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

但法律不是强制吗？不过，此强制与彼强制有些不同。其一：法律是事先商定的规则，由不得谁见机行事，任意修改。比如足球，并非是由裁判说了算，而是由规则说了算，是为法治，故黑哨也逃不脱制裁。其二：法律是由大家商定的，不是由什么人来强制大家商定的，所以大家才自愿受其制约。又比如足球，一切规则都是为了保持足球的魅力，以赢得人们广泛的喜爱，倘只取决于权势的好恶，看台上寥寥然只坐着几门谁家的亲戚，那足球也就完了。

任何规则，都要有众人的理解与拥护才行，否则不过一纸空文。再比如足球，单是裁判和球员知其规则还不行，球迷要是不懂，这球也甭踢。比如说，自家一输球，看台上就起哄，再输，球迷就退场，那还不如甭踢，先就算你们赢了吧。不过，要是裁判有“猫儿腻”呢？当然，误判应当理解，偏袒也要忍耐而后申诉，但若有人以权压众，包庇、怂恿黑哨呢？甚至事先就已排定了比赛的结果呢？球迷们那就给它一大哄吧，然后退场——此乃义举，算得上护法行动。

十

法律不担保均贫富，正如规则不担保比赛结果。要是有谁担保了比赛结果，没问题你把他告上法庭。可要是有人担保了均贫富呢？人们却犹豫，甚至可能拥护他。就算发此誓愿者确无他图，可历史上有谁真正做到过均贫富吗？真正做到，同时又不损害人的自由，可能吗？就比如，有谁能让大家自由奔跑，又保证大家跑得一样快吗？有谁能把这山高谷深日烈风寒的行星改造得“环球同此凉热”吗？

骂一骂富人这很容易，甚至也不都是毫无理由，社会的不公既在，经常也就需要一些敏锐甚至挑剔的眼睛。不过另有一种可能：这愤怒其实比前述的尴尬还不如。尴尬是因为能够反躬自问，而比如说喊着“开‘奔驰’的出去”的（听说最近上演着一出话剧，剧终时，剧中人便高亢地向观众这样喊），大约从未反观自己，否则他不难看出还有比他更贫穷的人，那么他出不出去呢？都出去了，只剩一个最穷的人，戏还怎么演呢？

十一

尴尬是一种可贵的能力。因为，反躬自问是一切爱愿和思想的初萌。要是你忽然发现你处在了尴尬的地位，这不值得惊慌，也最好不要逃避，莫如由着它日日夜夜惊扰你的良知，质问你的信仰，激活你的思想；进退维谷之日正可能是别有洞天之时，这差不多能算规律。

比如说，法律，正就是爱愿于尴尬之后的一项思想成果。而且肯定，法律的每一次完善，都是爱愿几经尴尬之后的别开生面。斥骂的畅快，往好里说是童言无忌，但若挺悠久的一种文化总那么孩子气，大半也不是好兆。比如说，那就为诘问备好了麻木，以愤怒代替了思考，尴尬倒是没了，可从此爱闹脾气。反躬自问越少，横眉冷对越多，爱愿消损，思想萎钝，规则一旦荒芜，比如说足球吧，怎么踢呢？很可能就会像一个自闭的儿童，抱了皮球，一脚一脚地朝着墙壁发狠，魔魔道道地自说自话。

十二

但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事可怎么说？谁敢说这样的事已经没有？那么法律，对这样的结果也是听之任之吗？规则不是不担保结果吗？

但这不是结果呀，这正是法律或规则的起因。“朱门酒肉臭”先放一放再说，“路有冻死骨”则是在要求着法律的出面与完善。人有生的权利，有种种与生俱来的平等的权利，此乃天之赋予，即神命，是法律的根据。再比如足球，游戏规则是人订的，但游戏——游戏的欲望、游戏的限制、游戏的种种困阻和种种可能性，都是神定。这简直就是人生的比喻，人世的微缩，就像长河大漠就像地久天长就像宇宙无垠就像命运无常，都是神的给定，是神为使一种美丽的精神得以展开而设置的前提，这不是规则的结果，而是对规则的呼唤，是规则由之开始的地方。在这一切给定之后，神说：人生而平等（不是平均）。生，乃人之首要的平等权利，因而，倘有穷到活不下去的人，必是法律或规则出了问题，是完善它的时候，而非废弃它的理由。

十三

可要是这么说，是不是就有点儿可笑？法律既定，一有“冻死骨”，你就说这不是结果，这是法律的开始之地，是法律需要完善的时候，那法律还有什么权威？它岂不又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了？非也，这不是任人打扮，这是神命难违。法律也不是绝对权威，绝对的权威是神命：人有生的权利！倘这儿出了差错，错的一定是人，惟去检点和完善人订的规则，切不可怀疑那绝对的命令。

可要是一个游手好闲之徒穷得活不下去了呢？也得白白送给他衣食住所吗？是的，也得！穷，但不能让他穷到活不下去，这正是担保平等但不担保平均，担保权利但不担保结果呀。情愿如此潦倒而生的人，也是背弃了神约，背弃了爱愿（他只顾自己），但神不背弃任何人，爱愿依然照顾着他，随时为他备下一个平等的起点。

十四

幸而情愿这样潦倒而生的人并不多。更多的人，更多的时候，是听得见神的要求的。爱愿，不能是等待神迹的宠溺，要紧的一条是对神命的爱戴，以人的尊严，以人的勤劳和勇气，以其向善向美的追求，供奉神约，沐浴神恩。

从报纸上读到一篇文章，说是这世界上的某地，其监狱有如宾馆，狱中的食物稍不新鲜囚犯们也要抗议，文章作者（以及我这读者）于是不解：那么惩罚何以体现？我们被告知：此地的人都是看重自由的，剥夺自由已是最严厉的惩罚。又被告知：不可虐待囚徒，否则会使他们仇视社会。这事令我感动良久，这样的事出于何国何地无需计较，它必是出于严明的法律，而那法律之上，必是神命的照耀。惟对热爱自由、看重尊严的人，惩罚才能有效，就像惟心存爱愿者才可能真有忏悔。否则，或者惩罚无效，或者就复制着仇恨。没有规矩何出方圆？没有神命又何出规矩呢？爱愿必博大而威赫地居于规则之上。

十五

法律或规则既为人订，就别指望它一定没有问题。无法无天的地方已经很少，但穷到活不下去的却大有人在。比如有病没钱治的。比如老了没人养的。比如，设若资本至尊无敌，那连本钱都凑不足的人可怎么起步？比如我，一定要跟刘易斯站在一条起跑线上，不(贝+青)等着做“冻死骨”才怪。所以有了残奥会。残奥会什么意思？那是说：爱愿高于规则，神命高于人订。换言之：规则是要跟随爱愿的，人订是要仰仗神命的。但残奥会也要有规则，其规则仍不担保结果，这再次表明：神命并不宠爱平均，只关爱平等。残奥会的圣火并不由次神点燃，故其一样是始于平等，终于平等。电视上有个定期的智力比赛，这节目曾为残疾人开过一期专场，参赛者有肢残人，有聋哑人，有盲人，并无弱智者，可这一期的赛题不仅明显的容易，而且有更多的求助于他人的机会，结果是全部参赛者都得了满分。我的感受是：次神出面了。次神是人扮的，向爱之心虽在，却又糊涂到家，把平等听成了平均。

十六

很久了，我就想说说尿毒症病人“透析”的事儿。三年前我双肾失灵，不得不以血液透析维持生命，但透析的费用之高是很少有人能自力承担的，幸而我得到了多方支援，否则不堪设想。否则会怎样？一是慢慢憋死（有点儿钱），二是快快憋死（没钱）。但憋死的过程是一样的残酷——身体渐渐地肿胀，呼吸渐渐地艰难，意识怪模怪样地仿佛在别处，四周的一切都仿佛浸泡在毒液里渐渐地僵冷。但这并不是最坏的感觉，最坏的感觉是：你的亲人在一旁眼睁睁地看着你，看着这样的过程，束手无策。但这仍不见得是最坏的感觉，最坏的感觉是：人类已经发明了一种有效的疗法，只要有钱，你就能健康如初，你就能是一个欢跳的儿子，一个漂亮的女儿，一个能干的丈夫或是一个温存的妻子，一个可靠的父亲或是一个慈祥的母亲，但现在你没钱，你就只好撕碎了亲人的心，在几个月的时间里一分一秒地撕，用你日趋衰弱的呼吸撕，用你忍不住的呻吟和盼望活下去的目光撕，最后，再用别人已经康复的事实给他们永久的折磨。谁经得住这样的折磨？是母亲还是父亲？是儿子还是女儿？是亲情还是那宏博的爱愿？

十七

我有过这样的经历，幸而经历到一半时得到了救援，因而我知道剩下的一半是什么。我活过来了，但是有不得不去走那另一半的人呀。我闭上眼睛不去看他们，但你没法也闭上心哪。我见过一个借钱给儿子透析的母亲，她站在透析室门外，空望着对面的墙壁，大夫跟她说什么她好像都已经听不懂了。我听说过一对曾经有点儿钱的父母，一天一天卖尽了家产，还是不能救活他们未满成年的孩子，看见和听见，这多么简单，但那后面，是怎样由希望和焦虑终于积累成的绝望啊！

我听有位护士说过：“看着那些没钱透析的人，觉得真不如压根儿就没发明这透析呢，干脆要死都死，反正人早晚都得死。”这话不让我害怕，反让我感动。是呀，你走进透析室你才发现（我不是说其他时候就不能发现）最可怕的是什么：人类走到今天，怎么连生的平等权利都有了疑问呢？有钱和没钱，怎么竟成了生与死的分界线？这是怎么了？人类出了什么事？

如果你再走进另一些病床，走到植物人床前，走到身患绝症者的床前，你就更觉荒诞：这些我们的亲人，这些曾经潇洒漂亮的人，这些曾经都是多么看重尊严的人，如今浑身插满了各种管子，吃喝拉撒全靠它们，呼吸和心跳也全靠它们，他们或终日痛苦地呻吟，或一无知觉地躺着，或心里祈盼着结束，或任凭病魔的摆布。首先，这能算是人道吗？其次，当社会为此而投入无数资财的同时，却有另一些人得了并不难治的病，却因为付不起医疗费就耽误了。这又是怎么了？人类到底出了什么事？

十八

出了什么事？比如说，高科技在飞速发展，随之，要想使一个身患绝症的人仅仅保持住呼吸和心跳，将越来越不是一件难事了，但它的代价是越来越多的资金投入。一方面，新的医疗手段和设备肯定是昂贵的，其发展的无止境意味着资金投入的无止境。另一方面，人最终都要面对死亡，如果人的生存权利平等，如果仅仅保持住心跳和呼吸也算生存，那么这种高科技、高资金的投入就更是无止境。两个无止境加起来，就会出现这样一种局面：有限的社会财富，将越来越多地用于延长身患绝症者的痛苦，而对其他患者的治疗投入就难免捉襟见肘了。

绝没有反对科学发展的意思。但是，随着高科技的发展，医学必然或者已经提出一些哲学问题了。医学已不再只是一门救死扶伤的技术，而是也要像文学和哲学那样问一下生命的意义了，问一下什么是生？什么是死？生的意义如何？以及，“安乐死”是否正当？

十九

在不久前的《实话实说》节目中，听到一位法律专家陈述他反对“安乐死”的理由，他说得零乱，总结下来大致是两点。其一：“安乐死”从实行（即立法和执法）的角度看，困难很多，因此他认为是不应该的。这可真叫逻辑混乱。一事之应不应该实行，并不取决于其实行是否有困难，而是要取决于其实行是否正当。倘不正当，实行已失前提，还谈什么困不困难？倘其正当，那正是要克服困难的理由（以及正是表明法律专家并不白吃饭的时候），否则倒是默允或纵容了不正当。这样看，无论“安乐死”应不应该实行，都与困难无关，那专家说了半天等于什么都没说。

当然，应不应该，并不等于能不能够。见报纸上有文章说，从中国目前的条件看，“安乐死”还不能够很快实行。这我同意，但这又不等于说，我们不应该从现在就开始探讨它的正当性和可行性。

二十

我住过很多回医院，见过很多身患绝症的人，见过他们对平安归去的祈盼，见过因祈盼不得回应而给他们带来的折磨，生理的和精神的折磨，分分秒秒不得间歇。我真是想不通这到底是为了什么？似乎只是为了一种貌似人道的习俗。这样的时候，你既看不到人的尊严，也看不到人的爱愿，当然也就看不出任何一点人道；那好像只是一次刑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被病魔百般戏弄，失尽了尊严和自由，而另一些他的同类呢，要么冷漠地视而不见，要么爱莫能助，惟暗自祈祷自己的归程万勿这般残忍。这简直是对所有人的一次侮辱，其辱不在死，人人都是要死的；其辱在于，历来自尊的人类在死亡面前竟是如此地慌张和无所作为。刑罚所以比死更可怕，就在于人眼睁睁地丧失了把握命运的能力。我想，创造刑罚的人一定是深谙这一点的。可我们为什么要让那必来的“归去”成为刑罚呢？为什么不能让它成为人生之旅的光明磊落的结束，坦然而且心怀敬意地送走我们所爱的人呢？

当有人（以及每一个人都可能）受此酷刑的折磨与侮辱之时，法律和法律之上的爱愿，只摆出几项改变它必然要遇到的困难，就可以溜之大吉并且心安理得了吗？

二十一

那位法律专家反对“安乐死”的另一个理由是：“人没有死的权利。”但是为什么呢？他未提供有力的说明。他除了说得有些蛮横，还说得有些含糊：“死是自然而然的事。”但自然而然的事就一定正当吗？真若这样，要你法律专家干吗？不过，这一回的问题好像真的不太简单。

人没有死的权利——第一，这话可以翻译成：个人没有死的权利，比如文革中，一个终于受不住摧残与屈辱的人，要是自杀了，必落一个“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的罪名；凭此罪名，你生前的一切就都被否定，你的亲朋好友就都可能受到株连。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你必须老老实实忍受屈辱，无权反抗，连以死抗争的权利都没有。当然，你已经自杀了说明你可以自杀，任何罪名对你都已毫无作用，但其实，那罪名是说给生者听的，是对一切生者的威吓，那是要取消所有人抗议邪恶势力的最后权利。还说“人没有死的权利”吗？一个人若连以死抗争的权利都被剥夺，可想而知，他还会有怎样的生的权利。

二十二

人没有死的权利——第二，此言也可作如下想：生的权利既为天赋，人便无权取消它，死既为天命之必然，故只可顺其自然。话说到这儿，真像似有些道理了。

但是未必，且不论生死之界定尚属悬案，只说：真这样顺其自然，医学又是干什么用的？医学，不是在抗拒死亡吗？倘若顺其自然，那么不仅医学，一切学、一切人的作为就都要取消。那样的话可真是顺其自然了——人将跑成一群漫山遍野地寻食、交配、繁衍，然后听天由命的物类了。理想也无，爱愿也无，前途嘛，不过是地平线以内四季的安排。有人说了：这样不好吗？可更多的人说：这样不好！说好的人就这样去好吧。说不好的人就有麻烦：为什么不好？以及怎样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