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赵至年十二，与母道旁看令上任。母日：“汝后能如此不？”至曰：“可尔耳。”早闻父耕叱牛声，释书而泣，曰：“自伤未遇，而使老父不免勤苦。”

　　古人确实比现代人高尚得多。赵至之孝，岂是今天的小皇帝们所能比拟的？两种思路：孽子会反问：“爸妈为什么要生我？为什么不给我选择的权利？”孝子则说：“恨不得割块肉煮给父母大人吃。”

　　孝与不孝不是我关注的重点。我关注的是：书与权力的关系。书是砖头，搭成通向权力的桥梁。“遇”是梦想，遇到了伯乐便可鸡犬升天。我们难道该全盘认同这样的知识传统吗？——就好象明明知道妓女有爱滋病，也要义无反顾地与她性交？

　　便是我也要焚书了。

　　殷海光说，“虽然，梁启超已经是历史人物了，可是在这发霉的社会看来，反而显得他的见解是那么鲜活、刚健、康正、开朗而有力。”

　　一位鲁迅研究专家对我说，鲁迅先生逝世60多年后，我们却还只有鲁迅可谈，这是我们的悲哀。

　　天公能不能重抖擞呢？我摇摇头。

　　东方出版社整理出版了“民国学术经典文库”，善莫大焉。其中，有一册为蒋廷敝所著《中国近代史大纲》。在出版说明中说：“原书中的个别观点、提法，不尽恰当。最后一节‘蒋总裁贯彻总理遗教’，所论有关公允，故删去，其它一切依旧。”

　　我最痛恨妄自充当法官的编辑。编辑就是编辑，法官就是法官，编辑充当法官，要坏大事的。你有什么权力下别人的论断“不公允”的论断？你这论断难道就公允吗？即使你认为作者的论断不公允，你也该保持原样，让读者自己来判断。不管三七二十一，挥刀阉割别人的思想，这种卑劣行为比法西斯还要法西斯。

　　我有许多朋友在当编辑，我深知编辑的苦衷。但面对上面两句似乎自以为是的“说明”，我依然怒火万丈。我的目标，不是编辑“这一个”，而是阉割自我与阉割他人的文化行为，以及迫使文化人这样做的意识形态的无形之力量。

　　河北省清河县武家村人根据《阳谷县志》和明代修立的《武氏家谱》记载，认为武大郎其实是个身材魁伟、爱民如子的父母官，潘金莲则是位贤妻良母，两人相亲相爱，白头到老，还生下四个儿子。他们提出“还武大郎、潘金莲真面目”的口号。

　　这则消息堂堂正正地登在一家层次颇高的报纸上，我很是为武大郎的后代们惋惜，可惜施耐庵与兰陵笑笑生早就死了，否则告他们一个“诽谤罪”，一定是一笔飞来的横财。此武大郎与彼武大郎、此潘金莲与彼潘金莲必须像镜子与镜中人一样，要么你别写！

　　法国女作家杜拉斯说过，“面对文学，我感到惭愧万分。”而武家村的人们则深信：文学面对我们考据出来的真理，将惭愧万分。

　　《读书》日益形成一种文体，一种让普通人不读书的文体。著名或不著名的学者们，玩弄一串串的专业术语，犹如千手观音一般，让人眼花缭乱。其间时不时还夹一些外语单词。美国人爱吃汉堡，面包中间夹上牛肉和蔬菜，跟中国馅饼一样，确实很好吃。但在中文中间夹外文，却做不成汉堡或馅饼。

　　鲁迅在《徘文秘诀》中写道，“至于修辞，也有一点秘诀：一要源陇，二要难懂。那方法，是：缩短句子，多用难字。譬如罢，作文论秦朝事，写一句‘秦始皇乃始烧书’，是不算好文章的，必须翻译一下，使它不容易一目了然才好。这时候就用得着《尔雅》，《文选》了，其实是只要不给别人知道，查查《康熙字典》也不妨的。动手来改，成为‘始皇焚书’，就有些‘古’起来，到得改成‘政椒播典’，那就简直有了班马气，虽然跟着也令人不大看得懂。但是这样的做成一篇以至一部，是可以被称为‘学者’的，我想了半天，只做得一句，所以只配在杂志k投稿。”半个世纪以后，有没有什么进化呢？

　　现在，由“古气”摇身一变而成“洋气”——一个个严然是中国的海德格尔、哈贝马斯了。骨子里还是那一套老戏法，不过是马戏与猴戏的差别罢了。奉劝青年朋友，不要看花了眼，看软了膝盖。我们的见解，不知比这些“学者”要高明多少！

　　北大的学生社团中，爱心社、希望工程支持会一类的越来越多。三角地的海报，常见到一些情深意重的文字，如“天冷了，为山区孩子捐衣服”、“救救母亲——为某同学无钱治病的母亲捐款”等等。也曾感动过几次，捐助过几次。后来，也就麻木了。倒不是麻木，而是因为思考的缘故——一思考，便坏事了。我想，大学毕竟跟福利机构有所不同，大学生也不是福利工作者。大学里的大学生于一些社区的服务是理所当然的，但一有什么“疑难杂症”便拉到大学里来，就好像看病找错科室一样。当这些活动是为了营造“校园精神文明建设”的新闻效应的时候，就令人啼笑皆非了。频频让没有收入的大学生捐款，这个现象本身就说明这个社会有多么地不健全。套用王朔的一句话来说：没有爱心是万万不能的，但是爱心也不是万能的。即使所有的北大学生都有一颗佛祖的仁慈之心，这个社会也不见得能进步多少。“水滴石穿”的故事，只能迷糊几个单纯的孩子。

　　梁泰辰仁《东园笔录》记载了一个有趣的故事，有盗入某令家，露刃胁之日：“吾与法均盗也，以盗得盗物，不得谓之盗。吾之盗，得财而已，不必杀人；汝之盗，常杀人以得其财，与吾孰贤耶？夫盗之罪必死，吾知之，而乃冒死为之，徒以贫故，不得已出此，计所历若干家，所犯若干案，较汝所为，曾未及半，而徒获盗名，甚无谓也。今独取汝盗，吾可以归里买田，佝佝为善人，不犹胜法之终身为盗乎！”携其窟千金径去。某令大惧，不敢泄其事。

　　庄子早就说过：“窃国老侯，窃钩者诛。’”故事中的强盗非梁山草莽可比，真正是个世事洞明的智者。所谓名教世界，无非是给那些终身为盗者“正名”而已。说什么文忠公、文正公，戴什么紫金冠、白玉佩，写什么策对文、诗词赋，统统掩盖不了“大盗”的真面目。“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不过是贪酷的匹夫；乾嘉学派宗师的王先谦，不过是顽劣的庸人。这些“满口仁义道德、满肚男盗女娼”的家伙，居然成了中国历史的主角，那么中国历史比《水浒传》还要糟糕得多。

　　近来，从报上时不时读到类似的报道，小偷将某某官员家中财物洗劫一番，而官员不敢报案。直到小偷被抓，才将官员牵扯其中，顺藤摸瓜，最后挖出一个大贪污犯来。我想，反贪局是无甚大用的，不如招安～帮神偷组成一个反贪组织，所到之处哪个贪官不落入法网呢？魏源有“以夷制夷”之说，但中国还是不免为夷所制；我的“以盗制盗”之说，说不定真能解决雷声大、雨点小的反腐败问题呢！

　　胡适的步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在历史教科书中被归入“反动文章”之列。教科书背多了，自己也不由自主地相信了，虽然并没有看过原文。

　　有一次，找来原文一看，方有触目惊心之感，要是这些年来我们照着这篇“反动文章”所说的去做，也就不至于悲剧接二连三地发生、使鲜血浸透20世纪的史书了。适之先生分三个层次分析“主义”之害：

　　“第一，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是鹦鹉和留声机器都能做的事。

　　“第二，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是没有什么用处的，一切主义都是某时某地的有心人，对于那时那地的社会需要的救济方法。我们不去实地研究我们现在的社会需要，单会高谈某某主义，好比医生单记得许多汤头歌诀，不去研究病人的症候，如何能有用呢？

　　“第三，偏向纸上的‘主义’，是很危险的。这种口头禅很容易被无耻政客利用来做种种害人的事。欧洲政客和资本家利用国家主义的流毒，都是人所共知的。罗兰夫人说：‘自由自由，天下多少罪恶，都是借你的名做出的！’一切好听的主义，都有这种危险。”

　　真理被贬为狗屎，岂止是真理的不幸！胡适还说：“‘主义’的大危险，就是能使人心满意足，自以为寻着包医百病的‘根本解决’，从此用不着费心力去研究这个那个具体问题的解决法了。”主义的堕落，实际上是谈主义的人的堕落。我近来研究汪伪史，发现汪伪政权的重要人物，原来大半曾是谈“社会主义”头头是道的热血青年。周佛海、陈公博、丁默哪……当年哪个不是“主义”虔诚的信徒呢？最后落水当了汉奸。

　　1931年，“红色”恐怖笼罩闽西地区。2月对日，闽西苏维埃政府发出第二十号通告。通告指示：“在整个反动政党——国际社会民主党没有全盘破获以前，各级政府应集中火力进行这一肃反工作。”该区先后捕获原红军一OO团政委林梅汀为首的“社党分子”60多人，许多人被即时枪杀。闽西红军连以上、地方区以上干部被杀者占十之八九，闽西苏维埃政府35名执委和候补执委，被杀者占半数以上。中共中央要求采取“最严厉的手段来镇压”。

　　这就是“主义”杀人。“红色恐怖”一点也不亚于“白色恐怖”，同志杀同志的效率，往往比敌人杀同志要高得多。

　　早在30年代，陶行知就在《中华民族之出路与中国教育之出路》一文中提出：中国之所以贫穷落后，主要是由于人多，科学木发达，社会不平等。减少人口是中华民族出路之一，也是中国教育的出路之一。中国现代教育者之最大责任是：教人少生孩

　　96子，教人创造富的社会，教人建设平等互助的世界。文章在列举了人口数与生活状态的关系之后提出：只有人口退到教育线或创造线（每户三至四人）才能使有天才的分子不至因穷困而埋没，没有余暇研究高深学问，以发现更有效之生产技术而创造更富裕的社会。

　　谁忽视真理，谁就要受到真理的惩罚。当我们在茫茫人海中挣扎时，陶行知先生的话才显示出应有的份量。一句“人多力量大”，使伤痕累累的土地成了白蚁之国。贫困与肮脏、环境恶化与生态失衡，将长久地困扰着我们。我又想起了一位智者在晚清所说的一段话：“凡物多则生患。天下之患，生于多者十，而外夷不与焉。土多而不敬，宫多而不择，民多而无业。土多而不知理，法多而无所守，说多而无所从。取多而无度，用多而不节，兵多而不可用，盗多而不能解。”看来，“多多”非但不能“益善”，反倒是“益恶”。

　　为鼓舞军人士气，俄军方最近延请《花花公子》“玩伴”达娜·博利索娃主持军事电视节目。一时间，这位身着三点式、腿跨坦克、手执冲锋枪的美女成为俄国军人的偶像。

　　俄国人总算明白了，军入首先是“入”。所以，一名美女的感召力胜过千万名政治指导员。仅有“爱国主义”是远远不够。而这一点，美国早就明白了，二战时候他们便推出玛丽莲·梦露作为军中女神，果然令士气大振、所向无敌。

　　俄国人充当了70年意识形态的玩偶后，终于也学会过“人”的生活了。我们呢？

　　清末陈康棋《卿潜纪闻》记载了一名“老吏”的心声。自言做官叨年，游历九行省．概论立日前夫省古。归，口若翻澜，曰云：“当时知府、知县，幸不甚富民，噬弱户，索土产，兴陋规，百姓更不堪命。幸不常巡；巡则搅驿道，抗夫马，斥供张，勒馈堪命，仍若百姓耳。”

　　知县不知，巡抚不巡，总统不统，总理不理，这种情形在民主体制下是民众的不幸，在专制体制下却成了民众的大幸。听说过一件真事：某地地方官因贪污被捕，搜出家财万贯．可比吉日之和砷。该地百姓不仅没有载歌载舞，鸣锣放炮，反倒如丧考批

　　有大祸临头之感。怪哉，水蛙吸人血也要将其拍死，此它吊之害千百倍于水蛙，人们为何恋恋不舍？也是一老吏说出了真相

　　当地人好不容易养肥了这名官员，他大腹便便．讲一来吸收消化的功能有限。现在重新派来一饥肠辘辘者，又将像蝗虫一样吃个鸡犬不留。两相比较取其轻，当然要怀念事败的官员啦！

　　国民党云南省党部严令各报馆不得刊登有关联大纪念五四的消息。特务头子出主意让昆明三家影院赠送5月3日、4日各场电影票2800张给学生，企图以此干扰破坏纪念活动。同学们把电影票取回，转让给难得看上电影的士兵和居民。

　　我不禁想起“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的成语来。我佩服特务的聪明，釜底抽薪，笑里藏刀，抓住了青年学生爱看电影的心理，在关键时刻体现政府对青年学生的关怀。我更佩服学生的聪明，电影票不领白不领，取之于民，亦用之于民，好一招惜花献佛，倒是让政府的关怀落到了实处。

　　李远哲如是评价台湾的教育状况：就算是请爱因斯坦或爱迪生到台湾参加联考，也一定考不取任何高中。

　　大陆亦如是也。

　　顾炎武日：北方之八，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南方之八，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惠。

　　前者的代表在北京的胡同里可以找到，后者的代表在上海的里弄里可以找到。近年来，关于南人与北人就优孰劣的争论又狼烟四起，殊不知顾亭林早就看出，南北小异而大同，都是一群空心人。

　　一位在太行山深处担任中学教师的朋友向我讲述山区小学条件的艰苦。1993年夏天，我到过因开过某次中央全会闻名的西柏坡，那里的小学校被誉为“明清的房子，民国的凳子，新中国的孩子”。据说现在有了改观，靠希望工程的捐款修了几所漂漂亮亮的楼房。但是，基础教育靠“希望”来维持，似乎有点不大对劲。

　　殷海光概括中国“有自由之俗，而无自由之德”。这个国家只有奴隶的自由——一旦有禁之者，则其自由可以忽然消灭而无踪影。而官吏之所以不禁者，亦非专注人权而不敢禁也，不过其政术拙劣，其事务废弛，无暇及此云耳。官吏无回不可以禁，自由无日不可以亡，若是者谓之奴隶之自由。

　　奴隶的自由只能靠时势来获得，好比农民的收成只能靠老天爷来获得，风调雨顺能果腹充饥，旱涝交加则只得啃观音土。我认为．1894－1927年是东方专制主义全面失控的时代，这个时代的人们幸福地享用了奴隶的自由。我羡慕梁启超、陈独秀那几代人。他们利用奴隶的自由求得了入的自由，尽管那是昙花一现的自由。

　　常常有“少年维特之烦恼”，倒不是“为赋新词强说愁”。《读顾随借水诗话》，心中大惊。顾随认为人的烦恼苦痛可分三等：第一等人不去痛苦，不思烦恼，“不断烦恼而入菩提”。烦恼是人的境界，菩提是佛的境界。第二等人借外来事物减少或免除苦痛烦恼。第三等人终日生活于苦痛烦恼中，整个被这洪流所淹没。

　　我想，鲁迅该是第一等人，他一生反抗绝望，烦恼在他的身上不是一种负担而是一种力量动机。徐志摩该是第二等人，逃到爱情中，逃到天空中，谁知道他微笑后面的悲苦呢？朱湘该是第三等人，在形而上与形而下的双重烦恼苦痛中，投入滔滔江水，企图质本洁来还洁去，不过一厢情愿而已。

　　某学者游大学界久矣，久而未成名，甚忧苦。一日，闲翻《说语》，读到孔子“三月不知肉味”之处时，眼睛为之一亮：此处的“肉”究竟是猪肉、牛肉还是羊肉？以前学界没有人研究过这个问题，好大一块处女地被我发现了！

　　于是，这位“问题意识”极强的学者为了解决这一学术难题，揭开千古疑案，乃读书万卷，行路万里。遍览古书，经史子集，烂熟于胸；远赴曲阜，行遍齐鲁，沿孔子游学旧路来一次“新长征”。最后，终于写出一部百万言的专著，论证出孔子所说的“肉”不是猪肉而是羊肉，因为当时齐鲁产羊不产猪。引用材料干条、古书百部，且融入作者自身的人生体验。于是，此巨著轰动学界，海内外传诵，一时洛阳纸贵，号称新《田知录》、《新管锥》编入

　　学者名声鹊起，乃脱去“学者”之旧帽，戴上“国学大师”的新帽。欧美日韩的汉学家们视之为圣贤，为转世之乾嘉诸老。邀请函如燕山之雪片，片片飞至。乃游学全球，宣扬我儒家之文明，伊然中华之耶稣也。

　　我怀疑古人制作干尸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吃”。孔老夫子的尸骨是被七十二弟子啃完的，啃得连一块骨头也不剩。余生也晚，投资格分一杯肉汤，只好啃刻有《论语》、《春秋》的甲骨了。可是还有密密麻麻的白蚁来争夺这仅剩的口粮。

　　孔夫子的伟大，便是他留下的每个字都能让“会吃的人”吃成个大胖子。向国学大师们学习！

　　毕业后进入形形色色的单位的大学生，大多要经历四个阶段：大有作为——刚走上工作岗位时的理想；难有作为——屡受挫折后的清醒认识；无所作为——理想破灭时的悲观论调；胡作非为——向仕途爬升的唯一途径。

　　“贫民窟中的圣者”印度修女德蕾莎逝世了。她一生救助“最穷的穷人”，连诺贝尔和平奖的奖金也全数捐出。她逝世前曾说，一生中最大的梦是“到中国大陆服务”。

　　修女的话大概会让某些“大人物”不快的：我们这儿形势大好、一片光明、莺歌燕舞、弦歌四起，谁需要你来服务？你瞎操什么心？

　　修女的话又让我们这些中国的小民为之泪下。我见过三峡两岸衣不蔽体的农民，见过黄土高原上暗无天日的窑洞，见过贵州山区茹毛饮血的少数民族……想到为他们服务的只有一位文化背景、宗教信仰迥然不同的异国修女。

　　每个中国知识分子面对修女的临终之言，都该一头钻到地洞里去。

　　费孝通在回忆文革经历时说：“我们都是战斗剧中的演员，都在扮演角色，有些人比其他人会演，但是都扮演角色。有时我也扮演批判别人的坏角色，谴责和写大字报反对别人！我们不得不演……我变成了旁观者，那是很有意思的，因为在观察别人的过程中，也有机会观察自己。我想，经过那些年我的确懂得做人应当超脱些，境界要高一些。”

　　我想起杨维的《洗澡》，叙述的笔调跟费老一样轻松自如。鲁迅有个精辟的概括，中国人都是“会做戏的虚无党”，中国的大知识分子们则更是“清醒的做戏者”。他们有本领把巨大的痛苦转化成一场滑稽的游戏。“做人应当超脱些，境界要高一些”，这是他们在浩劫之后所得到的“收获”。最大的智慧乃是遗忘的智慧和将“重”转化为“轻”的智慧。

　　看与被看是相对的。梁启超云，“静观人我成双遣”。然而，意识到这种相对性的有几人呢？沿长江而下，人人在看青山之妖媚，殊不知青山亦在看人之丑陋——多少垃圾被不假思索地扔进“滚滚长江东逝水”之中！

　　“做作”成了当代文化的母题，即令汪曾棋、张中行等世外高人辈亦受其害，谁还能免俗呢？

　　北大装模作样的教授太多了。学生也学会了。

　　史铁生把生命的终极价值和意义看作是“美”。他说，活着就意味着接受差别，忍受苦难，又在苦难中去寻找一片温馨与寂寥，寻找一份安详与豁达。

　　我还要在“接受”后面加上“反抗”，在“忍受”后面加上“改变”。

　　漫步书店，我发现那些只有书的形式而不配叫作书的东西竟是如此之多。

　　书店演变成一处高级的垃圾场。

　　伯特·兰特在《关于刮脸的道理》中写道，“当剃刀触到我的脸上，我不免有这样的疑惧：假如理发匠忽然疯狂了呢？”这是休漠式的怀疑主义人生观。

　　宋代诗人黄庭坚却赋诗云：“养性霜刀在，闺人清镜中。”写理发师如写大侠。这是纯粹审美的人生观。中国士大夫比西方知识分子过得潇洒快乐多了。

　　在经济地位上而言，学生属于最穷的那一类人，与下岗工人、民工并列。一些老先生看不惯青年学生跑出校园去挣钱，指责说不安心学习。殊不知，衣食不足，安能做学问？德高“忘”重的大教授们功成名就，享受津贴，站着说话自然不腰疼了。

　　对于金钱能否正确认识，可以判定此人是否虚伪。契珂夫不到而立之年写出名作《体原》，获得1000卢布，他大大地改善了自己的生活。契河夫深知清贫的味道不好受，在努力挣钱的同时，一直为改变青年作家的物质境况不遗余力地奔走。他直截了当地说不喜欢托尔斯泰，托尔斯泰年轻时花天酒地，到老来倒摆出道德家的面孔说“拥有财富等于盗窃”。契柯夫却说，自己很高兴有别墅和大片土地。“倘在辛苦之后，一觉醒来，突然变成资本家，应是人间乐事。”

　　谁否定人的正常欲求，不管他的调子有多高，我都十二分地警惕他，如同警惕法西斯分子。

　　钱钟书先生的著作中引了大量中外典籍，把上帝、君王、最高统治者的统治术比喻为：伏鼠、窃贼、夜行人、神出者、鬼没者、红云掩其面者、潜藏者、深居简出者、处于阴暗角落的伺机者、藏刀匿器者…然而，史书和报纸k全都堂而皇之地写着：太阳、旗手、拯救者、诗人、思想家、先驱者、父亲、舵手、万寿无疆者。

　　受到压迫必然会感觉到痛苦。对这种痛苦一般有两种对策：一种是笨人，为摆脱痛苦奋起抗击压迫，结果挣脱手铐，迎来枷锁。另一种是聪明人，想方设法努力让自己相信，这些压迫是必要的，对自己善意的。

　　我是个学不聪明的笨人。

　　被我视为小希特勒、小斯大林的红色高棉领袖波尔布特终于众叛亲离，被捕入狱。他对采访他的美国记者泰耶说：“你不知道我每天受的是什么罪！”反复抱怨自己被囚在满是蚊虫的监狱里。当对方问及300万柬埔寨人民被杀害的事时，波尔布特瞪大眼睛说：“你可以看着我的眼睛，我是一个野蛮人吗？～直到现在，我的心都是清白的。”大恶人是不会后悔的，波尔布特希望能够“平静地死去”。对于宋成事件，被杀的宋成及其14个家属，波尔布特说：“那些人，那些孩子，我没有下令杀他们。那是我们将计划付诸实施时犯的一个小错误。”

　　终于看到了波尔布特的照片，照片上是一个左半边身子瘫痪、左眼失明、满头白发、满脸浮肿的老人。一副楚楚可怜的模样，要是不知道他是波尔布特，我也差点要动恻隐之心了。

　　走投无路的独裁者比无家可归的丧家犬还不如。与波尔布特～样嚣张的家伙们，真该欣赏一下同僚的照片。

　　袁中郎曰：“今东坡之可爱者，多其小文小说。其高文大册，入固不深爱也。使尽去之，而独存其高文大册，岂复有东坡哉？”

　　没有一部长篇小说的鲁迅依然是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作家。懂得此理，可少写少看学术论文和长篇小说也。

　　契柯夫《第六病室》中的医生，仅仅因为喜欢“思想”，想逃出无从脱逃的生活牢笼，却被看作有精神病，关进病室之中。

　　我还有什么可抱怨的呢？我没被关进第六病室，我太幸运了。

　　食物与自由既相对立又相似。食物既可以使人感到肚子饱，又可以使人感到精神上不满足。因此“拿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是正常的现象。

　　拥有的时候你不觉得它们的可贵，失去时才发现必不可少。

　　在北京，掌握真理的不是深宫大院里的高官显贵，不是胸有万卷书的文人学者，而是出租汽车司机。出租汽车司机是一个流动的原子，与形形色色的人物交谈、契合或对峙。了解、观察。品评与体味，此后反刍而出的必然是真理。

　　想了解这个世界，其实并不难，上街与出租司机聊聊就行了。

　　胡建学在泰安推出《胡建学选集人不愧为孔子故里的地方长官，比别的贪官污吏站得高看得远，由“武功”上升到“文治”的境界。

　　这是令热爱“传统文化”的人们欣慰的事情：孔子思想，光芒万丈，照得贪官也形象高大。别的地儿，能孕育出这样高层次的贪官来吗？

　　一旦爱情进入公众领域，它立刻沉重起来，成为包袱。

　　很喜北大的“勺海”。巴掌大的湖，也敢称“海”！“勺”与“海”之间的差距形成巨大的张力，使这个词具有了“动如脱兔，静如处子”的魅力。

　　一勺水，何妨存烟波万顷之想？

　　人性中的首恶，莫过于对同类的残忍。

　　知识分子最大的罪恶，便是用“真理”来解释残忍。

　　中国的道德是以不承认人的弱点为前提的。

　　这样的道德最终成为杀人的利器。

　　不强迫每一个学子都成为思想斗士，但决不能扼杀那一两个想成为思想斗士的学子。这是一个健康多元的社会应当遵循的一条原则。只有梁山泊才强迫每个人都入伙革命，只有法西斯才扼住每张想呼喊的口。

　　尊重别人的选择，也坚定自己的选择。

　　想约师兄沈源写篇稿，纪念北大百年校庆。但他在回信中说，“作为记者，我可能会去采访，但作为学生，我没有任何喜悦。年纪大并不能说明什么，有过自由思想更不说明什么，事实证明：往往是懂得自由的人在压制别人的时候就特别的起劲，因为他能从中获得别人不能理解的愉悦。”

　　把这样揪心的话写出来，需要怎样的勇气呢？跟我一起在石家庄陆军学院接受军政训练的一名国政系学生，本科毕业后在某系当上了团委书记，顿时摇身一变，从当年痛恨教官管制的青年变成了趾高气扬的官员，而且对付学生的手段比他的年过中年的前任要厉害百倍。鲁迅说得好：“杀戮青年的，似乎倒大概是青年，而且对于别个的不能再造的生命和青春，更无顾惜。”青年急着升官发财自然会不顾一切的。自由早已是昨日黄花，不仅我不要自由，还不惜剥夺别人的自由。除了沈瀚兄所说的“愉悦”外，我想更重要的还是“顶子”——从古以来顶子都是需要用鲜血来染红的。

　　学术圣地向官场堕落，是社会整体堕落的最后一步。

　　1945年11月25日的晚上，钱端升教授在西南联大图书馆前草坪举行的时事论坛上，慷慨陈辞，反对内战，反对个人独裁。这时，国民党军队在围墙外打机关枪相威胁。钱氏仍然高声演讲，与枪声相应和。

　　这一幕，理应是联大校史上最令人神往的一夜，它让我懂得了什么是人的尊严，什么是知识分子的尊严。

　　思考死亡问题，对我这样的青年来说不太恰当。

　　当我读到玛格丽特·杜拉斯的句子：“我看见我的生命，你的死亡。我那在继续的生命，你那在继续的死亡”的时候，我惊呆了。生命和死亡都同时在继续着，“我”很快就变成“你”了。

　　我第一次感到了死亡恐惧。

　　因《自由中国》事件，主编雷震被判“煽动叛乱罪”，此罪可致死刑。此时，主要撰稿人夏道平、殷海光、宋文明三人挺身而出，共同发表声明，对于他们在《自由中国》上写的社论和文章自负其责，而被控为“鼓动暴动”、“动摇人心’的文字多半是他们写的。在那人人自危、软骨症盛行的时代里，那种做人的嶙峋风骨令人震撼。

　　久违了，有尊严的中国知识分子！久违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尊严！

　　今天，知识分子正在普遍爬虫化，回首当年孤岛上的“三座大山”，恍若隔世。

　　文人都想当诸葛亮，于是刘备便成了旷代圣主。

　　宋徽宗、李后生当皇帝的时候，是文人学士、画家乐师日子过得最舒服的时候。

　　然而国也亡得快。

　　《位十四孝图》公然刻在白云观里，是为儒家的道家化。儒家高贵的学说，通过道家这个庸俗的宗教，深入千家万户。

　　等到贝克特得到诺贝尔奖的时候，60年代也接近尾声了，梦想与光荣，鲜血与鲜花，随风而逝，随水而流。贝克特的一生不是在等待，就是在被等待。他最终没有出席颁奖典礼，我很难想象《等待戈多》的作者在典礼上会有怎样的言行。但他也没有拒绝奖金，否则他就成了萨特。

　　用不着把诺贝尔奖看得如此重要——为什么我们不能拥有让诺贝尔奖惭愧的伟大作家呢？

　　《西游补》是一本比《西游记》还要奇怪的书。有一节写孙行者审秦桧，高总判有一段禀告：“爷，如今天下有两样待宰相的：一样是吃饭穿衣、娱妻弄子的臭人，他待宰相到身，以为华藻自身之地，以为惊耀乡里之地，以为奴仆诈人之地；一样是卖国倾朝，谨具平天冠，奉申白玉袭，他待宰相到身，以为揽政穷之地，以为制天子之地，以为恣刑赏之地。”

　　于朝百代以来，除了王安石等三两个书呆子外，宰相全是以上两类人，要么是昏蛋，要么是好佞。不信，列个名单数将下来，大一统的太平盛世多是前者，偏安一隅的小朝廷多是后者。

　　这是什么——无德而尊，无势而热，无翼而飞，无足而走，无远不往，无幽不至。上可以通神，下可以使鬼。系斯人之生命，关一生之荣辱，危可使安，死可使活，资可使贱，生可使杀。故人之忿很，非这个不胜；幽滞，非这个不拔；怨仇，非这个不解；令闻，非这个不发。

　　这是金钱。作为一名贫困的学生，我在情感上对上面这段话表示认同；作为一名清醒的思想者，我又不得不对这样的愤怒表示质疑。仇恨金钱的原因大抵是得不到金钱。在贫困中，保持对金钱的平常心，则是对一个人理智力量的检验。

　　“老”是一个可怕的词，如爱滋病一样，沾到别的词，别的词便倒大霉。如，“处女”本来是个让人感到“纯洁”的词，但添上“老”成为“老处女”以后，便立时有了阴森、扭曲、变态的含义；“学生”本来是个让人感受到“天真”的词，但添上“老”成为“老学生”以后，便立刻有了迂腐、愚笨、拙劣的含义。

　　不要忽视年轻时感动过你的东西。

　　不要相信年老时你坚持着的东西。

　　前者是纯真，后者是僵化。

　　李鸿章晚年总结一生事业，抚膺叹息：“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净室，虽明知为纸片糊待，然究竟决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耸，亦可支吾对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耷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流露，不可收拾，但待糊又何术能负其责？”

　　李鸿章把自己定位在“裱糊匠”的位置上，倒也有些自知之明。然而，老大帝国仅有裱糊匠是不够的——外边已是暴风骤雨，茅屋随时倾覆，这时需要一名大建筑师。

　　梁启超之粹鸿章传》曰：“李鸿章不识国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势，不知政治之本原。”可谓的评。李鸿章身上的优长皆是“支那人之性”的典范，如陆奥宗光概括的几条：凉血类动物、事大主义、容忍力强、硬脑硬面皮、词令巧妙、狡狯有城府、自信自大。谚所谓“做一日和尚撞一口钟”，中国朝野上下之人心，莫不皆然，而李亦其代表人物也。

　　李鸿章总算还是一个把“钟”撞好的人，而大多数出将入相的大人物却连“钟”也撞不好。难怪梁任公要感叹“念中国之前途，不禁毛发栗起，而未知其所终极世。”要是梁任公生在今天呢？

　　窦镇《师竹庐随笔》有一则“玻璃罩”记载叶名探事：“咸丰六年，广东私盐船用外国旗号，粤督叶名探办理不善。明年冬，英法两国攻陷广州，叶制军被掳至印度，令穿公服，红顶花翎，外用玻璃罩，沿途敛钱。至九年三月，死于西夷。”

　　我的感觉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不过，让清政府的封疆大吏充当被人观看的“猴子”，对一贯把别人称为“夷”的天朝大臣来说，亦是一个响亮的回应。

　　有的人以自己像个知识分子而骄傲。出租汽车的司机对我说：“您像个读书人。”我并不为之而高兴。我想起著名记者布札梯对加级所说的话，那是他们的第一次见面，“感谢上帝，您不像知识分子，倒像个运动员，头脑清晰，——一副普通人模样，稳重，爱说善意的讥讽话，长相有点像汽车修理工。”

　　中国当代文学最缺乏的是体现在古希腊伟大悲剧中的那种激情和愤怒的力量。

　　高中语文教学的结果。中学生们都说，“尼采是疯子。”“谁说的？”“鲁迅先生说的，在《拿来主义》中说的。”我无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