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陶

毛扬是我堂哥,在国有企业,当秘书。这两年,经常是夹着个公文包在家里出出进进。以前我们是兄弟兼死党,现在好像越来越没话说。

这天在二伯家吃饭,吃到一半,毛扬回来了。二妈要去盛饭,他就说,吃过了。我说,又是饭局吧,老哥,你都快成个官油子了。二妈就叹了口气,接过话去,这孩子,怕是走错了路。

毛扬就说,今天老陶来了,我和他吃的饭。顿了顿又说,都快过年了,老陶还穿着单衣裳。大家都沉默了。我问:哥,老陶是谁?毛扬说:就是陶汇泉。我又问,陶汇泉是谁?二伯就说,先吃饭吧,吃了饭再说。

吃了饭,我就把这事忘了。晚上跟毛扬睡一屋,他在床上翻来覆去的。过了一会儿,又起来轻手轻脚地挨着黑点了根烟。我说:哥,睡不着么?毛扬使劲吸了口烟,火焰在黑暗中倏地闪烁了一下。他把烟头掐灭了,对我说,毛毛,你想听听老陶的事情么?

我在黑暗中点了点头,毛扬不知道有没有看见,他只是自顾自地说下去。


我第一次见到老陶,是一年多以前了,刚从分公司调到集团那会儿。那天快要下班了,外面说有人上访,闹到办公室来了。进来了一个人,穿了件绿军装,头有点儿秃,看上去四十多快五十岁了。一来就掏出个大袋子,拿出好几摞材料。看来,是个老信访。

我大概翻了一下,全国人大的,中央军委的,省政府的,批转件一大堆。还没看出所以然,这人站起来,情绪挺激动的,指指点点:这么多年我都在信访,我的问题各级机构都有批示,为什么不给我落实?

材料上的大红章,这么十几个盖下来,也是够触目的。毛毛,你知道,弄到这些批示,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当时,我也不知道,老陶为了这些大红章,已经走过了二十七年。

有些上访的人,有天大的委屈,白纸黑字。苦痛艰辛,写得明明白白。老陶的事情,其实并不大。一件不大的事情,十几年没能解决。老实说,我当时心里纳闷,也有些义愤。头头脑脑,层层级级,实在是太拖沓了。

据这人说,来了几次,没见到领导。我就把他介绍给了我们信访办主任老崔。


崔主任见是他,眉头皱一皱,把我拉到一边,说,这个老陶,九六年前就来信访,毛扬你不懂,他的问题,没办法解决。我是公司的信访办主任。他不是我们的人,更不是市里的人,市政府的人都没办法解决。这个人信访这么多年,大家都厌了,说是出于义务,其实和他也没有关系。上头也是,动不动就推过来。

听她这么说,我还是一头雾水。回头看一看,那个叫老陶的中年人,已经在拾掇东西。他走到电梯间,门打开了。我看他愣一愣神,走了进去。

崔主任看着他的背影,说,他是知道在我这里没什么希望。该找的差不多都找过了。你想,市委书记都接待过他,都没办法解决。

我就问她,这个老陶,当年究竟是为了什么事。崔主任叹一口气,说,能是什么事。一丁点大的事,不过传说的版本多得很,说到底是个人恩怨。大概七十年代末,他在部队上的时候,为了点鸡毛蒜皮,得罪了一个连长。结果那个连长将他作为坏分子整治了。他人又犟,不肯服气。部队于是让他复员,回了原籍。

人算不如天算,部队七九年开到S市,建设特区。这支部队翻牌成立了特区建设公司。跟着部队来的战士,也都集体转业。这个老陶,如果跟着部队转业,就该在三公司。三公司创业初期,也艰苦得很,经过了一段,后来慢慢好了。

当时部队里很多人都不看好S市这么个荒凉的地方,主动打报告要求回家。后来见到公司好了,也后悔了,这是题外话。可这个陶汇泉,认准了一条理,走上了信访路,说,部队里处理我,属于“文革”期间的冤假错案。你们要给我恢复名誉。他的意思,一旦恢复军籍,顺理成章跟着部队,就可以跟着集体转业,成为三公司的一员,拿工资、分房子都有份。这个逻辑,也简单。

大家想想他的处境,同情,可也没办法。其他人处理就处理了,回家也就算了。偏偏他拗得很,到处找,找部队的老领导,三公司的领导。大家都认识他,觉得可怜,给他在三公司找个临时工的活,照顾一个房给他落脚,但是没有正式编制。打零工在计划经济时代,待遇和他的战友们差距是天上地下了。

你也看到了,他这个信访搞的,吓死人。袋子里装得满满的,各式各样上访材料,市政府、信访办、建设局、省政府、建设厅、全国人大、国务院。在北京上访,人家还好吃好喝招待他,给他买张飞机票把他送回来了。没办法解决啊,多次上访,国家发火,说你们S市怎么搞的,连这个事都解决不了。市里也很冤枉,这个人,你要处理他,就应该军队翻案,又不是我们的市民,连户口也没有,我们如何管他。于是就把他遣送到原籍。每次遣送回去,又跑到S市里来,总之一句话,他是“文革”时的冤假错案。可是,老实说,他这事,又够不上格。事情就不尴不尬地走到这一步。到头来,当时那个处分他的连长,人也死了。真叫个死无查证。参与过处理他的几个人也说,确实没有大问题,确实可处理可不处理。好多人认个倒霉,就算了,回家安安生生过日子。偏偏他一根筋,非要讨个说法。


毛扬说到这里,苦笑了一下:就为一个说法,他讨了二十七年。


这事过也就过去了。过了十几天,我听见有人找。一看,又是老陶。这回老陶指名要找集团董事长。

见了董事长,一句话不说,他就开始哭。让我吃惊不小。那么大年纪的人,穿着军装,布鞋,背着个包,头发花白了在你面前流眼泪,任谁心里也怪不是滋味的。

这时候办公室主任进来。董事长赶着出去开会,皱着眉头,对主任说,处理一下,处理一下,老信访。老陶就盯着主任:我这么多年信访,工作也没了。钱也没有,来都是走过来的,眼看到中午十二点了,我还没吃饭。说到这一步,主任一听就明白了。说,这里是五十块,你先拿去吃个饭,你的问题这么多年了,也不是一时半会儿能解决的。老陶立马说,谢谢你了,主任,你是个大好人。说完拿过钱来,抽抽搭搭地走了。

这时候老崔看见,就说,忘了跟你们讲了。市信访办已经跟我们交代过了,再也不要给这个人钱了。现在谁给他钱他盯着谁。下次他指名道姓就要见这个人,然后就落实到经济问题说是没有钱了,最后就给他一小笔钱打发他走。一旦有什么大的庆典啦,周年纪念啦,两会啦,他就出现了。没办法,他的问题,确实解决不了,但是他长期这样也影响咱们的形象。天知道,哪天来个中央领导,万一见到他,管他是不是S市的人,说一句,怎么这样的,到现在还不给他解决。最后都得打咱们的板子。


当时,我觉得这话说得有点儿不近人情。后来才知道,也是话出有因。我曾经也在心里嘀咕过,这老陶,靠什么谋生呢。听人议论起,他随着部队来,原先还打点零工,后来老是上访,人家就烦了,也不给他弄了。再后来市政府也火了,说你们哪个公司给他这个地方住的,他又不是我们的人,该干的干,不能干的让他回老家去。再后来,转业到三公司的战友也厌了,也不想帮他了。他信访了这么久,还是个老光棍,快五十岁了。人家个个成家立业,孩子都在上学烦都烦不过来。偶然关心你一下,哪还能几十年如一日地操你的心啊。信访到今天,前前后后加起来二十几年了,人家哪有耐心长期地关心你啊。没有了,都厌了。他最后一个人,生活来源也没有了。怎么办呢,就靠有时候人家给他点路费,最后就到了这个程度。三天两头地到公司里来,上班似的。一来,就坐在大堂的沙发上,等着几个领导出现,大家心里有个数,给他点小钱,他也就走了。几天的生活也就靠了这点钱着落。说起来,他那个装着各种材料的军绿挎包,就跟随身工具差不多了。


有一天,我在一楼看见他,被保安拦住。他硬摽着,要坐电梯上去。这保安新来的,不认得他。看到我,也急了,说,毛秘书,你看这个人硬要上去,说要找董事长,董事长不在就找陈主任。老陶看到我,愣了,嘴里含含糊糊地,和我打招呼。这时候,已经是下午快五点了。我说,老陶,领导去外调没回来。有事么,跟我说。老陶将包挎上了,说,哦,那我先走了。这只泛黄的绿军挎,已经磨破了角。过台阶的时候,他趔趄了一下。我说,老陶,你先坐着,等我一会儿。到了下班的点,我下来,跟老陶说请他吃饭。

我们就去了醉翁亭。毛毛你记得吧,就是绿岭路西那家徽菜馆,有小鸡贴馍,你还挺爱吃。老陶是合肥长丰人,信访材料上写着呢。

我看老陶坐下来,不大自在。就要了菜单,让他点,说家乡菜,你熟。老陶也不打开单子,只是说,有李鸿章大杂烩吗?

这道菜,你也记得。汤很鲜,里面卧着很多鹌鹑蛋的那个。

嗯,老陶就点了这个。我心里也奇怪,没说什么,接过菜单,又点了几样。

大杂烩上来,老陶舀了口汤喝了,皱一皱眉。我就问,怎么了?

老陶又喝了一口,说:这菜讲究个火候,要的是冬笋的甘,松蘑的鲜和火腿的咸。这个其他都好,就是用的是陈菇,不够鲜了,味道就吊不出来。

我见他讲得头头是道,说着说着,眼睛也亮了。就说,老陶,你像个行家呢。

老陶不说话,过了老半天说,我以前是个厨子。这一道,我做得最好。

我这才知道,老陶复员回家,在徽州他老舅的饭店里做过。做徽菜是个好把式,家传的手艺。他那时还是个三十未到的小伙子。

我就说,在老家做,不是也挺好。

老陶就说,要不是有个战友带了消息来,说团里的人都来了S市,兴许我现在还在做厨子。

我说,你还可以做啊,S市就这点好,就像这道大杂烩。打哪来的人都有,想吃徽菜的人不少呢。

老陶叹一口气,说,信访了这么多年,手早就生了。

我见他半晌没说话,就说,其实这么多年,你又是何苦……

他也不吱声,只是愣住了神,突然甩出一句,我就是要访下去,到现在也没给我个说法,我就是要讨个说法。

隔了一阵儿,他说,毛秘书,我这样,是不是挺叫人瞧不起的。可现在,如果不信访,我还能干什么?


那天晚上,老陶跟我说了他很多事情。

这么多年,为了一个目的,没工作,没住房,没成家。问起来,原来他在安徽老家,是有一个没过门的媳妇的。他对人家说,要人家等,等到他上访成了,就接人家到城里来。人家等了一年,两年,五年,到了第八年的时候,终于嫁了人。谁也不知道他在做一件什么样的事,他在乡下的外号叫陶疯子。老家人对他也厌了,连老母亲都不让他上门了。

我就说,老陶,现在不比以前了,现在是市场经济时代,机会多了。东方不亮西方亮,谁也不会太稀罕这碗大锅饭了。兴许有一天,我也下海了呢。你以前想要的东西,未必现在还想要。

老陶又不说话了,过了一会儿,还是那句话,我就是要个说法。


毛毛,你想想看,一件事情,对于一个人,已经成为生活的惯性,就好像上了发条。他已经忘了目的,只知道要走下去。

那时候,信访大概已经成为老陶谋生的手段。两三天能挣上五十块,看到可怜他的,就给百八十块的,度过一周。

说回头还是个“钱”字,现在赔偿法也有了,要给他钱,数目还不小,可这钱又打哪里来。

也许,就算他不想要这个钱,退一百步,要个说法。可是,碰到这样的事情,很多人就认了命,放弃了。中国人,没人愿意较这个真。

老陶实在是个异数,他就是要访下去。其实,他的事情,说起来也小,可对他自己,却大到了半辈子。

有人就议论,说,要是认了,回去了,说不定老婆孩子热炕头了。抗争个两年,认了,找份工作打工,现在说不定都做老板了。要不挣点钱,在股票风潮时候排个队,趁上S市的股风,多少人白手起家,说不定现在百万身家成了公司总经理了。


以后,老陶还是来,雷打不动地,说要见领导。领导也习惯性地找个借口不见他。他就要见我。我知道,他见我,不是想要什么了,就是想找人说说话。有时候,到了快下班的时候来,我就和他吃餐饭。公司里的人都说,是我把他惯出来了。可是,逢到庆典,人代会,他倒是不来了。同事们就说,他是给毛秘书面子。你看,这话说的。

毛扬在床上翻了个身,对我说,睡吧,不早了。

过了一会儿,听到他又叹了口气。我想起二妈的话,我这老哥,也许真的不适合官场。

我突然想,在这样的夜里,在每个白天的间隙,叫老陶的人,他在想什么?


毛扬没再提起这个叫作老陶的人。

没有想到,在一个月后,也就是这一年的除夕,我意外地见到了他。

这一年的冬天,特别冷。这座中国最南端的城市,也遭遇了来自西伯利亚的寒流,气温骤降。二伯和二妈去了澳大利亚,探望刚刚生完孩子的大堂姐,顺便越冬。家里只我们兄弟两个。我在网上订了年夜饭,准备等毛扬回来,吃上一顿,然后去零点酒吧新年倒数。可是快六点了,毛扬还没动静。我打电话,说老哥你真绝,站好最后一班岗。

毛扬在电话那头笑了,说,辞旧迎新,善始善终。

快七点的时候,我听见门铃响,一边想毛扬这个工作狂真的很过分。

打开门,看见一个陌生人,穿了身军大衣,手里拎着个鼓鼓的红白蓝胶袋。他应该年纪不小。外面下了小雨。看他稀薄的头发,垂下了花白的几绺,有些颓唐。我问,你找谁?

我,请问这是毛秘书家吗?

我说,是,有什么事吗?

毛秘书在家吗?

还没回来呢。

哦。他说,那我等会儿再来。

转身就走了。袋子里的东西不轻,他拿得有些吃力。在进电梯的时候,还被夹了一下。

快八点钟的时候,毛扬回来了。我把餐馆送来的年夜套餐放进微波炉,说,老哥,真有你的,害咱们吃回锅年夜饭。

毛扬说,写年终总结,忘了时间了。

我想起来,对他说有个人找他。

他听我说完,想一想,说,是老陶。他说有什么事了吗?

我说,没有。

毛扬有些忧心地说,现在来找,别是有什么急事。

我说,不是吧。大过年的,还来求人办事。


话说着,门铃响了。我放下汤,开门一看,正是刚才那个中年人。脸冻得有些发红,手里还是拎着那只鼓囊囊的红白蓝胶袋。

我赶紧让他进来,可是心里,多少有些奇怪。大过年的,这算怎么回事呢。

毛扬在我背后喊了一声,老陶。

老陶的眉头舒展了一下,嘴里轻轻地应,毛秘书。

毛扬问老陶,你不是跟我说,回家过年了吗,怎么还在这里?

老陶有些犹豫,终于说,回过家了,又回来了。

毛扬也有些不得劲儿了,你说,这大过年的……

老陶说,毛秘书,我,我昨晚回来的,就想,就想来给你做顿年夜饭。

这话说出来,老陶勇敢了些:上次听你说家里人都出远门。大过年的,没人做年夜饭怎么行,我好歹也是个厨子。

毛扬的吃惊可想而知。我也愣住了。

老陶将红白蓝胶袋打开,变魔术似的掏出一只咕咕叫的黄毛鸡来。说,家里带来的走地鸡,比城里的好,滋养。毛扬赶紧过去,将鸡又塞回袋子里:你这是干什么,你手上可不宽裕。我们这有年夜饭,你不在意,跟我们一起吃,过年嘛。

老陶摽着劲儿,又把鸡拿出来,毛扬又塞回去。来回几次,鸡都给折腾烦了,扑扇起翅膀。

老陶突然间一屈膝,大声说,毛秘书,你这是不给我脸。

我看见这中年人血红的眼睛,突然湿润。毛扬愣一愣,也松开了手。那只鸡落在地上,脚捆绑着,徒劳地挣扎了几下,也就老实了。

老陶抬起袖子,在眼角擦了一下,吸了下鼻子,慢慢地说,毛秘书,我知道,这几年,是我不争气。人人厌弃我,不管我,就你还把我当个人。我老陶窝囊,可是不糊涂,识老赖人,也知道人的恩情。你就算给我个机会,让我报答一次。

毛扬听了这话,理亏似的,轻轻地说,别这样,老陶,我也是举手之劳。

老陶仿佛没听到,自顾自从胶袋里掏东西,成捆的蔬菜,腌肉,养在水笼里的一尾大鱼。甚至,他还从袋里拿出一只大铁锅和一把缺了口的铁铲,说,我使得惯自己的。这套家什,十几年没用了。

并不止是炊具,老陶连佐料都带了来。我们眼看着他进了厨房,起了锅,下了油,叮叮当当忙活起来。我只在电视上,看过大师傅的颠炒烹炸。老陶一招一式,并不是十几年没掌勺的样子,让我开了眼。案板上切起菜来,也是干脆利落,手法娴熟到让人眼花缭乱的地步。他只管做他自己的,当我们不存在似的。看得我们兄弟两个,大眼瞪小眼,这是刚才那个窝窝囊囊的老陶吗?

这样忙活了半个多小时,厨房里传出了香味,我嗅了嗅鼻子。老陶陆陆续续地将菜端上来了,端上一道,就报一个菜名。

扒皮鱼,菊花冬笋,清香砂焐鸡,徽州圆子,腐乳爆肉,皱纱南瓜苞,纸包三鲜……


最后一道,是“李鸿章大杂烩”。说完,老陶舒了口气,我们也知道他大功告成了。

老陶在围裙上擦了擦手,用热水在锅里荡一荡,洗净。就开始收拾东西,齐整整地,仍然放进胶袋里。不过这只胶袋是瘪下去了。

毛扬嘴里道辛苦,赶紧让老陶入座。

老陶看到摆在面前的一副碗筷,正色说,毛秘书,你这是开玩笑,哪有厨子上桌的。

说完,将袋子往肩上一搭,说,我走了。就打开了门。

这走得,算是雷厉风行。毛扬来不及说些挽留的话,我更是目瞪口呆。

待到毛扬想起来,追到电梯间里,老陶已经不见了。

他走回来,看着这桌热腾腾的年夜饭,愣一愣神,说,毛毛,吃吧。正宗的徽菜。


年初八的时候,毛扬说要去瞧瞧老陶。老陶好喝上几杯,毛扬拎上了公司过年发的两瓶汾酒。见我百无聊赖,叫上一起去。

路上说着,才知道,年前的时候,毛扬活动了一下,帮老陶在公司里安排了一个门房的差事。老陶不是没在这儿打过工,这几年,为了一个“说法”,公司上上下下的,其实有些怕了他,避之不及。毛扬又是拍胸脯做了担保,人家才接收下来。

远远看到一排房,乌青的瓦,这是物业部给临时工安排的宿舍。毛扬找到门牌号,敲了门。半天,门咧开一条缝,探出个花白的头,是老陶。老陶见是我们,笑了,拢了拢衣服。这时早天光了,看老陶穿着内衣裤,披着军大衣。毛扬说,老陶,还睡着呢,我不进去了。这酒不错,悠着点喝。老陶眼睛亮一亮,嘴里感谢着,还是笑,笑得有些不自在。里面传出轻微的咳嗽声。老陶慌了神,侧身回头看过去,闪出一条缝。里面清清楚楚,一个女人坐在床上,引着颈子也往这边望过来。这回,老陶的脸红赤赤的,说,毛秘书……毛扬打着哈哈,说,老陶,晚上还要值夜班,别贪杯。

老陶突然蹦出一句,毛秘书,我,不访了。


这句话,蹦得突兀,却是承诺一样。其实,我至今仍不明白,也许毛扬也不晓得,是什么让老陶,放弃了走了二十多年的老路。


老陶就这么顶了一个老门房的缺,管起了公司里的报纸信件收发。我去找毛扬,他会跟人说,这是毛秘书的博士弟弟,老给家里争脸的。过了一段日子,因为老陶的恪尽职守,有知道他之前一些典故的人,也对他消除了成见。有人玩笑地叫他一声老信访,他也不当回事。那身旧军装终于也脱下了,穿了身整齐的中山装。眼见着,老陶胖起来了,脸色也红润了。

我赞了他两句。

老陶呵呵一笑,很神秘地说,我是有个人给我滋补,你还年轻,不懂得的。

逢到节假日,老陶总是送些家乡的土特产。让他不要送也不听。老陶是个有些犟的人,一根筋,对人好也有着某种固执。


过了大半年,一天毛扬回来,叹口气,说,这个老陶,唉。毛扬原是那种最怕是非的人,对于老陶的麻烦,是始料未及。那个山东男人,铁塔一样竖在面前,对着老陶就是一顿海揍。恰巧有个领导下来视察,事闹大了。老陶挂着彩,被开除了。

其实,老陶和那个机电房的女工同居的事情,在公司里是公开的秘密。在中国南方的大城市,这种事情,渐渐是你情我愿,不伤大体的。熟识老陶的,觉得他有了女人照顾,有个家,哪怕是个临时的,能拴住他的心,不让他乱跑,也是他前世积德。而这女人,在县城里是有老公的。这做老公的,从老乡那里听说了自己的女人在城里打工,不老实。当夜赶了火车过来,打了老陶算白打的,不知怎么竟还找到了毛扬,一把鼻涕一把泪,把他女人说成了个女陈世美。保安要将他架下去,他就耍了蛮,将自己卡在电梯上。那女人呢,却也是个烈性子,口口声声说自己和老陶是真感情,要和这男人离婚。两个人,就在楼下对打起来。这天,公司里头给这对夫妻闹得不消停。

这个大家唤作彩姨的女人,还真是有血性,跟是跟她男人回了老家,当真就把婚离了。临来带了个男孩子,说老家待不下了。只要老陶要她,跟着浪迹天涯也成。就算是跟着他信访,也无怨无悔。

这话旁人听来好笑,内里却很酸楚。毛扬问老陶的打算,老陶沉默了,张一张嘴,又合上,难以启齿似的。说自己除了会炒菜,也没别的本事。毛扬说,那要不就开一个徽菜馆,我以前跟你提过。老陶说,也这样打算过,就想在关外租下一个大排档,先做一做,地方都选好了。只是这几年,没点积蓄,头两月要预付的租金,还差将近一万。毛扬听明白了,说,老陶,你不用和我拐着弯子说话,你有困难,我当然要帮。当即就去了银行,取了钱来,对老陶说,要紧的,你别委屈了人家。老陶说,是是,毛秘书,你是个大好人,我不能不争气。


这一年又到了立冬的时候,我收到一个朋友发来的邀请函,说在蛇口办了个装置艺术双年展。我就拉了毛扬去看,场地是个巨大的废弃仓库,破破烂烂的。这些年,国内的展览选址都兴起这个,好像越颓废越美丽。毛扬认真地在仓库里走了一圈,然后对我说,看不懂。我说,有什么不懂的。他说,看不懂这些东西想表达什么,都是你们知识分子的玩意儿。

突然他说,不如去瞧瞧老陶,他的大排档,就在附近呢。老陶早先留过一个地址,让我们去坐坐。毛扬记在手机里了,在顺阳街。不过真找到还是费了周折,原来在码头附近。远远地,就看见彩姨麻利利地在收拾一张桌子。旁边已经有客人站着在等。这是午饭的时候,看得出,生意很不坏。摆在露天的台,张张都是满的。毛扬就有些高兴,说老陶这一步是走对了。彩姨看是我们,眼里都是欣喜,手却没闲着,沓起一摞碗碟,说我这就喊老陶去。毛扬说,没事,你们忙着,生意要紧。我们就跟她走进去,里面是厨房。老陶正在颠大勺,我们等着他烧完一道菜。毛扬喊一声,老陶。他看过来,赶紧用围裙擦了擦手,跟我们握一握,说,外面坐,里面烟熏火燎的。出来的时候,老陶叼了根烟,招呼我们坐定,嘴里含含糊糊地喊,来瓶“剑南春”。毛扬说,老陶,你嗓门可是大了。老陶抚一把自己的脸,说,毛秘书你看我,都有双下巴了。“脑袋大,脖子粗,不是大款就是伙夫。”粗人哪能没个粗相呢。先坐着,我给你们整条苏眉去。毛扬就说,老陶,也做起粤菜啦?老陶说,那叫个什么,与时俱进,在这儿,徽菜可不如海鲜好卖。

彩姨眉开眼笑地过来上酒。这是个勤快的女人,心也实在。凡她经过的地方,整整齐齐,是要好好过的样子。热热闹闹的,做的是这一带打工仔的生意。墙角的台,有人爆出一句粗口,周围就有人哄笑。有个客手不老实,在她臀上抓一把,彩姨手里拎着一箱青岛啤酒,脸上还要赔着笑。

说是生意好,我和毛扬都看出这生意不好做。彩姨只是说好,似乎满足得很。突然她挂了脸下来,嘴里一句呵斥,是冲着远处一个玩耍的小孩子。那孩子七八岁的样子,最皮的年纪,在桌子底下钻来钻去。拎起桌下客人没喝完的酒瓶底子,扬起脖子就是一大口。老陶呵呵一笑,说,这小小子好酒量,倒是像我。彩姨说,是像他老子,他老子人再怎么孬,这小东西也是山东人的种,哪有不能喝的理。

老陶进去小解,彩姨过来跟毛扬说,毛秘书,有个事,你帮我跟老陶说说。老陶这几天,跟那边码头上的工人打扑克,是来钱的。

毛扬说,是吗?这个老陶,怎么又沾上了这个。赌可沾不得,是个无底洞。赌得大不大?

彩姨说,倒也不大,每次也就十块八块的进出,他倒是赢的时候多。

毛扬想了想,说,不大就算了。他也闷,小赌怡情。

彩姨说,哦。

她一边收拾桌上的碗碟,一边终于忍不住地又说,可是,破家值万贯,你还是跟他说说吧。

毛扬说,行。


临走毛扬就跟老陶说了。老陶应允着,一边呵呵笑着,说,这个女人,看她是个大手大眼的泼辣人,倒是也会打小报告。

回来的时候,毛扬说,老陶早该做餐饮。有一技之长,早些年做,说不定都开分店了。


五月的时候,毛扬接到一个电话。是榆木头收容站的。电话里的声音不客气,问毛扬,认不认识一个叫陶汇泉的。毛扬说认识。那边就说,行,那你带了罚款来把人领走。对G省的外来人口,榆木头是个不祥之地,专门收容三无人员,然后遣返原籍。电话那头说,前一晚,派出所连锅端了一个赌局。其他人都有证件,交了罚款走人了。这个陶汇泉,连个身份证都没有,直接就给送进了收容站。问起亲属,他只说得出毛扬的电话号码。

二妈很生气,说毛扬你官还没当上,倒学会为民做主了。碰上这么个不省事的人,你自己收拾吧。

我说,二妈。哥是好心。不是他,这个老陶还在没日没夜地上访呢。

二妈就哼了一声。

毛扬说,算了,我去一趟吧。他是把我当救星了。毛果,你去帮着看看彩姨,这母子俩,不知急成什么样了。


我去了蛇口。大排档没开张,清锅冷灶的。彩姨拿着把塑料刷子,蹲在地上擦地砖。看到我,说,老陶不在家,进货去了。去了两天了,还没回来。

我想一想,就把事情跟她说了,叫她不要急,毛扬正去了那边领人。彩姨听了,也不言语,愣愣地,半晌,突然“哇”的一声哭了。

我一时不知说什么好,只好坐在一边,看着她哭。倒是过了一会儿,她站起身,说你这大老远的,没吃饭吧,我给你下碗面去。说着就走进厨房去了。

这天下了雨。雨水顺着大排档的石棉瓦棚子,滴滴答答地流下来。棚子里漾着一股霉味。我看雨住了,想走到外面去。推开帘子,一个女人拎着个扫帚疙瘩,正往里面探头探脑。见我出来,赶紧弓下身子,扫起地上的雨水。我看了她一眼,她就迎上来,脸上是似笑非笑的神气,小声问我,那个老陶,是给抓进去了吧。我心里奇怪,问,你是谁?她还是讪笑着,说,邻居,邻居。说着埋一下头,却又问我,是不是啊?我有些厌烦,说,这是人家的家事。

她很不以为然地说,我早知道他要出事。什么家事。我是看我家老杨看得紧,要不也摸上他婆娘的床了。

我一惊,说,你不要乱讲话。


那女人嘴一噘,说,天地良心。我乱讲话?码头上的人都知道,那个老信访,不是条汉子。

她见我定定地看着她,仿佛受了鼓舞,就一路说下去。

原来,老陶沾上赌,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起初是和四周围的码头工玩纸牌,后来是掷骰子,再后来就是一桌一桌地在大排档开麻将。也不知怎么的,他开始运气很好,或者说技术不错,玩什么总是赢。他就逢人便说,我信访了二十几年,最后输掉了。活该现在要我一点一点赢回来,这就是天理。

可是好景不长,渐渐地,运气走了,开始输多赢少。和所有的赌徒一样,想扳回局面,老陶赌得越发凶了,几百几百的一局。再往后,就是上千块了。然而,大势已去似的,老陶成了大输家。他自然是罢不住手。近一年开大排档的钱,渐渐地都给他输了进去。每次找彩姨拿钱,彩姨不给,他就在外面借,让债主上门找彩姨讨。彩姨原是个爱面子的女人,性子又烈,就跟他寻死觅活,一点用也没有。他说,你跟我过不了,回头找你男人去。这是这女人的痛处,就任他去胡闹了。后来差不多输光了,这大排档的铺面是租的,没的输。他一狠心,就跟一帮男人说,赌他的婆娘。这急红眼的话说出来,收不回去了。他又输了,赢家是个打工仔,当真就跟着他回家。彩姨听清楚了缘由,冷笑一声,将老陶踹出了门,把打工仔拉进了屋,冲着院子喊,姓陶的,你有种,这倒是无本的买卖。老娘我跟谁睡不是睡,反正你也不是我正经男人。这倒好,你不用败家了。打那以后,赌赢了给他钱,下次又赌进去。赌输了,就把男人们带到他家里,跟他婆娘上床,有时候,是好几个男人。输得大了,那男人还能跟他女人过夜。

女邻居撇了撇嘴,说,他还好意思把他家的男娃娃支到我们家来睡觉。邻里邻居的,倒是我们不好意思不答应。他就蹲在外面抽烟,来来回回地走。我们在屋里都听得清楚。你想,哪有不沾腥的猫。这码头上的男人,都争着跟他赌,为了赢他,还出老千……我是看我男人看得紧……

这时候彩姨出来了,手上端着一碗打卤面。那女邻居咿咿呀呀地打着招呼,走了。彩姨狐疑地看着那人的背影,问我,她说什么了?

我说,没,没什么。

彩姨鼻孔里发出不屑的声音,故意放大声量,说,一张屄嘴,能说出什么好的来。这前跟前的,我无所谓了。

我说,彩姨……

这中年女人说,我就是无所谓了,我一个老娘们儿。突然她咬咬牙,我现在知道这个姓陶的,不是个人。她指指远处在玩的男孩子:不是带着这个拖油瓶没人要,我早就离开他了。


晚上快十一点的时候,毛扬和老陶回来了。老陶脸上有伤,衣服也破了几处。看得出,是在收容站里吃了苦头。彩姨看他这样,脸上动一动,回过身去。

老陶走过来,慢声轻语地说,自己是正正经经去进货的,只是受了一个同伴的蛊惑,顺便赌了一把。没想到才开局,警察就来了。

彩姨还是不说话。

老陶冲她“扑通”一声跪下了。

毛扬拉了他一把,他不起身,说,男儿膝下有黄金。哪能说跪就跪,说起就起。

毛扬说,大家一个让一步,给个台阶下。

彩姨没有回头,终于很冰冷地说,你起来吧,我去做饭。

老陶叹一口气,对毛扬说,毛秘书,我痛改前非,要不真不是个人了。


老陶又开起了他的大排档。


日子流水似的,转眼又过去了半年。入冬的时候,毛扬升了职,做了科长,晚上更是不着家了。

这天晚上,来了个人,手里拿了个信封,说是要给毛秘书。看来这人有阵子没见过毛扬了。

二妈打开信封,一看是一沓子钞票,赶紧合上,塞回那人手里。说,有什么事,到毛扬单位跟他谈。

那人说,您误会了。我是陶汇泉的战友,他托我还钱给毛秘书。

二妈只是一径将来人往外推,说,我不管,有什么事,你跟他本人讲。钱的事,我们做家属的担待不起。

我说,二妈,老陶是找哥借过一万块呢。

我走过去,接过那个信封,对那人说,老陶,他还好吧。

那人叹口气,说,好什么,进去了。

我说,啊,他,他又去赌了?

那人摇摇头,说,这回不是,出了人命了。


我和毛扬在看守所见到了老陶。

远远地隔着玻璃,看守将一个头发花白的人押过来。老陶抬起头,见是我们,返身就要回去。看守顶了他腰眼一下,说了句什么。他只有老老实实地过来。

老陶用手掌遮住自己的脸,许久才拿下来。对毛扬说,毛秘书,我……

毛扬说,老陶,你怎么这么糊涂呢。

老陶没说话,终于呜呜地哭起来。

彩姨精神失常了,给她的山东男人领回去了。她只是喃喃自语:报应,报应……

老陶说,是报应。自己在酒里掺甲醇的事情,她也知道。她想这些顾客,里头也有睡过自己的。这么一想,心里也就没什么过不去的了,还说,好歹喝出一两个肝硬化。

老陶说,他只是太想补上店里的亏空了。这甲醇,附近的馆子,人人都掺。他想人家能,他为什么不能。都说这玩意儿能喝死人,几个月了,也没见有客人吃着吃着饭给撂倒的。

老陶说,一大桶工业酒精,给他封得严严实实,塞到了床底下。彩姨那捣蛋儿子竟然还钻得进去,把盖子掀了喝。八岁大的孩子,发现得再早,也救不转了。


老陶说,毛秘书,你说,这不是报应,是个啥。


回来的时候,在长途大巴车上,毛扬没有说话。夜色浓重起来了,外面起了寒,车窗里头蒙了一层雾气。毛扬将头贴在椅背上,手指在玻璃上划来划去。他手放下了,我看见歪歪斜斜的三个字——陶汇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