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静在杨庄当起小学教员来了。由于自己养活自己的理想实现了，她的心情逐渐安静下来，并且对教书生活和孩子们也渐渐发生了兴趣。唯一使她讨厌的是：还要时常看见余敬唐。他那窄瘦的黄脸和那不断眨动着的薄眼皮带着狡猾的微笑在她面前一出现，她的身上就感到一种说不出的不安和厌恶。

    学生们告诉林道静：她表哥张文清就是因为不满意余敬唐干涉教员的自由，而被余敬唐解雇走了的。他是村里的大地主兼绅士，又是县里的红人，人们都管他叫“笑面虎”。不过，余敬唐见了林道静还是很客气，他照例地哦哦两声，然后向道静笑着招呼：“林先生忙吧？敝校设备可是简陋呵，受屈！受屈！”

    道静冷淡地点点头，不愿跟他多说话。

    可是余敬唐还是笑容满面。他一边眯着眼看着道静，一边点头“哦，哦……”真不愧称为“笑面虎”。

    一天，道静在学校外面的高台阶上又碰见了他。他向道静点头，鼻子几乎碰到道静的脸上，笑着说：“林先生，恭喜呵！永泽媳妇刚刚死啦。您可真是有福之人不用忙。……”

    “什么？”道静猛地把身子向后一退，激愤地盯着余敬唐：“我不明白您说的是什么话！”

    “哦，哦，没什么，没什么。……永泽媳妇刚才死啦。碍道的破车搬走啦。病媳妇没咽气，媒人就上门，这是敝县的风俗。哦，哦，没什么，没什么。”

    余敬唐说着，笑着，走掉了。

    道静回到屋里，气得趴在桌子上半天没有动。

    过了两天，下午下课之后，两三个教员正坐在教员休息室闭聊，余敬唐捏着一叠子信，口里哼哼唧唧地走了进来。一看见道静正在翻着报纸，他走到跟前喊了一声：“林先生，信！邮政局要搬到咱杨庄小学校里来啦，看，好大的一搭子啊！”

    没等道静站起身来，他把信高高地举到头顶上，冲着所有其他的教员笑嘻嘻地说：“林先生自己一个人，就可以开个邮政局啦。一来信就是一大搭子——全村的人也没有她一个人的信多呀！”说到这里，他脸色一变，眨动着眼皮，板起面孔，一字一板地说：“林先生，我可不能不劝劝您，村子里可早有人说了闲话。您明白么？为人师表必得注意风化，男女……”

    道静猛地夺过余敬唐手里的信，愤怒地打断了他的话：“余校长！我是来教书的，不是来听您讲烈女传的！我是教员，我有我的自由！”说完，她头也不回径直回到自己的寝室里，立刻倒在床上蒙起了头。

    掌灯以后，她才抑制住自己，点起灯来读那包信。一气接到的这十来封信几乎全是余永泽一个人写来的。这个瘦瘦的青年大学生被爱情燃烧着，每天每天他都要写一封甚至两三封热得烫人的信寄给她。因为乡村邮局好几天才送一班信，所以邮差不来便罢，一来就有她一搭子信。这就叫余敬唐抓住了把柄。他正因余永泽打破了他的如意算盘——他不仅打算拿道静给鲍县长送礼，他自己也想沾一手呢——因此他对余永泽是不满意的。这正像一口肥羊肉刚刚要入口，忽然叫一只敏捷的手轻轻抓了去。他不能不感到懊恼。但是余永泽的父亲和余永泽本人是不可得罪的，大学生呀，这是村里的圣人，知道他将来要做多大的官。于是只好迁怒于道静。这年轻的、流浪的女孩子毕竟是手心里的物件，摆布摆布还不好说。

    道静在昏暗的煤油灯下，一封封读起那些热烈的、缠绵的信，渐渐脸上有了笑容。她被信中洋溢着的温柔情意和热烈而又含蓄的告白深深感动了，年轻的心沉浸在爱情的喜悦中，忘掉了一天的疲劳。看完信，她立刻提笔给余永泽写了一封长长的回信。信中说到的一段话可以看出她不像一个天真的少女的、而仿佛是一个饱经忧患的老人的心情：

    ……永泽，我憎恶这个万恶的社会，我要撕碎它！可是我像蜘蛛网上的小虫，却怎么也摆脱不了这灰色可怕的包围。……家庭压迫我，我逃到社会；可是社会和家庭一样，依然到处发着腐朽霉烂的臭味，黑漆一团。这里，你的堂兄和我父亲是一样的货色——满嘴仁义道德，满肚子男盗女娼！我真像一只孤独的骆驼，背着沉重的负担，跋涉在无穷尽的苦难的沙漠中。……永泽呀，何时才能看见绿洲？何时又才能看见那渴望的甘泉呢？……

    告诉你，你不是总嫌我对你不热烈甚至冷酷吗？不，从今天起，我爱你了。而且十分的……你知道今天我心里是多么难过，我受不了这些污辱，我又想逃——可是我逃到哪里去呀？……所以我非常非常地爱你了。……

    夜深了，她太疲倦了，睫毛调皮地打起架来。写完了，还没容得再看一遍，她就穿着衣服倒在床上睡着了，这时她手里还紧紧捏住那一包信。

    平淡的乡村，平淡的生活，甚至连瑰丽奇伟的大海，在道静暗淡的心目中，也渐渐变得惨淡无光。在她给余永泽和王晓燕的信中充满了悲天悯人和郁郁寡欢的情绪。余永泽和王晓燕虽然都写信劝她不要这样消沉，劝她快活起来；她自己也有时惊异自己小小年纪怎么竟有了这种可怕的衰老的心境。可是，人生——展示在她面前的人生，是那么阴惨灰暗，即使和余永泽的初恋，也没有能够冲淡这种阴暗的感觉。于是，她依然陷在忧郁的情感中而无力自拔。

    突然，晴天一声霹雳，惊醒了麻木的乡村，也惊醒了林道静麻木、衰颓的心。

    一九三一年的九月二十四日，这是一个难忘的日子。

    从山海关外开进关里的火车忽然一辆辆全装满了哭哭叫叫逃难的人，靠近北戴河车站的杨庄群众，听说这个情况，已经有点儿惊奇了；接着又听说日本海军占领了秦皇岛，杨庄村里就沸腾起来了；从秦皇岛和秦皇岛附近村里逃到杨庄来的男男女女和小孩子再一拥塞在街头，杨庄的群众就更加人心惶惶。学校停了课，家在附近的教员回了家，就是本村的教员也不到学校来。关帝庙里冷清清地只剩下道静一个人。

    午后，道静一人坐在教员休息室里。秋日的斜阳无力地照在东窗外面的葫芦架上，给黯旧的窗纸投上斑驳的叶影。她拿着一本小说，心不在焉地读着。她人虽在关帝庙里，心却不能不飞到乱糟糟的街上，飞到相离不过二十里、被日本海军占领了的秦皇岛上。

    工友拿着报纸进来了。这就是道静刚来那天把她关在庙门外的醉老头。他蹒跚地哼唧着什么走进来，一见道静就喊道：“林先生，糟啦！日本人占了东三省！”

    道静吃惊地一把抢过报纸来。果然，赫然大字载着日军占领沈阳和东北各地的消息。她读着，读着，最后她捏住报纸跌坐在凳子上。

    关帝庙里静悄悄的，教员休息室里静悄悄的，世界好像突然静止了。

    “林先生，啥消息呀？国家大事怎样啦？”

    道静吓了一跳。抬头一看，醉老头不知什么时候早就走了，站在她面前的是四十多岁的本村教员李芝庭。他悄悄走进屋来见林道静一个人捏着一叠报纸在发呆，不禁这样问了一声。

    道静站起身把报纸递给李芝庭。她清澈的眼睛变红了。

    李芝庭捧着《世界日报》，把头条消息看过几行，摇头叹气道：“不好！不好！咱中国岂不眼看就要亡国了吗？唉，亡国！亡国！”

    “李先生，您别这样说好不好？听着叫人怪难过！”平日很少讲话的林道静这时打断李芝庭的话，含着眼泪说，“我想：中国怎么也不会亡国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们能叫它亡吗？……”

    道静的话还没有说完，一个高个青年迈着沉稳的步子走进门来。他站在门边随便向道静点点头微微一笑：“您说的很对，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您是这儿的教员吗？”

    “是呀！”道静一边回答这人的问话，一边惊异地看着李芝庭，仿佛在问他：这个坦率的青年人是干什么的？

    “介绍介绍！”李芝庭笑着说，“这是我内弟卢嘉川，北京大学的学生。因为我岳母病了，他回家探母顺便来看他姐姐。

    一来到这里，他就闲不住，叫我领着他各处蹓蹓。这位是林道静先生，本村教员，她也是北平的学生。”

    那青年人笑着说：“很好，北平的学生在乡村教小学……请坐，这几天形势很紧张呵！”

    仿佛这青年身上带着一股魅力，他可以毫不费力地把人吸在他身边。果然，道静立刻被他那爽朗的谈吐和潇洒不羁的风姿吸引得一改平日的矜持和沉默，她仿佛问熟朋友似的问他：“您从哪儿来？您知道日本占了东三省，中国倒是打不打呀？”

    青年人并没有急于回答。他用聪明、和悦的眼睛微笑着看着面前的两个人，仿佛在考虑什么，又好像在等待什么。

    李芝庭抽着纸烟，默默地望着他的内弟，似乎在等待他的回答。可是没等客人说话，他却先向林道静做了一个简短的说明：“林先生，您不知道，我这位内弟可是专爱研究国家大事，说起中外古今全是一套一套的……好，嘉川，你就谈谈吧，看林先生为咱国家可愁的不行呢。”

    “卢先生，那您给我们谈谈吧！”道静又催了一下。

    “没有什么，报上全有了。”卢嘉川翻了一下桌上的报纸，抬起头来慢慢地说，“只有一点：蒋介石打内战很‘勇敢’可是却指示东北的几十万军队绝对不许对外抵抗。所以日本不费一枪一弹就把全国最大的沈阳兵工厂和沈阳制炮厂、飞机场连同二百架飞机全一齐强占了。而且接着又向本溪、营口、长春等地进攻；听说吉林已经被占领，咱们这边秦皇岛也完了。……可是国民政府解决这奇耻大辱的办法只是给驻在日内瓦的施肇基打了个电报，要求‘国联’替中国主持公道……”

    说到这里，他突然把眼光盯着道静，严肃地问她道：“您认为这样的梦想可以实现吗？中国自己要是不用武装斗争能够战胜日本吗？”

    道静目不转睛地望着卢嘉川。在她被煽动起来的愤懑情绪中还隐隐含着一种惊异的成分。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大学生，他和余永泽可大不相同。余永泽常谈的只是些美丽的艺术和动人的缠绵的故事；可是这位大学生却熟悉国家的事情，侃侃谈出的都是一些道静从来没有听到过的话。

    “我不知道！”想了想，道静率直地回答，并且惭愧地红了脸。

    “但是，您既然关心国家的事，那就应当知道啊！”卢嘉川笑笑说。

    “可是，……”林道静笑了。她不知道怎样回答这陌生的青年才好。

    “嘉川，别处看看去。你不是还要打听秦皇岛上的事吗？

    走！”李芝庭是个好好先生，他见卢嘉川把初次见面的林道静问得怪窘的，就赶快要把他拉走。

    卢嘉川同李芝庭向门外走去时，道静也送出他们来。一边走，卢嘉川还一边对两位教员说：“国事如此，咱们谁也不能袖手旁观呵！”

    “那可有啥办法？咱们白面书生，手无寸铁。……”李芝庭小声咕哝着，轻轻地摇头叹息。

    “爱国不一定都拿枪打仗。进行宣传，唤起人心——像你们对学生们灌输爱国思想，这也是拿起了武器。”

    李芝庭没有言声。道静也没有答话。可是她心里承认了这个陌生青年说的对。并且对这个人——奇怪的、不知哪一点和一般人不一样的人感到了尊敬。只不过短短十多分钟的谈话，可是他好像使道静顿开茅塞似的，忽然知道了好多事情。

    过了两天，风暴过去，学校又照常上课。在三年级的课堂上，第一堂道静没有讲功课。激昂的爱国热情战胜了个人的伤感，她把“九一八”的惨痛消息和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恶，以及那陌生青年卢嘉川告诉她的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一气向小学生们讲了整整一堂。她讲的声音不高，并且时讲时停，但是她那悲痛的声调，和她眼中不断涌出的泪花却把孩子们的感情慑住了。孩子们静静地听着，一动不动。

    许多小眼睛闪着泪光，几个大些的女孩子甚至呜呜地哭出声来。

    “老师，咱们为什么不打日本呵？”一个小男孩含着眼泪问。

    “因为政府不爱国……”

    “老师，打日本用什么呀？”

    “用军队、枪炮。”

    “那中国没有枪炮吗？”“中国没有飞机吗？”“中国没有军队吗？……”连珠炮似的问题似通不通地从孩子们天真的嘴里喊出来，道静应接不暇地回答他们：“国民党只顾打内战，打中国人，可是不敢打日本。他们怕……”

    “我们不怕，我们打！”

    “我们打，我会放枪！”

    “我们打！”“我们打！”孩子们一片喊打的声音，把平日肃静的课堂嚷叫得要抬起来了。道静感到沉痛然而又感到欢快。多么可爱的孩子呵！他们都知道爱国，都知道打、打、打日本！

    从此，道静经常给孩子们讲爱国故事，像文天祥、岳飞、史可法的故事，外国的《二渔夫》、《最后一课》等故事。孩子们爱听，她也爱讲。她和学生的关系，好像忽然亲密起来，她自己空虚的心灵也似乎充实起来了。

    可是有一天却又发生了一场风波。

    余敬唐走到教员休息室来。他照旧眨动着眼皮带着狡猾的笑容，先对四个教员环视一周，然后看着林道静煞有介事地小声说：“哦，哦，你们听说了吗？北平、天津的风声可紧呀！捣乱分子、学生，请愿罢课乱成一团，有的还跑到南京去示威游行，什么玩艺！……名为抗日，其实还不是共产党操纵！”

    他突然把手一摆，神态庄严地大发议论，“哦，，那不是瞎胡闹吗？凭这个就能救国打日本？哦，哦，请你们几位注意：蒋委员长已经下了命令——不许抵抗，一切他自有办法！注意，我听说咱学堂里可有宣传抗日的啦！”他咕噜一声咽了一口唾沫，冲着四个沉默不语的教员，用诡谲的眼光一个个扫了一眼，最后把眼光落到林道静一个人的身上。“哦，林先生年轻，您可得注意呀！什么‘二渔夫’、‘三渔夫’的，您跟学生们讲那干啥？要叫外边说咱学堂里有赤党分子煽动宣传——那，那连我余敬唐的脑袋瓜可也要跟着长不住啦！”

    别的教员还是默默无言。林道静沉默了一下，突然用愤怒的眼睛狠狠地盯着余敬唐，说：“余校长，您的脑袋瓜长住长不住，与我毫不相干！国家这样危急，我是中国人，怎么连个宣传抗日的自由都没有？宣传抗日就是赤党，这是谁定的法律？”

    别的教员惊呆了。李芝庭的脸都白了。平常那么腼腆不多说话的女教员竟敢这么大胆地顶撞校长，这可是件少见的事！

    余敬唐的瘦脸上一阵发乌，眼睛连眨也不眨了。他愣了几秒钟，然后猛地扭身就走。到了屋门口，这才转回头来站住脚，把大肥袖子一甩，冲着林道静连连眨动了几下眼皮子，颤声冷笑道：“这个么，我不知道！有不明白的地方，请您自己去问蒋委员长！”

    “您放心！北京大学的学生早替我上南京问去啦！”道静冲着余敬唐的脊背又顶了一句。

    在余永泽给她的来信中，她知道了北京大学的学生因为反对政府的不抵抗主义，反对把锦州划为中立区，许多同学都到南京请愿示威去了。余永泽说，他本来也想去，因为突然患感冒没有去成。他并且告诉她，他们示威团的副总指挥就是李芝庭的小舅子卢嘉川。

    “卢嘉川？……”和余敬唐争吵之后，道静独自坐在自己的房间里愤然默想的时候，她忽然想起了那个偶然邂逅的卢嘉川。想到他正率领着大批学生奔向南京去找国民党算账的情景，她笑了。似乎这个小伙子替她出了口闷气，她感激地低声地念起他的名字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