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的女儿在北京和大陆许多地方演讲，她做了一个活动，就是争取我们公民的权利。她所谓的权利大部分不是政治性的，而是觉得要维护我们应有的标准和权利：邻居吵了我们，我们要跟邻居计较，邻居的狗叫了，我们要检举他的狗在叫。我女儿跟我联络，我跟她说：你这样做法，你要准备付出代价。如果愿意付代价，当然就可以争取权益。我特别告诉她，你注意有一个叫Nadar的美国人，我女儿当然知道这个人，她说我会注意。

　　今天，我把这个Nadar的照片展示给大家看。这是什么一个人啊？这是个神经病。美国哈佛大学毕业以后，他不吃不喝，干什么？过最苦的日子，去揭发美国汽车公司的黑暗。就是很多汽车做出来，是不安全的，可是生产者欺骗消费者，骗这些买主，他们掩饰这个黑暗，他就很耐心地去一样一样揭发，一样一样去检举。汽车公司派人收买他，买不动，派流氓威胁他，流氓他也不怕，软硬都不吃。他自己每天只睡四个小时，过得像苦行僧一般的生活，他自己也不开汽车，就这么一个怪物。后来，在美国造成很大一个风气，很大一个响应，害得汽车公司道歉，他变了保护消费者权利的一个英雄人物，可是他付了很多代价。我提醒我的女儿李文(HedyLee)，我说你要准备付代价你就可以玩，不想付代价你就心里有数，就是这样子。

　　大家都说我在中国的台湾地区是凶悍的人，我喜欢打官司。我告诉你们为什么我喜欢打官司。因为打官司便宜，花一块钱，买一个打官司写的告事状，有固定的格式，一天就告一群人。为什么喜欢告人？因为要用法律的手段，帮助我争取我应该有的权利——他不守法律啊，我们逼他守法律，就这样子啊。法律本身是睡觉的，你要使它醒过来，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标准。我就专门干这行了。

　　可是我争执的对象大部分都是政府，我所恨的国民党的伪政府，民进党的伪政府，我恨这个政府，所以来告他们。这里面最有趣的一点，就是在这个地区有一个法律，后来他们公布了叫做“国家赔偿法”，意思就是说国家做什么事情做错了，包括政府的公务员做了什么错事伤害了你，你有权利向政府要求赔偿，叫做“国家赔偿法”。我曾经在我的节目里面向大家展示过，我有96本书被查禁，我说我是古今中外被查禁书最多的一个人。当时国民党政府查禁我的书用的法律就是，说我们现在是戒严地区。国民党在台湾搞戒严，是全世界历史上戒严时间最长的。最后，蒋经国在临死以前，为了表示他自由民主，就把这个这么久的戒严解除了。解除前半个月，他们还对我动手。我印了一批禁书藏在台中我母亲在台中一中宿舍的家里。我母亲是台中一中训导处的职员。趁着我母亲在国外探亲的时候，我就藏了一批禁书，藏在里面。在“解严”前半个月，换句话说，过半个月就解严了，所有书以这样的方式就不能禁了，台中市政府联合了台中地区的警备总司令部，找来锁匠，打开我母亲家里的门，冲进去把箱子打开，把我的禁书没收了。没收了以后呢，我立刻就去告。

　　到了法院以后，台中市政府派来代表，警备总司令部那时候也解除了，可是他们也派来相关的人士。他们跟法官说，我们知道李敖先生要告我们，所以在整个的查扣过程里面，我们都现场录影，现在可不可以放给法官看？法官说可以，他们就放给法官看。他们说：李先生家里放了很多纸箱子，有些纸箱子是禁书，有些纸箱子不是，我们就一本一本地打开，一本一本地查，哪一本是禁书放在这边，不是禁书我们回归原位。最后，分出来以后，我们都扫地。你看，我们给他扫地，扫得干干净净，马桶都冲过，我们是这样子客气地把他的禁书搬走了。整个的录影的画面告诉法官，我们是规规矩矩的，或者非常礼貌的，非常清洁的。在“解严”前半个月，最后下手，没收了李先生的禁书。

　　看了那个录影带以后，法官问我意见。我说：就是凭这卷录影带证明了他们犯法。法官说：你怎么证明？我说：法官先生，你记不记得我们有一条法律，就是说政府到人民家里去搜索的时候，要开一个票，叫搜索票，就是法院开的，搜索票要给主人看啊。主人不在家，我母亲去外国了，去看儿女去了，探亲去了，那怎么办呢？法律有规定，就是你要搜索这个房子的时候，如果主人不在家，你这个搜索单位要会同，要跟有一个单位接触，什么人呢？叫做地方自治团体人员，什么是地方自治团体人员？就是邻长或者里长。你要和选出来的邻长、里长见面，把那个搜索票给他们看，然后你才可以打开这个锁，然后才可以到我家里来搜索，不是这样子吗？我要请法官看，整个录影带里面有没有这个画面？他们直接就来了，带了锁匠就来了，有没有拿出搜索票来？没有拿出来。有没有拿出搜索票来给邻长、里长这种地方自治团体人员看？没有这种画面。换句话说，这个重要的法定程序，重要的法定的手续他们不遵守，就是他们提供的录影带按照法律证明了他们乱搞。这个官司打得啊，他们上诉，发下来，一会儿他们有罪，一会儿他们无罪，打了多久呢？打了五年半，最后官司打赢了。大家看看，我让他们赔我的钱，就是新台币贰佰叁拾肆万捌仟陆佰伍拾陆圆整，看到没有？开给我的是“国库支票”，就是政府赔的钱，看到没有？由台中地方法院转开出来的，他们把钱给了地方法院，地方法院拨给我，打赢了。为什么打赢了？就是我们心思细密，尽力纠缠，用你的规则出你的洋相。

　　在这个官司以前，台中市政府被我打败以前，我告过高雄市政府。高雄市政府也是我的书一出就查禁，每次都查禁，所以，警察在书摊上看习惯了，每个月都出书，都查禁，都没收。有一次，我的一本书出了上册、下册，先出上册查禁了，下册又出来了，警察就没收了，没收了以后被我告，为什么呢？你命令里面只查禁上册，下册你忘了，所以我告你，你不该没收。我的书被没收了，我告了高雄市政府警察局。高雄市政府警察局请我去，叫我坐在那里，摆了茶点给我吃，把那个查禁我书的警察叫到面前，给李先生道歉。那个警察就向我鞠躬——三鞠躬。然后他们就问我，说：“李先生可以原谅他吗？”我说：“他可以原谅，可是我问问看，你们怎么处分他的?”他说：“我们把他从一个高雄市很肥的地区，就是换句话说，可以拿油水的地区，把他调开，调到我们现在这个警察局门口看门站岗，站岗拿不到红包了，所以，这个处分李先生满意吗？”我说：“满意。”他们说：“那李先生跟我们和解啊？”我说：“政府还没有处分，只处分了警察。”他说：“怎么样处分政府？”我说：“要赔我一块钱。”旁边的警察局副局长说：“这个太容易了。”就掏钱要给我。我说：“这个不行。”他说：“为什么不行?”我说：“有一个法律叫公库法，公库法里面规定，政府给人民的钱都要开‘国库支票’，所以，你要开一张支票，上面是一块钱，要开给我。”他说：“这个好吗？”我说：“不然就不好。”他说：“我们给你钱，就是三千块钱以下，高雄市政府都方便你，给现金。”我说：“不行，我要你合法。”就是要他的支票，最后没办法就开出来。大家看，高雄市政府市库支票，给李敖的，壹元整，就是历史上从来没有的，开了一张。当然，这张支票我不会去兑现，为什么？数目太少了，所以，到现在我还保留着。高雄市政府一连三年里面每年登报求我来兑现，为什么？他们不能报销，不能销账。支票开出去都会兑现，为什么你不兑现？我就不兑现。为什么？这是我的战利品，所以，大家看到，这个二百三十多万的我会兑现，因为数目太大了就兑现，我把它影印下来，兑现了，这个呢是战利品，现在还在我家里，干什么？为什么要一块钱？我到高雄市打官司来来去去都不止一块钱，坐车都不止一块钱，可是为什么？

　　大家晓不晓得清朝有一个有名的学者叫方苞，桐城派的学者，他给戴名世的《南山集》写了一部序，结果这个书是禁书，乾隆皇帝就下令把他关起来。关起来以后是惩罚的。因为他很有名，他在牢里就很受优待，大家觉得过两天你就会出狱了，就没让他坐在押房里面，在外面可以走动，大的范围是监狱的墙，里边就让他活动。他在里面看啊，就看到：凡是新来的囚犯，这牢头(狱吏)就要修理他，就是要刑求他。干什么？要钱。有一次，抓了一个乞丐(叫花子)进来，叫花子没有钱，他们就修理他，害得叫花子哇哇叫——疼。他就管闲事了，方苞说：“他没有钱啊，你们修理他干什么？”那些禁子牢头(狱吏)说：“我们干什么你怎么会懂呢?你是书呆子啊。我们干什么?这是我们的哲学。什么哲学啊？我们的规矩就是有钱就不整你，没钱就要整你，就要修理你，就要刑求你。我们知道他是叫花子，要饭的，没钱，可是没钱的不修理的话，有钱的人怎么样？有钱的人会装穷，我们拿不到有钱人的钱了，你懂吗？你这个书呆子不懂，修理穷人是给有钱人看的。

　　大家懂了吧?这个支票，高雄市政府这一块钱支票，打这个官司是为拿到贰佰叁拾肆万捌仟陆佰伍拾陆块这个钱。为什么呢？建立我们的威信。政府常常说，国家有威信，政府有威信，你李敖破坏政府威信。我们老百姓也有威信。什么威信？我告你就告死你，绝不饶你，就好像斗狗一样，一口咬住你，咬住你以后，不是咬住块肉就算了，嘴巴还拧你这肉，这么凶悍。我要一块钱的意思就是：为了一块钱我都会一次一次地去高雄去闹，为了赚这一块钱，何况这二百多万?我一定跟你打到底的，打到你们怕了我为止。果然，这个官司，打了五年半，打到最高法院来，上上下下，发回高等法院，又上最高法院，又发回。最后，法官被我烦死了，同意他们赔我钱。大家懂我这个强盗哲学吗？他们就(因为)有我在，那四个字改写了。什么改写了？我们过去讲“民不聊生”，他说：现在是“官不聊生”，如果人民像你李敖这么刁，就叫刁民。可是“刁民”我们不是乱闹的，我们是很细腻的，很合法的，用你的规则出你的洋相，并且绝对没完没了，这样子啊。

　　所以，我的女儿在北京也好，在华盛顿也罢，只要你向这个社会争取你的合法的权利，争取你的够水准的水准，你就要准备付代价。这话我不是对我女儿一个人讲，我是现身说法告诉大家。大家以为我乱打官司，绝对是错误的，我绝对是按照规则来打官司。我过去打过很多官司，现在不景气，我的官司比较少。请大家注意我下面用的动词，我的官司现在只剩下13个了。你知道我过去打了多少官司？为什么我这样地刁？我并不想打官司，我告诉你我心里的真正感觉，我心里感觉我要意大利，我搞个黑手党，你惹了我了，我把你做掉，这多痛快啊。揍一顿，这多痛快啊。可是，我知道，这不是正规的路。我们要求我们的国家进步，就是要主张法制，我们相信法律。

　　这个例子的意思就是你们政府不守法，查禁了我的书，然后你们要用假民主表现戒严解除了，(这就)给我一个机会，我要用戒严解除的机会来反过来跟你算账。换句话，我要报复你。你不有什么“国家赔偿法”吗？就要你赔偿给我看，我可以闹到这个程度。后来我才后悔，我后悔什么呀？就是我为什么只把三万多本书放在我妈妈在台中的家里，为什么不多放一点啊？多放一点那赔得更多啊——他没收的越多，查禁的越多，那赔钱赔得更多啊。因为，这书要卖都卖不了这么多钱，只有查禁，我才拿到这么多钱。为什么呢？没有折扣，每本书都按照定价来赔我钱。最后，他们没有办法，他们说：“你要钱吗？”我说：“我不要钱，我要书，书还给我。”事实上，按照法律不是赔钱，按照法律是恢复原状，意思是说你把书还给我，你查禁查扣弄错了，你要还给我。他们还不出来了，被他们烧掉了，他们又不能现印，印的话又要被我告——哎，你盗印我的书，你是海盗，政府就是海盗。本来政府是强盗，现在政府变成海盗——海盗版，所以，他们没有办法，才按照法律赔我的钱。大家知道我花这个钱花得多痛快吗?花得多爽吗？就好像花儿子孝敬你的钱一样，就是那么爽。

　　所以，大家知道，从民不聊生到官不聊生，为什么官不聊生？因为你们这官可恶，你们用非法的方法来查禁言论自由，像新戏里面唱的“我打你不许还手，我骂你不许还口，我杀你不许流血”。今天你杀我这么多刀，查禁我96本书，你“解严”了对不对？轮到我反攻了，轮到我跟你算账了。这个支票就是展示给大家，告诉大家怎么样用合法的方法来争取权利。我不需要革命，我也不需要叛乱，我用他们的规则出尽了他们的洋相，花这钱我花得好爽好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