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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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复医院过去是俄罗斯的教会医院,在恒远市郊的东南部的稻田区。夏天从市里开车过来,沿着405国道,越过绿油油的水稻,跟随远处村子里的炊烟,便能隐隐看见村子后面半山坡上康复医院浅绿色的轮廓,有点儿虚幻,很适合遁世,要是作为进修学校,比如党校之类的,估计会起到更好的环境作用。
恒远的气候特点是四季都不宜人,但晚夏这几天是例外。炎热过去了,严寒还未来,风沙尚在蒙古,到达尚需时日……我整天躺在康复医院后院的长椅上,戴着墨镜,冲着碧蓝的天空,任凭阳光暴晒,脑子一片空白。有时,感觉阳光把我裹住了,渗进皮肤,在筋骨间游走,好像它正在治疗我常常发痛的胃,我渐渐发黄的肝,我正在发炎的胆……治疗我神经兮兮的神经。
电话里,我对齐安说过太阳的伟大。我说,恒远人都应该信太阳神阿波罗,但他们不信,因为太阳是免费的。这里人的信仰特点好像是,一会儿什么都信,一会儿什么都不信。总之,他们是很容易失望的北方人。我相信太阳,相信所有温暖的东西。那几天里,我感到太阳让我恢复了健康,所以齐安的电话邀请,让我多少受到了鼓舞。参与破案,好像是拿到了一张进入新的生活阶段的机票,所感觉到的雀跃,之前都是被美国电影激发的,在电影的虚幻世界里,不是在自己的生活里。现在是玩真的,真的在自己的生活里开始了新的生活,宛如蜕皮般的……同时,还可以兼顾一下旧生活中的残留问题,宛如处理水果中农药的残留,还有比这更令人激动的事情吗?回答是肯定有,但不是在我的生活中。生活在别处,对我来说一点儿诗意也没有。
总之,我可以利用破案,打发出院后继续等待莫里的时间。
这么想以后,居然有点担心齐安他们改主意,不再需要我了。我一担心害怕,最直接的表现就是迫切地把自己的缺点指给对方看。
“我觉得,‘走后门’进康复医院也不算是正常念头,你们组里人有没有考虑到这一点?”
她回答说,这一点儿不打扰她。
她的答话再次给我留下奇怪的印象,她说的是不打扰她,而不是他们。她的同事似乎都隐在昏暗的背景中。但我不敢继续在我的缺点上纠缠,怕优点从此被遮盖住。从这种细微的分寸感上可以判断,我真的不是精神病。
齐安告诉我,几年前因为一个被吓疯了的目击证人,她多次来过康复医院。她描述医院和医院周边环境时无意间流露出的写作天赋,迫使我再次向她致敬:这么高的写作水平,她只用来记日记,可惜了。或者反过来说,我用还不如警察的写作水平,写东西换钱,可笑了。
“写故事卖钱,比警察挣得多吧。”齐安说。
“不是钱,是顺序。”我解释,“我所写的零星小东西,还没赚到数目像样儿的大钱。所以,我想继续尝试。关键是顺序,如果写不了故事,再涉足犯罪领域,可以;反过来,估计不可以。”
“就像有人先当诗人,等诗人的梦醒了,再去干别的。”
“你太厉害了,真有几个大官商,过去都写过诗哎。”
“有过诗人背景的,怎么都是大的官商呢?”齐安问我。我觉得这是她应该问别人的问题。但不回答又不好,我想了想,回答说:“写诗首先学会的是走捷径。”
我们大笑。她接着描述的几件事,更加拉近了我们之间的距离。我差不多开始想入非非,甚至想了初次见齐安应该穿什么。我不是同性恋,但十分渴望跟聪明的同性共事。
齐安先说到了康复医院的走廊。
前面说过,康复医院主楼过去是俄罗斯的教会医院,据说一直被粉刷成浅绿色的,没人知道为什么。整体三层,像手镯一样围绕着楼门,每层都有一条长长的走廊。齐安对水门汀长走廊的描述是:“……走起路嗒嗒的,声音很脆。走着走着,不知不觉变得斗志昂扬的,走向食堂也像是走向婚礼或刑场一般,光明磊落,不像现在那些铺地毯的走廊,脏还不说,还有点儿暧昧。你要是仰头挺胸地走过去,怎么都不是磊落,怎么走都是傲慢。”
她说,医院的女院长长得像苏联红军,喜欢穿呢子连衣裙和皮靴,佩戴各种丝绒围巾,每条都像是从电影制片厂道具仓库捡来的。微笑时整洁的白牙和唇边的小胡须对比强烈。她坚信自己的衣着风格接近完美,向所有她遇到的瘦高女人推荐呢子连衣裙和皮靴,热情和真诚的程度,即使范思哲返回人间也无法阻止。
“你跟女院长有过节吗?”我问齐安。
“没有。”齐安想了想之后说,“看到我的毛病了吧?我常常很刻薄。”
“警察不就该这样吗?其实我也刻薄,对自己尤其严厉。”
“所以,以后跟我共事,多包涵。”
“彼此彼此。”其实,我更愿意把这看成是齐安的风度。
除此之外,一个听着格里格钢琴,开车经过大片金黄稻田的女刑警,实属罕见,不是随处可遇。她说,秋天的稻田,风一吹,变得很柔软,好像人们可以拥抱粮食睡觉。我决定参与滕风的悬案,不是为了死者,而是为了齐安。她激发了我的好奇心。
“那就这么说定了,我参加。”
“好。后天上午十点,我来接你。”齐安是这么说的,但没这么做。
后来我向老梁打听过齐安的样子,老梁的描述是:比我高(我一米七一),比我瘦(我五十二公斤),眼睛比我小,嘴比我大。那以后,齐安的样子在我的记忆中跟春上村树《挪威的森林》中描写的弹吉他的女人玲子叠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