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学校，更大的麻烦还在等着我，小月她大哥写的那封信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全校师生都知道了我和小月的事，校党委决定开除我的学籍。这可急坏了我的导师蔡恒武，蔡教授怒气冲冲地去找校长。李校长很客气地接待了蔡教授。

　　“蔡老，您消消气，我非常理解您的心情，不过我作为一校之长，对这种败坏校风的事不能不管不问呀！”李校长客气地说。

　　“李校长，正因为不能不管不问，我们才应该实事求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嘛！我们是医学院校，怎么能不懂得这个道理？你也是我教过的学生，在神经外科领域，林庆堂是一位很难得的奇才，若问谈婚论嫁，他也是大龄青年了。年轻人没处理好个人生活问题，我们应该帮助开导，不能一棍子打死嘛！”蔡教授激动地说。

　　“蔡老，”李校长继续解释说，“校有校纪，家有家规，如果不严肃处理，怎么才能警示其他学生？”

　　“李校长，我以校学术委员会主任的身份强烈要求校党委重新考虑对林庆堂的处分。我们不能让一个即将硕士毕业的医学奇才就此夭折，你知道将来他拿起手术刀，会挽救多少人的命吗？”蔡教授据理力争。

　　“蔡老，您说他是医学奇才，表现在哪儿了？”显然，李校长有些被说服。

　　“林庆堂的毕业论文大胆创新，在国内首次对国人的海绵窦进行了大样本、全面细致的显微外科解剖学研究，填补了国内在这方面数据上的空白，让我们终于有了国人自己的海绵窦显微外科解剖学资料。林庆堂为此付出了艰辛的努力。这半年来，他几乎吃住在解剖室、实验室，对这样一个出色的人才，我们不问青红皂白就开除，我认为十分不妥！”蔡教授语重心长地说。

　　蔡教授的话深深地打动了李校长，“蔡老，您老别着急，我会把您的意见带到校党委会上认真研究，您先回去吧。”

　　就这样，我逃过了一劫，学校对我的处分由开除学籍改为留党察看，但留校任教的梦想破灭了。

　　我的情绪异常低落，不知道往后的路怎么走。蒋叶真也很痛苦，自从他父母知道我与小月的事以及我被留党察看后，她的父母就坚决反对她与我来往。蒋叶真也对小月的事耿耿于怀，认为我一直欺骗她的感情。

　　我一直想找蒋叶真谈谈，但是她一直回避我。这就加重了我的痛苦。我感到我和蒋叶真没戏了，只好每天在实验室里瞎折腾，想用工作麻醉自己。

　　有一天，我正在实验室的电脑前工作，蒋叶真来了，她脸色有些憔悴。“庆堂，我们俩谈谈吧。”

　　我没说话，默默地给她搬了一把椅子，让她坐下。蒋叶真一坐下，眼泪就哗哗地流了下来。我们俩相对而坐，互相无言。最后，还是她先开的口：“庆堂，你出了这么大的事，我知道你心里一定不好受，可是我比你更难过。这些天我想了很多，其实，我们俩本不是一路人，我们还是分手吧，以后我们还是好朋友。”说完她那浓密睫毛下闪亮的眼睛里顿时充满了泪水。

　　蒋叶真的话一出口，我就知道说什么都没戏了。我一个从小县城里闯出来的土包子，本来就不应该高攀人家大家闺秀。我这种人只配娶小月这种村姑。但我是个男人，男人就要学会宽容。既然你认为我给不了你幸福，那我只好还你自由。

　　“叶真，”我勉强微笑着说，“对不起，是我伤害了你。我同意分手，祝你以后幸福。”

　　蒋叶真似乎没想到我会这么痛快地答应分手。她以为我会苦苦解释，跪下来求她宽恕。她很失望，她坐在椅子上抹了一阵子眼泪，然后猛然站起来，转身就走了。

　　我默默地望着蒋叶真逝去的背影，仿佛是一场梦，才刚刚惊醒。

　　毕业答辩很顺利，我的关于海绵窦显微外科解剖学方面的毕业研究论文在国家级期刊上发表，但是我不能留校任教了。蒋叶真很顺利地分配到省卫生厅，我却因为背着留党察看的处分到处碰壁，找不到工作。

　　我从学校搬出来，在学校附近租了一间地下室，兜里的钱所剩无几，每天三顿饭都用方便面充饥。

　　我跑遍了省城的大小医院，大医院不愿意用我这种道德败坏的人，小医院用不上我这种专业的人，有一家中型医院很欣赏我的专业，但是看了档案后还是放弃了，人事处处长找我谈话时说，我们不要花花公子，我气得真想一拳砸在他的脸上，可想想自己的处境，还是忍了。我着实陷入了困境和迷茫，人生都是有终点的，而我却找不到它的方向。

　　面对前途的迷茫，我不禁感慨：人的一生就像在拉屎，有时候你已经很努力了，可出来的只是一个屁。

　　我不企盼天明，因为黑夜中总会找到北斗星；在没有找到目标之前，我不希望太阳高高升起，因为每一次太阳的升起，都意味着另一次黑暗的来临。

　　人生有多少承诺就有多少负债，有些债是永远还不清的。人生正是在各种债的细节中演绎着催人泪下的故事。人的一生都是在还债的，因为只要活着就要欠下人情，感谢别人又不牺牲自己简直是一种苛求。

　　我们都迁就在复杂的情感中，而使生活渐趋灰色。没有人不在旧传统中受虐，只是在浮华中人们浑然不知。任何个体都无力抵抗观念和舆论的攻击，我们都在无形的压力中生存。

　　就在我极度痛苦。极度迷茫的时刻，我的导师蔡恒武和老伴儿费尽周折找到了我租住的地下室。

　　当时我正在吃方便面，突然有人敲门，我以为是房东来催房租，不耐烦地喊道：“昨天不是说好了，缓我两天再交吗，今天怎么又来了？”

　　当我气哼哼地打开门后，我一下子呆住了，我做梦也没有想到蔡教授和师母站在门口。“怎么，不请我和你师母进去坐坐？”蔡教授慈祥地说。

　　“老师，师母，你们怎么找来的？”我赶紧把两位老人让进屋，激动地问。

　　一进屋二老就愣住了，他们打量着我住的这间小屋，一张床，靠墙的床边用木板架着一个箱子，箱子上摞满了书，地上放着脸盆和旧鞋，还有两个无漆的小凳。除此之外再没有别的家具。窗户很小，屋里暗得有些朦胧，只有一缕孤零零的阳光投在窗台下用箱子搭成的小桌上。二老看后连连叹气。

　　“说老实话，还是叶真帮我们打听到你住在这儿的呢。庆堂啊，工作还没有着落？”蔡教授掏出烟斗一边吸烟一边问。师母见我的小屋乱得不成样子，二话不说就收拾起来。

　　我情绪低落地摇了摇头。

　　“庆堂啊，别愁了，工作有着落了。我和你师母费尽周折找你就是要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你。我把你的情况向北方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神经外科主任穆怀中教授作了介绍，推荐了最近你在国家期刊上发表的关于海绵窦显微外科解剖学研究的毕业论文，他看了论文后，对你很感兴趣。另外，穆教授是我的大学同班同学，他不会不念旧情的。庆堂啊，不要灰心，到了北方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好好干，老师盼你早日成为全国知名的神经外科专家。”

　　我听了老师的话，当时就哽咽了，我几乎说不出话来，千言万语也报答不了恩师对我的培育之情。

　　送走二老之后，我的内心世界翻江倒海，激动不已，真想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我最爱的人与我共同分享，然而茫茫人海中谁是我的最爱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