他挺胸昂首，腰背挺直，一举一动都保持着军人的风采。老同志迎上去，把我们几位新同志介绍给朱德委员长及同来的康克清同志。

“小王，王学文同志。老同志介绍我。

“晤，小王。好，你好。”朱德朝我伸出手。我用两只手握住他的一只手。那只手很大，手背上已经出现一些老年斑。不过，他握力很大，抓枪似的，我差点叫喊疼。

乐曲响起来了，朱德委员长开始跳舞。

朱德跳舞也保持了军人的神姿。他不跳错步不跳花样，而是准确地踩着乐点迈大步，像军人走队列一般。他不是跳一场换一个舞伴，付是走一圈就换一个舞伴。我们女团员们排成一队，他又步子大，一支曲子跳下来，能换十来次舞伴。

轮到我时，我的感觉不是陪总司令跳舞，而是陪总司令出操。总司令始终挺胸抬头，既不说话，也不左顾右盼。当我追随总司令拼命迈着大步时，眼前总像晃动着一张照片，那是总司令检阅出征将士的照片……

在我的记忆中，只有一次过年，朱德高兴了，忽然跳出错步，跳出了花样儿。于是我才明白，总司令很会跳舞，只是含而不露罢了。领袖们跳舞是为了运动，朱德尤其是这样。戎马一生，唯有走出军人的步伐才能使他身体和精神得到最好的运动和休息。

以后接触多了，我发现朱德不但是名严格的军人，是一位宽厚大度德高望重的领袖，而且是一个有血有肉富于感情的普通人。

一次。跳舞中间休息。两名文工团员为总司令表演枪杆词。这是充分体现军人气质的对口词，在六十年代很时兴。表演者一句赶一句，每句配以钢铁一样坚硬利落的动作，最伯对口中间打结。表演中。一位团员忽然忘了词。对方说：“枪！她本该说：“战士的武装”她忘了，接不上词。为了不中断对口，便跟着重复一遍对方的动作，也问一声：“枪！”对方见她忘了词，只好重喊一遍：“枪！她仍然没扭起词。只好又跟着喊一声：“枪！就这样重复同一个动作同一声“枪！”，重复了四五遍。重复得手脚发僵，头上冒汗，两眼发潮，别提多紧张、多尴尬、多狼狈了。我忍俊不住，扑哧笑出声。老同志来不及责怪我，朱德已经跟着哈哈大笑起来。于是，周围的女团员都放声大笑。两名表演者立刻摆脱了紧张狼狈，索性捂住肚子格格地笑成一团。总司令的笑声太富感染力了，直笑得前仰后合，还不时擦着笑湿的眼睛。

还有一次是在冬天，天气预报有大风雪。我听朱德的卫士说，总司令患有糖尿病，有时一天只能吃三两粮食。跳舞休息时，我坐到朱德身边。我是军人，很少叫他朱委员长，觉得还是叫总司令亲切。我说：“朱总司令，除了跳舞，您还作其他锻炼吗？“朱德说：“还爬山，明天就得去爬。”我说：“哎呀，明天有文风雪，天气预报广播了。朱德说：“大风雪也得爬。不爬不行啊厂我问：“为啥不行了天气好了再爬嘛。朱德连连摇头：“不行不行，有人对我搞专政，他叫爬就得爬。”我小声问：“谁呀？是主席吗？”朱德摇头，像怕事的孩子一样凑近我悄悄说：“医一一一生一一一”

1965年部队改军装，取消军衔，一律换成红领章红帽徽。改装后头一次去中南海出任务，领导叫我们全体穿上新军装，说：“叫咱们总司令看看。”

在春藕斋，康克清同志把我们拉到身边，亲切地抚摸我们的领章帽徽，显得很激动。她说：“看到你们我就想起了井冈山和延安。过去在延安我们都是穿这样的军装。红领章、红帽徽

朱德深情地望着我们．没说什么。可是我看到他的嘴唇在翕动，像是习惯他说着那两个字：好，很好。他那已经变稀疏的眉毛有点颤抖，眼睛深邃湿润。跳舞的乐曲响了，他没有动，他在沉思。文工团员们互相用眼色提醒着不要去惊动总司令，由他独个儿一直坐到舞曲终了。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社会上到处传抄一些诗词，都说是毛泽东主要的，难辨真假。我抄了许多诗词，不好直接问毛泽东，就利用跳舞休息的机会拿出来问朱德委员长。朱德看过后，默默望住我，神情严肃。我小声问：“总司令，是主席写的吗？”朱德缓慢他说：“我看有的是有的不是。主席是唯物主义者，这些诗词有些是唯心主义的。”他像是有什么想法不好一下子表达出来，稍停片刻，又说：“社会复杂，真真假假有时不是一下子能辨清的。你们年轻，不要轻信小道消息，更不要跟着乱传乱抄。

不久，街上出现了恶毒攻击朱德委员长的大字报大标语。此后，我们的总司令再也没到春藕斋来。我也再没能见上他一面，连一句告别的话也没说上。

在朱德委员长之后，第二十走进春藕斋舞厅的国家领导人是刘少奇主席和王光美。

见到共和国主席之前，首长和同志们谈到他，总是说少奇同志。这种称呼有一种特殊的亲切感。他走路脚步轻捷洒脱，眼里含着笑，嘴角漾着笑，脸上每一条皱纹里都藏着笑。真奇怪，从见到他第一眼．我就没有任何紧张拘束，连见到伟人时容易产生的那种肃然之感也没有，只是一味感到亲近。我竟无拘无束迎上去，落落大方地问候：“刘主席，您好。

“谢谢。你是新来的同志吧？”

“今天第一次来。小王，王学文。”老同志介绍。

我握住了共和国主席的手，像浸在八月阳光照射下的海水中一般温暖柔和。接着；我又握住共和国主席夫人的手。王光美同我握手时，另一只手亲切地抚摸一下我的头发。不知怎么搞的，我心里忽悠一热，眼圈一下子湿了。我真想偎到她怀里。当我接受母亲爱抚时常有这种感觉。

此后，我曾多次和王光美接触。她生得端庄秀丽，性情温柔开朗。当她坐在靠门的一张简易沙发上，注目共和国主席跳舞时，总是带着静溢无言的微笑。当她走下舞场时，她又是那么热烈、萧洒、青春洋溢。我们这些姑娘简直被她的风度迷住了。有次她参加“四情”回来，一直等到夜里十二点，等到毛泽东来。我看到她与毛泽东坐在大沙发上，汇报农村形势和工作情况。她讲话声音不高，显出沉稳干练。偶尔作个手势，毛泽东便跟着点点头。那次汇报时间不短，我们和乐队等着。毛泽东朝我们挥了一下手：“跳么，你们先跳么。”于是，乐队奏起了乐。而王光美同志仍在那里汇报……

我的感觉，王光美同志很了解社会，熟悉社会上发生的各种事情。记得有一次她对我们几名女团员说：“你们年轻，社会经验少，要懂得爱护自己。社会上还存在坏人，要有警惕。有的坏小子故意买两张电影票，把一张再卖给不懂事的年轻姑娘。看电影的时候就趁机欺侮女孩子。”现在回想起当时的情景，就像一个慈爱的母亲眼她的宝贝女儿说悄悄话一样。

乐曲响起来了，少奇同志开始跳舞。少奇同志的舞步同他平时走路一样轻捷洒脱。他跳得真好，会跳错步，会跳出各种花样，尤其跳三步跳得好。

轮到我陪少奇同志跳舞时恰好是跳三步。没跳两步，我就发现少奇同志很会带人，我全身一下子就活跃起来，所有的能力和技巧都可以尽情发挥出来。我身轻如燕，灵活自如，时而围绕共和国主席飞旋，时而跟随共和国主席开步向前，时而巧妙地躲闪开可能相撞的障碍，时而表演特技一般跳出令人眼花缭乱的花样。

我们女团员都愿意跟少奇同志跳舞。可是，当我想再次陪少奇同志跳舞时，他微笑着谢绝了。也没同我们中间的其他人跳，而是走向他的夫人王光美。他们相视一笑，便一起舞入场中。老同志悄悄告诉我：少奇同志要走了。

我很快就知道了，少奇同志的最后一场舞，总是和他的夫人王光美一起跳。永远不变。

1966年2月，我去中南海出任务，陪少奇同志跳了最后一场舞。当时我可不知道这是最后一场舞，真是做梦也没想到。

那天跳舞休息时，我坐到少奇同志身边。我说：“刘主席，我们要走了。后天去云南边疆演出，要去半年呢。”

少奇同志说：“这很好，应当多为战士。为群众演出。下去后要注意身体，要注意卫生。睡觉前一定要刷牙。晚上刷牙比早上刷牙还重要。

我心里一阵阵热。我说：“记住了。

少奇同志问：“你们去过云南吗？”

我摇摇头：“没有。”

少奇同志像给小孩讲故事似地对围过来的文工团员们说：“云南呀，有原始森林。森林里有猴子，很多很多猴子。”少奇同志说着把两手张在脸旁，扇动着，睁大眼睛装出吓唬人的样子：·“猴子，不小心就偷走你们的帽子。”

我们大家都开心地笑了。

少奇同志像往常那样先走了。临走时和我们一一握手，说：“半年以后见啊，半年以后见。”

谁会想到，这竟成了永远告别的话……半年……我再也没有见到少奇同志。去年《北京晚报》征稿，“难忘的一件事”。我也写了一篇，就是写的同少奇同志最后一次跳舞。这次跳舞我一辈子也忘不了……

晚十点半，舞厅里的人忽然纷纷起立。毛泽东来了！

这个时候，朱德和刘少奇已经走了。除开节庆日，朱德委员长一般是晚七点半到，九点左右离开。听说他是早睡早起，生活讲究规律性。少奇同志来得稍晚，走得也稍晚。因为他处于一线，工作责任重，经常要等毛泽东来，以便请示汇报一些事情。毛泽东有夜间办公的习惯，经常是十点以后才从办公室散步到春藕斋，跳跳舞，休息一下脑筋，十二点左右离开舞厅继续去办公。

毛泽东从那条走廊稳步走入舞厅。我痴痴地站着，忘了周围，忘了自己，忘了一切。我眼里心里只剩了那个从记事起就熟悉了的形象。我想欢呼万岁，想跳跃，又像什么也没想，身体凝固了，周日的空气也凝固了。

“小王，毛主席来了。有人在我耳边小声说。

我完全像在梦中，忽而醒来，发现自己挤在了新来的女团员中向毛泽东鼓掌，可是很快又以为是在做梦。再醒来，发现自己已坐到了椅子上，别忘了，我才十六岁啊，极度的幸福和神秘感使我憎了，至今想起那一刻仍是朦胧缥缈。

开始跳舞了，我呆呆地望着毛泽东，目光一刻也不离开的那个神秘伟大的形象。一曲终了，毛泽东坐回沙发上。我还是呆呆地望着、眼睛不敢眨，怕一眨就会梦醒，就会看不到毛泽东。事后才知道，老同志曾提醒我不要老盯住毛泽东看，说那样不礼貌。可我当时什么也没听见，就是一个劲地盯住看，我根本不知道泪水已经把我脸都洗湿了。

一名服务员端着盘子走过来，盘子上放着毛巾。毛泽东拿起毛巾擦汗，一侧脸，看见了我。毛泽东朝我笑了。我也跟着笑了，不害怕，不紧张，仍然以为在梦里。我现在都想不起自己是怎么站到毛泽东面前的。我只记得一名老团员介绍说：“这是新来的小工，叫王学文。

毛泽东慈祥地望着我笑，声音悦耳他说：“当兵了，不能学文不学武。

乐曲又响起来。毛泽东起身跟我跳舞。他宽厚温暖的大手握住我的手时，我周身发热，确信这不是梦了。我真见到毛泽东了！

毛泽东跳舞也是迈大步，脚步像历史的车轮滚动一般沉重有声。他高大魁梧，在他面前我显得那么娇小，不得不拼命踮起脚，使劲迈大步，我怕节奏错，怕踩住他脚，精神过于紧张，刚跳一圈就出了一头汗。毛泽东发觉了，便亲切地同我聊天，以消除我的紧张。

“小王，今年多大了？”

“十六。

“家是哪里啊？

“大连。”

“在文工团学什么？”

“舞蹈。”

“跳舞要放松。爸爸干什么哪？

“唱京剧的。”

“噢，艺术之家么……”

谈着谈着，我忘了紧张，脚步变得舒展灵活，并且越跳越感到意气风发。

跳着跳着，毛泽东那双扭转乾坤的巨手忽然在我肩上一按。我身不由己坐下去。定定神，发现乐曲已终，我正好坐在自己原来的座位上。而毛泽东微笑着点头致礼．已经朝自己的座位走去。

我终于发现毛泽东跳舞时的一个习惯。他很注意舞伴原来坐在哪里，曲终时把你送回原位，在最后一声乐点轻轻把舞伴按坐下去，。点头致礼，而后独自走回自己休息的座位。1

随着接触渐渐增多，我最初见到毛泽东的那种神秘感开始消失，因而也更觉得毛泽东平易近人。我去中南海出任务五年多，毛泽东一直穿着那双红棕色的大头皮鞋，鞋底很厚，每一步下去都是那么沉重有力，仿佛要给大地留下一个不可磨灭的深痕。他总是穿一身灰色中山装，袖筒遮手一半；夏天穿一件肥大的绸衬

①据当时常参加乐队伴奏的高亚林同志说，实际情况是乐曲的节奏和起止时间一般由乐队根据情况灵活掌握，往往在毛泽东舞到临近座位时。乐曲即行停止。衫，右后背还补着补丁。坐在沙发上，他有时习惯把双腿伸出去休息，于是便露出粗线袜子，袜子上也是补丁。我曾问秘书：“主席怎么穿补了衣服呀？”秘书笑了：“人民能穿，人民的领袖当然也能穿。”我说：“可主席毕竟是主席……”秘书作个手势：“你想得太神了，毛主席也是靠工资生活。

毛泽东非常富于幽默感，喜欢热闹，喜欢和我们说说笑笑。他烟瘾大，一支接一支。为控制烟量，他吸烟时总是把烟一折两截，只把半截插到烟嘴上吸燃。我不解地问：“主席，您为啥把烟掰两半呀？毛泽东笑着说：“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么。”其实他是一支烟分两次抽。

只剩一个烟头了，在烟嘴里一明一灭地闪。毛泽东赶紧再吸一口，将烟蒂拨入烟灰缸。烟蒂在烟灰缸里有气无力地冒着残烟。毛泽东用感伤的腔调叹口气说：“唉，帝国主义气息奄奄哩。我们女团员们拨弄那支烟头，为毛泽东的幽默哈哈大笑。

毛泽东的烟嘴是褐色的，跳舞时就放在茶几上。我们年岁小的女团员跟毛泽东接触多了，就“放肆”起来，常拿起毛泽东的烟嘴玩。老同志批评我们：“别玩主席的烟嘴，看弄脏了！”毛泽东听见了，笑着说：“玩玩没关系么，就是别学抽烟。烟里可是有尼古丁，要害人呢。”。

有一次，毛泽东的左手破了，结了痴。坐在沙发上休息时，皱着眉头搔痒，那样子简直像个受委屈的孩子。我惊讶极了，问：“主席，您，您怎么也挠手呀？

“痒痒啊，你痒痒不挠吗？”毛泽东对我的问话也很奇怪。

“我挠。可是，可是您……“哈哈哈，”毛泽东明白了我的想法，笑出声，“我怎么了？我也是人哪，普通人么，也得吃五谷杂粮，刀子割了肉也要流血，伤口结了痴也要痒痒，痒痒了就想挠么。

是啊，毛泽东是人民的领袖，同时也是一个普通人。

实际生活中却不然。有一次跳舞，江青忽然心血来潮，对毛泽东说：“你不是喜欢《江姐》里的歌吗？正好我们有些歌要作者帮忙，叫他来，你也见见。

于是，一个电话打到空政文工团，全团人马立刻出动去找这位作者，把他从一个剧场直接带到了春藕斋。这位作者没来得及换衣服。他平时不修边幅，穿一件油泥发亮的棉衣和满是褶子的肥大的军棉裤，脚上芽一双部队发的黑色棉布鞋，上面也有不少油迹污垢，他个子本来不高，便更显窝里窝囊。一进春藕斋，他的胳膊腿立刻僵硬得像木头棍似的，紧张得脸色煞白。江青带他来到毛泽东面前，他嘴巴张几次也说不出话，目光不知朝哪里落才好，便深深地鞠躬下去，腰弯得超过了九十度。我们在一个文工队平时很熟。见他这副样子，我们再也忍俊不住，一起放开嗓子哈哈大笑。越笑他越慌，他越慌我们越笑得厉害。他慌得直不起腰，就那么九十度地躬着，我们这些女孩子便也笑得弯下腰直不起来了。

毛泽东也笑了。连连示意叫作者坐下说话。作者却无论如何不敢坐，一句话也讲不连贯，简直要晕倒了。江青只好叫人把他领走了。

“唉，不了解呵，不了解就容易盲目，盲目就乱崇拜。毛泽东摇着头感叹，“他不了解我，我也不了解他。听了他作的歌。观众也会崇拜。写出这么好的歌，会是什么样了不起的人物啊？其实。就是他，普通人么。关键是要互相了解……”

这番话今天想起来回味无穷。当时我却不曾真正理解，尤其不曾想到毛泽东也是在说别人对他的崇拜含有某种不了解，带有一些盲目性。

1964年我参加大型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演出。演出前，在中南海出任务，我曾问毛泽东：“主席，我们排演了《东方红》，场面好大呢，您看不看？”毛泽东说：“安排了我就看。”

演出那天，我正在化妆，忽听前台传来一声儿童的呼喊：“毛主席！毛主席万岁！”顿时间，大会堂里响起震耳欲聋的欢呼声：“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

演员们纷纷冲出化妆室，融入欢呼的浪潮。我也是其中一个，虽然已经熟悉，可是受那气氛影响，普通人的毛泽东形象消失了，我眼中看到的又变成了那个伟大而神秘的领袖人物。我跟着大家欢呼跳跃，跟着大家一道流泪。我也不知道这是为什么？

再回到春藕斋出任务时，见到毛泽东，我感到前天那次演出就像是一场梦。毛泽东还是有血有肉活生生坐在我们中间谈笑风生，喝茶、抽烟、跳舞。聊天，一切都和普通人一样。两腿朝沙发前伸出时，又露出了线袜子上的两块补丁。我心有所动，对毛泽东说：“主席，您接见演出人员那天；我们都特别激动。大家都哭了，我也哭了。”

“你们还哭什么？”毛泽东淡淡的眉毛皱了皱，“我们经常见面么/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低下头，稍停片刻转了话头。“接见时，总理宣布了我们爆炸原子弹成功的消息。大家简直高兴得不知喊什么才好。”

“嗯，这件事还是值得高兴的。

“现在社会上笑话可多呢？”我继续说，“郊区农民卖小猪的不说卖小猪，说牵个赫鲁晓夫回去吧。

毛泽东笑着摇摆头，大概觉得这个笑话不适合严肃的政治斗争。他吸燃半截香烟，然后又慢条斯理说：“赫鲁晓夫伤了中国人的感情，不得人心哪，不得人心。我看他要不行了。

这话讲过不到一星期，赫鲁晓夫便“由于健康原因”．“辞去一切职务”了。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一位同志轻步走过来，把一张戏单交给我，小声说：“小玉，问问主席听哪段？”

毛泽东喜欢听京剧，跳舞休息时常放几段京剧听听，由中央台的同志负责放录音或是唱片。我将戏单交给毛泽东，毛泽东点了一出老生唱段。我已忘了戏名。

毛泽东听京剧常常用手敲着板眼，逢上老生戏还跟着唱几句。有时也请一些名角来表演。记得著名京剧演员裘盛戎见到毛泽东后，也是紧张得喘不过气，说不连贯话。毛泽东对此很皱眉头。现在想来，毛泽东固然伟大，但当时有些宣传搞得过分也是一个原回。把毛泽东神化了，因而有些人见了毛泽东就像见了神一样诚惶诚恐。我虽然经常见到毛泽东，不那么觉得神秘，但也并没完全摆脱这种“神化”宣传和弥漫全国的个人崇拜气氛的影响。春节时茶几上摆一些糖果，毛泽东随手抓糖给我吃，我从来舍不得吃一块，都是小心翼翼揣兜里，带回去分给同志们和家里的亲友。“这是毛主席给的糖啊！”我总是这样骄傲而又神秘他说。于是，同志们和家里的亲友也舍不得吃了，甚至不敢吃，宝贝似地保存起来——糖也被神化了。

我感到毛泽东不喜欢这种情况发生，但他有时也无可奈何。我们文工团有个小江非常想见毛主席，哪怕是远远望一眼呢。可她父亲解放前开一个小理发店，在那个年代这是属于出身不好。根本进不了中南海。她很羡慕我，常暗暗流泪，几次让我替她向毛主席问好。我对毛主席说：我们文工团有个小江，每次都让我代她向您问好，她特别想您。毛泽东连连说：“谢谢她，谢谢她。代我谢谢她。”毛泽东并不是想见谁就可以见谁的，他曾解释说：“我做事也得听党的安排，听组织安排。”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那种“神化”宣传越搞越厉害。有一次我对毛泽东说：“主席：您连续接见红卫兵多累呀？弄个高高的凳子坐***上就行了。”毛泽东笑道：“那怎么行？真是孩子气。”我说：“有个小学生等您乘车检阅，等呀等，实在憋不住上厕所，才走您的车就开过去了。这孩子回来没见上您，躺在地上就打滚，哭昏过去了。”

毛泽东皱起眉头，思索着什么很久没有说话。他后来又连续几次大规模接见了红卫兵。”

毛泽东是个感情非常丰富的人，并且不大掩饰自己的感情。有次跳舞休息，我坐在毛泽东身边同他聊天。毛泽东关心地问：“你们练功累不累？”我说：“累。挺苦的，夏天腿往外一踢，地上就踢出一串汗珠子。有时候还会出事故呢。”毛泽东问：“练功还会出事故？”我说：“可不吗。听说天津一个剧团里，演哮夭大的演员翻跟斗，不小心摔下来，把脖子戳进去了，戳进……”

“哎呀，不要说了，”毛泽东突然打断我讲话，一脸不忍的表情，连连摆手：“别说了，不要再讲了……”

还有一次。跳完一圈舞坐下休息，我掏出一方演出用的红手绢，正想擦擦汗，毛泽东忽然说：“这是手绢吗？我看看。”他拿去那个手绢，翻来覆去看，眼里露出一种孩子似的新鲜好奇的神色，用惊讶的声音说：“还有这么好看的手绢呀？

跳舞又开始了。我接回手绢，陪毛泽东跳入场地中间。

忽然，轰隆一声巨响，大家都吓一跳，毛泽东也不例外。音乐停了，跳舞也停了。原来是雕花木板墙掉下一块，有一米见方。好险哪，正好砸在毛泽东坐过的沙发上，板角把坐在旁边休息的一名女团员砸伤了。毛泽东随大家一起跑过去，脸上十分焦急，就像父亲看到女儿受到伤害一样焦急担心，连声问：“小赵，砸坏没有？啊？砸哪儿了？”小赵捂着腿咧嘴：“没。没啥，不要紧。毛泽东转身招呼工作人员：“快，快帮助检查一下，要抓紧治。”

1966年8月，我从云南边疆演出回来，特别想念毛泽东、刘少奇和朱德委员长。好容易盼到星期六去中南海出任务，可是春藕斋里的气氛已经全变了。变得冷清，变得沉闷。我再也没能见到刘少奇和王光美。当时的形势，我什么也不敢多问，见到毛泽东和朱德，也不像过去那样说话随便，尽量避开政治问题，到年底，朱德和康克清也不来跳舞了，春藕斋里只剩了毛泽东。

毛泽东也很少来了，即使来了也显得郁郁寡欢，总是带着思虑重重的表情。有时显得很疲惫，有几次甚至连眼都睁不开，限度浮肿．眼里有红丝，深深地打着呵欠，勉强跳一圈就想离开。但是医生不允许，看着表计算时间，要求毛泽东必须达到一定运动量才能离开。

有些问题我想不通，不大赞成那种乱造反，为此得了个“保皇派”的帽子，不许我去中南海出任务了。但是，毛泽东性格中有一种怀；日的感情，熟悉了便不愿换，也常打听我们这些熟人。于是。在我作了一番检查之后，领导又让我去中南海出任务了。

1967年的一天，我又来到了春藕斋。毛泽东很晚才来。我们正坐在沙发里打盹，都匆匆站起身来振作精神。毛泽东一眼看到了我，问：“小王，怎么好久没见你来？生病了么？”

“没有。”我不好意思地低下头，“我站错队了，领导没叫我来。”

毛泽东稍稍一怔，摇摇头：“群众么，站错了再站过来就是了，也值得这么搞！

我陪毛泽东跳舞，冷冷清清的舞厅突然使我伤感起来。就在一年前春节，我们还曾在这里表演节民那时的气氛多热烈啊。我们自编自演唱着“正月里来是新春”．给领袖们拜年。一拜毛主席。二拜刘主席，三拜委员长……还有许多著名演员跟我们一道联欢。可现在呢，我瞟一眼毛泽东经常坐着休息的那张大沙发，仿佛又看到参加“四清”回来的王光美坐在毛泽东身边汇报工作……景物依旧．只是人事已非。

“主席，”我小声说，“前几天我们统一去清华大学参加斗争王光美的大会。他们．他们用乒乓球做项链，给王光美挂到脖子上了……”

“胡闹！”毛泽东声音很大，显得有些激动不安，有些气恼。

我犹豫一下，又说：“刺大富还踢了王光美，叫王光美跪下

“蠢么！我一再说要文斗不要武斗，怎么还打人？”毛泽东不跳了，满面怒容，“他们都说拥护我，可他们根本不听我的话！

“文化大革命”进入1968年，就是毛泽东那双曾经扭转乾坤的手也控制不住运动的发展了。就在这一年，我也告别了春藕斋。我们全体文上团员都下列河北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