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天我总觉得头发里有东西，弄得头皮痒痒的。每隔一会儿，我管不住手，就要去抓几下。二姐发现我总在抓头皮，扳过我的头来一看，说：“你看你呀，不知从哪里招了虱子。”

    我当然不知道虱子为何寄生在我的头发里。最有可能是没人管我，好久没洗头了，太脏，才生虱子；还有可能是从街上那些生了虱子的孩子头上，跑到我头上的。

    二姐满屋子找煤油。她从阁楼上的床底下翻出所有的东西来，把每个瓶子都打开闻闻，然后盖上盖，失望地摇摇头。又到堂屋房门右侧那些装煤球的地方找，她记得那儿有一些油漆瓶子。找了半天，还是没找到。最后只能告诉父亲，她要煤油。

    父亲从屋里柜子里一个封得严严的铁筒里，倒了一碗黑糊糊的液体出来，有股刺鼻的味道，我马上捂住鼻子。

    三哥五哥和四姐，没准早已发现我头发长了虱子，只是都装着不知道，跟二姐那天关起门来揍我时一样，没有一个人来解围。

    我跟着二姐走到天井里。她叫我蹲在天井的石阶上，把头低下去。我照她的话做。她把碗里的煤油抹到我的头发上，抹得很仔细、很均匀。然后返回屋里，找来一件破衣服，将我的头发包裹起来，包得严严实实。

    “好了，你可以起来了。”二姐看看我，取下她头发上的夹子，将我头发上的布固定好，拉着我的手，让我在楼梯口坐着，“别动，一旦漏了气，煤油会挥发掉，就闷不死虱子了。那样，虱子会长大，会把你一口吞下肚里去。”

    我吓得要命。煤油闷着我的头，头的重量在随着时间的流逝增加，那些虱子在用力挣扎，往我心上逃，想吃掉我的心。我发现自己的身子是如此的轻，轻得像透明的蛹。来来往往的邻居在我的眼前走来走去，他们吆喝，他们叫骂，他们大笑。他们在厨房里做饭、烧柴、舀水，往天井水沟里倒脏水。我呼吸沉重，透不过气来，实在撑不住了，我只得无力地靠在楼梯的扶手上，脸像死人一样白。

    十来分钟后，二姐过来揭掉我头上的布。满头的虱子被煤油闷死了，她用温水给我清洗。看着浮在脸盆水面比芝麻还小的密密麻麻一层虱子，我害怕得周身发抖。这些虱子在死前，一直躲在头发里喝我的血，让我又痒又痛、脸色苍白，病歪歪的。它们喝我的血，就喝个痛快，让我死，也算做了件好事。可它们不那样做，而是让我不死不活，有意折磨我。难道我这个人真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没人喜欢我，连小小的虱子也可以如此欺凌我？

    二姐用木柴揍我的事，我没有忘。她给我除掉头发里的虱子，我没向她说一句好听的话，也没朝她露出笑容。

    也怪，我那样对二姐，二姐反而对我比以前好多了。四姐三哥也对我好多了。他们眼睛不像以前那样盯着我。我想到江边去走走，透透气，也没人给父亲和母亲打小报告。

    夜里我睡不好，常常突然惊醒。我听着黑暗中那些老鼠在地板上跑动的声音，九三巷六号院子前路人的脚步声。我盼望有一种沙沙响的声音靠近，那是母亲结实的厚底布鞋发出来的。我盼望她回家来。

    渐渐地，我重新入睡了。没过多久，一个熟悉的声音停在了院子大门口，轻轻地叩了三下。然后是父亲拉亮灯的声音。楼下门“吱嘎”一响，父亲摸黑穿过堂屋去院子大门开门。门开了，母亲走了进来，看了看父亲，牵着他的手，让一到夜里眼睛就看不见的他顺利地朝亮着灯光的屋里走。

    好了，他们进了屋，坐下来，父亲给母亲倒了杯五加皮小酒。母亲举起杯子来，对他说，你在家当家庭妇男，真不容易，我得敬你。父亲说，你在外像男人一样劳动，更不容易，我得敬你。

    他们好像有说不完的话。不知是我的梦或是真发生着，反正那天我睡得很踏实，一觉到了天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