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到北京去跟王朔有关。

    四月下旬，有一天，我们文学部忽然来了一个奇怪的任务，让我和一位老编辑带领四个来厂实习的大学生到厂资料室翻文学杂志，说是要给张艺谋提供小说线索，张艺谋需要一个城市题材的线索，最好是写青年人的，六月份必须有头绪。

    在八十年代，有什么事情比得上为张艺谋打工更让一个电影人感到无上荣光的呢？至于精英们是什么看法，我们毫不关心，我们关心的是人民，伟大领袖说得好：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让学院派见他娘的鬼去吧！张艺谋就是我们的英雄，他是电影的大救星，呼儿咳哟。有了票房，我们全厂都有救了。

    写到这里，我忽然想起了我当年的一位小朋友。小朋友姓韦，因热爱文学，自己取了个奇怪的笔名叫小虫。

    小虫认识我的时候还在南宁三中上学，三中是南宁最好的中学，升学率达到９８．７％，小虫很顺利就考上了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放寒假的时候小虫从上海回来，到图书馆宿舍找我玩，话不出三句就聊到了张艺谋。

    张艺谋的名字像一种奇妙的催化剂，使小虫茶黄色的脸上泛起了一层好看的红色，她的眼睛闪着光，闪着光的眼睛说，张艺谋，我们真是太崇拜他了，我们经常在寝室里谈论他。她想要说出一些谈论的内容，但它们梗在她的喉咙里，一半由于激动，一半由于难以启齿（她们觉得张艺谋特别具有男性魅力，他紧皱着的眉头、刀削般的脸，无一不是魅力的来源，与此同时，她们莫名地嫉妒巩俐）。忽然，她像跟我吵架似的说：张艺谋一点都不土！

    这话使我一愣，为了表示我跟她完全一致，我说：土与不土的说法体现了一种文化霸权。

    小虫觉得此话特别解气，连说：就是就是。她们寝室有一个北京女孩，家住航天部大院，平日十分骄傲，见她们热衷谈论张艺谋，就说：张艺谋最土了，老农民一个。小虫她们认为，北京女孩不但侮辱了张艺谋，还侮辱了她们全体，众女生像被捅了马蜂窝的马蜂，你一口我一口，把北京女孩蛰得遍体起火，最后只好说巩俐比张艺谋还土才平了民愤。

    见小虫意犹未尽，我就告诉她，这张艺谋是我们厂的人，每个月领工资的时候我都在财务室看见他的工资袋。小虫立即跳了起来，她紧张地盯着我，好像我在顷刻间变成了一个骗子。张艺谋是一个神话，他应该出现在法国的嘎纳、德国的柏林，以及被嘎纳和柏林的折光变得无比遥远的黄土高原（虽然这黄土地就在陕北，但它在我们的印象中却不是在中国），他怎么可能在平庸的广西呢，而且还有一个工资袋。

    等小虫觉悟到张艺谋是一个人而不是一个神话的时候，她再次跳了起来，好象听见了晴天霹雳，她像电影里一名面对行刑队的共产党人，用下地狱的决心说道：我一定要见到张艺谋。

    从此，小虫差三隔四，就要从她家所在的衡阳路骑车来到我们厂，她先顺着围墙，从大门到后门之间来回张望，然后又假托找文学部的林蛛蛛，进入了厂内，她骑着车在厂办公大楼、摄影棚、宣发科、道具车间、图书室等处倘佯，在荒草环绕的摄影棚，小虫也像我当年那样，扒着门缝朝里看，蜘蛛丛生灰尘弥漫的荒凉景象使小虫感到无比失望。她又无师自通找到了通往宿舍区的边门，在千篇一律的楼房之间，小虫仰着头，在一家又一家的阳台上仔细辨认张艺谋照片上出现过的衣服。她走过幼儿园和饭堂，来到家属区的露天放映场，一排排水泥台阶在冬天的阳光下空荡荡地凸起，有几只麻雀停在上面。难道张艺谋会在如此简陋的放映场上看电影吗？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小虫回到家，给我打电话，我告诉她，张艺谋长年在外面拍片，很少回厂，像我这样住在厂外的人也没见过他，不过凡住在厂里的人都见过他。于是小虫坚决要求，万一我看到张艺谋出现在厂里，立即就给她打电话，她把她父母工作单位的电话都留给了我。结果是，整整一个寒假过去，我和小虫都没有见到张艺谋。

    想到小虫对张艺谋的热爱，我感到自己的工作甚有意义。

    我带领四个大学生杀到厂图书室，把《收获》《花城》《钟山》《当代》《十月》《中国作家》《人民文学》《作家》《青年文学》统统搬出来，桌子椅子顿时一片狼藉。我心想，如此恶读，哪里还能见到天日，不如我到北京找王朔，王朔愿给就给一个，不愿给就得死了心。

    立即就自告奋勇。主任听了大喜。

    吾厂地处偏远，女编辑一个比一个胆小，一个比一个怕累，既怕坏人，又怕名人，既怕坐火车，又怕找不着地方住，怕举目无亲叫天不应叫地不灵，最后还怕无功而返遭人耻笑。有一年，厂里让一位女编辑到北京观摩外国电影，这本是一件好事，不料她回来后却发誓：这辈子再也不去北京了。大家莫名其妙，一问，才知道因为北京太大，从住地到电影院，要坐半个小时公共汽车，害得她起早摸黑，辛苦异常。现在出了一个初生牛犊，不知道怕老虎，一开口竟说要去找王朔组稿，主任立即批准，当天就让她就去财务室领一笔钱买票，还让她中午到家里吃饭，好好商量去京组稿的事。

    说王朔是老虎一点都不夸张，王朔虽然不像张艺谋那样得到全球瞩目的国际奖，但他深受广大青年的爱戴，同时也深受电影界的爱戴，那一年正是"王朔年"，王朔的话一句顶一万句已成燎原之势，我是流氓我怕谁（这话说得多痛快啊，无奈的小人物口念此语，身上顿时充满了力量），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多少年以后，它还是一句优美的诗），玩的就是心跳，过把瘾就死，有多少混沌中的青春热血，受到王朔语录的召唤，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领袖的语录在我们的心中还历历在目，王朔的语录就已长驱直入，它们混淆在一起，使我们的热血像开水一样沸腾，像火焰一样招展。

    直到１９９２年，当时我已到文化报当记者，应邀到港澳中心参加香港作家梁凤仪的财经小说研讨会，会议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联合举办，来了各路精英，以及一些平日很难见到的人物。我的身边坐了一位很漂亮的女孩，她伸长脖子不停地四处张望，面露焦灼之色。会议开始之后，她终于忍不住了，她先是问我看到王朔没有，我说王朔不会来的，他怎么会来呢？女孩万分不解，她揪着我问：为什么王朔不来呢？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好像王朔不来是由于我的阻挠。她跟我论理道：听说作家都要来，为什么王朔不来？她说着说着就有点想哭了，她带着哭腔说：我是听说王朔会来我才从海淀赶来的，我连早饭都没吃，跟学校都没请假。他们骗人。说完女孩便万分委屈地走了。

    此事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由此我觉得自己在八十年代实在算得上是胆大妄为，对于我等凡夫俗女来说，胆大妄为不是去炸白宫，剌杀克林顿，而是胆敢只身一人到人地两生的北京组王朔的本子。记得当时我口放狂言，全身感到十分畅快，但主任刚一同意，我立即又感到心虚，万一找不到王朔怎么办？万一组不回来稿子怎么办？而且根本不是什么万一，而是完全可能的。坐在主任家里，吃着他的炒米粉，我心里一阵阵发虚。

    好在主任十分开明，他说：你去吧，组不成王朔的就组别人的，其他题材也可以。

    于是，四月里的最后一天，我乘坐南宁直达北京的五次特快来到北京。

    走进一条灰色的胡同，头顶是北方的榆树和槐树，树杈之上是蓝色透明的天空，我十分喜欢这样的天空，我一边走一边仰头看，心里想道：多美啊，北京。我微笑着，有一种透明的东西从我心里和外面的空气间来回穿梭，发出圆号般纯金的声音，嘹亮而遥远，它们来自什么地方呢？

    长长的胡同一会儿就走了一半了，胡同的中段，是中国青年出版社和中国少儿出版社的办公大楼，我迎着大门走进去，往右拐，有一个很不起眼的门洞，我沿着门洞的台阶走到地底下，再往右，走到尽头，就到我的房间了。中青社招待所在地下室里，有十来个房间，房间里只有床和桌子，一部公用的电话分机放在走廊里，电视在值班室，到了晚上，大家都挤在一块看电视。

    我住的房间是两人间，八元钱一天，另一个床位基本上没人住，在整整两个月的时间里，我一直住这个房间。这样稳妥的单身宿舍，使我感到像是在家里，甚至比家里还方便，在广西图书馆的宿舍，打电话要下四楼走到辅导部办公室，假如人家下班了，就只好不打。电视则没有，如果我特别想看，就上别人家去。这里的生活设施是多么齐全啊，大院里有浴室，有饭堂，还可以看录像。

    浴室里蒸汽弥漫，一个接一个白晰的女体从水汽中浮出来，像天鹅一样美丽，她们带着一种别样的神情和别样的动作出现在我的眼前，使我恍惚迷离。我穿衣服的时候看到对面的椅子上有一个年轻女孩，一头湿漉漉的头发遮住了她的整个脸，不知是因为她的皮肤特别白，她的头发才格外黑，还是恰恰相反。我穿内衣时感觉到她在看我，我一抬头，一眼看到她满脸浓黑的头发中露出一只乌黑晶亮的眼睛，以及与眼睛宽度相等的一小段脸，浓烈的雪白和乌黑，就像黑白两种闪电的光芒交会在一起，这种高强的亮度使我几乎往后仰倒。她的眼睛躲在头发后，不露声色，有一种怪异孤标的狰狞之美。我觉得此人甚似日本古代美女，手持短剑，正准备切腹自尽。她到底是谁呢？我无端认为她必是天樱。

    天樱是当年新进女作家，文坛上有关她的传闻极多，我没见过她的照片，但听说她冷艳邪魅，迷倒男人无数。据说她就是踩着男人的身体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登上文坛的，所以正派的人大都要对她表现出不屑以表明自己的正派。

    我也打算斜着眼看她，侧目而视。但她怪异的美像一种光，它的能量改变了我的视线。当年我就是这样一只自由的虫子，遵循生命的指引，哪里有快乐，哪里有美，我就像飞蛾一样扑向哪里。

    很久以后我才知道天樱的确有六分之一的日本血液，并翻译过日本女作家吉本香蕉的小说，长久以来我对天樱的了解只限于她与男人的关系。绯闻总是比别的东西传得更远，而对于她的才华，男人和女人同样只字不提。两年之后，听说天樱真的东渡日本了，当时我已到文化报当记者，听到这个消息，眼前立即飘满了樱花的花瓣，在纷飞的白色花瓣中，一个女子浓发垂肩，遮住了半边脸，她手持一把长剑，剑身寒光闪闪，她鲜红的嘴唇倒映在惨白的剑上。

    当然这并不是天樱本人，那个我在浴室里相逢的女子也不是天樱。她隐藏在我的身体里，在某些时刻出现。

    中青社饭堂的白菜豆腐也像天樱一样隐藏在我的身体里，比天樱更加真实。我学别人的样子提着饭碗排队打饭，置身于一片普通话之中，我感到自己好像正在溶入京城生活。我发现北京的大白菜真是太好吃了，大白菜炖豆腐里的豆腐真是太好吃了，我从来没有吃过那样的豆腐，冻过的，有许多细小的网眼，像我家乡的腐竹，北京真是北京啊，连豆腐都非同一般，它的网眼里注满了大白菜醇厚的甜汁，咬在嘴里，齿间的醇美传遍全身。最好吃的是北京的米饭，北方的大米日照时间长，使米饭散发出浓烈的米香，并且具备了糯米那样的黏性。诱人的菜香在队伍的前面袅袅上升，大白菜炖豆腐的菜汁拌在热气腾腾的米饭里，让我吃一百年都不腻。

    北京的豆浆，竟然是装在袋子里的。油饼。油条。咸萝卜。烤白薯。一切都变得意味深长。所有普通的食物全都摇身一变，闪着光，粉墨登场，在我的北京印象中轰然鸣响。

    在轰响的声音中我看到了飞机，它们在中青社的会议室里飞翔，如果它们不是越战中的美国飞机又是什么呢？闷热的蝉声响起，密不透风的丛林，子弹、芭蕉叶、椰树，燃烧的火焰、黑烟、气浪，鲜血、鲜血、鲜血，《野战排》。

    与《现代启示录》相比，《野战排》是一部沉闷的电影，但会议室里人满为患，听说放《野战排》录像，所有人都觉得必须坚持。而我则认为是一种幸福。电影就是我的生活，它与真实的生活交替穿过我的身体，一分钟前我在中青社的地下室里，一分钟后我就穿越时空，进入越南的丛林中，疯狂的植物缠绕着我的身体，火光灼痛了我的眼睛，我是如此深地进入了虚幻的世界，进入了越南，以至于唤醒了我体内的越南的潜质，在北京的两个多月时间里，我总是对第一次见面的人声称自己是越南人，以便给自己蒙上一层神秘的面纱。

    地下室就这样成为了我的天堂。

    我曾以为它是天堂的反面，是地狱。地下室是一个暗处的词，潮湿、发霉、阴森，来自陀斯妥也夫斯基的《死屋手记》。住在地下室里，就是住在地下的监狱里，有人就是这样理解的。

    她说：你住在地下室里？你真年轻啊！可以不在乎。

    听到有人将地下室跟年轻联系在一起，这更加使我感到地下室真是太好了。而我眼前的这个女人是这样美丽，她的话更是真理。

    她坐在我的面前。她的名字不够灌耳，但她的美貌弥补了一切。

    她已经有四十多岁了，我从未见过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还拥有如此彻底的美。对于这样的女人，我不能称呼她老师，也不能称她为大姐、阿姨，平常的称呼用在她的身上会显得古怪，我只能直呼其名。

    吴婀。

    吴婀说：林蛛蛛，这个名字挺好听。她又说，你的形象也不错，可以演一个渔家姑娘。

    只有电影界的人才爱随时随地地设想别人扮演某一个角色。吴婀既是电影演员，又是电影剧作家，还是小说家。她住在小西天的北影宿舍，在电话里她说：坐地铁，到积水潭下，过护城河的桥，往前走一段，就到了。一个灰色的院子，有很大的树（是槐树呢？还是榆树），树下有一排水龙头（那些银幕上的明星们就是在里站着洗衣服的吗）。我走进一幢房子，里面光线很暗，我摸索着找到了楼梯口。木地板，很暗的走廊，两边的门互相对着。我走到最尽头，敲开其中的一扇。

    她光芒万丈地出现在门里。

    我觉得她就像女皇一样，能指挥无数男人。我忽然提出要看她的影集，她很快就递过来。里面果然有她与国务院副总理的合影，不是一张，而是一个系列。她陪副总理到西藏去，在雪山、寺庙、布达拉宫、帐篷前留下了合影。（如果没有她，这些照片将黯然失色）但她从不滥用她的权利，她提到另一名演员出身的女作家，她说，你知道她到北京住在哪里吗？住钓鱼台国宾馆。

    每一个女人都是一部天方夜潭。

    吴婀这个名字刚刚出现就要消失了，这使我感到惋惜。她说她现在没有本子，她正在写一部长篇小说，要写整整一年，等以后有了本子就给我。她留我吃饭，我东张西望，她的房间一尘不染，不见人间烟火。正疑惑间，吴婀说她请了一个小时工，接着我就看到了一个长得很干净的姑娘，她在走廊里做饭，做完饭她就走了，剩下我和吴婀两人吃炒饼（我至今认为这是一种奇怪的食物）。

    一个连炒饼都不动手的女人，她的故事无数。也许有一天她会自己把她的生活写出来，我对此怀着极大的好奇。我对所有超越常规的女人均有浓重的好奇心。但我现在要与吴婀道别了，再见，吴婀，也许将来有一天，我会听到你的绯闻，那时你的身体就会镶嵌在小西天昏暗的走廊里，越过北京四级污染的空气，来到东城，你的面容鲜明如昨日，而我则神思恍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