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第一期的《莫愁》杂志上，刊登了一篇关于我父亲的专访。专访中有一张摄于文革中期的照片，许多见到这照片的人，都注意到了照片上我父亲母亲以及我的堂哥永和，胸前佩戴着很显眼的毛主席宝像。这是最鲜明的时代特征，几乎不用任何说明就可以知道属于哪个年代。

    照片上的我祖父没有佩戴毛主席宝像。我当时时还是个孩子。弄不明白他为什么没有佩戴。那个时代并没有谁强迫必须佩戴宝像，大家都戴，谁要是真不戴，那实在是有些反潮流了。

    照片上的我也没有佩戴毛主席像。有一段时间我看着这张照片很得意，觉得自己当年也有些反潮流精神。但是有一天，我忽然想明白了，那大照相时，我听从摄影师的建议，把罩棉袄的衣服给脱了，很显然，我的宝像可能足留在外衣上。我因此感到非常沮丧，原来自己小小少年，却也不能免俗。

    拍摄这张照片的时候，是祖父经过几年的动乱，第一次来南方。祖父因为级别高，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中，总算没受到什么太大的冲击。也有人贴过大字报，称祖父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祖师爷，然而他属于重点保护对象，没有人直接找过他的麻烦。熟悉的人被批斗，被游街，被抄家，甚至被殴打至死，或者忍受不了屈辱自杀身亡，凡此种种，祖父听多了，不得不为我父亲的安危感到担心。

    有那么几年，祖父根本得不到父亲的消息。祖父一生中经过无数战乱，见过许多生离死别，这么长的时间内，没有自己心爱的小儿子的消息，还是第一次。父亲是老牌的右派，文革中，没罪名的人都可能找出罪名来掉层皮，何况父亲这样的戴罪之人。祖父曾经感慨地对北京的堂哥说出他的担忧，在没任何信息的日子里，他担忧我的父亲可能已经不在人世。

    过分的担忧引发了祖父的心脏病，医院发出了病危通知。那时候我父母都被关在牛棚里，也是沾了祖父级别高的光，我的父母被特赦出来，给了几天假去北京看望祖父。病危中的祖父逢凶化吉，见了日夜思念的小儿子，病情立刻减了不少。他没有问父亲为什么长时间不给他写信，也不问父亲究竟吃没吃过苦头，只是盯着我母亲胸前佩戴的毛主席像章一遍一遍地看，最后忍不住偷问我母亲，为什么我父亲的胸前没有佩戴毛主席的像章。

    我母亲已记不清她是怎么回答老人家的问话。当时大家的心情都不好，乱糟糟的一团，自己身上的问题一大堆，同时还为祖父的健康操心。反正祖父不曾得到父亲为什么没有佩带毛主席像章的准确答复。多少年以后，我们在一起议论祖父当年怎么会留神毛主席的像章，会问这么一个今天看来十分幼稚的话题，一致认为他心里当时存在这么个疙瘩，那就是像父亲这样的身上背负着重大罪名的人，是不允许佩戴毛主席他老人家的宝像的。

    父亲和母亲在北京待了没几日，急匆匆回南京继续接受批判。祖父又开始继续为心爱的小儿子的命运担忧。见面时，相顾无言无话可说，分别后，想说也没办法再说了。

    文革中最疾风暴雨的年头过去，祖父不顾身体究竟能不能长途旅行，由我的堂哥陪着，南下看望我们一家。于是就有了那张我们一家三口和祖父的合影。

    回首往事，难免一番感叹。事实上，文革中，就父亲而言，虽然吃了不少苦头，虽然他当时还在牛棚里，但是也没有谁不让他佩戴毛主席的宝像。去北京的医院探望祖父，完全是由于急急忙忙忘了佩戴。父亲做梦也不会想到这种小小的差错，会给一个卧床的老人带来的内心恐惧。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至于一直不往北京写信，父亲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当时虽然没有充分的通信自由，虽然每封信写好了，必须先缴给造反派过目检查，然而父亲实在没有必要就此断绝了和祖父的通讯。回头想想，让祖父操了那么多的心，父亲当年也太书呆子气了。

    文化大革命最大的悲剧就在于把人不当人。往事不堪回首，想到祖父寄来的信，先由造反派蛮不讲理地拆了检查过，然后再扔到父亲手里，心里便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扭曲的时代里，偷看别人的家信，也可以上升为一种权力。我忘不了有一次，那时候父亲刚从牛棚里放出来，已经恢复和祖父的通讯，造反派也停止了对往来信件的检查，父亲单位里的一位姓李的革委会主任来我们家串门，说着话，竟然拿起我祖父从北京寄给父亲的一封信，堂而皇之神气活现地读起来，根本不把在旁边的我们一家人放在眼里。人不应该把别人不当人，把别人不当人，同样意味着把自己也不当人。历史的悲剧也许不会再重复，从过去的历史中吸取教训，人起码应该明白别再把自己不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