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林白的长篇小说《说吧，房间》

    孟繁华

    女性解放，是当代中国历久不衰的话题，也是东方古国走向现代化文明的表征和神话，是当代中国宏伟叙事中最强劲的话语之一。它不仅在话语实践中大获全胜，而且在诉诸于社会实践的过程中，创造出了比话语实践更为鲜活的实际例证，从“铁姑娘”、“三八红旗手”，到“女经理”、“女企业家”，时代的变幻，并没有妨碍将女性解放的叙事纳入到既定秩序中展开，在军营、在工厂、在商场官场情场，有人群活动的地方，必有女性矫健搏击的身影，作为民主、平等的社会表征，女性的成功仿佛是永远书写不完的壮丽画卷，我们除了没有女王、女总统之外，女性在其他所有的领域似乎都占有不可忽略的份额——从话语权到领导权。

    但是，这一辉煌的女性解放史或成功史，并非不存有争议，女性究竟在什么样的意义上获得了解放，始终是个问题。在她们必须承担传统的家庭角色的同时，还必须在心理、生理上承担现代的社会角色，尽管她们不必像花木兰那样女扮男装。但是，在“铁姑娘”那猎猎飞舞的旗帜下。在绞尽脑汁的商场与官场的角逐中，在男性话语期待的视野里，一方面女性放大了对自身的想象：一方面则遮蔽了她们受到的真实性压抑。而女性这一性别，在现代诠释的昭示下，越发变得语焉不详面目皆非。

    女性文学崛起的诸多原因，我们不在这里讨论，但女性文学毕竟已经成为存在的事实。她们的队伍并不庞大，但声名显赫，并成为这个时代最具前卫意识的文学现象之一。林白置身于这一现象当中并占据突出的位置，她的作品曾在多种不同的解读中变幻莫测。她受到过来自不同方面的挤压，对她的评价，在一段时期内曾暧昧而含混。但我一直认为，林白是个很浪漫而富于想像力的作家，一个自信而又多少有些奢望的作家，那些从沙街走出的女性们，一开始就不在传统的“解放者”的序列中，她们既有些古怪又生气勃勃，既自以为是又惊世骇俗。于是，便有了狂妄的《一个人的战争》、华丽的《守望空心岁月》、优雅而哀婉的《回廊之椅》、《瓶中之水》，以及《林白文集》四卷。林白写作这些作品时，内心充盈着激情和冲动，她的人物虽然不合时宜，但她自信揭示了女性在精神范畴被遮蔽的另一世界，她们以另外一种方式回应了流行话语对女性的期待和猜想。然而，林白创造的人物显然也只是一种话语实践，一种文本的存在形式，她们只有在林白式的想象中才卓尔不群触目惊心。面对持久的生活秩序和庞大的、无处不在的意识形态网络，那些生不逢时的女性只能绝望地完成一次次致命的飞翔，而难以在现实的土壤上驻足。因此，从本质上说，林白的上述作品仍属于浪漫主义的范畴，不同的是，它被注入了东方女性的当代想象。那突兀而细致的感受和语言冲击力，使林白在女性文学中格外引人注目。

    但是，林白的这部作品——《说吧，房间》的内在气质和叙事方式，同她以往的作品相比较，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她的青春式的狂妄和华丽变得平易素朴，以往因对女性想象过高的奢望难以实现的痛苦，变为生命不能承受之重的疲惫，这使林白的这部作品更具现实感，更切近这个时代生活的整体情绪和风貌。如果说过去她更注重表达女性的精神历程和内心世界、更注重揭示女性被遮蔽了的压抑苦痛的话，那么，这部长篇小说则对女性的生存现实有了更多的关怀和热情。那个被命名为林多米的下岗女编辑，再也不是自视甚高的多米或米诺，更不是优雅并充溢着诗性的朱琼。多米虽然贫困但在另一世界可以独来独往随心所欲，她无论乘上轮船还是走在山间小路，都有一种生活在别处的浪漫，她的我行我素仿佛已经自我放逐于社会契约之外；而朱琼虽然在红色暴力中惊恐不安，但那朱门廊椅秀扇清茶也总还透着另外一种优越。因此，林白以往的女性形象，在精神层面与世俗生活不怎么沾边，这当然体现了林白在一个时期内的想象和趣味。但是，对现实秩序你可以挑战和蔑视，却难以逃脱它无处不在的制约力，林多米莫名其妙的下岗是一个无可回避的事实。而她的下岗与上海十几万纺织女工下岗完全不同，十几万纺织女工的集体下岗成了一个悲壮的事件，它是现代化过程中产业调整必须付出的代价，她们昔日的辉煌人们记忆犹新，她们的再就业和生活问题成了社会问题，并被当作焦点性新闻走上国家权威传媒。而林多米的下岗成了一个纯粹的“个人事件”，她没有得到正面通知，既没有听到下岗的原因，也没有机会进行申辩，或者说，她连这个起码的权利都在无声中被剥夺了。因此，当林多米失魂落魄地离开单位时，她反倒不大像一个下岗的女编辑，而更像是一个阴谋的牺牲品；继续聘用的人可以体面地继续开会，只有林多米一个人因未接到通知而逃之夭夭。

    于是，寻找工作便成了林多米在小说中的核心事件。而这时的林多米不仅是个失业者，而且是一个离了婚的寡妇，一个名叫“扣扣”的小女孩的母亲。这是林多米最为真实的现实背景，然而在林多米被解聘时没有谁注意过这一事实。无助的林多米无言地承受了这一现实，这与其说是对“改革”的理解，毋宁说是一个弱女子难以改变它的无可奈何。而这一切仅仅是林多米厄运的开始，她与这个既生气勃勃又纷乱动荡时代的不适仿佛与生俱来，在她踏上求职的漫漫长途始，她就不曾交过好运。多次求职的失败缘于多种理由，或因不能回答莫名其妙的提问，或因弱势性别，便永远地将林多米置于门外。不断重临的失败终于让林多米明白了一个道理：“多次失败之后，我才知道这一次的失败微不足道，根本就不存在蒙受委屈的问题，一切都正常之极，气氛与提问、人的脸色，再也没有比这更正常的了，我实在是缺少经历，没见过世面，把正常的事情无限放大。”但这种具有自我抚慰性质的认知，于林多米说来又意味着什么呢！

    作者将林多米送上求职的漫漫长途并屡试不爽，恰恰隐喻了林多米无法进入这个社会、或者说被社会拒绝的命运。于林多米来说，作为一介书生，她对这个社会是陌生的，或者说她对这个时代的意识形态并不熟悉。她可能有很好的教育背景，有很好的文化修养，但这并不是一个人进入社会的先决条件，它并不意味着因此比别人优越。进入任何一个社会，除个人的才能和偶然机遇外，对意识形态的熟悉和认同程度将起到关键性的作用。因此，意识形态也是“一个人进入并生活在一个社会中的许可证书。一个人只有通过教化与一种意识形态认同，才可能与以这种意识形态为主导思想的社会认同。所以林多米格外告诉我们，一个人在社会中接受的教化越多，他在该社会中就愈具有现实力量。”

    林多米看来没有接受社会足够的教化，她不会推销自己，不会见人就侃侃而谈并从容自若，进一步说，林多米面对着社会时，似乎还多少有些怯懦、有些自卑，甚至在潜意识中盼望着逃之夭夭，面对社会这个庞然大物，她软弱之极。

    林白的创作历程确实是个有趣的话题。她笔下过去诞生的女性与社会的不适仿佛与生俱来，她们只好选择远走他乡，沙街的生活像尘封经年的故事，它让一个个有太多憧憬的女性深怀失望。但作者在塑造她们的形象时，似乎更多的是心理履历，而不是现实履历，她们在作者的想象中自命不凡，超然物外，她们内心都充满了抗争或不能认同的情绪，而向往于红尘之外的另一境地。这一想象的境地并不存在。她们只要生存，就无可避免地要同这个社会发生多种联系，那个想象的飞地——“自己的一间屋”，其紧闭的房门终要开放。然而，当林白的人物回到现实的土地上时，她们的不适更是雪上加霜——一种逆向的拒绝不期而至。于林多米说来，她已不能想象“报国无门”这个词，她们的期许已退居到最低限度，即起码的生存保障，然而这对林多米仍有一段遥远的路途。这时的林多米只能退回到自身：“我既爱我的身体，也爱我的大脑，更爱我的心灵，我爱我的意志与激情，我爱我对自己的爱，自爱真是一个无比美好的词。”这种重新焕发的自尊与自爱，无疑加剧了林多米与社会的距离感，它仍属于知识者的书卷气。而这个时代，对书卷气从来是不屑一顾的。

    与林多米的境遇形成对比的，是小说中的另一个人物南红，作为林多米的朋友，她有与林多米截然不同的生存观念和方式。在这个时代，南红虽然不可能进入主流社会，但她可以凭借不断更换男朋友来不断更新工作，她不仅没有知识界流行的女性观念，自主意识，甚至没有起码的贞操观念。也正因为如此，南红似乎又是今日某种时尚的符号。她人在江湖，游刃有余。在道德内涵十分混乱的当下，我们自然不能用传统的道德尺度去评价她，但南红的方式显然也是一种非正常状态，她既付出了女性作为人的尊严的代价，又终于没有逃脱宿命般的厄运。

    《说吧，房间》虽然还可以把它当作一个反对性别歧视的女性文学文本来阅读，但就它表达的深度而言，已远远超出了这一范畴。林白在表现当下变动的时代生活时，超越了性别关怀，它为我们提供了更为丰富的社会生活内容。更值得我们关注的是，作为弱势性别，在与现实艰难的对话中，作者没有将历史道德化，小说中没有我们常见的道德败坏或品行不端的人，但作为一个青年编辑在求职的过程中总是一败涂地，林多米仿佛陷入了一个“无物之阵”，她想要抗争或战斗都无法确定自己的对象，这就使她的失败给人一种无处诉说之感。它既深刻地揭示了当代中国现代性追求过程所隐含的巨大病灶，同时也为人物平添了无辜与无助，这也正是小说的深刻性和魅力所在。

    林白以勇武的姿态面对现实生活并诉诸于表达，显示了她对当下生活的关怀热情和强烈的参与意识，她的这一转变和选择，所引起的普遍关注，完全是理所当然的。

    《南方文坛》总６２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