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纸荒唐言

　　——摘自《红楼梦》

　　近几年来，我的生活用四个字就能概括：事与愿违。这一次又是如此。本来是想拒绝和她有管与被管之外的来往的，可是现在还非要设法和她建立某种暧昧的关系不可了；本来是已经生死置之度外，听天由命的，可是在危机真正来临时却又有生的留恋，非要积极地去求得解脱不可……老秦对我的动员，尽管有点似是而非，可我也无法反驳他。那的确是从生活中得出来的经验，有时，我觉得他真是个梅菲斯特斐勒司，虽然会引诱我去犯罪，但却给我开了新的思路。他善于把抽象的政治概念用到生活实际中去，为自己的行为和利益辩护。我是没有这种本领的。

　　奇怪的是：自那天我答应老秦去试一试以后，就被一种非常复杂的情绪紧紧抓住。基本上，我还是认为正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改造的时候，搞不允许做的事是犯法犯罪，对她来说更是不正当的，可是这种犯罪感却会成为一种刺激，激起在刘俊这些人手下既恐惧而又不甘俯首帖耳的反抗性和报复欲。这种情绪使我兴奋不已，甚至缓冲了我悼念母亲的悲痛。

　　但是，这几天我找不到和她谈话的机会。这种话。又不是出工、收工时三言两语能说清的，虽然我弯着腰在水田薅草，她就坐在渠堤上乘荫纳凉，而咫尺天涯，我只能在偶尔的一瞥之间接受她脉脉含情的目光。

　　一天中午收工回来，小顺子又向大家宣布了一个小道消息：因为现在“犯人”都和大队在一起干活，看守用不了那么多人，稻田薅草任务又很紧张，连队准备撤下全部女战士，再把王富海派来看押我们。

　　“……哥儿们还告诉我，”小顺子又说，“这些天连里是因为受了灾，又抢着薅草，没工夫整咱们。等秋收一罢，妈妈的！连里就开始一个个收拾咱们了。咱们大家都当心点，妈妈的！该写遗嘱的就写遗嘱吧……”小顺子虽然不出工，也没挨过打，可他总自觉地把他划在我们一起。

　　下午出工，走在路上，老秦对我说：“这事再不能拖了，现在，第一步，你必须扯着她，叫她设法赖在‘学习班’看我们。她要是一调走，这事就弄不成了。”

　　我思忖了一下，就装着系凉鞋的袢子，蹲在队列外面，等她和“多事先生”。

　　“怎样？听说你们女战士都要撤换下去。”他俩走上来，我插在“多事先生”和她之间。

　　“就是。”她向我嫣然一笑，“你着急啥？”

　　“你能不能争取留在这里看我们？”

　　“你放心吧。”她在我身后说，“我都说好了，不会把我撤下去的。明天灌玉米地的水，我让连里派我领你和这个疯子去。明天我把那个本子给你看。”

　　第二天早晨出工，果然，除了她，别的女战士都撤下去了；王富海又走马上任。我们呼完口号，她把我和“多事先生”叫出队列，押我们到玉米地，其他人由王富海押到水稻田。

　　洪水从山上冲下来的矿物质和羊粪，等于给田野施了一次肥，玉米长得黝黑茁壮，顶端都抽出了粉红色的花穗。宽大的叶片在晨风中抖掉了晶莹的露水，发出一片柔和而欢快的飒飒声。渠堤和沟沿上，长满肥嫩的猪耳菜、碧绿的野薄荷和高大茂密的艾蒿，清晨的空气里弥漫着沁人的清香和一股好闻的苦味。

　　“快！给你。你钻进玉米地里去看。”还没开始干活，她就从怀里掏出一个小本子，夹在《毛主席语录》里塞给我，然后押着“多事先生”去渠口开水管。

　　我急忙钻进青纱帐。一看，这不是什么中央文件，而是封面上写着“一百个怎么办”的油印小册子，翻开来，里面写着“受了批评怎么办？”“看到同志有缺点怎么办？”“在荣誉面前怎么办？”“工作不容易展开怎么办？”“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有冲突怎么办？”等等，整一百个问题，每一个问题下面注明《毛主席语录》里的页码。原来这是一种对号入座，“带着问题学”《毛主席语录》的辅导材料。

　　我失望地把小本子一合，又怀疑她是在戏弄我，但转念一想，她知识浅薄，大概真的把这种学习方法看得非常奇妙，以为我会在这里面寻找到解救自己的方法吧。她的好意，总还是应该感谢的。

　　刷、刷、刷，她也钻进了玉米地，头上沾着点点粉红的玉米花穗。

　　“疯子把水管放开了，水到这里还有一会儿。”她兴奋得脸都红了，“你看了吗？对你解决问题有帮助没有？”

　　“谢谢你。”我站起来，把小册子和《毛主席语录》还给她，“有帮助，当然有帮助。”

　　“上面来人说，啥问题都能从这里面找到解决：中国的，世界的，个人的，这里面都写着哩！”她把小册子包好，小心地揣到怀里，仰起脸看着我，“可我文化浅，找了半天找不到：为啥叫你这样的好人受罪，叫那些人不人鬼不鬼的得意；为啥咱们的生活好了一阵子，又过一九六○年……”

　　“别……别说这些了吧。”我不安地向阒无人迹的玉米地望了望。

　　“好，瞧你……”她娇嗔地向我瞟了一眼，转了话题，“哎！他们说你过去是诗人，啥叫诗人？”

　　“诗人吗？”我“哼”地冷笑一声，一接触到个人问题，牢骚就来了，“诗人就是专门说废话的人！”

　　“瞧你！啥都不给我说实话！”她噘起好看的嘴，装出气恼的样子，“你以为我不懂，看不起我。我以后不跟你好了！”

　　啊！但愿时光在瞬息之间退到十二年前，让我在那迷人的晴朗的蓝天下，在那迷人的碧绿的青纱帐里，重新开始……

　　“唉——”而那时，我只能叹气，用无可奈何的调子说，“我不是不跟你说，我现在说什么也没用，你不是不知道我的身份和处境……”

　　“我不管！那有啥？你不也是人吗？”她又转嗔为笑，安慰我，“你放心，就是你劳改，我也看你去。不过……”她截住话，沉吟着，低下头看着叠在一起的两手。

　　我没有敢接她的话问下去。和她单独在一起，我既有从来没有体验过的那么一种微妙的激动，又有一种仿佛濒临深渊的畏惧，这二者汇在一起，化合成了一种极为烦躁不安的心情，还是老秦说的对，在这里不可能像小说里写的那样正正经经地谈恋爱，何况恋爱对象又是直接看押我的战士，现在，枪就在她背上熠熠闪光，而且她每天都要到“连首长”那里去报告我们“犯人”一天的言谈动静，我只觉得四周都充满了阴谋，到处都是陷阱；一个阴谋套一个阴谋，一个陷阱连一个陷阱；他们张开网要罗织我们，我们又操起盾牌对付他们。于是，我极力想在她那纯洁光灿的脸上看出什么阴影，找到什么值得怀疑的东西，哪怕是一丝不自然的笑容也不放过。

　　“那么，我倒要问你，你怎么能让刘连长听你的话的：你说不撤下去就不撤下去，你要把我们带来放玉米地的水就来放水。你们究竟是什么关系呢？”

　　“没……没有……”她马上慌乱起来，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躲开我的视线，“没有……啥关系也没有。”

　　“我不信！”我更怀疑了，“好，你既然不肯说实话，我们也没有什么好说的了。”我扛上铁锹，准备钻出玉米地。

　　“别……别……你回来。”她紧张地抓住我的胳膊，“我跟你说实话吧，我……我……我就跟他说我受不了大田的苦。”

　　“那他就不叫你去大田受苦了？”

　　“我……我就让他……让他在我脸上拧了一下，我就跑出来了。”

　　“就这点？”

　　“就这点。我知道他安着坏心，我提防着哩！”她用噙着泪水的眼睛祈求地望着我，“你放心吧，放心好了。我绝不让他沾着便宜。”接着，她叹息了一声，又有点懊丧地说，“我本来不想跟他们混在一起，可现在……现在……算了！现在不跟你说这些，以后慢慢跟你说。”

　　在外面，自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也曾听到过不少利用手中的一点权力胡作非为的事，何况这样一个偏僻的连队。看来，她说的是可信的。

　　“好吧，”我红着脸，壮起胆子说，“那么……那么你替我办件事，行不行？”

　　“你说吧，啥事我都能替你去办。”她兴奋的，仰起孩子般天真的脸。

　　“你替我去发封信。不要在团里发，拿到外单位的邮电所发，行不行？”

　　“那有啥！拿来吧！”她整整衣服，一掠头发，仿佛现在就要动身似的，“我到公社的邮政代办那里去发，就十来里路，近得很……你放心吧，啊，我不会做对不起你的事的。”……她流露出一种极为满足的溺爱的表情，我发觉，她把我的怀疑，当成了嫉妒，当成了爱的表示。

　　晚上，吃完晚饭，我向老秦报告了今天的结果，当然略去了所有的细节。

　　“好！这就好！”老秦像电影里运筹帷幄的将军，在牢房里兴奋地踱着方步，“现在的问题，就是怎样写这封信了。”

　　我们又进一步商量，这事与其瞒着大伙（在这个狭小的死屋，几乎是不可能的），还不如调动起人们的“积极性”，群策群力，于是，由老秦向大伙陈明利害关系，不能坐以待毙，使得除“多事先生”外都动开了脑筋。而老秦的确也有大将之风，很能采纳各种意见，最后制订好方案。

　　“第一，我们还不能完全相信这个乔班长。”老秦说，“要是她把这封信交给刘俊，那就整死我们也有道理的了。所以，这事得分两步走：第一步，先和王玉芳取得联系，自然，这还得要这个乔班长转信，她真肯发信，转信也不会有什么问题。等王玉芳回信未，咱们再把详细情况写出去。第二，就是这第一封信，也不能让人看出是我们写的。我们用左手写，即使落在他们手里，也查不出笔迹来。”

　　“不行。左手写的字一看就看出来。”马力说，“要是他们查的时候，也叫咱们每个人都用左手写几个字，那不露馅了？”

　　“有了！秦技术员，”一向沉默寡言的小陈，忽然用颤抖的手指指着墙上糊的报纸，“我们学那……反特小说写的……用报上的字……”

　　“妈妈的！你这招太绝了！”小顺子一拍大腿。

　　“‘夫子不言，言必中’呀！”李大夫抹着胡子微笑着。

　　“行！”老秦也夸奖小陈，“真有你的！”

　　随后，由我拟了稿，得到了老秦认可，大家就在昏黄的灯光下在墙上寻找需要的铅字（幸亏我们牢房的电灯是彻夜不灭的）。找见了就用指甲剜下来，沾上李大夫剩的玉米糊糊贴在白纸上。花了好大工夫，我们用型号不一的铅字拼成这样一封信：

　　王玉芳同志：我们急需和你取得联系，如你想知道你爱人的死因，请速照信封的地址和姓名来信。

　　信拼好了，但信封是不能用铅字拼的。老秦问我：“这个乔班长会写字吗？”

　　“我想会吧。我记得她好像说过，她念过两年小学。”

　　“好，信封就叫她代写。小石只写一张王玉芳姓名地址的条子交给她，这样，就是发现，信里根本查不出笔迹，信封的笔迹又是这个姓乔的。怎么样？这样就绝对保险了！”老秦洋洋得意地说。

　　第二天，在玉米地里，我把封好的信和王玉芳的姓名地址交给她。

　　“王玉芳？”她皱起眉头，“是个女人的名字。”

　　“当然，当然是个女的……”

　　“咋？你不是说你家里没人了吗？咋又出来个女的？”

　　“那……那是我姑妈，当然是个女的。”

　　“哦——”她舒展开眉头，对我莞尔一笑，可是又马上疑问地歪着头，“你姑妈有女儿吗？”

　　“没有……只有两个表弟。”

　　这些话我都是随口说出的，连自己听了，都愤恨我说谎的本领。但是，在一连串恐怖和痛苦把对前途的希望摧毁以后，人就会沿着一个斜坡不由自主地滑下去。当时，我既愤恨我竟然会说谎，又愤恨我竟会因为说了谎而感到愤恨。

　　“好！”她揣起信，又在胸脯上按了按，“下午我请个假，到公社去发。你姑妈一有回信，我就给你。”

　　“要寄挂号信，你会不会寄挂号信？”

　　“就你会，我啥都不会！”她撒娇地说，“寄挂号，贴两张邮票，还问邮局要个条子，对不对？”她得意地望着我。

　　“对。可这是本市的，你贴一毛钱邮票就行了，不用多花钱，条子拿回来交给我。钱你先垫上，行不行？”

　　“看你说的！”她压低了声音，“告诉你吧：我有钱，这些年我存下些钱来着，以后你出来好花……”

　　炎热的、干燥的风，从南边沙枣林吹来，带来一股热辣辣的香味。远处，连绵的山岭在耀眼的阳光下失去了立体感，像图画一样贴在薄薄的乳白色的雾气中；近处，黄色的渠水在欢快地流淌，淙淙地翻过用草筑成的小坝，冲起一层层活泼的涟漪。“多事先生”坐在田口旁，背对着我们，一动不动，她似乎期待我说些什么，把枪换在另一只手上，往我身边靠了靠。我闻到她身上、她头发上散发出的少女的温馨，我感到那被压抑的爱的欲念要觉醒过来。但是，那又反而会唤起我的羞耻心，引起我的内疚，使我更加痛苦。我顽固地抗拒从她身上向我冲击来的引力波，紧紧地咬着下唇。

　　“你咋哪？好像不高兴。”她开始觉察到我的表情。

　　“我没不高兴，我总是这样。”我向她痛楚地微微一笑，“我觉得……我觉得应该谢谢你。”

　　她扑哧地笑了起来。

　　“你们知识分子哪，花样就是多，怪不得人说知识分子难斗。啥‘谢谢’哪，‘以后不要送’哪，‘钱’哪啥的！我看你就是看不起我们贫下中农！”

　　“不……不是！我是怕你也遭到危险。”

　　“危险就危险，在外面也不保险！我见着好些人不知为啥就关了起来，早上还好好的，下午就戴上高帽子游街，要么就是给赶迁跑了。把我也关起来，咱们不就一样了吗？”她天真地笑着，“以后，你教我学文化好吗？”

　　我很高兴她转了话题，她经常是这样：从一件事很快地转到另一件事。我觉得她脑子里有许多不切实际的梦想在催促她，常常会使她兴奋得喘不过气来。

　　“好的。这并不难。”

　　“当然不会难哪，有你这样的好先生。我学得可快哪！现在我能背二百多条语录，还有老三篇，就是不会写。”

　　一块田里的水灌满了，“多事先生”还是坐在田口旁不动。我扛起了铁锹。

　　“还有啥事？”她问我。

　　我想了想。“你能不能跟连长说一声，让我们也休息一天，哪怕半天也行，我们好洗洗衣服，理理发，你就说是我说的，语录里有这么一条：人要劳逸结合好了。”不知怎么，我特别强调了最后一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