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桂馨，一名普通的劳动妇女。手背上露着青筋，目光善良柔和，身上弥漫着恬静纯朴的神气。我们很熟，她讲话总是那么从容朴实、显出“过来人”的宽容和威实。

19何年9月30日，我十六岁，转为中共正式党员。几天后。傅连漳同志找我谈了一次话。

“韩桂馨同志，李若要调走了，你去接她的班，到主席身边工作。你愿意去吗？”

“愿意。”我很激动，感觉到组织上的信任。

“那好。主席现在住神泉堡。陕北形势好转，江青同志已经来到河东接李的，你随她一起去吧。孩子到了上学年纪，上不了学，你不是高小毕业吗？要帮助她识字读书。”傅连漳同志说着。拿笔写了几张纸，把注意事项全部写清，还特意关照说：“江青是主席的生活秘密，管你们这一摊。遇事多向她请示，搞好关系。”

后来我得知，傅连漳所言“这一摊”其实只有卫士组三名卫士加上我这名阿姨。江青在延安以及转战陕北期间，没干什么大事，只是负责毛泽东的生活起居。她自己对此不满，有牢骚。政治局常委先后几次提议给她较重要的职务和工作，毛泽东都行使主席的否决权加以否决。直到1956年，毛泽东才同意江青担任较重要的工作，与陈伯达、胡乔木。叶子龙。田家英一样，成为中共中央直接任命的五大秘书之一，主要是帮助中共中央主席收集整理国际新闻。

记得那是1947年10月3日．我在山西临县三角镇双塔村第一次见到江青。那时她还不是“四人帮”．她只是毛泽东的夫人。

走进院子，我便听到一个稚嫩的童音在唱戏，是京剧“打渔杀家”中萧桂英的唱段。到窗口望望，只见一个脸蛋圆圆的小姑娘。头上包一块花头巾，腰间系一根麻绳子，手里抓一根木棍作船舵，边舞边唱。她前边立一位头上盘舍的女人，击掌作拍，不时指点示范。孩子发现了我，停住嘴不再唱。于是，我喊了声“报告”。

这就是我第一次见到江青和李钠，并且知道了江青会唱戏。

那时，江青还年轻，对我态度也和蔼。问过我的简况，便拍着依偎膝前的李钠说：“小韩阿姨，我就这么一个宝贝女儿，真像拖了块豆腐似的。前段形势紧，整天行军打仗，只好送后方来。现在形势好些了，主席也想女儿．我接她回去。她爱闹扁桃腺炎、爱发烧。阿姨，你要多爱惜着点。”我说：“您放心吧，我会尽最大努力的。”

李讪从小过动荡的艰苦生活，而且一直生活在革命队伍的集体环境中，所以不认生，很快便和我熟悉了，亲热了。江青显然很满意，解开当作枕头的包袱，送我几件衣物，有夹克航空装、列宁装。裤子和一双红皮鞋。我不肯要，她不依，一定要我收下。并且让我试穿。我从未穿过这种衣服，穿上后就像换了一个人。江青得意地围绕我转着，上下打量：“很合身么！这些衣服我平时都舍不得穿，我要送给你，一定要送给你。李钠也交给你，我相信你会带好她。

于是，我不好再拒绝了。同时，我心里有一种说不清的模糊感觉，似乎惶惑：以江青这样身份的人，办事怎么也带了某种社会上常见的习气？但那时，我主要还是从正面理解，看作是她对我的关心，对我表示的热情。

“来吧，现在让我给你理理头发。”江青将一块毛巾围在我脖子上，用剪刀替我理发，一边给我解释什么样的头型理什么样的头发好。讲着讲着就讲到了上海，讲到城里姑娘的打扮，讲到舞台和电影演员的现代生活。于是，我又知道了她曾是上海有名的女演员。对于我这个十六岁的农村姑娘来说，她讲的一切我都感到那么神秘、新鲜。特别是当她把镜子拿我面前问：“怎么样。是不是漂亮多了？完全成一个城里姑娘了。”我朝镜子里瞟一眼。脸立刻红了。我承认，她确实会打扮。尽管她有些爱显示，喜欢表现自己。进城前，一些女同志还是愿意叫她梳剪头发的。她有时也替警卫人员理发。她自己当然更突出些。她皮肤白皙、头发又浓又黑，流成两条大辫子，然后盘成一个舍。喜欢穿蓝旗袍或列宁装，有时也穿军装，剪裁很合适。军帽稍稍仰起在脑后，走路举止都露着当过女演员的痕迹。接触多了，我发现她争强好胜，不放过任何表现自己的机会。会河西，她一路讲述转战陕北的故事。绘声绘色，滔滔不绝。她说：“在延安，女同志很多。那时环境安定么。后来都撤退了，只剩我自己。危险了么，天天行军打仗，毛主席不过黄河，我也决不过黄河。现在形势好转了，缓和了，女同志又渐渐多了。那时可是危险的呀，三支队一百多人，屁股后面天天牵着胡宗南的军队，有时牵四五个旅，有时十几个旅。我是不怕的……”

当时，毛泽东正在农村搞调查。我在黄河边的南河底村见到了毛泽东。虽然我在延安也见过毛主席几次，但这次见面我仍然惊讶得目瞪口呆。生活中的毛泽东与公众场合出现的毛泽东是多么不同呵！

“娃娃，我的大娃娃，好娃娃！”毛泽东这样喊着，毫不在意身边有那么多工作人员。抱起李讷亲着，拍打着后背，拍一下喊一声：“大娃娃，乖娃娃，爸爸真想你哟！”

李钠呢？李钠就喊：“小爸爸，乖爸爸，我天天想小爸爸。”她给“小爸爸”表演一段“打渔杀家“。我看到毛泽东眼圈红了。湿漉漉的。

晚饭，毛泽东一家三口在一个饭桌上吃。那时河西由于胡宗南的二十万人马烧杀抢掠，又吃又毁，粮食极端困难。毛泽东和大家一样天天吃咸水煮黑豆。这天晚饭是吃用黑豆压扁的“钱钱饭”。李讪吃得还挺香。她忽然问：“爸爸，为啥吃饭那么香，拉屎那么臭呀？”

大家都笑了，江青说：“吃饭怎么说起拉屎了？多脏多恶心哪，不要说了，吃完饭再说。”毛泽东却不在意，说问得好，并且给李钠详细解释了食品营养和人体消化，吸收以及排泄的道理。

毛泽东对女儿的疼爱是显而易见的。但是，饭后他对我说：“阿姨，以后你就带李钠吃大食堂吧。我有些发怔。大食堂一天两餐咸水煮黑豆，连皮都不去，大人吃了还光放屁拉不出屎，肚子胀得难受，一个小女孩子怎么受得了？卫士组组长李银桥望望江青，江青大概不好出面说话，但是眼神已把意思表明。李银桥就劝道：“孩子才六岁，还是跟妈妈一起吃吧。”毛泽东把手臂弯着，大手由里向外一挥：“陕北老乡的娃娃吃黑豆一样长得壮。你不要说了。”

只此一句，大家全闭了嘴。以后我发现，毛泽东说定了的事，轻易不允许别人再反对。

第二天，我带着李钠，随毛泽东和江青转移到杨家沟，在那里住了近半年的时间。

行军中，江青骑了一匹大青马。那时，一切为了前方，好马都送到作战部队，后方使用的全是老马劣马。毛泽东骑的也是一匹老马，唯独江青骑的大青马是匹雄健的好马。这匹马本是贺老总送毛泽东的，毛泽东没有要，被江青要去了。那是1939年，江青喜欢驯烈马骑烈马。她生性好强，千什么事都要占上风。周恩来要去党校讲课，先到毛泽东那里请示一些问题，出来时，江青一定要送。她要和周恩来比赛骑马。中央首长骑的都是老马弱马，哪里比得过贺老总送来的这匹好马？江青打马从周恩来马旁冲过时，周恩来的马受惊，尥蹶子将周恩来摔落马下，右臂折断。经当时在延安的印度医生柯隶华医治，未治好。后去莫斯科医治，效果仍不理想，留下残疾。毛泽东为此曾严厉斥责过江青。

初到杨家沟，已是秋末冬初。江青忙着给李钠做棉衣。织毛线衣。她针线活不错，李询的衣服基本都是她做，无论裙子、布拉吉，还是棉衣棉裤。特别是织毛衣，织出灯笼袖，蜂离一样的花。我不大会针线活，更不曾织过毛衣。她便说：“李烟的衣服不用你管了，你就给老板补衣服吧。”

撤出延安后，一直到进城初的几年，江青都把毛泽东称为“老板”。开始是为了转战中的保密，后来是叫习惯了。直到全国人民都叫惯了“毛主席万岁”，她才改口称毛泽东为主席。

毛泽东生活俭朴．随遇而安。衣服全是又旧又糟，补丁接补丁。特别是衬衣衬裤，指头稍一用劲就能捅个洞。我又没干过针线活，补起来更吃力。记得补一件衬衣，本来袖子上只破一个洞，还没把那个洞补住，不小心针扎了手，一哆嗦，手指头又在袖子上捅出个新洞。我向卫士组组长反映情况：“李组长，主席的衣服全糟了，补不住，换件新的吧！”李银桥摇头：“不行啊，这要江青说了算。”我说：“那我去找江青。”他又摇头：“江青也得听主席的，主席不同意，谁也不敢给他换新的。”

“我去找主席说。”我年轻气盛，拿了衣服去找毛泽东。毛泽东正在写作，掀起眼皮望住我说：“阿姨，麻烦你了。我们现在还困难，一切为了前方，节约一点是一点。你就辛苦些吧，谢谢你了。”

还能说什么呢？我只好退回自己房间，一针一针小心翼翼缝补。第二天早晨、我把补好的衣服给毛泽东送去。毛泽东还在写作，江青接过了衣服。她看看我补的补丁，又显示地扬扬她自己缝制的衣服．将匀称的针脚持出来让我看。我脸红了，特别是她脸上流露出的那种半是得意半是讥嘲的笑容，使我全身尴尬难受。然而，她并没完，忽然推着我朝毛泽东面前走，一边举着那件衣服说：“老板，你看看阿姨干的活，她补的补丁，哈哈，针线多粗呀？”

我脸上热辣辣，自尊心受到极大伤害。我几乎忘记江青的身份，只觉得这是一个女人对另一个女人的羞辱。我眼里涌出泪花，抿紧嘴角，身体本能地朝后靠着反抗。可是江青还在推着我向前走：“老板，你看呀，阿姨给你补的补丁……”

毛泽东写得正专心，开始并没听清江青喊什么，只是随意掀了一下眼皮。正要低头继续写，目光忽然和我含泪的两眼相遇了。他突然沉下脸，并且听清了江青的话，立刻一拍桌子：“你要干什么？”

江青一怔，松开了我的手。

毛泽东已经立起身，走到江青面前，指着她鼻子说：“你是改不了的资产阶级作风！阿姨缝得怎么了？我看就比你强！她是革命同志，是帮助我工作来的，你想干什么？你给我向她道歉！

我低着头走出房间。屋里，毛泽东还在继续批评江青。工夫不大，江青来到我的房问：“阿姨，刚才的事怪我。我不是故意的，我这个人就是这种急脾气……”

我至今认为江青讲的是真心话。她不是故意的。但是，她说得不准确。这不是“急脾气”．而是一种“天性”。我认为毛泽东事后说的几句话是比较准确的：“江青这个人就是个人主义，出风头，爱表现，从来不会为别人着想……”

从那天起，江青开始教我针线活，教我织毛衣，手把手教。有时热情得使我不安，有时又按捺不住地流露出一种优越感。她教会我针线活，却也损伤了我的感情。我曾感激她，却从不曾喜欢她，我无法同她建立那种真正的友谊。毛泽东亲口对我和李银桥讲过：“她这个人哪，跟谁也搞不到一起。”

冬天到了，一次，江青交给我几块剪裁好的毛皮，让我缝皮袄。我连一般针线活都还做不好，缝皮袄就更难了。可是，既然交代了就要做。我费了好大劲，总算缝上了。江青拿去一看，立刻又发了脾气：“这缝的是什么啊？这怎么行？拆了重缝！”我接过皮袄悄悄退出。拆线时，我独自暗暗流泪。

第二天一早，江青忽然来到我房间，面色变得比小孩子还快，拉着我的手说：“阿姨，你看我昨天又发脾气了。唉，我就是这个急脾气，你是了解的，不要往心里去。”

我是了解的，我没有怪她。我不想往心里去，但我也无法和她知心贴心。那时，我带李讷吃大食堂，只有星期天偶尔让李讷随父母吃顿小灶。生活异常艰苦，贺老总曾看到毛泽东的饮食。内心十分不安。回到河东后，遇上机会便托人给毛泽东送点腊肉和几条鱼来。毛泽东总是分送周恩来、任弼时及伤病员共同吃。那天晚饭有条鱼，江青叫我一道吃，我不肯吃，她不答应。她给李讷夹块鱼，再把筷子倒过来，夹一块给我吃。李钠特别懂事。她难得吃鱼，眼睁睁盯着鱼，吃一日便等着下一口。可是见我不吃，便搂着我一定叫我吃。她说：“阿姨不吃我也不吃。”多好的孩子啊！我张开了嘴，于是，一大块鱼送到我嘴里。我嚼啊嚼，就是咽不下去。喉咙窒塞了，我把李钠紧紧地搂在怀里。一条鱼，就这样被我和李钠你一口我一口地吃完了。那时一条鱼比现在一桌席要金贵得多。

江青唯恐我带不好李钠。她多心了。我带过许多中央首长的孩子。比较来说，我最喜欢，心里最疼爱的还是李钠。在毛泽东的子女中，她吃苦最少，但是与我带过的其他孩子比较，她又是吃苦最多的。

李钠生得天真活泼，皮肤白皙，随母亲；两眼漂亮有神，随父亲。她六七岁便像小大人似地随部队行军走路，一本正经和大人比赛谁走得快。她好强，你若说她走不动，叫她骑马，她就会一股劲走下去，累出病。你若说：“李钠，你敢骑马吗？她就会说：“敢！”于是，就可以把她抱到马背上了。有时，我背她行军，路走长了，汗水流下来。忽然，一双小手在我脸上轻轻擦过。李询的嘴唇贴着我耳畔悄悄说：“阿姨，我长大了一定背你行军打仗。”我心里倏地一热，眼圈立刻湿了。

战争锻炼人。李钠六七岁就经受过敌机的轰炸扫射，会躲空袭。每到开饭时，她也像战士们一样拿着小碗，打一碗饭一碗菜。最困难时，一个多月天天吃黑豆，从没喊过一声音。

可是，有一天李讷认真发了愁。

那天，毛泽东同一名警卫开玩笑：“朱老四同志，你的牙齿怎么这样黑呀？是不是吃黑豆吃的严说着，毛泽东先笑了，大家随即都跟着大笑。李钠没笑，也失去了活泼，悄悄用嘴唇吮牙。孩子有了心思。终于，她悄悄问毛泽东：“爸爸，我的牙齿很黑吗？”毛泽东没能马上明白孩子的心思，兴致勃勃逗着说：“张嘴，”张嘴叫爸爸看。”李钠皱紧双眉：“我也是天天吃黑豆……”她望望周围，朝父亲张开嘴，露出缺了门牙的两排洁白牙齿。毛泽东抱住女儿，拍打后背说：“我的娃儿，黑豆怎么能把牙齿吃黑呢？爸爸是跟叔叔开玩笑呢。黑豆是好东西，营养价值高，越吃牙齿长得越白越结实。”

除了照料李钠的生活，我还要教她识字。她聪明伶俐，学字很快。她首先学会的一些字是“人民”、“群众”、“革命”、“战士”等等。用树枝在地上写，也在纸上写。为了李钠练字，我请毛泽东写字帖。毛泽东连连摇头：“不行不行，我的字不行。叫她妈妈写，她妈妈的字好。

江青的毛笔字和铅笔字写得很出色，尤其楷书好。李呐练字的字帖全是江青写的。受其影响，现在李钠的字画都是相当有水平的。

在教李钠识字读书的同时，我自己也加强了学习。一天深夜，我正在抄笔记。毛泽东工作累了，到院子里散步，见我屋子里亮着灯，便敲门走进来。他拿起我的笔记本着看，问：“字写得蛮漂亮么，为什么又要抄写呢？”我说：“多抄几遍增强记忆，丰富知识，也能更好地教育孩子。”毛泽东不以为然，摇头说：“这个方法不见得好。知识多得很，那个小本才有多少知识呢？青年人脑子好，应该多读多看，不要把时间浪费在抄笔记上。当然，字也可以练，但不要这么练。你看的东西多了，知识丰富了，字写得差点也没关系。”

我从毛泽东那里得到许多启发，摸到一些学习门道，也丰富了教育孩子的方法。毛泽东说，对孩子既要严，又要放得开。乱淘气不行，不淘气更糟，还是有点小淘气的好。孩子太老实了没出息，说不定还有病。能淘气会淘气的孩子，一是健康，二是聪明。

毛泽东办公累了，常在院子里散步。他喜欢摆动两臂，扭着腰走。这时，李钠便和她的小朋友胜利。幸福（胡乔木的女儿）排成一溜，跟在毛泽东身后，模仿着扭，并且格格地笑成一片。于是，毛泽东越扭越起劲，头、颈、肩膀、身子和腿扭出几道弯，样子滑稽得很。小姑娘们也跟着加大动作幅度，越扭越欢，终于嘻嘻哈哈摔倒成一团，气氛是那么欢快热烈。也有的时候，毛泽东只是背着两只手踱慢步，眉头微皱，在院子里走过一圈又一圈。这时，李钠便一声不响，也背着两只小手学父亲的样子迈大步。她腿短，追不上父亲，走几步就需跑几步。过不多久，她忍不住装大人嗓音干咳几声。毛泽东猛一回头，做一个抓人的姿势，李钠便尖叫一声，格格笑着躲藏。毛泽东说：“你和我藏猫。学我，我早发现了呢。李钠说：“开始发现了吗？我跟了你好久呢。毛泽东便装糊涂：“是吗？开始就跟了？那我可没发现。”李钠得意了，自信地说：“我知道，爸爸扭着腰走就是不想事。背着手走就是想事情呢。对不对？”毛泽东开心大笑，一把抱起女儿：“娃娃，我的好娃娃，你也学会观察哩，不简单哟！”

人民解放军发动了全国规模的进攻，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叱咤风云，所向披靡。形势明显好转，胜利在望，这时的江青也不知不觉起了一点变化。

首先是吃饭有些讲究了。想吃鸡，想吃鱼，想吃肉。而且每天一定要吃一点蔬菜才行，否则就按着心口窝说胃不舒服。困难时，天天吃黑豆她也没意见，现在有米有面偶尔也能吃到肉了。她却意见多起来。咸了淡了，油大油小．总是不对口味。她甚至对毛泽东也挑剔起来，绕山绕水他说毛泽东头发蓄得太长，不修边幅。吃东西太辣太咸。不懂饮食卫生。掉到桌上的米粒菜叶不该拾起来往嘴里送。毛泽东饮食不讲究，只要辣，吃什么都香。如果连续用脑过度，他也会向卫士组组长李银桥提点希望和请求：“能不能帮我搞碗红烧肉？肥点，我想补补脑子。说完，还带点孩子气地笑笑。

江青对此是看不惯的。实在说，她是懂一些营养学的，出发点也是为了毛泽东。她说：“老板岁数已经不小了。吃肥肉多了不好。现在形势好转又不是没条件，多吃点鸡鱼蛋，吃点瘦肉更好。”

有次毛泽东连续工作三昼夜，每昼夜只吃两餐素面或麦片粥，是用茶缸子煮的。他吩咐李银桥：“饿了，你想办法弄碗红烧肉来，还要肥的，我补补脑。

江青知道了，皱起眉头说：“真是改不了的农民习气！你不要弄了，贺老总不是送来腊肉和鱼了吗？给老板做得有滋味些。什么不比那碗红烧肉强？”

吃饭时，毛泽东见没有红烧肉，发了脾气，大声责问侍立一旁的李银桥：“怎么回事？交代了的事情为什么不办？是办不了还是不想办？啊！”李银桥看看坐在旁边的江青，江青不做声。毫无承担责任的意思。李银桥不好说出江青，一阵委屈，哭了。就那么一声不响地站着流泪，什么话也不解释。毛泽东似乎看出了什么，不再责问李银桥，抓起筷子草草吃了几口饭。

饭后，毛泽东把李银桥叫进屋，声音变得温和：“我发脾气不对，可是……怎么回事？又是江青？”

李银桥只是流泪，不肯说。毛泽东追问再三，他才说出是江青的交代。毛泽东拍了桌子：“我就是农民的生活习惯，我本来就是农民的儿子！我吃饭不要她管，今后我吃我的，她吃她的。就这么办了！””

大凡毛泽东讲出的话，轻易再不肯改口。此后，毛泽东和江青一直是各吃各的。偶尔在一个桌子上用餐，也各吃各的饭，各吃各的菜。江青的菜，毛泽东从不动一筷子，他就有这么股倔劲。毛泽东的菜，江青仍坚持要夹几片尝尝，她是想关心一下毛泽东的饮食，但轻易再不敢多嘴。何况，毛泽东说过，能吃辣的人革命性强，她总要夹片毛泽东的菜辣辣嘴。

江青身上的娇骄二气渐渐变得明显。她驯烈马时的那种泼辣强悍，行军作战时的热情朝气越来越难得看到。在杨家沟居住的后期，她房间装了电铃。于是，卫士值班室的电铃便经常震响。她越来越习惯支派人，使唤人。早晨起床，她总是拥被而坐，在床上擦脸漱口，由卫士用木盘端来早餐，吃过才起床。据说这是受外国人现代生活方式的影响。记得有次电铃又响了，值班卫士张天义赶紧跑去她房间。工夫不大，张天义回来。我们问：“什么事？”他沉默片刻，叹了口气：“唉，江青越变越娇气了。过去行军，她常鼓舞咱们振奋精神。可现在……唉。”李银桥问：“到底什么事呀？张天义苦笑道：“她要暖水袋。其实暖水袋就在旁边，迈一步就能拿到，她就不肯自己动手。”

大家沉默了。我猜大家一定和我想的一样：江青变了。过去行军。她能关心同志。走累了，她动员大家唱歌。唱累了，她出谜语叫大家猜。有个谜语我至今记忆犹新：“日行千里不出房，有文有武有君王。亲生儿子不同姓，恩爱夫妻不同房。”行军休息时，她叫李钠给战士们表演京剧：解手时，她给我讲解妇女卫生知识……那时真有一种亲密的战友情谊。现在形势好了，她怎么这样快就以主人自居，把同志们当佣人一样使唤起来？

这时，由毛泽东提出的以“三查”。“三整”为中心的整风运动进入高xdx潮。一天，江青忽然向李银桥发牢骚：“真见他娘的鬼了！查来查去竟查到我头上来。我明明是1933年入党，有人就硬说我是1935年！”

这样的事情李银桥是不好插嘴的，只能老老实实听着。江青见他不附和，便皱起眉头显出不悦。因为平时她是喜欢李银桥的。叫其他卫士都是不叫名，只喊“卫士”唯独叫李银桥时。喊“银桥”，特殊看待的意思。

“银桥，他们还说我对你好，送你衣服了。我送过你衣服吗？”江青问。

“没有！李银桥急了，喊起来：“谁说的？”

“还是的吧．造谣嘛！有些人打起仗就往后撤，一来运动他就在前冲，专门整人！他们整我就是想整主席，在延安时候就这么整厂江青忽然换上一种神秘的表情，煞有介事地感叹：“你们年轻哪，不了解历史，特别是党内一些斗争。在江西苏区有人就整主席，那是想要他的命哪！就那么搞来搞去，冤死过多少人呢……你们是不知道啊，我过去也不知道……”片刻，她皱紧眉头狠狠哼了一声，“搞么，这次你搞人家，下次人家就可以搞你，看看谁搞倒谁！”

对于我们这些来自基层的同志，一向只接受正面教育，哪里听说过这种话呀？一时目瞪口呆，气都忘了喘。

第二天早晨，毛泽东的房间里便传出争吵声。当时，毛泽东工作一夜，准备休息。江青睡了一夜，准备起床。两个人就在床上吵起来。卫士组组长李银桥站在外面，光着急，不好进去劝。以往，毛泽东与江青发生争吵。工作人员视争吵内容决定劝不劝。有时能劝，有时不能劝。这次是为了江青的历史，并且牵涉到她年轻时的生活和恋爱方面的事，自然不好进去劝。似乎江青让毛泽东替她说句好话，毛泽东不答应。毛泽东的声音充满愤怒；既然没问题，你怕什么？为什么要让我说话？接着是江青吵嚷：他们搞的不是我，我不过是个小小的秘书……毛泽东的声音严厉：党员接受组织审查，任何人都不能特殊！江青哭着嚷：反动报纸的宣传能相信吗？他们还骂你和朱德是土匪呢，多少次登报说你被击毙，能信吗？有些人和反动派唱一个调，那是为了攻击你！毛泽东突然吼起来：“你这个人混！你给我滚，滚出去！这声吼许多人都听见了。

江青披着衣服冲出门．脚步稍一顿，从我窗前快步走过，一边擦着泪，到周恩来的窑洞里去了。每次她与毛泽东发生争吵。总要去找周恩来哭诉。周恩来善于调解各种复杂的矛盾，就连董必武发脾气，打儿子这样的事，他也是一听就去，去了就能劝住。

院子里静极了，工作人员都悄悄守在岗位上，没人议论，没人走动。直到中午十二点，江青才从周恩来的窑洞里出来。

这时，毛泽东已经起床，李银桥小心翼翼端洗脸水进去。一般情况下，毛泽东醒后并不马上起床，由卫士递条湿毛巾，擦擦脸，接着便喝浓茶。边喝边看报，或者批阅文件。他有躺在床上办公的习惯。

这一次，毛泽东擦过脸后，没有马上看报。他望着李银桥，伤感他说：“你是党小组长，我跟你说，江青是我的老婆，要是我的公务员早把她赶走了。

李银桥1938年参军，一直是在首长身边当公务员、勤务兵。给周恩来当过卫士，而后又给毛泽东当卫士。他有经验，他知道毛泽东不需要他说什么劝解话，只需要他听。毛泽东像普通人一样，苦恼时需要找人诉说，发泄心中的郁闷。

“唉，凑合着过吧！”毛泽东抬眼望着窑顶，沉默片刻，又垂下眼帘，声音低沉懊丧：“当初结婚没搞好哟……如今，我这个情况，我这样的人，再闹离婚包不好。背了政治包袱……政治包袱哟！”

接连两天，毛泽东和江青彼此不说话。这件事还是周恩来帮助解决了。江青解脱后，曾经很感激周恩来。她说周恩来温和文雅，善于体谅人，人前人后，她都是称周恩来为恩来，称邓颖超同志为邓大姐。进城后，她很少去看望其他人，但是常常要去西花庭看望周恩来和邓颖超，直到”文化大革命”爆发前。“文化革命”中，江青大反周恩来，越往后越激烈，我们都曾大惑不懈。倒是与她“并肩战斗”过的陈伯达，因为从同一营垒里出来，说出了一定道理：“她善于隐蔽，善于向人暂时献媚，乘文革动乱之机，使用一切好计，凡是阻碍她的，触怒她的，不论什么人，不论什么小事，她都视为大逆，都想加以消灭。”

“三查”“三整”的一段时间里，江青恢复了对周围工作人员的热情和友好态度。然而，运动过后，她便故态复萌。记得到西柏坡后，机关养了一头奶牛。毛泽东夜里工作太累，有时便挤些牛奶给他喝。我不懂怎样热牛奶，放在火上，以为和烧开水一样，便走开了。时间并不长，回去一看，锅已经烧红了，牛奶不见了，只剩一屋子糊味。主席喝不上奶，我急哭了。江青为此发了脾气。事后她训斥我们整个工作人员：“你们是为我和主席服务的。我们只要不高兴，就是你们工作没做好！”李银桥悄悄撇嘴，刚一定开便小声说：“你和主席吵架也是我们工作没做好呀？”张天义说：“到主席那儿告她一状，准够她受。”李银桥说：“大决战就要开始了，你们别给主席添乱！”

李银桥是我的行政领导，也是我的党小组长。工作在毛泽东身边，生活在毛泽东身边，我们整天见面，接触很多，渐渐熟悉，彼此产生了感情。

那时，男同志多，女同志少。少数女同志是众多男同志竟相瞄准的目标。追求我的男同志自然也不少。

江青先后给我介绍两名老红军；我都没同意。我心里想着李银桥，又说不出口。江青虽然关心我的生活问题，偏偏又看不透我的心思。“我坚信李银桥心里也想着我，只不过情况和我一样。也说不出口罢了。那个年代的青年男女，谈情说爱的本事都不大。

还是毛泽东善于发现问题，看出些名堂。有一天散步，他忽然回身望住紧随其后的李银桥：“你看小韩这个人怎么样？”李银桥未加思索，随口应道：“不错。

毛泽东笑得蹊跷：“你们可以多接触，多了解一些么。

李银桥从毛泽东的神色里感觉到什么，脸一下子红了，低下头不再言声。

于是，毛泽东的声调变得温和而亲呢，像父亲同孩子谈心：“多谈谈么，互相多关心．多帮助。以后……那多好。

毛泽东说得含蓄，意思已经很明确。可是，要把问题谈明。无论对李银桥还是对我，都是太困难了。比打国民党困难。不久，我们随毛泽东来到西柏坡。生活更加安定，我们的接触也更多了。有次散步，毛泽东又悄悄问李银桥：“你们谈得怎么样啊？”

李银桥郊颜低头，窘笑不语。他就是这么窝囊！

“不要封建哟，你们谈我是赞成的。”毛泽东侧脸望着李银桥，笑得幽默：“不要靠媒人，啊，我的卫士要自力更生娶妻生于么。”

李银桥笑得那么难堪。笑过又着急。他工作很出色，谈情说爱就笨得像换了一个人。这时，恰好发生一件事，给了我们“突破”的机会。

李银桥家里来信，给他介绍了一个对象。李银桥对自己的事，无论大小都愿意请毛泽东参谋，帮忙出主意。他拿了信去找毛泽东：“主席，你看这事怎么办？

毛泽东看罢信，反问：“你打算怎么办？”

李银桥的本事就是低头不吱声。

毛泽东哈哈笑出声：“银桥，你就是太老实。谈恋爱也要动脑筋么！你就不会拿信去问问小韩，请她帮忙吗？”

李银桥心里顿时一亮，拿了信跑来找我。

“小韩，你看看这封信……”李银桥嗫喻，眼睛在我脸上一瞟又一瞟，“你看怎么办？如果，如果……我就推掉吧？”

我看完那封信，心跳得好厉害。有气无力地喃喃：“那就、那就，那就推掉吧。”话一出口，我的脸立刻烧得通红。李银桥却变得胆大了，眼睛盯住我不再动，说：“那你代我写封回信吧？我低下头，嘟哝着：“你，你可真聪明……你也真傻。那么多人找我我都没答应，就等……你找我，我就，我就答应……”

他直到这时才握了我的手。我眼圈湿了，小声说：“现在男同志多，女同志少。将来进城，女同志多了。你，你可别丢了我……”他握住我的手不放：“看你说到哪儿去了，我是你们组长，我还得做榜样，起模范作用呢。”我说：“你是我的领导，你就领导我一辈子吧。”

听银桥说，他回到毛泽东身边，把经过详细汇报一遍。毛泽东很高兴，说：“走，一起散步去。”那次，毛泽东和李银桥是手拉着手走出屋门，一直走到山里，始终不曾松手。他们深深吸吮着山野清新的空气，毛泽东还用另一只手轻拍轻抚银桥的手背：“谈下去，银桥，继续谈下去。你们都在我身边工作，又都是安平县的老乡，走到一起来了。要说缘分这就叫缘分。我等着喝你们的喜酒。·

1948年12月10日，我和李银桥写了申请结婚的报告。不到两天时间，各级领导在报告上作满了批示。诸如：“大大好事。甚为赞成”、“完全赞成”、“同意并致贺意”。“十分赞成”、“总支委员会同意”等。这份报告我们珍藏至今。

两天后，我们结婚了。限于当时的环境条件，我们没举行什么仪式，只是江青帮我梳剪头发，穿戴打扮。她说：“老板帮助你们成了事，我也得作点贡献呀。”进城后，住在香山。毛泽东忙中抽空，对李银桥说：“过去条件不好，现在有些条件了，你们选个日子，把仪式补了。”李银桥说：“现在工作多紧张呀，要建立国家了，仪式就免了吧。”毛泽东说：“该补该补．一定要意思意思。

于是，我们便选定“五四”这天举行仪式。毛泽东听说了。频频点头：“好，这个日子选得有意义。”

可惜，那天毛泽东继续开会，接见民主人士，未能参加。李钠才九岁，却那么懂事，帮助我收拾屋子，还参加我们的仪式。仪式由阎长林主持，开了两桌席。李钠还表演了节目．说：““祝叔叔阿姨快乐。

毛泽东未能喝我们的喜酒，但是吃了我们送去的喜糖。年底，他去莫斯科访问，李银桥想跟随一道去。他说：“小韩不是有了身孕吗？你不要去了，留下好好照顾她。”

相比之下，毛泽东对亲生儿子的婚事，要求便严格多了。

那时，毛岸英也住在西柏坡，身上穿的总是父亲穿过的旧衣服。虽然他年纪比我还大，但我们在毛泽东身边工作，所以他叫李银桥叔叔，叫我小韩阿姨。

毛岸英也在和刘思齐谈恋爱，有些着急结婚。毛泽东说：“思齐是个好孩子，你们恋爱我同意：可是现在不能结婚，思齐还小．不到结婚年龄……”

毛岸英急道：“可我都二十六岁了！”

“我是说思齐不到年龄。

“思齐也十八了。”

“周岁虚岁？”

“岁数不到，结婚的多着呢！

“谁叫你是毛泽东的儿子！毛泽东拍响桌子，“我们的纪律你不遵守，谁还会遵守？”

毛泽东发起脾气谁也不敢再顶。毛岸英出来，独自伤心。我劝他不要急，等有机会再跟主席说。他愁眉苦脸不做声。恰好院子里一只公鸡追母鸡。他嘟哝一声：“公鸡还要找母鸡呢，我可是个人！”便满腔委屈走开了。

第二天，毛岸英没起床，躺在床上哭闹，谁也劝不住。银桥向江青报告，江青有难处，不好出面。和一般人家的继母一样。她对毛泽东的前妻的孩子很谨慎小心。特别是对长子岸英，说话办事都很注意，尽量热情，不要闹矛盾。对岸英的婚事她是热心帮助的，曾给岸英介绍过一位北平来的傅小姐。傅小姐长得很漂亮，但是吃不了小米受不了苦，对江青热心的事并不热心，终于又跑回北平，那次介绍没成功。

“这事还是让老板出面劝吧。江青说。

于是，警卫排长阎长林又去报告毛泽东。毛泽东一听，火了。大步赶到儿子的屋门口。毛岸英还在床上哭闹，忽听门口一声吼：“毛岸英，你想干什么？”

1948年12月，济南解放不久，江青便千里迢迢赶回济南一趟。因为她母亲死了。接触一年多，她第一次讲了点过去家里的事。

江青说，她老家是山东诸城县，父亲开了个木匠铺，讨了两房妻室。她是二房生的。她爱母亲，恨父亲。父亲脾气暴躁，嗜酒尚武，是写入的都头，打人的惯手。喝醉了酒。抄起家伙没轻没重打老婆。江青说，她母亲被打断了指头。她为了救护母亲，被打得满嘴流血，牙也差点打掉。于是，母亲带着她逃出家，到有钱人家去做庸人。

以后，江青又陆续讲了一些情况。她说，她母亲帮佣的那家人家，是诸城县四个有名的大家族之一。姓张，张家的二儿子就是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康生。最近有些写“外传”“野史”的作者，捕风捉影。说江青与康生那时便有暧昧关系，实际并不真实。江青那时才十岁，而康生已经人上海大学读书。江青离开诸城县时也只有十二岁，不可能有那种事情。她到天津投奔同父异母的姐姐李云露，靠在秦系军阀部队当军官的姐夫维持生活。从一些正式材料上看，她讲的这点历史还是基本真实的。

江青带了李银桥。阎长林等四名卫士和工作人员，乘一辆美国中吉普到石家庄市，转乘火车至德州，再转乘汽车到达济南。受到济南市市长姚仲明和市政府办公室主任陈秉忱的接待。她母亲葬在济南公墓。江青下车后即去公墓给母亲上坟，送了花圈。她本来就爱哭，那次哭得挺伤心。上坟之后，在济南市故地重游，玩几天。正赶上她哥哥结婚，便去参加祝贺。

江青的哥哥叫李干卿，在铁路上工作。已经五十多岁，是再婚。新娘三十岁左右，过去是个妓女。大嘴大眼，比较胖，模样还算漂亮。穿一身旗袍，涂脂抹粉，擦了口红。江青送了礼品和钱，说几句贺喜话，转身悄悄对随行人员笑。她不大看得起新嫂子，一出门就说：“没文化的人就这样，越打扮越俗气。”

相比之下，江青对姐姐要亲热得多。当时她姐夫已死；姐姐带着儿子王博文独自生活，日子很苦。江青反复对身边人说：我小时候是靠姐姐姐夫生活的，他们帮过我很大忙。我总是要报答他们的。于是，她让姐姐李云露带着儿子随她一同回了西柏坡。李云露长得虽不如江青漂亮，但是人要比江青老实厚道。她于1988年5月25日病故。她的儿子王博文现在清华大学工作。

形势不断好转，毛泽东家里的人口渐渐增加。毛岸英来了。李敏不久也来了。

那天，毛泽东房间里又传出哭闹声。江青跑出来，哭哭啼啼去找周恩来。她每次与毛泽东吵过架，多数都是去找周恩来哭诉。后来我才知道，是贺子珍带者娇娇（李敏）回国了。毛泽东本是想见贺子珍的，江青又哭又闹。一些领导同志从大局考虑。为避免毛泽东的家庭矛盾影响他对全国革命事业的领导和指挥。作出决定，没有让贺子珍来。只把李敏接来了。

李敏来后，江青让我把李钠交她姐姐李云露照看，由我照料李敏。李敏是个非常好的孩子。勇敢坚强，能吃苦，有主见，独立生活的能力强。她幼年的艰苦经历，在王行娟所著《贺子珍的路》中已有详细真实的记录。

我负责照料李敏后，我和李银桥两人与江青的关系更进一步紧张起来。我带李敏，江青便交代说：“你要注意呢，不要讲什么亲娘后妈之类的话，不要把李敏教坏了，不许提贺子珍！”

江青穿过的旧衣服常给李敏穿。李钠小，捡不了旧衣服穿，只能做新衣服。正常家庭，这种情况也算正常。但是江青就不但想，她毕竟是后妈，这样做李敏能没意见吗？江青不为别人想。她习惯于挑剔别人，猜疑别人。她认定是我说了她什么坏话，怒气冲冲责问我：“你背地里说我什么了？啊．你不要挑拨我和李敏的关系厂

那时，毛泽东家里的孩子渐渐多起来，年纪比较小的有李敏、李们、王博文和毛远新。

毛远新是毛泽民烈士的儿子。他母亲叫朱丹华。毛泽民牺牲后，朱丹华同志与方志敏烈士的弟弟方志纯结婚。1950年，方志纯和朱丹华一道来看毛泽东。毛泽东喜欢毛远新，大约还有怀念弟弟的原因，提出接毛远新到自己的身边抚养。经过商量，朱丹华同意了，这样，毛远新便来到毛泽东身边，只是在假期去南方看望母亲。也许因为毛远新是男孩子，加上是烈士子弟，江青对他比较亲近、关心，不摆架子，也没闹过什么大矛盾。

粉碎“四人帮”后，李银桥和我先后由天津调回北京。一到北京，我就打听李钠。我想她，孩子毕竟是我带过的。她小时候的样子无时无刻不在我眼前活跃，总好像又看到她端着小碗蹲在墙根吃黑豆，在窑洞里帮我打扫卫生，和叶子龙的女儿燕燕、二娃，趁大人照相的机会夹在后面探头探脑，嘻嘻哈哈凑热闹，看到她跟随毛泽东去彭真、叶剑英家，与傅亮、妞妞在房前扭秧歌……她现在怎么样呢？能想开些吗？毕竟，江青是她的亲生母亲啊。

不久，我得到消息：可以去看李钠了。我立刻和爱人商量：“银桥，我们得去看看李钠，她现在一定难，我们不去看就对不起主席。”李银桥二话不说，起身就去找领导，由警卫局一位副局长带我们去看了李钠。

当时。李钠住在昌平县医院，平房，房子不好，病房里只有床和硬板凳。李钠一眼就认出我们来了，很热情，叫我小韩阿姨，叫他银桥叔叔。我们就在病房走廊的长椅上坐下，简单谈了几句话。李钠胖了，脸色还好。我们小心翼翼避开“四人帮”的事，主要问问她身体情况，劝她好好休息，好好养病，含蓄地劝她想开一些。她只是点头，话不多。但是我感觉到，她是高兴我们来看望她的。

李钠回北京后，住在太仆寺街，我便常去看望她。她日子过得难，身体不好，主要是妇科病，胆结石。独自带一个孩子，家不像家，买了粮食拿不回来，就买个小车推回来，母子俩再把粮抬上楼。我看到这情景，心里很难受，我想起生活在毛泽东身边时的往事。我对爱人说：“银桥，主席在世时对咱们那么关心。帮助咱们结婚成家。现在主席不在了，咱要像主席关心咱们那样关心李钠才对。”他说：“我也是这么想，咱俩该帮助她建起新家庭才对。”

李讪是北大历史系毕业的。“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叫她下去生活在工人农民中间。她到了江西省进贤县，在中办五七千校劳动。在那里，她认识了中央办公厅警卫局服务处的一位同志。对于生活问题，毛泽东向李讪说过：“要在下面选择，找个一般人。”李钠和这位一般工作人员谈得来，产生了感情。这件事，毛泽东同意；江青不同意。李钠按照自己的意愿，在干校与那位同志结婚了。婚后，就在五七干校劳动生活。一年后。他们有了一个儿子。

这件婚事江青始终不同意，与李钠闹矛盾。加上其他多方面原因，李怕与丈夫之间也渐渐生出一些矛盾，感情出现裂痕，后来离了婚。从此，李钠便独自带着儿子生活。

我不断去看李钠。开始只是谈她的身体和孩子，次数多了。便谈到了婚姻问题。我劝道：“还是组成个家庭好，我帮你找个男朋友吧。”她沉默片刻，轻轻叹口气：“唉，我妈妈是”四人帮，，坐监狱呢……谁肯找我呀？我赶紧说：“不要那么想。你妈妈是，四人帮’，你爸爸还是伟大领袖呢。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就是历史！你还是找个人好，小尹还要帮你忙呢。”

我说的小尹叫尹荆山，也曾工作在毛泽东身边。李钠听说了，很受感动。望着我问：“小尹那么小，还想这事“我笑道：“多少年了？小尹可不小了，都四十多岁了，当经理呢！”

劝说过李钠，我看到她并不坚决反对，便开始暗暗物色。1984年，战友王景清来看望我和银桥，我发现机会来了。

王景清是1940年参加革命，原在警卫团放门卫，后调剂少奇那里当警卫队警卫。他离婚了，独身一人，是离休的师职干部，也想建立一个家庭。我觉得条件不错，就向他介绍李钠。他当警卫时常见到李钠，印象很好，他不好意思，不讲什么，但我从他眼神里明白了一切。我就领他去看望李钠。去过几次，虽然没说到这件事，但两个人的心意已经从神态里表露出来。

不久，他们订婚了，写了结婚申请报告。

李钠在中央办公厅秘书局资料图书处工作。报告上交后，迟迟不批。李钠对我说了，我就去找处长，处长帮忙催问几次。过了一段时间，报告终于批下来。

1985年冬，李钠同王景清正式结婚。只在家里摆了一桌酒饭，简单朴素，符合毛泽东生前的习惯。参加婚礼的人不多，只有时子龙和女儿叶丽亚，离休在家的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康一民，还有李银桥和我。

杨尚昆同志得知消息，送来一副被套，一包巧克力精。他知道李钠小时候爱吃巧克力。还写了贺词，把全家人的名字都签上了。

婚后，李钠生活是比较幸福的。王景清同志身体好，有朝气，兴趣广泛。李钠书法。美术很好，王景清也能写能画，参加了中央办公厅老干部局书法班，还参加了北京军区离休老干部合唱队。王景清关心体贴李钠，照顾李钠，采购、做饭一应家务自己全部担起来。李钠身体不好，常去医院，他便一早去排队挂号，陪李钠看病。他也帮李钠去监狱看望母亲。江青见到这位女婿，很满意。她说：“老王啊，你年轻时一定很漂亮。你五十多了还这么精神。你们是谁帮忙介绍的？”王景清说：“李银桥和韩桂馨。”江青停了片刻，只说了一句：“银桥和小韩阿姨是好人。

我仍然常去李钠家里串门。有一次，李钠留我吃饭，说老王做的凉粉和养面扒糕。我很惊讶：“他还会做凉粉扒糕？”

“他什么都会做，我和老王在一起生活可享福了。李钠眼里流出幸福的光彩，“他什么都会做，我什么都不会做，他比我强多了。

王景清坚持练书法，曾把自己写的篆书送江青一份。江青说写得好。并口授，把她的藏书全部留给王景清和李钠。因为王景清和李钠住房困难，书拿不回来，还在中南海放着。

李伯钊同志逝世后，我与李银桥去八宝山参加告别仪式，遇到王光美同志。王光美同志看到我们，立刻走过来问：“听说你们给李钠介绍了一个朋友啊？”李银桥点头，说：“是的。”王光美说：“你们办了件大好事。看在主席面上，应该帮助。”我们听后很受感动。“文化大革命”中，最大的冤案莫过于刘少奇主席一案，他一家人受到多大迫害啊！江青对于王光美的妒忌与残酷迫害，尽人皆知。但是，王光美仍然这样关心江青的女儿。

我的领导王青林局长也曾表扬我：“小韩哪，你办了一件大好事。”我认为我只是办了我应该办的事。我应该像毛泽东关心我一样去关心李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