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晰这一个冬天里老了十年。

现实像一张无所不在的网，铺天盖地地撒在他的四周，网上处处是洞眼。个个网眼都大得足够让他看得见希望，充满诱惑地引着他去挣脱。然而等他挣得脱了一层皮，方知道那网眼原来是量着他的身子定做的，他有多大，网眼就有多大，始终挣脱不开去。如此几番之后，便很筋疲力尽了。

临毕业那阵，自恃极高。虽知道工作不好找，却总期盼自己说不定是个幸运的例外。那时眼睛只盯着大学教授的位置。碰了好些钉子之后，只好把条件降了些，改为找公司的位置。谁知公司也不要他，嫌他学得太理论化，实用性不大。到了后来，眼看着时间过得飞快，一天忽地一下就变成了一周，一周又忽地一下变成了一月。一会儿工夫，半年就过去了，竟没有一个公司愿意给他个面谈的机会。心就越发地慌了，怕拖得越久知识越老化，越没人雇了，只好把条件一降再降。送出去的履历表上，连得过的博士学位也不敢提了，怕人家嫌他不肯低就。只写了从前在国内得的本科学位，一心只想找个初级电脑程序员之类的工作。谁知人一听他的年龄，又把头摇了：编程序，哪编得过刚出校门的小年轻呢？

一日翻看《世界日报》，看到一则广告。二三十公里外的布蓝浦敦镇上，有一家华人电子配件厂，要招一个装配线质量检查员。怕电话上说不清楚，刘晰干脆怀揣了剪报，起早坐了去近郊的火车，直接找到厂里去。

老板是四十年前从广东跳江逃游到香港，又从香港跑到加拿大来的。六十多岁的年纪了，见了刘晰，倒还客气。引了到办公室坐下，和颜悦色地问了几个问题。问完了就叹气：“这几天广告一登，来的都是你这样的人。这不是叫我为难吗？这份工不给你吧，看你也走投无路的样子，怪可怜的。给你吧，我怎么忍心让你干这种活？这是小学毕业就能干的事呀。再说那薪水，咳，我也实在说不出口。”

刘晰一听心就凉了半截，却还不肯死心。暗想来都来了，总不能不明不白地走吧。就硬着头皮问到底是多少。老板递了支杜马瑞的烟过去，说：“你也别问了，这不是你待的地方。说了你也不爱听，像你这样高不成低不就的，不如回去也罢。穷是穷点，至少名声上还能得着些。在这里你是名上利上一样都得不着。我要年轻些我也回去，现在回去不过是找块坟地入土的废物了。你还年轻，还能干几年，可别再等到连那边都没你的立足之地了。”

刘晰一听，脑子如同挨了一闷棍，轰的一声，就跟打碎了一个玻璃瓶子，各样的想头玻璃片似的飞散开来。怎么辞了那老板出来的，竟全然不记得了。清醒下来时，就发现自己一个人坐在火车站的候车室里等车。透过候车室的玻璃门，就看见了外头蓝莹莹的天。已经过了复活节，草地忽地一下子就变了颜色，一气全绿了。树枝上星星点点的，都是嫩芽。街上往来的小姑娘，早已迫不及待地穿上了迷你短裙，藏了一个冬天的腿在阳光底下晃来晃去，极为贴切地陪衬着这个季节。刘晰看看自己，身上穿的是毛衣棉毛裤，外边还套了件薄呢大衣，在气势上便已老了一茬。刚刚走了几步路，背上脖子上都有些汗湿了，可鼻子却在冰冷地淌着鼻涕。就从兜里掏出手纸去擤。擤着，才知道那鼻涕原来也不是独自来的。便顺着将眼睛一起擦干了。

不由得想起那年出国前到北京取签证，心血来潮回了趟母校。校园里竹笋似的盖了些新楼，他在新楼群中间丢失了自己。一路走一路问的，居然找到了当年自己住过的那间宿舍。敲开门，一屋的烟味，四五个年轻孩子围成一圈在打麻将。见了他，都不认得，就问找谁。他结巴了半天，才说自己从前也是住这屋的，要出国了，想来看看。其中有个孩子就将眼睛眯了，跟桌上的人说：“哦，是来找感觉的。”众人就笑，说：“找吧，找吧，你随便找。”就不再理会。他看着壁上大大小小红红绿绿的港星照片，竟无一张脸熟的。呆鹅似的，离了那屋，心里有气，暗暗地立了誓：等我下回回来，看你认不认得我。谁知抱了这样一番雄心壮志出来，跌跌撞撞了这些年，除了一个学位，竟什么也没得着，反把一个家也丢了。人活了四十多，到了这一刻，方体会出从前听人摆古说霸王在乌江别虞姬，那穷途末路的滋味到底是怎么回事。

回到“荔枝阁”，一进门，就看见黄胖子在前厅等着。见他进来，便扯着他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些闲话。先是问他今年的所得税退回来了没，又问他要不要买便宜的西洋参—— 他有个朋友在唐人街开着个铺子，能给他好价钱。刘晰就奇怪卷帘今天如何不着急出来派活。听着听着，就悟出些意思来了。

果真，黄胖子渐渐地就把无用的话说完了，搬了张椅子过来坐着，叹了口气：“老刘，你在这里也干了四五年了。虽没让你发大财，可凭良心也没叫你吃过亏。如今生意清淡，你都清楚。叫谁走我都一样为难。只好大家都忍一忍。除了大厨二厨和羊羊，你们每个人每周都砍五个小时。”

刘晰一路赶着来上班时，心还像个钟摆似的，一会儿左，一会儿右，没一个定准。听了黄胖子这话，钟咔嗒一声停了，钟摆落在了原地不动，反而踏实起来。于是就靠在收款台上，一边摇着头，一边嘿嘿嘿嘿地笑起来。

黄胖子见他这副样子，跟得了失心疯似的，心里就有些害怕起来：“生意好些，马上把时间给你加回去。这年头，做老板的日子也不比做伙计的好过到哪里去。你若真有难处，说出来，凡事都是可以商量的。”

谁知刘晰竟越发地笑将起来，走过去，拍了拍黄胖子的肩：“说实话，我还得谢谢你。你若不说这话，我说不定还瞎混下去，混到哪天是哪天。你说了这话，我倒定下心来，不如就此把工辞了。”

黄胖子以为刘晰负气呢，又把日子难过的话说了一遍，啰里啰唆的，就说得刘晰没了耐心：“黄老板，许你减我的工时，就不许我辞你啊。”

黄胖子愣了愣，就拱手道起喜来：“知道了，知道了，是找着工作了。我说你这样的人才，钉子似的，迟早要从包里钻出来的。‘荔枝阁’就是装你的那个包。从今往后要在哪里高就呀？”问得刘晰哭笑不得，才说哪是找着工作了，是想到纽约找找机会去。“你这里少了一个我，再雇半个工来顶，谁的工时都不用减，皆大欢喜。你减了谁的也不能减星子的，人有路她没路。”

黄胖子这才明白了原委，知道留也没用，就从皮包里拿出几张票子，硬塞到刘晰手里。“发财了，别忘了回这里看看。”

刘晰拿了，谢了，揣在怀里，走进厨房，就笑，说：“今天是最后的晚餐。耶稣吃了最后的晚餐就让人给卖了，我吃了倒想有买我的人呢。”

众人很快就知道了，也不知说什么好，便都傻笑。只有星子拉了他到一旁，白了他一眼，小声说：“什么事，要这么猴急。再等等看，骑驴找马不好吗？”刘晰把星子的手一拨，梗着脖子嚷了起来：“等，还要等到什么时候？再等就不用找工作，直接退休得了。”众人都回过头来看他。星子见他眼睛红红的样子，有些怕人，也就不敢再劝。

第二天，刘晰果真去灰狗汽车站买了一张去纽约的长途车票。在车站里，就给“荔枝阁”打了个电话，要星子八点钟出来到中区唐人街吃顿晚饭。听见星子那头犹犹豫豫的，刘晰就说：“你告诉卷帘，说是我请你出来的。给她干了这么些年，不信她不给这个面子。你就这么去说，让她准你早点下班。”

星子只好不吭气了：“那好吧，八点钟我开车去你家接你。”

刘晰偏不答应：“还是我骑自行车带你去。文华中心，没几步路的。”

“你疯了，这么大的风，怎么骑呀？”

刘晰隔着电话，就把脸沉了：“你要想坐汽车去吃饭，你就找别人。你若想跟我去吃饭呢，我现在只有自行车。”

星子听见那话瓮声瓮气的，觉得那人自从决定辞工以后，说话办事通通换了个样子，倒真给逼出些血性来了，心里暗暗地反有些欢喜。就忙忙应允了，说到时在车站等。

星子到了八点果真坐了公共汽车到灰狗车站会刘晰。天还半亮着，远远就看见刘晰穿了件鲜绿的单夹克衫，扶了辆自行车在路边等。新理了一个短头，支支棱棱的，倒比平常年轻了些。待星子走近了，就斜瞄了她一眼，说：“这是美给谁看呢？自己都说风大。再冻病了，可没人给你看孩子了。”说着便把身上的夹克脱了，给星子披上。

星子坐上了车后架，刘晰就飞似的骑了起来。风呼呼地从耳边刮过，虽是四五月天了，太阳一落还是有些凉。星子把耳朵捂了，便想起从前在国内读夜大时，那个戴眼镜的同桌天天下课骑车驮她回家的情景。算算竟有十几年了。这烂糟糟的十几年，若能像录影带那样退回去，再抹掉，日子就从出国那天起重新来过，该有多好。

刘晰蹬着车，脱了外衣只剩一件薄运动衫，背一弓一弓的，就探着了星子身上的浑圆和柔软。久已荒疏的关于女人的记忆，在与那团柔软若有若无的接触里，渐渐地掸去积尘，清晰而熟稔起来。猜测着那团柔软的真正内容，他被自己狂放而又细致的想象力吓了一跳：一个女人留下的十年空白，竟能被另一个女人在数秒之间满满地充填起来。

心猿意马之间，背上突然觉出了星子微微的颤抖和退缩。自尊在潮起的欲望中如礁石般林立起来，就粗声粗气地说：“抓住我的腰，暖和点。我没想怎么着你，在这儿端这个架也没人看。”星子不说话。隔了一会儿，却有一双手从背后环过来抱了他的腰，接着脸也贴了过来。先是有些暖，再后来就是凉凉的湿气了。

刘晰把车停到了路边，将星子搂了过来：“我做了五年的狗，也做腻了。你就让我做几天人。”

星子越发哭得抽抽噎噎的：“谁不让你做人呢？跟我凶有什么用？”两人就紧紧相依了，坐到路边的石凳上。刘晰将星子的脸扳过来，两只眼睛盛满了水，水里隐隐地淹着些月色。便拿手把水和月色一起抹去了。在刘晰的指缝里，星子看见抽了芽的柳树，在风里饱饱地飞来扬去。虫子细声细气地唱起来，却不是蝉。还不到蝉的时候。

“不去吃那劳什子饭了。‘荔枝阁’里什么没吃过呢？又不是钱多得水哗哗的，能省就省些吧。”星子说。

刘晰就眯眯地笑了：“不瞒你说，钱是不多，可也不少。银行里也就六万加币。”

他并没有告诉星子，那六万块钱里头，有三万是去年夏天他去里昂，办完离婚手续后那个女人留给他的。

离开里昂那夜，她赶来他住的旅馆，看着他将随身的物件收拾拢来，放进一只小皮箱里，又将皮箱嗒的一声锁上了。她便知道她的十年也被锁进箱子里带走了。没了那十年，她立时年轻而轻快起来。可是她还不习惯那种轻快，那种被压缩过而失去了细节的轻快。没有细节的生命是经不起推敲的。她略略地有些惶惑，却自始至终没有一句软话。在机场上，她塞给他一封信，再三嘱咐他在飞机上再看。他果真等到飞机起飞了才拆，却是一张没留只言片语的支票。

星子吃了一惊。虽知道刘晰这些年又拿奖学金又打工，也该攒下点钱，却没想到攒了这么多。平时看他过日子紧抠抠的样子，倒是个不露相的真人呢。

“只要你点个头，我的钱也就是你的钱。”

见星子没搭茬，便知道她是在想孩子的事。就说：“我这趟去纽约，若找着个好工作，那就什么也不用说了。若找不着，过些日子就打道回府了。其实，国内现在贵族学校满天飞，教育质量也不比这儿差。六万块加元也是三四十万人民币了，孩子不会受委屈的。再说，我还没到老得动不了的地步，还能再挣呢。”

星子听了，明白这大概就是求婚的意思了。等这个人等了这么些年，等得他终于开了金口，却是要她跟他一起回去。一时心里乱乱的，竟答不出一句话来。

第二天，刘晰就去了纽约。一去两周，没信也没电话，星子就知道没戏了。果真，到第三周，来了个电话，说黑工倒有不少，正式工却没有几份。搞本行又肯替你申请绿卡的，就一份也没有了。又说他还要到华盛顿去一趟看几个老同学，完了就回多伦多，准备回国的事。丢下话来，要星子拿主意，是不是跟他回去。

星子在多伦多也没个知己朋友，只得找“荔枝阁”的人讨主意。众人都说再找一个像刘晰那样有学问人品好又不嫌弃孩子的人也难了。望月说：“中国也不比从前，活头大多了。像刘晰这样的，若不想在科研机构待，找个好的外企，工资不比这儿低多少。”卷帘黄胖子更是往宽的地方劝：“你拿的是加拿大护照，回去看看，不好，再回来。‘荔枝阁’里，该你干的事，到时候还给你干。”说得星子动了心，真的准备回去了。一边等着刘晰从华盛顿回来，一边就找经纪人打广告卖房子，给孩子拍照片办护照。

谁知一日下班，就有人来敲门，送来一张法院传票。原告是周家杰母子，告星子未经生父同意想擅自携带子女离开加拿大。又说中国无论在政治经济生存环境上都不利于孩子的身心成长。如果星子一意孤行，强行带孩子出境，就构成了非法拐带儿童罪。

星子没想到婆婆竟会这般狠心，一时慌了手脚，只好打电话给卷帘夫妻。倒是黄胖子镇静些，说我给你找个好律师。你是单身母亲又是低收入，可以找政府补助的律师事务所。他告你拐带，你还告他遗弃呢。“荔枝阁”的人都可以作证，他家一年里来看过几回孩子？过几天再找找望月，让她那个教授也给你出庭作证。他在中国待过，说得出中国的好处来。又是个洋人，说起话来显得客观公正些，法官也听得进去。

星子听了，方略略宽心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