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时代里可以怀念人。司马迁生逢其时，所以总结那雄奇时代时，他的一部
部列传写得笔下生花。愈节省笔墨愈韵味无穷；《刺客列传》只是用残墨写了几位
不能不写的“恐怖主义者”——20个世纪后不知为什么连中国的电视台也操着一股
盎格鲁·撤克逊式的正统秩序维护者的腔凋，念出恐怖主义者几个字时带着一种判
死刑的味儿，——但那《刺客列传》却是伟著《史记》的压卷之笔，永远地发射着
难言的、异端的美。

    活不在那种时代则容易怀念狗。比如前苏联就制作过一部狗电影《白鼻姆黑耳
朵》，让人感动不己。近年来狗电影、狗电视、狗文学不用说养狗之风都常盛不衰，
不能不认为其中深藏著人类的时代感和潜意识。

    在日本，连狗都知道在东京涩谷车站前面有一只狗的雕像。不用说，带着一个
动人的狗故事；不外是战乱离散，主人一去不返，那狗便“死心眼”，死死地在那
儿等，一直等得死在它与主人约束的地方。日后，日本人为了抒发忠诚和宣扬这种
死而不渝的品质（日本人非常重视这种“不渝”；侵略战争过去半个世纪了，而他
们有几分“渝意”呢），——在涩谷为此狗铸了铜像。至今凡约会在涩谷的人都流
行把地点定在狗像前边，以表示自己也那么忠诚；至少能做到不见不散。

    在东京挣扎着的百万外国人对那条铜狗大体上态度淡漠。大约是在那儿约得多
了，发觉只是给那条日本狗做了宣传，而事实上日本人远非那么守信用，尤其是无
利可图的时候。于是，怀念故乡狗的现象就产生了。

    狗的回忆，有复杂的动机也有复杂的联想。世上狗文学的主流大致上是吹嘘；
比着吹自己的狗的奇、猛、忠、灵。不节制的例子，有描写狗不仅跟狼咬而且跟豹
子咬的。而我见过的狗却都很平常，平常得像一堆土。


                   ※      ※      ※      ※      ※


    那是在乌珠穆沁，我在那儿插队的第三年。不用说，牧人家都有几条狗；我家
的几条狗中，有一条名叫吉里格。这种狗名字其实不算名字，草原上吉里格这个音
类似于狗的通称也类乎一种唤狗的声音。

    吉里格可没有那种斗虎斗豹的奇遇记，有没有直接与狼厮咬过，也弄不清楚了。
它只是一只忠实的北方牧羊犬，壮健多毛，脑壳硕大，浑身是黑色，喜欢卧在包的
正南方———监视着一切走近的异己者。那一年它大约是十七八岁，已经老得不能
再老了，眼睛呆滞、瞳孔混浊，嗅觉也已经失敏。牙齿软了，额吉每天留心给它弄
些稀食喂。它搂着一块骨头左啃右啃咬不下肉来的时候，额吉默默地蹲在地上陪着
它。

    那一年不仅仅是狗虚弱的一年。我插队住进的这一家牧民，因为说不清的复杂
家族关系，在政治上正处于一个或者光荣地留在革命阵营、或者危险地陷进牧主阶
级的边缘。草原不动声色、但是阴沉地把一种薄薄的恐怖气氛送过来，让它弥漫在
我们家那顶灰旧毡包的四周。
    ——不是那时身在其境，不是那时身困其间，今天我是绝对无法体会也无法总
结的；那时我们被身份和地位而鞭挞，我们这个家族包括我这名插住其中的知识青
年，都在忍受人类最卑鄙的本性之一——歧视。

    谁都知道、但谁也不说的东西最真实。

    那个冬天来我家毡包串营子的人依然很多。 我们包里的成员，包括刚刚4岁的
男孩巴特尔，神色中都有一丝小心翼翼，有那么一点逢迎和胆怯。有两个例外：一
个是我，刚满20岁的我那时虽然感到压力很大但是心中不服，受不了那些趾高气昂
地来串营子的牧民。对他们我冷淡而怀着敌视，但那座毡包不由我作主，说透了我
是这个包的缘份更远的客人。一家之主是额吉的独子阿洛华哥；他那陪笑脸说奉承
话的一天天的日子，真叫我讨厌透了。还有一个例外是吉里格；它老糊涂了，忘了
世态和处境，有时会突然闷头闷脑窜出来，咬住人的毡靴不放。它的牙齿已经没有
劲头，齿尖也没有了锐利，所以一般是能吓人一跳、咬人一疼，而不会咬出血来。

    真是那样：人弱得没有说一句硬话的勇气，狗弱得一嘴下去咬不出血来。然而
这一切并没有突发事变，并没有戏剧性和什么特殊性，日出日暮，四野茫茫，积雪
平静地随着寒风变厚着，一切都循着秩序。当一天天都是有苦说不出来时，那苦也
就无所谓苦了。

    1992年冬，当我从日本回来的时候，我猛地悟出了我与那一家蒙古牧民之间情
份的缘由。

    在东京每当路过涩谷，我都绕过去看看那条铜狗。看着它时心里想起了吉里格，
我变得怀疑一切编造的狗故事，我觉得我这种心情与涩谷聚集的各国流浪汉们非常
相似——因为在他们的神情中也有一丝对那钢狗的隔阂和蔑视。

    在那里能看见各种外国流浪者。最谦恭的表情属于孟加拉人，最自尊而因为无
法施展而显得拘束的是伊朗人，无畏地唱着歌，跳着舞以求掩饰自己的孤单和慌乱
的是拉丁美洲人，为着一个共同的目标，挣小日本儿的钱，大家五湖四海地走到一
起来了。人群中最隐蔽而一眼便可以发观的是中国人，当浸泡在歧视的空气中的时
候，中国人是不唱歌、脸上也不会出现好斗的自尊颜色的。

    我想着狗的事，趁无事好做和这些流浪汉们寻机攀谈。孟加拉人要攫住每一口
食物，但不涡泯的善良天性使人微微心动。拉丁美洲人跳成一个盾形，故意不理睬
世界，愈没有人扔钱他们唱得愈凶，艺术原来是穷人护心的盾。我和一个伊朗小伙
子偶尔闲谈起来。凭着伊斯兰教，我们能互相信任地谈。他被一个日本警察奚落了
一顿，原因是他向警察问路，那警察先把他问了个底儿掉。进入日本的伊朗小伙子
大多用旅游签证入境，然后四处寻觅重体力劳动——日本人借他们一臂之力解决劳
动力不足的困难，再随心所欲地收拾他们。我和他聊得很痛快，聊海湾战争，臭骂
美国佬。

    这时，有几个醉醺醺的穿西服的日本人围住那群拉美歌手。一个醉鬼不知为什
么亢奋了，搂住那弹吉他的小伙子又蹦又跳，其相丑恶难以形容。吉他手不知所措，
因为那丑恶醉鬼付了钱——我想起一个打工朋友说的话：日本人真是连男人也要调
戏一番的动物。我和那伊朗小伙子停住了闲谈，看着狗像前那歌摊。我们都有点紧
张，都不知那几个拉美歌手会怎样。在这个无耻的世道，人心很像火药库，爆炸只
需非常小的一个火星。

    但是，歧视如果有强大的贫富为依据，歧视会被社会接受。爆炸是一件非常困
难的事，因为背叛了的社会太冷了，不给你一个炸的温度。

    那拉美吉它手腼腆地、好不容易甩开了穿西服的鬼子  他也一样，在这样的世
道里人没法子炸，哪怕让鬼子“调笑”一通。

    我看着这一幕，猜测着换了我会怎么样。伊朗小伙子盯着这一幕的眼光阴沉，
我一时无法判断这12伊玛目派的青年在想什么。


                   ※      ※      ※      ※      ※


    那一年我家最怕客。准确地说，是我和额吉两人厌恶客人。那个冬天的客人中，
有不少人有那么一点像涩谷狗前面的西服醉鬼：说他坏似乎又没有坏到该揍他，说
他不坏他一丁点儿一丁点儿地欺负你的心。额吉是一切的原因，因为她的出身问题
（她已经是老太婆了还是逃不开出身！）弥漫而来的不祥空气，压得我们喘不过气
来。

    整个冬天我心情烦躁。冻硬的牛粪绊着脚，羊群渴盐硝已经急得啃围毡和车辕
了。天空一连两个月阴霾不开，不下雪，只是白毛风刮得积雪一天比一天硬。下午
4点钟羊群回盘， 我们忍着冻忙着圈里圈外的活。最后忙碌完了钻进包门时，冬日
的草原已经漆黑了。这种时候人全心全意想着的只是热腾腾的羊肉面条；而往往在
这种时候不速之客报门进来了。

    如果是能称之为朋友的客，人谁都不乏好客之心，更不用说牧人。但是若来一
种心理上怀有一分欺主之意的客，那一天唯有的喘息和暖和就算完了。

    70年代初，草地上很盛行这一套。成群结队到了一家门口，进门后热热闹闹地
扯皮，气氛快活融洽。而主人多是四类分子、牧主富牧——贵客临门赶紧张罗还唯
恐不及，谁还会去计较微乎其微的心理！我曾在一篇小说中写到过这种天天迎接欺
主之客的人，他每个月打发这些来客要用一二百斤粮食（《北望长城外》）。不用
说，这一套是轮不到我家的，因此那时和以后很久我都没有认真思考过人性的这一
面。

    我住的阿洛华哥家轮上的，是近似歧视的一种交往。我当时只是极端地反感，
但是狗咬刺猬无处下嘴，像那个在涩谷卖唱的拉美小伙子一样。然而，老狗吉里格
可是不管有刺无刺，该下嘴就下嘴。它老透了，老得失去一切判断和分析的能力，
老得鼻头眼睛粘糊糊分辨不清，它只凭一个大致的好恶，并且本能地行动。

    那一天是个晴天，羊群疲惫地走不远便大嚼起来。中午我哥来换我回家喝茶，
我就离开了羊群。

    拴马时看见牧民A的马，配着他漂壳的银鞍。我进了包，看见额吉正在招待A喝
茶。我端起茶碗顺便坐在门坎上，和A问答了几句。

    这一天的A和往常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喝着茶，扯扯天气膘情，草场营盘，
半个时辰后他告辞了。

    吉里格突然一口咬住了他的腿。

    A惨叫（该说是惊叫） 时，我们都没有弄明白发生了什么事。一向蹲踞在毡包
南线面对辽阔原野的吉里格，不知什么时候守候在门口，而且似乎等侯一般把大黑
脑袋紧凑着门槛。很久以来，它不吠叫了，有时无缘无故地低吼几声，嗓音浓浊，
分辨不清它的心情。它闷声闷气就是一口，咬住了A刚刚迈出门槛的靴子。

    我反应过来以后马上想到的是： A不会受伤。吉里格的牙齿已经全坏了，以前
我也曾被它咬过一次， 毡靴筒上只被它的牙床嵌出几个小坑。但是，A似乎受了不
可思议、无与伦比的巨大惊吓和摧残，他好像被咬漏了脑壳，那藏着已经很久的邪
恶一下子泄了出来。

    他抡起马棒打狗时，我的嘴角还残留着一点笑；额吉甚至还带着歉意地替他呵
斥吉里格。“滚开！……你这疯狗！……打，狠狠地打！”额吉喊着。

    但是， 打狗的客一旦动了手，就不仅仅只想出一下气或挽回一点面子了。A打
了几棒以后，发生了一个倏忽间的变化；他动怒了，决心要打个痛快，打出威风来。

    我特别记牢了这个瞬间闪过的变化。这就是那种谁都知道、但谁也不说出来的
真实。 A与我家住得太近了，他和我哥的往来太频繁了，草原上今冬阶级复查的风
刮得太紧了， 四下里议论我们这个包的时候那敌意太明显了。A并不是自动与我们
住得这么近，草场是官们划分的；他和我哥并不是朋友，接触多只是因为住得近；
他是无可争辩的贫牧成分，他犯不着让那股蔓延的敌意也沾上自己的身。我牢牢看
清了他要抓住这个碴口与我家来一场矛盾纠纷；尤其今天是晴天，家里只有老太婆
一个人。

    一两分钟之后， A怒吼的词汇已经变成“杀”，他咆哮着：—定要杀了老狗吉
里格。

    他抡圆了马棒（乌珠穆沁的鞭子都有一截圆木棒，有些人则用长马棒当鞭子），
疯狂地打狗了。吉里格看不清楚，所以躲闪很慢。棒子重重打在老狗的肉体上，发
出噗噗的钝声，狗看不见，便不躲闪，我听见它喉咙里咕噜噜地低声吼着，声音又
粗又重。


                   ※      ※      ※      ※      ※


    第二次我遇见那位伊朗小伙子时，他是单独一个人。涩谷狗像前人很多，日本
学生们正等着黄昏降临，然后去寻欢作乐。我和他谈到12伊玛目，谈到中国境内的
塔吉克。他的父亲和哥哥都是完成了朝觐的哈智，他对此很自豪。我问他是住在城
里还是乡下，他说现在住在德黑兰，小时候在乡下放羊。

    说着放羊的时候，我们都瞟了一眼那条铜狗，谁也没有说什么。

    还扯到女人，伊朗人在日本都是单身打工，不带家属。不管合法的工或是黑工，
他们的目标是挣上一笔钱就走，谁也不与这个国家过多纠缠。这一点与中国人非常
不同。伊朗人只要日本人的钱，他们要做伊朗人；而中国人没有这么简单的原则。
他反问我，为什么有那么多中国女人在日本，“她们都坐上出租车了吧？”他问。

    我们都笑了。这是个挺惟妙惟肖的描写，虽然有点尖刻。但是笑了一下就作罢
了，我和他都心神不定。半晌，他说，他要回伊朗去。

    我问：工作没有了？

    他凝视着我，点点头，接着又说道：“没有房子住。”

    我无法回答一个字。劳动力缺乏的东京，自由租赁房子的东京，我们实在是太
熟悉了。谁也不说、谁都清楚的是人对人的歧视。一个岛国居然歧视诸如波斯、中
华那样大的古国，我们也曾奇怪和不解，但世界就是这样。

    ——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那位伊朗青年。我俩没有去说不愉快的事，我不愿追
问他怎样被不动产商人拒绝租房，也没有追问他怎么找不到工。我俩能找着快乐的
话题，更重要的是，在彼时彼刻，在那群男女包括那条铜狗中间，我们俩之间的平
等和尊重是真挚的，没有染上一星肮脏的歧视病。

    那天分手时，我觉得钢狗是虚伪的，狗的雕像不应该如此，因为忠实的狗遵循
的是一种人类学不会的原则。但是关于怎样塑立一个狗的塑像，那天我没有想清楚。

    身躯高大魁伟的伊朗——波斯小伙子消失了。我和他的邂逅已经结束。在灯光
闪烁的涩谷，他的背影非常俊美。这美消失了，但是没有被歧视人的世道玷污。回
到他动荡而贫穷的故乡以后，他要负起沉重的生活。但那生活毕竟不会这么压迫心
灵，我想着不禁为他松了一口气。

    伊朗人的思想是正确的。忍受妻儿分离的苦楚，挣它一笔钱便一去不回。不留
下一丝一毫的情感和企望给他们，一切都寄托给自己的、像人一样的生活。高原的
牧羊犬和美丽纯洁的波斯女人在等待着，在离开之前确实无需回顾。

    他根本没有再看那铜狗一眼。他住在都市但生于牧羊人之家，我猜他一定也曾
养过几条出色的好狗。在我和他之间这种似有似无的交往中，他从来没有提起铜狗
一个字。或许，他只是视那条狗为一块铜，一个装饰，一个符号，一个形状，他内
心深处根本没有认为那也算一条狗。


                   ※      ※      ※      ※      ※


    勃然大怒、 复苏了体内对我家的蔑视的A，可能不再认为吉里格是一条狗。衰
弱的吉里格已经不会躲了，一动不动地立直身子，低垂着黑毛茸茸的大脑袋。马棒
打在它的背上，打得它一晃一晃，但是它不会躲，不逃开。它浊哑地呼呼吼着，那
声音——后来我久久回味过，但至今我不能讲明那声音里充斥着的，究竟是愤怒、
是绝望、是抗议、还是轻蔑。而A愈打愈轻狂、愈打愈滋长了欺负人侮辱人的快意。
“杀了它！杀！杀！”他单调地骂着，充血的眼里闪着罕见的凶光。

    不知这一切都是怎样发生和转变的。A从吃惊（也可能还有疼痛）到发怒打狗，
再到决心杀狗欺主——其实是杀狗斗主，他要制造与我家决裂的斗争——，仅在一
两分钟之间就完成了。同时，在同样的瞬间里，额吉也从吃惊、道歉、呵斥吉里格，
而突然地转变为要救吉里格的命。

    白发苍苍的额吉死死扑在吉里格身上，把狗压倒，用身体护住了狗。我万万没
有想到，我简直不能想象，她居然会有这样的举动。

    A无法下手了。 他举着马棒，围着额吉转着，寻找能下手打到狗的缝隙。但额
吉拼死地伏在地上， 掩护着吉里格，A被瓦解了，虽然他还在骂骂咧咧——这是他
这一类蒙古人的伎俩。他显然被震惊了，但他还要掩饰，他不知如何收场才好，所
以只好尽着一张臭嘴唇不停地动。

    我看见，侧面山岗上，笔直地冲下来一骑马。阿洛华哥发现了家门口的动静，
他赶回来了。那匹马笔直地冲下陡坡，溅着一条垂直的雪雾。

    这就是我，刚满20岁时的我目击的一次打狗欺主。这也是我第一次面对面地看
到对人的欺侮。那时我没有懂得这种罪恶源于歧视，我更不可能想象当时我认为已
经被压迫得气闷的牧民，在未来也可能去歧视别人。

    这件事刀刻一般留在了我的心上。不论岁月怎样淘涮，直至今天我无法忘记它。
也许，连我自己也感到古怪的、关于我和那位蒙古老人之间的感情，全是因为这个
基础。有朝一日，倘若她的后代远离了那种立场和地位，或者说倘若他们也朝着更
低浅、更穷的人举起马棒的时候——我和他们之间的一切就将断绝干净。

    阿洛华哥马到门前， 为A造成了下台阶的机会。他不用尴尬地对着一个褴褛的
老太婆举着马棒了，但是他可以同儿子继续斗。

    我没有介入。我哥的囊脾性早叫我烦透了。他是绝不敢一斧子、哪怕是一鞭子
抡向A的。 隐隐伴随了他多年的低下地位造成的软弱，使他也练就了一副嘴皮子。
他只敢说，决不敢动——两个汉子吵了个天翻地覆，吵到太阳下山，A累得回了家，
但是不仅没有惩罚也没有决裂，一个月后A又恬不知耻地常来常往了。

     A来串营子时，不敢用头往包门里钻，而是用屁股拱开门，倒着进包。我看见
他就恶心，不过，这种人太多了，我后来也就司空见惯。

    其实吉里格睬也不睬他。 吉里格对A如鲁迅所说，采取的是最彻底的蔑视。 A
以后每次来串包，都换不来一声狗叫。吉里格远远蹲在包正南方的草地上，正襟危
坐，凝视着茫茫的草原。

    吉里格终于衰老得到了那一天。

    那是后来，有一次，它摇摇晃晃地觅食。那天太阳照得很暖。后来它晃荡回南
面那片草地上，卧了下来。吉里格晚年的日子大致天天如此，在阳光下昏睡，因此
谁也没有留心。

    次日，它还卧在那儿。

    再过了一天，它仍然卧着不动。我询问地望望额吉，额吉没有说什么。它那身
漆黑的毛被风吹拂得掀动，我无法猜测它在做什么。

    吉里格就这样，渐渐地溶化在我们家南方的草地上。黑毛皮溶蚀了，变得浅谈
模糊。我们仍然不去惊动它。最后，应该说它消失了，那正南方草地上只剩下一个
架影，像一丛芨芨草，像一个黑黝黝的土包。

    翌年那儿真地出现了一个土堆，上面密集地长着意草。那一丛草比平地高出一
具狗身，永远地留在了我驻过青春的营盘上。

    以后几年，甚至十几年后我骑马走过那里，眺望旧营盘时，总是能清清楚楚地
望见那一丛草。

    写这么一个平淡的狗故事当然不合时宜。不过我早就决心写写这件事。时宜是
否引人堕落我不关心；但是一个新秩序正在这个世界上形成，流行的时宜也许使人
忘记这秩序可能压迫自己，因为它公开打着歧视的旗帜。

    这一切方兴末艾。再写下去人会说这是故作危言。共鸣的消失，再次证明着人
的变与不变。离开那条铜狗的伊朗小伙子，离开那条铜狗的我，都迎着生存、孤立、
正义几个壁立的巨大质问。但是我们失去了人的参照却仍拥有狗的参照；我们能够
找到答案，制造出有美的生存方式。

    无论处在怎样的时代，人类中的美从没有中绝。狗通人性，正因此狗才那样动
人地追随，那样始终不渝。

                                                                199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