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庆庆要进幼儿园了，就要离开端丽的家了，全家都有些恋恋不舍。多多不再提起为他所受的委屈：炎炎夏日，自己的汗来不及干，却要给他扇风哄他入睡，他却偏偏不睡。她手扇酸了，最后是声泪俱下。她抱着庆庆上街走了一圈，用难得的一点零用钱给他买了根雪糕。来来对庆庆撕坏他邮票的罪行，重新采取了既往不咎的宽大态度，并且画了好几艘航空母舰送给他。咪咪本来就和他很好，但曾经因他用手捞菜吃，打了他的手心，于是就老问他：“庆庆，你恨我吧？”连老是叨叨庆庆太难弄的文耀都赏了他几句好话：“这孩子还是很乖的，不爱哭，不哭的孩子好。”最后的几天里，大家都抢着给庆庆穿衣，喂饭，抢着抱他。庆庆是个很有感情的小孩，经过这两年的共同生活，已经完全站在端丽他们的立场上了。有野小鬼来闹事，他会简洁而严正地指责：“坏！”家里带来水果，他会送到端丽嘴边说：“娘娘吃。”多多发脾气，他会和咪咪一起害怕，一声不吭，悄悄进，悄悄出。离开的那天，他居然抱着端丽的脖子放声大哭起来，哭得端丽心里酸溜溜的，好一阵难过。他走后，有很长一段日子，不习惯，心里总是空空落落。买菜回家，她常常下意识地弯腰去寻牛奶；烧饭时常常把锅倾斜一点，使低处的饭能烂一些可供庆庆吃；坐着缝东西，她又会莫名其妙地一惊，以为庆庆睡醒了在哭。逢到这种时候，她就感到又好笑又不解。

    自己有了三个孩子，却从没在孩子身上尝到这么多滋味，甜酸苦辣，味味俱全。她的孩子跟着奶妈长大，不跟她吃，不跟她睡，只要奶妈，不要她。她以为很正常，并不见怪，三个孩子是跟着奶妈长的，自然同她亲，跟自己疏了。

    庆庆走了一个月，端丽才发现更实际的一块空白，每月突然少了近二十元收入。她不得不去找金花阿姨，请她再找一个孩子。去之前，她想到屡次麻烦人家，很不过意，买了一盒水果蛋糕带了去。金花阿姨一口答应帮她找人家，却死也不肯收蛋糕，连连说：“罪过！罪过！”要说过去她对端丽家的窘迫还有些怀疑，以为他们是“真人不露相”，哭穷；而如今，她是真相信了。她说：“象你这样的盘房小姐，少奶奶，居然帮人家领小孩，必定是山穷水尽了。”过了两天，金花阿姨来了，并没带来确切的回音，却带来了一斤三两毛线。

    “张家媳妇，”她总是这么称端丽，“你会织绒线衫吧？”

    “绒线倒是会的，不过不一定拿得出去。”

    “不要客气，不要客气。有个老太太想织件，只要暖热，不要好看。送出去织吧，全是机器摇，可惜了好绒线，想找人手织。”

    “我试试看好了。”

    “尺寸在这里，样子就是一般老太太套在外面的开衫。平针，上下针，随便你。工钱嘛……”

    “我不要工钱，我横竖没事情，织织玩玩。”

    “这有啥客气的？这是人家托我的事。工钱我去打听过了，四块钱，好吧？”

    “我不要工钱。”

    “你不要我就不给你织了。”金花阿姨说着丢下毛线就走了。

    端丽专心专意，日赶夜赶地织了一个星期不到，完成了，收入四元，刚好赶上付掉煤气帐。她觉得自己狼狈，可又有一种踏实感。她感觉到自己的力量，这股力量在过去的三十八年里似乎一直沉睡着，现在醒来了。这力量使她勇敢了许多。在菜场上，她敢和人家争辩了。有一次排队买鱼，几个野孩子在她跟前插队，反赖她是插进来的。她居然夺过他们的篮子，扔得老远。他们一边去拾篮子，一边威胁：“你等着！”可结果却并没发生什么。来来刚升中学，在学校受了欺侮，她跑到学校，据理力争，迫使老师、工宣队师傅让那孩子向来来道歉。她不再畏畏缩缩，重又获得了自尊感，但那是与过去的自尊感绝不相同的另一种。

    自从织过这件毛衣后，她去找了本《绒线编结法》，学了好几种花样，又去找金花阿姨，想请她再帮着介绍一点毛线生活。可是她一眼看见上次织的毛衣正罩在金花阿姨自己的身上，她再也说不出话来了。

    其实不用开口，金花阿姨也知道她的来意，歉然说：“我一直在打听，没有合适的人家。不过，我听讲街道工场间最近缺人手，你可以去申请一下嘛！”

    “工场间？”

    “生活很轻的，当然钞票也不多，我也不大清楚。”

    “这事该找谁去说呢？”

    “先找找你们弄堂的小组长。”

    “好的，谢谢你。”

    “谢什么？”

    “我走了。”端丽走了两步又回过头，抚摸了一下金花阿姨身上的毛衣，轻声说：“我不该……”

    金花阿姨推开她的手：“那老太太穿了嫌小，卖给我了。只要毛线钱，手工费就算她蚀的老本。”

    端丽眼圈红了。

    一路上，她考虑着金花阿姨的提议，越想越觉得是个好主意。咪咪马上要上学，不能在家帮忙了。多多下乡参加三秋劳动，去时只说两周便回，可忽然说是要备战，为疏散起见，暂不返沪，要作一年半年的打算。战争在端丽眼里太遥远了，她只知道不在家，不能搭搭手了。带小孩，非要有一双眼睛长在他身上，否则就会出事。这不是一瓶牛奶，碎了可以赔，这是性命交关的事啊！如今家里离得开人了，完全可以出去工作，生产组收入不多，可总是有一定保障的。在这一系列的考虑中，她居然一点都没想到自己的出身和那张大学文凭。她只想着生活的实际：房租、水电、煤气、油盐柴米。要是文光知道了这些，又会如何地悲哀啊！本是维持生存的条件，结果反成了生活的目的。他以为生存是用来为一个极伟大的终极目的服务的。然而，左右前后观望一下，你，我，他的生活却实在只为了生存，为了生存得更好一些。吃，为了有力气劳作，劳作为了吃的更好。手段和目的就这么循环，只有循环才是无尽的，没有终点。唉，说不清楚，人生就象一个谜。有人说，生，为了吃苦；有人说，生，为了享乐；有人说，生，为了赎罪；有人说，生，为了牺牲……让那些吃饱穿暖的人去想吧，这会儿端丽满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设法进工场间，争得一份固定收入，维持家里的开销。这个念头占据了她，充实着她。她没有回家，直接往里委会去了。

    不知道是因为工场间缺人已到了不可拖延的地步，或者是为了好好改造端丽这位“资产阶级少奶奶”，回音很快来了，同意她进生产组作临时工。

    端丽上班了。

    工场间设在一幢石库门房子的底层。弄堂太狭窄，两排房子之间距离很近。因此，房间里每天只有很少时间能照进太阳，很阴冷。而一旦太阳照进来，又很潮热。房间不大，约二十平方左右，从这头到那头摆了一长条木板台子，上方是一长列日光灯，人就坐在木板台子两侧工作。端丽在指定给她的位置上坐下，环顾了一下周围的同事们，大都是四十岁上下的妇女，有一些年纪很老的阿姨，还有一部分小青年，有男也有女，都是因为身体不合格，不能去插队落户才分到这里的知识青年。另外还有一个看不出年龄的人，他总是憨厚地微笑着，笨拙地转动身子，跑上跑下，送活取料，喘着粗气，十分巴结。大家都叫他阿兴，对他动手动脚地开些极不礼貌的玩笑，他只是笑，口角慢慢地沁出一丝口涎。是个傻子。

    做的生活是绕一种装在半导体收音机上的线圈，很简单，不需要技术，只要细心，耐心。如金属线绕得稍有点不匀、不齐，或松了或紧了，都要作废重来。

    端丽仔细而努力地工作，做了一个小时还没有报废一个。她感到兴趣，看到从自己手里绕出了一个个零件，整整齐齐地躺在纸盒子里，又兴奋又得意。当阿兴那来收活儿时，她都有点舍不得让他搬走。十点钟，墙上的有线广播响了，开始播送工间操音乐。大家放下手里的活儿，伸着懒腰纷纷起身往外走。邻桌的梁阿姨告诉她，上下午各有十五分钟的时间，愿做操就做操，不愿做也可以休息休息。总之，这十五分钟是不用再做生活的。端丽放下手里的活儿，可是却不知干什么才好。她坐在板凳上，无聊地看着自己的指甲。小青年在弄堂里嬉闹，疯笑着，笑得很粗鲁。阿姨们都倚在门框上，东看看，西望望，扯着山海经。端丽感觉到她们不时好奇地回头看看她。

    “是那边大弄堂里那资本家家里的大媳妇吧？人样生的蛮好看，象姑娘似的。”

    “小囡都有三四个了。会保养呀，显得多少后生。”

    “搞得真结棍，少奶奶也出来做生活了。”

    ……

    端丽本想出去和她们一起站站的，可是听到人家这么议论，她不好意思走出去了。手脚都无处可放。干脆，她又埋下头绕起线圈来。

    “欧阳端丽！”梁阿姨叫她，“这么巴结干嘛？出来玩玩。”

    端丽尴尬地笑着站起来，走过去。

    “生活做得惯吗？”一个小矮个子阿姨问她。

    “还好，蛮好！”她回答。她认出这阿姨曾经来家里破过“四旧”，几个四尺高的明代青瓷瓶全都是她打碎的。

    “早上出来还来得及？”又一个高大壮实的女人问。

    “有点紧张，早起点还是来得及的。”她回答。今天半夜里她就起来了，扫地，烧早饭，买菜。在菜场上听到喇叭里“嘟嘟”响了六点，她就再不敢逗留了，怕错过了时间。很久以来，她没被时间严格地约束过，七点钟的事放在八点钟做也可以。现在可不行了，七点半上班，晚半分钟也不行。

    “小囡大了吗？会得帮忙了吧？”一个脸很黑，上唇汗毛很浓的阿姨问。

    “老大已经十五岁了，会做点了。不过跟学堂下乡备战去了。”端丽认出这女人的儿子时常来与她捣蛋作对。

    “伲阿囡也去了，我叫她阿哥跑到乡下把她拉回来了。打仗就打仗，打起来，一家人死在一道。现在没死都得吃饭，她回来拆拆纱头可以拆点钞票来。”梁阿姨大声说。

    “花样经透唻，一歇歇剪尖头皮鞋，一歇歇插队落户，一歇歇打仗，花样经翻下去，翻得没有饭吃才有劲！”

    “小菜难买唻……”

    端丽默默地听着阿姨们谈论时事，很有同感，但一句也不敢插嘴。心里却奇怪这些当初那么起劲地来她家破“四旧”的人，对生活有着和她一样的叹息。看来，她们过得也不好，“文化大革命”也并没有给他们带来什么好处。

    中午，有一个小时的吃饭时间，多数人不回家，他们早上把带来的饭盒子送到居民食堂蒸热，这时就在工场间里吃。端丽匆匆忙忙往家里赶，心想，以后最好也在工场间里吃午饭，省得这么奔来奔去，吃完饭，还有时间打个瞌睡呢！只是中午文耀和两个孩子吃饭该怎么安排呢？唉，文耀是一点忙也帮不上。

    下午的四小时就不如上午好过了。这一系列的动作，重复得毕竟太多了，并且她已经很轻松很容易地掌握了。新鲜感消失，只觉得很枯燥，很闷气。她的腰有点酸，脖子有点酸，眼睛呢，老是在日光灯下盯着看，也有点酸。她不断地看表，越看表越觉着时针走得慢，她怀疑表停了。

    好容易挨到工间操时间，她赶紧放下活儿，同大家一起走出工场间，站在弄堂里，她觉得很惬意。几个青年在捉弄阿兴，一会儿叫他唱歌，一会儿叫他跳忠字舞，十分恶劣。大家都呵呵地乐，连端丽也乐。她既觉得很缺德，想想人家家里人知道了，会如何难受，可又从心里想笑。她笑得很响，很放肆。

    两个女青年学着骑黄鱼车，一直骑到马路边上，不时惊声尖叫，以为要翻车了。一个小伙子奔过去乘机找便宜：“叫我一声阿哥，我教你们踏黄鱼车。”

    “叫你阿弟！”

    “好极了，再叫叫看！”

    “阿弟！”

    不知他采取了什么具体行动，象麻雀窝被捣了似的一阵叽叽喳喳的鸹噪，然后便是乖乖的叫“阿哥”的声音。接着，便看见那小伙子踏着车，两个女孩子坐在后面，三个人脸上都带着满足和兴奋的神情，慢悠悠地骑了回来。

    也许仅仅是昨天，端丽还会觉得他们又无聊，又轻浮。可今天，她同大家一起笑，觉得很有趣，很开心。工作太枯燥了。一点点极小的事情会使人振作。简单的劳动使人也变得简单了。

    十五分钟极其迅速地过去，工作又开始了。端丽感到手指头的每个小关节都酸了，她已经是下意识地机械地操作。她清楚地听见时钟的滴达滴达。弄堂里有小孩子的嘈噪声，几个小孩背着书包登登登地穿过工场间上楼了，这是楼上人家的孩子。终于，放工的铃声响了，端丽走出工场间，一身轻松。夕阳很柔和，天边染上了一层害羞似的红晕。马路上自行车铃声丁铃铃地响着，象在唱一支轻松而快乐的歌。一个一定是被老师留了晚学的调皮孩子，头顶书包，在行人的腿间钻来钻去，招来一阵怒骂。生活象流动的活水，端丽是水中的一滴。她心情很好，很开阔，她从来没体验过这种心情。

    回到家，咪咪告诉她，姐姐来信了。端丽忙着淘米做饭，让来来念给她听。多多的信写的十分懂事，一上来就写：“亲爱的妈妈、爸爸（她把爸爸排在妈妈后面）、弟弟、妹妹：你们好！”然后又向爷爷奶奶问好。接下来就写他们的生活，她说他们基本上不大干活，每天睡懒觉，很开心。这个星期吃了一次肉，老师带他们一起走了二十里路，去一个叫什么陈水桥的小镇上吃了馄饨和大饼油条，很开心。晚上，大家早早钻被窝，吹灭了灯，讲鬼故事，吓得夜里不敢起来上马桶，也很开心。只是有一点，很想家，每个人都哭过一次。不过，老师悄悄地对他们说，可能很快就可以回家了，似乎这消息是来自一个很遥远很神秘的指令。老师叫他们不要说出去。所以多多也叮嘱妈妈千万不要说出去—然而这消息却被来来十分响亮地念了出来，端丽赶紧让他小声点—最后，多多又让妈妈保重身体，不要太劳累，叫弟弟妹妹听话。端丽听到这里，眼泪汪汪的，觉得自己这么多辛苦没有白费。甚至觉得吃了这么多苦而听来女儿这么几句话，是非常值得的事情。

    这天夜里，非常意外的，文影回来了。和另一个女生一同来，那姑娘坐都没坐，和文影一起将带来的花生、竹笋、香菇分了，说了声“明天见”，便提了自己的一份回去了。

    文影虽只去了五个月，但大家都觉得如隔三秋，全家老小都披衣起床了。文影黑了，瘦了，却还精神。婆婆先是高兴，跑进出打水潽蛋，倒洗脸水，忽又想起文光，远在北国，不知何时才能见面，不觉又落下泪来。文影情绪倒很好，有说有笑，反比过去话多了，也活泼了。她谈到那里的山，山上的树和泉眼；谈到集体户里为一顿饭一担水的拌嘴；谈到那里的乡下人都叫做老表。大家饶有兴趣地听着，听了半天，才想起问她，是怎么回来的，出差还是探亲？文影回说看病。什么病？大家一愣，文影诡秘地眨眨眼睛，不回答，大家只以为是妇科病，便也不追问。一看，时间已过两点，就此打住，都回去睡了。

    端丽却睡不着了，想想觉得有些奇怪，推推丈夫：“文耀，你觉得文影有点怪吧？”

    “有啥怪？”文耀莫名其妙。

    “话多得很，同她平素很不一样。”

    “出去见过点世面了，锻炼出来了嘛！脾气又不是生死了不能改的。”

    “我总觉得不对头，她到底是来看什么病呢？”

    “我看你有点神经病了！”文耀翻了一个身，睡了。撇下端丽一个人胡思乱想了好久，不知什么时候朦朦胧胧睡着了。

    第二天，她下班回来，正遇那与文影同行的女同学从家门出来，浅浅地打了个招呼，擦肩而过了。回到家，见婆婆坐在她屋里，愁容满面，叫了声端丽，连连说：“前世作孽，前世作孽！”

    “怎么了？姆妈。”端丽慌了，心中那不详的疑云浓重扩大了。

    “端丽啊！妹妹生的是这里面的毛病啊！”婆婆点点太阳穴。

    果然。端丽的心往下沉了沉。

    “文影本来就不请愿去，心里不开心，夜里老是在被子里哭。后来，她上海那个男朋友写信去，意思说不谈了。她看了信反倒不哭了。发毛病了呀！”

    “这个人真不讲仁义，当时他横追竖追，是他主动的呀！不过，一个在上海，一个去乡下，确实也不好办！”

    “这种毛病叫花痴，老法人家讲，要结婚才会得好，这哪能弄啦！”婆婆捶捶桌子又哭了。

    端丽赶紧跑去把门关严：“姆妈，万万不可被听见。这种病不能受刺激，一刺激就要发。”

    “你说怎么办呢？端丽啊！我一个老太婆，不中用了，你爹爹现在也是自身难保，走进走出都不自由，文耀只会吃吃玩玩，就靠你了。”

    “姆妈，这种话没什么讲头，眼下，给妹妹看病是最要紧的。”

    “我怕去看了毛病，传出去，害她一生一世。”

    “毛病总要看的，我先去打听一下，你不要急。”

    “打听的时候，只说为人帮忙，万不可露出真情。”

    “你放心，姆妈，你放心。”

    文影的症状一日日明显起来，老是听见“甫志高”叫她，就奔到楼梯口等着，等了半天等不来，就叹气。回到屋里坐坐，又坐不定。过一会儿又洗澡换衣，梳妆打扮，说晚上分明同“甫志高”有约会，去逛马路或看电影。同行的那位女生将文影送到家就算完成任务，再不来了。于是，一家人为着她忙得团团转。端丽已去打听了精神病院的情况，可婆婆犹豫着不愿送去看病，怕事情传开，对文影将来不好。

    端丽要上班，烧饭，洗衣，还要帮着劝慰文影，忙得焦头烂额。正烦乱着，多多回来了，一看到妈妈就扑上来，亲热得要命。她长大了一截子，稍黑了些，却不瘦，反显得很健康。端丽看着女儿，十分高兴，她还是头一回尝到离别和重逢的滋味。她毫不犹豫地煎了几个荷包蛋，慰劳多多，别人也跟着沾了光。文耀趁机让来来去打了一斤黄酒，他是很会抓住时机享受的。晚上，多多一定要和端丽睡一个床，于是文耀被赶到屏风后头来来的小床上去，咪咪也挤了过来。母女三人叽叽呱呱谈了一夜，什么话都讲了，连同多多她们夜里讲的鬼故事都讲了。来来不能参加，很嫉妒，不时地说一声“疯子”。文耀睡醒一觉听见她们在笑，以为天亮了，坐起来看看月亮，摇摇头又躺下。

    说着，笑着，多多和咪咪终于睡去了，端丽一手搂着一个女儿，心里充满了做母亲的幸福。她忽而又想起了过去的好日子，那日子虽然舒服，无忧虑，可是似乎没有眼下这穷日子里的那么多滋味。甜酸苦辣，味味俱全。多多翻了个身，细长而丰满的胳膊绕住了妈妈的脖子。端丽感动地想：我们再不分开了。一家人永远在一起，无论发生什么也不分开。她这会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爱她的家庭，家庭里的每个成员：任性的多多，馋嘴的来来，老实厚道的咪咪，还有那个无能却可爱的丈夫。她觉得自己是他们的保护人，很骄傲，很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