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

一个阳光灿烂的上午，邓一群去机械工业厅报到了。

一切都是新鲜的。

报到手续很明了。

人事处处长把他领进了计划处，处长、副处长、科长、副科长，一般的同事，都一一做了介绍。邓一群像个听话的学生，他希望自己能给大家一个谦逊的好印象。大家对他露出了欢迎的笑容。

一张桌子、一把椅子，坐下来，再给他一堆材料，让他看，熟悉情况。

在椅子上坐下后，邓一群才在心里舒了一口长气——这下是真的了。这一切，简直就像是做梦一样。他想不到事情一下子变得如此容易。他现在真正成了一个城里人，一个生活、工作在省城里的人。从一个贫穷的乡村到大城市的省城，这中间的距离有多大，那是根本不用说的。

在计划处，邓一群要做的就是根据各种数据制订全省的机械工业计划，和各种表格打交道。与他过去所学的专业相比，完全没有共通的地方。但他毫无怨言，是的，学习是手段，而并不是目的。他的目的是不再生活在农村，做一个农民，而是在考上大学后，成为一个干部，一个城里人。就这样，他一步一步达到并接近了自己心中的目标。考上了大学，如今，也留在了城里。

没有谁知道，为了能够留在城里，邓一群内心蒙受了多大屈辱。这种屈辱是不为人知的，只有自己在孤独时才能深刻地感受到。

在那个暑期里，他一次次地往那个地位尊贵的老乡家里跑。离休后的虞秘书长显然对他已经有点不悦——他已经答应为他向县里打招呼了，然而看他那样子却并不怎么相信他。虞秘书长觉得自己是个曾经一诺千金的人，但却受到了一个毛头无知小伙子的侮辱。离休以后，他倒是希望有人不断地来找他。找他就是在尊重他，抬举他。这使他获得一种心理上的满足。他内心里还强烈地感觉到自己是个有用的人。他也的确还有些影响。像邓一群这样的事，对他而言，也是举手之劳，但他却受不了邓一群这样的死缠烂打。邓一群也很清楚他在干什么，但他更清楚他已经没有太多的时间，他在时间上经不起拖延。他只能这样。有一次，虞秘书长甚至很不耐烦地对他说：“你先回到县里去，合适的时候我会打电话给县里安排好你。年轻人不接受锻炼怎么行？”

邓一群知道，要是他听话回去了，也许根本就不会变。校园里的毕业生差不多都走光了，而他的焦虑也日甚一日。夜里他躺在床上，头脑里翻来覆去只有一个想法：无论如何，我一定要求他，留在这里。如果需要他付出什么，他一定不惜一切，甚至是尊严。他一个穷学生，又有什么尊严好讲呢？他发现，每次去，他那种穷巴巴的学生模样，已经越来越引起了虞秘书长老伴的同情。虞老的老伴看上去很年轻，也很有风度，看得出她过去很漂亮。邓一群后来听他家的那个叫葛素芹的外地小保姆说，这个老伴是虞老后娶的。虞老的老伴三年前已经去世了，现在这个过去是省京剧团的青衣。虞老的儿女们都参加工作了，而且还大多在外地。后来的这个老伴也姓邓。邓一群就叫她阿姨。

在一个星期五的下午，班主任找到他，很严肃地问他怎么办，要求他必须在下个星期立即回到县里去，否则他将来有可能连一个接收的单位也没有，落个一切皆空。那一刻邓一群真是绝望极了，他像掉进了一个无底的深渊，上天，高不可测，而四周却是漆黑一片。抱着最后一线希望，他再次来到虞秘书长家里。在这位前政府秘书长家里，他想起自己的家境，想起自己的爱情，想到自己这些日子来的奔波，内心一难受，忽然就忍不住流出泪来，他说求虞秘书长帮忙，到一个新单位后，他一定会努力工作，好好表现。当时那个样子一定可怜极了。多少年后，邓一群已经再也没有勇气去回想那一幕了，或者说他已经深以为耻了。但那一刻，他顾不得了，所谓“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他知道，他只有充分地表现出自己的可怜和无助，才有望得到虞秘书长的帮助。那泪流得特别地真诚。他是在为自己的前途流泪。家里那样地穷，供他读完了四年的大学，他决不能回到县里的一个什么工厂去。当时的场面多少有点动人。老虞叹了口气，他感觉到自己的这个小老乡，已经成了他生活里的一种负担。他内心越来越感到不悦：许多学生都可以回去，为什么他就不能回去？不公的现象肯定是有的，但他后来可以努力嘛！年轻人，还能一点委屈都不受。

望着他那位老同乡前政府秘书长那张严肃的老脸，邓一群感到身上直冒冷汗。屋里静极了。他感到自己的命运，就掌握在这个老人的手里。看起来是这样的可笑。作为一个小人物，是需要怎样地依赖别人。邓一群在那一刻有特别深刻的体会。在那一刻，他真想立刻跪在这位大领导面前（事实上，他在心里早已经跪下了），求他帮他一把——决定性的一把。

所有的自尊，所有的体面，都不复存在。邓一群忽然就下了决心，一下就跪在了虞秘书长的膝前，说：“求您帮帮我吧。”虞秘书长显然吃了一惊，同时心里也非常地不快，说：“你这是干什么？”邓一群嗫嚅着，说：“……您要不帮我，我就不起来。”这时候邓阿姨就发话了，说：“老虞啊，你要不问问机械厅那边要不要人。帮帮他吧，你们还是老乡呢。”

这一句话让邓一群感觉邓阿姨特别的可亲。在心里，他后来对她比对虞秘书长更感恩，要不是她发话，虞秘书长根本不可能帮他。虞秘书长坐在椅子里有半天没有动，后来好久，用沙哑的嗓子说：“倒是没想到。他出去开会了，也就这一两天要回来了。等他回来我问问吧。”

邓一群那一刻，心都快要从嗓子眼跳出来了。

三天后，他得到了确切的消息，机械厅同意进人。

邓一群都快高兴疯了。想不到他的努力没有白费。那一跪，对他算得了什么？与他得到的相比，那根本算不了什么。除了虞秘书长和他的夫人知道，别人又不知道他当时怎样的低贱。只要没有别人知道，他邓一群仍然是荣光的。

虞秘书长同机械工业厅的周厅长很熟悉，邓一群后来听虞老的老伴邓阿姨说，过去周润南在下面一个市里当副市长的时候，经常和他有接触。当时他当一个市的副市长，有很多难题，而他总是帮助他的。虞秘书长高兴时也会说起和周厅长的关系，说他帮助他解决过不少问题，具体解决了什么问题，虞秘书长没有说。虞老和他说话，从来只说半句。他喜欢别人去理解他没有说完的那半句话的意思。当官当的时间长了，经验。半句是指示，也是原则，别人怎么理解那是别人的事。进退都好办。邓一群当然不懂他很多半句话的含义。但邓一群不懂也不问。他什么也不表示，只会轻轻地笑一笑，表示他懂了。

邓一群就这样到了机械厅报到了。

计划处是机械工业厅的重要处室之一，核心的一部分，统管全省的机械计划。全处17个人，一位处长，姓周，已经58岁了，三位副处长，分别为庞处长、姜处长、刘处长。邓一群具体分在第三科室，科室里共有5个人，科长姓朱。邓一群就在朱科长的领导下进行具体的工作。

朱科长很善待他，因为厅里渐渐地都知道，这个小伙子是有背景的，至于什么背景，不是很清楚，反正是周厅长点头同意进来的。

邓一群很想看到周厅长，但他上了一个多星期班也没有见着。厅长办公室在16楼，外面有办公室和秘书科挡驾，据说只有处级干部汇报工作才能见到厅长，一般工作人员是不好见的。又据说这是周厅长在下面当副市长时养成的习惯。领导的习惯就是规矩，既然是规矩，别人就不好破。邓一群想见他不是为了别的，而是想向他表示一下感谢。

有了这样的一种关系，我一定要好好干。邓一群想。只要他表现好，将来就一定会有前途。他要感谢虞老，感谢邓阿姨，感谢周厅长。他要牢牢地抓住这条线。

［11］

上班的最初那段日子，邓一群给他的那些同学写信或打电话，告诉他们关于他分配的消息（一些人还不知道他分在机械厅呢）。他们当然都表示了祝贺。他们当然想不到他能留在省城，分配到省级机关。一切都是命运！邓一群对自己真是满意得不能再满意了。他也给陈小青打了电话。陈小青说她分在了县委宣传部，但她对这一工作并不热情，因为她说她对搞宣传很生疏。她说希望他有机会回去“检查工作”。邓一群谦虚地说：“我在这里不过是个小兵。”他和二十几位熟悉的同学都作了联系，但他知道自己心里最在乎的还是王芳芳。事实上他第一个写信通知的，就是王芳芳。他在信里还特地用诗意的充满伤感的笔调，回忆了他们短暂的爱情。可是在信里，他却怎么也掩饰不住自己的那份得意。他想她应该感到深深的后悔，是她可耻的背叛，才葬送了他们共同的爱情。她应该为自己短浅的目光而感到痛责。与他现在的环境相比，那个市里的小小师范算得了什么！

他等着她给他的回信。在后来的相当一段时间里，他接到了不少同学的来信，甚至还有陈小青寄给他的贺卡，但却没有王芳芳的。于是，他在这之后又写了两封信去。他不相信她可以不回他。然而事情就是这样并不按照他的意思发生。她像没有接到过他的信件一样。她是有意回避，然而这样的回避是多么地不讲情义，简直近乎于无理了。他想。

邓一群这样做，明显是在向她宣战，而在她那一边，却根本不接受。这真是让他扫兴得很。她应该给他回信，并且在信里作一番忏悔，当然，作为她，肯定要为自己作一些开脱，他可以允许她这么做（他现在已经完全能够做到很大度了），但她却根本就是置之不理，这真是可恶得很！

但这不算什么，他想，他还有很多新的事情要做。

从此，就是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

他生活、工作在一个大城市里，一个自己过去想也不敢想的大城市。而现在，他成了这里的一个主人。

邓一群简直有点不能相信自己是这样地适应城市节奏，他在机关里每天上班下班，感觉就像是天生于这个环境里一样。他真心地喜欢这样的工作，也喜欢这个城市。这个城市看上去是那样地古老。作为一个省城，光这两个字就足以让多少人神往啊！他知道他已经实现了自己人生的很大的一个目标，完成了一个重大的飞跃，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更高层次的社会领域。他已经成了那个阶级中的一员。他被这个阶级初步接受了。而将来必须要做的，就是在机关里老老实实地工作，不断表现自己，这样，才能有所进步。很多从农村出来而进入城市，在党政权力机关里的小伙子都是这样做的。这是一条必由之路。

邓一群住在单位的一个集体宿舍里，和他同住的还有机关里的另外两个小伙子，一个姓赵，在机关党委，一个姓倪，在劳资处。小赵进机关已经有好几年了，已经谈上了女朋友，而且发展迅速，他们年龄都够了法定年龄，看样子很快就要结婚。那个女朋友是省人民医院的一位护士，年轻而漂亮。于是小赵就自然单独占了一个小间。他们经常成双成对地出入，引起了邓一群和小倪内心的一种压迫。

在这个城市里，不仅要扎根，而且还要开花。

邓一群认识到自己所肩负的任务，同时也感觉到这任务的艰难。

小倪与他相比，还有一些优越，他的老家是在一个县城，父母都是教师。而邓一群的家里却都是一帮地道的农民。内心里，他不能克服这样的自卑。

与邓一群一个科室里也有位年轻姑娘，叫田小悦，长得很不错，气质很好。她是比邓一群早一年过来的。她只是大专毕业。但她是本地人，从小就在这个城市里长大的。她的父母都是机关干部。尽管她的学历要比邓一群浅，可她在工作经验上却要比他多了点资格。然而她倒是很和善，邓一群刚来处室，她就对他作一些看起来是必要的交待。在第三科，也就他们两位是年轻人。

科长朱贵今，整天蔫头耷脑的，身上没有一点活力和精神，看起来，他很是老实忠厚，那种衣着打扮有点像乡镇干部。他说着一口土话。邓一群后来知道朱科长也是省里北边一个贫困乡下的人，在外面当了好多年兵，然后转业到了省城。在省城，他已经生活了快三十年了，但他家乡的方言口音却一点也没改。他有很严重的胃病，经常犯，有一次出差途中胃出血，据说非常危险。他平时也没有什么科长的架子。邓一群后来逐渐明白，在机关里科长根本就不是官，在他的上面还有处长们。科长不过就是具体负责某个任务的小头目。但是，要当上一个科长也并不容易。你要把一个科长干好了，也很有意思。它毕竟还是有些价码的。朱科的家庭负担较重，老婆是在市里的一家工厂里，两个孩子一个上了职业中专，一个还在读高中。

徐明丽也是位科长，但她却不主持工作。在人事处的排名，是居老朱的后面。她是位刚满五十岁的妇女。再过些年她就要退休了。朱贵今可以安排她做事，她却也可以拒绝去做。她打心眼里瞧不起朱贵今，当面背后都可以直言不讳地批评指责老朱。老朱拿她没有办法。有时候开会，她会在当众顶撞老朱，让老朱下不来台。她简直是有恃无恐。邓一群后来知道她的有恃无恐和别人的有恃无恐有些不同。她有恃无恐是因为她的年龄。徐明丽在机关里已经干了很多年，资格比老朱还要老。她在计划处工作的时候，老朱还没有调到这个处里来。即使是处长，就在计划处的工作时间来说，资格也比她浅得多。她无所顾忌，因为她知道再有些年，她就要退休了，她用不着再怕谁。当然，除了处长们。她表面上对两位副处长庞和姜还比较尊重，而对周处长就是另一回事了。

半年后的一个傍晚，科室里的人都走光了，只有邓一群和田小悦还没有走。田小悦据说是在等她一个同学的电话，而邓一群没有早走是因为他必须这样做。对这个科室来说，他还是个新人，所以他总是早上班迟下班。处长们对他这点还是比较满意的，另外一方面，他们也认为他必须这样：他是个单身汉嘛，没有任何牵累，再说年轻人也必须要求进步。每天早上班迟下班也是争取好表现的一项重要内容。他上班以后，第一件事是把各个处长室的开水打满，然后再整理本科室的卫生，接下来还要把走廊上的地拖干净。另外，他和田小悦在一起，感觉心情是比较愉快的。

田小悦是个很活泼的姑娘，她漂亮而且大方。半年来，他们已经成了谈话比较投机的人了。邓一群心里对她充满了好感。

那天他们不知怎么就谈起了徐明丽和周处长的关系，田小悦就诡秘地笑了一下，说：“她当然不怕周处长。”邓一群问：“为什么？”她笑了一下，说：“我也是听说的……机关里人人知道。”邓一群感觉自己就像被排斥在机关之外了，他到机关事实上觉得时间已经不短了，但他对机关里的各种复杂微妙的关系还像是蒙在鼓里一样。田小悦说：“她现在老了，年轻的时候还是很漂亮的。”邓一群的心里就有了点透亮。田小悦说：“她在这个处的时候，周处长那时候单身一个人在这里，他的爱人还没有从地方上调上来。周处长那时候当然也还是个科员。徐明丽也是刚结婚吧。她经常请他到家里去吃饭，生活上关照不少。”

“那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这么说周处长就因为这个？”

她笑起来，说：“当然不仅仅是这样。”

邓一群就也笑起来，说：“看不出。你这么说是真的还是假的？周处长看起来那么古板。”

电话响起来，田小悦赶紧去接。邓一群看到她的头发很长，一直光滑地披到肩后，就像水一样地泻下来。她用的当然是一种很高级的洗发水。她总是用最好的东西。她是个时髦姑娘。她时髦是因为她家境优越。她社会交往广泛，经常有电话找她，每天绝对不少于二十个。她在这个城市里有无数的朋友和同学，更多的是一些小伙子给她打电话联系。所以，徐明丽总是很不满。但徐明丽对她的不满却从来也不敢像对科长老朱那样当面批评，而只是在背后。她就多次提醒邓一群，说田小悦不是个稳重姑娘，社交太广泛，如果作为一个妻子，并不可靠。邓一群听了，只是笑笑，心说，田小悦怎么能看得上自己呢。他在心里一直对田小悦充满好感，也许正是因为她看出他对田小悦有好感，才这样说。邓一群在心里倒真的希望和田小悦好呢，但这种希望看起来并不明显。

人，真是看不出来。邓一群心里这样想。他刚来的时候对周处长是多么地崇敬啊。一个处长放在县里就是县委书记、县长。这样的干部比陈小青的父亲职务大得多了。周处长是那样地严肃。他在心里对他更多的还充满了一种畏惧。这个故事破坏了周处长在他心目中的形象，让他了解了自己的上司还有这样的一面。那么，他们后来的关系怎么中止的呢？这就像一个谜。

科室里还有一位副科长周振生。周振生四十岁的样子，他和科室里的人泛泛的。他瞧不起老朱，也更瞧不起徐明丽。他对田小悦不错，对邓一群也还算友好。不用多长时间，邓一群就看得出来他是个不得志的人。周振生人很聪明，也很有理性，但他对待工作的态度却消极得很。邓一群相信他过去一定受过什么打击，但周振生从不提及自己的过去。邓一群有次悄悄地问田小悦，她说她也不知道。周振生是个有内涵的人。他表面上是那样不动声色。邓一群在心里对他有一种提防，他相信周振生对他现在表现的一种友好，只是觉得他并不是自己的对手，对他没有任何威胁。

邓一群明白，在这个处室，他是个老小。

所以，他必须小心地做事。

很快就进入了冬季。

邓一群在那年的冬天，收到了家里的来信。信是他妹妹邓玉兰写来的，在信里，她告诉他，妈妈很想他，家里的收成很好，打了很多粮食。大哥家很好，大嫂子的一个妹妹（也就是喜欢穿健美裤的那个）现在在镇上开了一个美发店，生意很好，烫一个头要三块钱。她也有想学理发手艺的念头。妈妈能理解她，但大哥和二哥却坚决反对，说那是不务正业。农民，就是种地才是本行。妹妹在精神上就很苦恼。她来信自然就希望这个在省城工作的三哥能支持他，相信只要有他的支持，那两个哥哥也就无话可说了。前不久，二哥邓一明和人家打了一架。道理自然是在他们家这一边，是为了责任田的事情，一个姓孟的邻居和他们家的地是紧靠着的，但后来在犁地的时候，孟家却占了他家一分地。二哥不服，于是就吵了起来。吵着吵着就打了起来。玉兰说，那天下午，只有他二哥一个在那里，她们都不知道。孟家的两个男人和她二哥一个人打，把邓一明的眼睛都打肿了。她们后来知道了也赶了去，结果大姐邓玉梅的衣服也给孟三的那个绰号叫大嘴狗的女人撕坏了。

妹妹在信里说，大哥知道了这件事很生气，也要去和孟家理论或者打架，结果他刚要出门就被大嫂拉了回来，骂了一个狗血喷头。大嫂坐在地上，痛哭流涕，呼天抢地的，说他这一去就不要再死回来，他这样去和人家打，结果肯定不会好，为了老二，他这样根本犯不着。大哥就吓得不敢去了，后来简直连屁也不敢放呢。第二天妈妈就带着二哥到生产小组里去讲理，组长姓于，和孟家是亲戚关系。他们去了倒受了不少冷言冷语。

收到信的那天，这个城市正在下雪。雪，下得纷纷扬扬。邓一群来到走廊的尽头，透过巨大的落地窗，从19层的高度看到这个城市是灰蒙蒙的一片。在他那个遥远的家乡，雪肯定下得更大。从他童年时候起，他就记得乡下的冬天特别的寒冷。

他感到一种重负。一方面他现在已经是城市人了，他可以轻松地飞扬，但另一方面，他却背着沉重的负担，使他不能轻松。他是一个农民子弟，却置身在这个都市。家里要求他有所庇护，却不理解他只是一个小小的科员。

前面的路有多长啊！他这样想。他需要走很多的路。

生活是如此之重，而他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