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说我是告诉他呢还是不告诉。”赵中男越这样强调，我越觉得他内心没有任何自责。他是将它当成一件趣闻讲给我听的（他的舌尖在牙腔内抡过来抡过去），他对要谈论的对象极尽耻笑，然而又故意否认这种耻笑，以证明自己还是有着一定的同情心。好比那些冷血的看客，在津津有味地参观完一场悲剧后总是感喟：“他虽说愚鲁，可在那愚鲁之中多少还是保留了一丝良善呀。”中男大我三岁，和我一样都是以超二十分的成绩录取中师。这件事祝老师至今还念兹在兹。在常人眼里，师范不算学府，考上师范也不算有出息。但当时的情况是，只有在中考中了三鼎甲的人才有资格进师范，较差的才去高中。

我们也可以弃师范不读，但有句话是这样说的：都是因为我们穷。不是吗？都因为穷。你外婆是这样盘算的：读师范三年后领月钱，读大学是七年后，中间四年只出不进，里外里算起来就是八年；这还是好的，要是没考上大学，或者大学毕业后分不到工作，那本就蚀尽了。佑生，其实读师范还好。也许现在只有师范还在倾心塑造人的灵魂与体魄，只有它的弟子还在熟习诗歌、哲学、音乐、戏剧等这些在精神上自我鞭策、自我约束、自我愉悦却无法拿到市场去兑换货币的东西，而大学则致力于传授与需用有关的技能与知识（比如其招生口号为：建设特色鲜明的应用型本科院校）。大学认为人之所以高级于动物在于人懂得发明、使用与完善工具，而师范（这被他们嘲笑的最低学府）则告诫自己的子弟人应该高级于人，人应该自命高贵，应该给自己立法，应该定义自己人生的价值，应该崇高而纯洁，而不是献身衮衮尘世，受名和利的驱使，做利和名的奴隶，徒劳无益地度过一生。

起先，我和中男还类同于隐居乡间的两名修士，秉烛夜读，为《百年孤独》译本是黄锦炎的好还是高长荣的好争辩，一起校译雪莱与拜伦，一起投资购买汉译名著，一起用印刷试卷的机器印刷民刊，虽然那本叫《量子诗刊》的杂志只印行了七期，每期也只赠出十份。我们还对范镇十七座山的野生植物进行考察。然而自打考入公安系统后，中男便变化了。他对上阿谀奉承，吮疽舐痔，对下狐假虎威，任性妄为，一夜间便变成那区区副科级单位微小利益与权势的走犬。他无师自通，混得老练，有时甚至比那些经年浸染其中的人还要老练。他不再认得什么村里的人和亲戚，遑论我们这些同学了。后来我能和他再度促膝夜谈（咳，不如说是听他一人聒噪），还是沾了他临幸此地的光。他乜斜着眼，一脚蹬在工作台，一脚搭着油门，敞开制服，仰躺于座椅，开着那台宽大的吉普来到艾湾。他给宏阳送来见义勇为的确认证书与表彰锦旗，和几乎是滚将而来的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会计、小组长等一班小吏胡吃终日。他面带微笑，轮番听取他们的汇报，而他们其实只是一个劲儿地赞唱与求情。他不时伸出臂膀搂向他们，就像搂的是臣妾，他也不答允他们什么，只是频繁给他们喂酒。他使用的语言已和流子没什么区别，野鄙，乖离，猥亵。你瞧瞧他怎么唱的，大河向东流哇，天上的星星戳瘪抖哇（嘿嘿嘿嘿戳瘪抖哇）。

而同样是这张嘴，过去可是对着学生热情洋溢地朗诵——让语言的喇叭通过我的嘴唇/把昏睡的大地唤醒吧！西风啊，/如果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他一边朗诵一边哭泣。如今，直到喝不动了，直到这时，他，赵所，才以见同门师弟的名义离席。注意，不是他想念我什么了，而是他想起还有我这么一个脱身的名义。他在村官们的搀扶下，丑态百出地走上我家台阶，每走一步便颤巍巍地后退两步，直到他们将他抱起来抱进圈椅里。“你们，回吧。”他阴阳怪气地招呼他们。在噗噗噗、噗噗噗地弹了好一会儿嘴唇后，他命令我置茶。他就是喜欢我娘种的那点茶叶啊。他一边对着滚烫的开水吹着茶叶，一边用碗盖刮着碗口。然后他就开始来审视我。他的目光在我身上走来走去。他的目光摆脱了地球引力，在我身上走得是那么自由自在啊。然后他说头发该薙了啊弟。又说说起来我要不是从警也会留你这么长的头发可这是没办法的事你说对吧规定如此。又说你结婚没。又说你年纪不小了该处个对象了最近我在考虑买一台车人总是要一台车的无论是接送小孩还是别的什么事都是要一台车的。好的，我看着他，心里说。我们对彼此充满同情。

然后他不停地重复着两个字：纠结，纠结，纠结，别提有多纠结。我断定他是在用这种强调凸显他也会使用网络语言。他可能早已忘记李白先生在《古意》一诗中写的：枝枝相纠结，叶叶竞飘扬。枝形吊灯平静地悬吊在我们头上。我们从庐山站上的火车，他，赵所（这时他已取代袁启海的位置，虽然目前还只是以副职主持工作）说，派出所的吉普车在阳新站待命，侯飞是从瑞昌站上。庐山-瑞昌-阳新。我们要到火车抵达阳新站时，才能假装认出他，并将他带下火车。这样行动是遵从宏阳的意愿。举报前他坚持如此。车是K字头，一路在给T字头与D字头让行，到庐山站已晚点四十分钟，毫无缘由又多停五分钟。袁所打电话给宏阳，未获接听。我们有不好预感。我们没少扑空过，一派出所的人，像模像样的，被人当猴耍了，没少这样过。

但你得说宏阳还是讲信用的人，这也正是东明一再强调的，宏阳不讲信用就不知谁还会讲了。车走动起来后，我们收到宏阳托人发来的短信：搞定，等上车。这会儿我们反而没了底气。可是公安部A级通缉犯啊，我们还没抓过这么高级别的嫌犯呢。车厢在轻轻晃动，从车厢连接处照来的有如盐的光也在轻轻晃动，我们想你就慢慢晃吧，晃久一点，可它风驰电掣，不一会儿就跑掉一半路程。都来喝一口吧，袁所眼睛红红的，手微微颤抖，在取出便携式酒瓶喝上一口后招呼我们。日后这样的紧张还会出现，我们要上好几次主席台，到那时我们才知自己是没上过主席台的，是没受过领导接见的，我们在敬礼时五指并拢，可它们就像得了帕金森综合征一样不停地振摇。半小时后，火车抵瑞昌站。它噗嗤一声停下，我们面面相觑。袁所挥手，学涛与肖盛走向两头镇守住两边车门。铐子准备好了么，他问。好了，我说。我们坐在过道座椅上，装着是在聊天。这节车厢是预留给瑞昌乘客的。旅客们几乎是挤进来的，当他们意识到这里稀稀拉拉没几个人时，禁不住都松了一口气，他们将我们当成是外地乘客，朝我们点头。袁所将手机放在左大腿上不停地看。嫌犯坐几车几号都知道，就在我们坐着的地方的斜对面，就要来了。

可我们还是等了好一会儿。我刚想出去瞅瞅，袁所打了一下我的手臂，并努努嘴，我透过撩开的窗帘，看见宏阳三步一回头地朝这边挥手。准备，袁所说。我说好。侯飞东张西望地走进来。他头戴保安帽。双肩包高耸遮住过道的灯光（注意，这会儿过道的灯是亮的），使他眼前出现一片移动的黑暗。我吞了口痰。他认真地看我们，这和打量一个陌生人完全不同，他明显是在分辨我们是不是警察。袁所恼恨地回瞪过去，这让他多少为自己的多疑感到羞愧。他找到铺位，卸下背包，呆坐了一会儿，又起身将背包塞向行李架。他就站在我们面前，那身保安制服略显短小，因此能看见他那用皮带扎紧的保暖内衣。他踮起脚尖，肚皮一起一伏。在背包就要推上去时，他又将它扯下来，塞向床底。弄完后，他拍拍手，随后又弯腰抽出背包，拉开拉链，翻找东西。他的背部与臀部黑黑一团，就暴露在我们眼前。我和袁所继续聊天，我们聊到超市使小卖部歇业，觉得生意的精髓在于信任感，只是我们还不太习惯用普通话长篇大论地聊。他撕开锯齿状的撕口，从包装袋内叼出一片豆腐干，慢慢咀嚼，而后又从包内翻出一件T恤（要到后来我们才知道那是一件带蓝色条纹的长T恤），他将它轻轻展开又轻轻叠上。“骚货啊，骚货啊，骚货。”他泪落如豆，口喃喃诉不止。然后他旋开保温水杯，将水倒进盖子，慢慢地饮。接着他从裤兜摸出香烟，可怎么也找不着打火机。他对着即将起雾的车窗一边回忆一边拍打每个衣兜。

这时广播响起，因为什么什么抱歉地通知，我们很抱歉地通知，列车还要在本站停靠十分钟。日后，宏阳会隆重地声讨我们。他嘴上说我不是怪你们，可没有一句话又不是在怪我们。你叫我以后怎么做人，他非常激动地说。袁所被尴尬到了，或者说被伤到了，说：动手是千钧一发的事情，是我让他们动手的，但你要说动手前我们一点没考虑你宏阳那也不对，你这样说不对。东明则说：一、人犯一抓到就进入判死刑的程序，逃不脱的，我们不要管死人怎么看待我们；二、抓捕的时间地点很重要，如果是在阳新抓，可能要求湖北警方协助，若湖北警方将其扣留，不是辜负了宏阳你一片好意吗。宏阳说：别跟我提什么好意，我不是什么好意。袁所说：怎么不是好意呢，你这就是。佑生，你宏阳舅就是善于撒娇。他这样做，就是想让对方少欠自己一点。他摆出一副蠢笨的样子，试图激怒对方。他知道恩情太大压死人，有头有脸的人不会总是允许自己在精神上受一个农人的恩惠的。宏阳总是矢口否认他与此事有关联，我们在他面前提都不能提。推其缘由，无非，一、他不想落下小人的名声；二、他不想让派出所的人对他生厌。他将锦旗扔进薯洞让老鼠撕烂了，他知道惟有这样，他和他们，他们和他，日后交易起来才会更加得心应手。人是你们抓的，跟我没任何关系，宏阳说。唉，怎么说呢，当初可是他宏阳跟我们开会，不停提出条件，以避免让侯飞察觉到是他告发了的。他和我们商定抓捕时间、地点，甚至要求我们在审讯时不要称自己是范镇派出所的，而应笼统地说是专案组，同时在侯飞面前也不要败露了方言。

不能不说，宏阳的顾虑是有道理的。如果我们让火车多少走一会儿，侯飞可能就没那么痛苦了，正因为火车没走我们就将他抓住，他才反复问，是不是有人告发了他。要到火车发出第二遍通知，火车就要开啦，马上就要开啦，请还没来得及上车的乘客迅速上车，要到那些月台上的乘客有的踩灭烟蒂，有的还在继续赌博性地抽，我们才像是恍然大悟，想到一个问题：为什么不在这里抓住他？为什么非要等到一小时后？一小时可以发生多少事啊？他可以利用抽烟，泡面，解手，询问乘务员及瞎逛的机会一去不返，只要他稍微对我们有点警觉性。在过往的历程中，他不正是利用自己天才般的警觉性，一次次成功逃过警方的抓捕的吗？

当他去做这些事时，难不成我们还要寸步不离地跟着？难道这不是教他撒腿就跑吗？他在卧铺车厢跑跑也就罢了，要是跑进硬座车厢，那还不知会引起多大骚动。他要是挟持并杀害人质，你担当得起责任吗？还有，要是惊动了乘警，你如何向他们解释？你们四个可是便衣呢。而如果你们掏出警官证，说明情况，他们准又得帮你，那最后的功劳怎么算？你总不可能一点功劳不给人家吧。还有，要是人家铁路警方扣留他怎么办？陆地是陆地，火车是火车，车厢之内的事情就归他们管，就像飞往我国的美国客机，制空权是我们的，但机舱之内仍是他们美国领土，如果他们硬说这人归他们了，你怎么办？你要在他们的领地上抢人么？你不就只能尴尬地说甚好甚好都是一家人然后在心里一千次一万次地骂自己苕瘪么？何况现在天这么黑（注意，等到火车启动，那过道的光又准会熄掉），他就坐在黑暗中，他在黑暗中只是一个更深的轮廓，我们要整整一小时地坐在这里装模作样地聊天吗？我们为着不让他生疑，不也得上床睡觉吗？何况我们就是坐在这里也完全看不清他做什么，他掏出刀我们是看不见的，他挨个给我们一刀我们也是看不见的，我们只能靠身体来感知。啊，多少事毁于夜长梦多，多少人在后悔过往的一时夷犹。

仅仅为着感激宏阳，我们就应该听他宏阳的吗？他又不是我们的爹。再说我们以后有的是机会向他解释这事。目下就让我们忘了他宏阳吧。否则人跑了——我们跟宏阳也是这么说的——我们还怎么感激你宏阳呢？还有宏梁，我跟你说，一只羊在眼前晃呀晃，晃呀晃，总是晃呀晃的，有哪匹狼会坐怀不乱的？这怎么能忍得住啊。袁所几次试图下令，又几次痛苦地放弃。我们都看着他。最终，在播音员的声音又要响起（就像咳嗽前喉咙内那块病灶总是先嘶嘶作响一样，在广播喇叭内传出细小的爆裂声）时，袁所被惊着了，猛地站起，机械地朝两边招手。我跟着站起来。抓，袁所下令时都要虚脱了。侯飞闷头闷脑地冲过来，我感觉自己的肋骨快要被撞散，我就是因为站在床铺间挡住他去路，才有今日所长位置的。其实当时我大脑一片空白。袁所挤过来猛击他双耳。我们手忙脚乱将他压住，那压着的姿势就像是我在操侯飞，而袁所又在操我。

侯飞一言不发。广播结束后，车头发出哧的一声，我们急忙将侯飞拖出来，我们在月台上重新压住他。不用这样，要跑早跑了，侯飞说。在月台灯光隐隐约约地照耀下，我们看见他面无表情，身体处于全然放松的姿态，我们又压了几压。他说，压什么压，用铐子铐起来不就是了。我们便翻出手铐，照着他伸出来的手，铐起来。乘务员吃惊地看着，仿佛作为公职人员，她对此事负有制止的义务，她在犹豫是不是将对讲机举向嘴边，这时学涛举起警官证骄傲地说：“这是我们的地盘，少管闲事。”她便后退两步，掏出钥匙，将车门关上。火车移动起来。我们踹开瑞昌站铁门，大摇大摆地走出去。

袁所叫的车赶到，司机是袁所连襟，他将我们拉到他开的必拓大酒店。这原本是幢商品房，只有十来间客房，螺旋型楼梯扶手上挂满按摩房的干毛巾，他们以为将它们挂在那儿，阴虱与念珠菌就会自动消失，它也好意思叫大酒店。搬走，搬走，都搬走，在顶层大房内，袁所下着命令。他的连襟先是惊愕于他一口的普通话，接着忙不迭地抱走麻将桌。有几只麻将子掉在地上，被袁所踢飞。袁所不停地踢这儿踢那儿，他的连襟不停地从他脚下抢救这抢救那。肖盛扶起倒掉的椅子，学涛用衣袖拂拭桌面的灰尘，而我还在轻轻踢着侯飞的腘窝。不需要这样，他说。袁所看看他，又看看我，也说，不需要。接着，袁所命令我给他端把椅子来，于是我就给侯飞端来一把椅子。我们将床头柜的台灯拆来装在桌子上，这样我们便连他脸上皮肤的每条纹理都看得清楚。并无不同啊，我们久久地凝视着他，在他身上并无任何超群脱俗、异于常人之处，他一点杀人犯的气质都没有。他的配合程度让人吃惊。袁所连襟，那姓刘的贱胚，端着满一盆冷水探头探脑进来，用眼神请示袁所，好将这一盆还带着冰碴的水结结实实地泼到人犯身上。出去，袁所说。这贱胚便出去，然后又返身回来，问我们吃面么。叫你出去，死出去，滚，袁所强调道。袁所对我们说，不需要，什么都不需要，你看他交代得多好。侯飞自己也是这么说的，你们就直接问吧，你们问，我来答，你们问多少我答多少。我们惟恨自己带少了笔录纸。我们又是给他泡茶，又是给他点烟，最后在他说没有了时，我们也相信确实是没有了。够了，他吐出来的琳琅满目，已足够开一间罪行的超市了。

袁所给睡梦中的局长打电话。他那样子就像是站在局长床前。他擎着手机不停地点头哈腰，说是，是，是是是。这是下级赏赐上级的机会，这个机会千载难逢。袁所在挂上电话后还长久站在那里，以沉浸在刚刚过去的荣耀时刻内。“你干得好，特别的好，你为紧（整）个局坚（争）了光。”在电话里，局长以特有的方言说。我们捉着侯飞的右手食指，让它摁上印泥，然后逐页摁向讯问笔录。侯飞一边用卫生纸搓印泥，一边像供货方出完货索要报偿一样，理所当然天经地义同时胸有成竹地说，现在告诉我吧，是谁告发了我？没人告发你，袁所的回答让他大吃一惊。那你们怎么知道我在火车上的，而且是在这节车厢，侯飞说。你知道你有多有名吗，袁所沉吟了一会儿说，你知道全国有多少人在抓你吗？不知道，侯飞说。你知道我们追踪你多久吗？袁所说。不知道，侯飞说。我们找你找得好苦啊，袁所拍着他的肩膀说，好苦啊。我们都觉得袁所应对得好，但就是猪也会觉得蹊跷，你说对吧，宏梁。此后，只要见到我，他就会问：谁告发的我？没有谁，我说。真没有？真没有。你保证？我保证。你发誓？我发誓。我相信对别人他也是这么问的。一直以来他问的都是“是不是有人告发了我”，或者“谁告发了我”，只口不提宏阳。

直到某日提审，为着诈取真相，他才提及自己苦苦保护的这个名字。他在交代时夹带着说：“就在艾宏阳告发我后——”他观察着我们的反应。我们都嗯嗯地答应。我们在核对细节时，总是一边听人供述，一边翻往日材料，一边嗯嗯地答应。他眼里的火极快地蹿燃起来。他低语说就知道。这时，又是靠了袁所。袁所像是刚反应过来，猛拍着桌子说，你刚刚提到谁呢，你再说一遍。结果他便什么也不说了。在将他送走后，我们都长出一口气。往下他还要经历很多审讯，而那些审讯者无一知道他是因为谁被抓住的。我以为自己与此事了断了，结果后来还是两次遇见他。正是这两次遇见，让我多少觉得自己是个无耻的人。宏梁，你知道吗，那种感觉很不好。头一次是在看守所，他在我面前声泪俱下，说，你说出来又有什么关系呢，我都要死了，你知道吗，我就要去死了。

我犹豫过，就像他一再说的，这事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即使违反规定了，也没人知道是我赵中男违反了。我只要轻轻点个头就可以呀。可我还是摇头。我看见他拖着沉重的脚镣站起来，摇那摇不动的栏杆，大骂我，操你妈，我操你们妈。他骂得真好。这时的他头发白完了，眼球布满血丝，眼袋都是黑的，在那黑黑的褶皱里长着许多米粒大的小疮，而皮肤比死人还要苍白。也许是整夜的失眠与思考抽干了他的血，就像陷入泥淖的卡车耗尽自己的汽油。据狱警说，有一次该犯起身时突发眩晕，在摇摇晃晃走了几步后，扑倒在地，然后像失控的消防水枪那样猛烈地呕吐起来，呕吐的力量带着他的头部一次次摆动，他吐得到处都是。他承受了极大的痛苦。

现在想起来我们的漏洞是多么明显啊。一个人稍有心智就会明白。可他却为此用脑过度。他贫血，营养不良，眩晕，呕吐，说不定还要中风。A或B，B或A，你确定是A吗，我确定是A，你再想想，有可能又是B，佑生，飞眼每天都在钻这个牛角尖，一个飞眼（正方）说宏阳当初可是帮咱打狼狗的，有谁在自己就要出号子时还管这闲事的；另一个飞眼（反方）说那是过去的事，现在你看宏阳前脚走警察后脚就到，更何况在劳教所里还是你先救的宏阳。一个飞眼（正方）说宏阳为什么在行前给咱一万元呢？另一个飞眼（反方）说请问一万元现在还在你手上吗？何况还有那么多悬赏金呢？一个飞眼（正方）说宏阳他要是告发咱为何一开始还要送咱去水电站？从那里咱就可以直接走掉哇！咱要是走了就走了，他拿什么去给公家献功呢？而且他想告发的话也可直接拨打幺幺〇啊？何苦弄得这般复杂呢？警察一抓住咱，咱就是要死的，他怕一个死人干吗呢？另一个飞眼（反方）说您可真幼稚。一个飞眼（正方）说假如咱一上车就换车厢（又不是没这么想过，都想过一上车就偷偷换到硬座车厢的）那他们这样安排就白瞎了。他们难道连这一点都考虑不到吗？另一个飞眼（反方）说你真傻逼，你是我见过的傻逼里最傻逼的一个。那代表正方的飞眼便泪下如雨，自顾自地说：“我是傻逼我是傻逼，”飞眼每日求索的便惟此，当然我们还得考虑另一种情况，那就是一个人明知自己会死，知道会死又不知道具体哪天死，人因此饱受等待的蹂躏人变得特别的虚弱、敏感和多疑，常为一点点的风吹草动而痉挛，并毫无缘由地痛哭，可以说这种由等待带来的折磨要远胜死刑本身带给人的折磨。为着将注意力从这不幸的事实上转移出去，死刑犯们往往整日整夜地和蚂蚁、蜘蛛、蚊蝇、毛毛虫玩耍，他们从自己的粮食里拿出一部分喂养它们，有时会训练它们说话，有时则和它们义结金兰，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有的人则计划越狱，他们不害怕失败，因为失败了大不了还是一死。有的只读到小学四年级，却突发奇想要去证明哥德巴赫猜想，总之他们需要一份事业或者说工作，以使自己能厕身其中。侯飞的事业就是竞猜——A或者B，B或者A，不停地支持A或者不停地支持B——相比其他游戏而言它更逼真，更让人全神贯注，因为每次下注他都得逼迫自己作出人性上的重大选择。我飞眼是一名君子，还是一名小人，他在有罪推定与无罪推定之间来回举棋，并真切地感受到愧疚与愤怒这两种情感，那愧疚往往因为之前的愤怒而加重，因此可以说是双倍的愧疚，那愤怒也如此。他反复回忆自己与宏阳待过的每一秒钟，复盘他们之间的每个动作以及潜动作，他将事情弄得越来越复杂、越来越深奥、越来越扑朔迷离、越来越不可解，但这终归只是个游戏，不是吗？佑生虽然他不承认，但本质上就是，无论得出哪种结论，都改变不了他将死亡这一铁打的事实。这是一个无神论的时代他不能作为鬼魂去向宏阳报恩或者复仇。

第二次见他是在监狱会议室，记者们对着他咔嚓咔嚓地拍，我也取出相机咔嚓咔嚓地拍，当我将相机从眼前端开时，他恰好抬起头。是不是，他直截了当地问。所有人看向我。不要再想了我说。他露出极无奈的笑，也许他已经认识到这件事不值得再去考虑了，人都要死了。桌上的水果香烟都没动，水果是进口的，估计花了上百元。所有人沉浸在沉默中，都忧心忡忡地看着他，人们往往以这种神情来掩盖自己的好奇。待会儿他将被带上一台形似白色小别墅的依维柯囚车。在传出一阵悉悉率率的声响后，两名警察解开飞眼的手铐，并用一根细长而结实的棕绳将他五花大绑起来，就像是给出阵的将军披戴好铠甲，他们在做这些事时也带着一股忧心忡忡的神情，他们慎重极了。随后，他们弓下身给他解开脚镣，然后拍拍他肩膀。所有人都在吸上一口气后长长地往外吐气。室外，天空过于阴沉，那纹丝不动的阴沉让人格外压抑。真不是个好日子啊，在被押出去时飞眼说。我躲在人丛后，我想在这里站一会儿，站到囚车消失，然后就和这事彻底了了，可是（九江）市公安局宣传处的领导却叫我跟着心理医生一起上了囚车。我不知道飞眼缘何就对我怀有一种亲热。他总是叫我“哥”，我可是比他小上不少。

而领导以为这会创造奇迹，说不定还会出现“死囚临刑前跪谢民警”之类的美好情节呢。有的人就是信这个。也许让我去送一程也是囚犯自己的意思。在缓慢的行程中我一言不发。医生例行公事地安抚几句后也一言不发。直到快到了飞眼才说，这真不是个好日子啊。我勉勉强强地接话，是啊，天气太坏了，路很难走，看起来又要下雨了。他说是啊。我接着说，你只要走一趟而我们还要走回去呀这句话来自于普鲁士的一则轶事这是祝老师最为津津乐道的一则轶事：半路上犯人老是抱怨上帝说他不得不在这么坏的阴沉沉的天气走这么一段讨厌的路传教士想以基督教的精神来安慰他说道你这家伙你还抱怨什么你只要走一趟而我还得在同样的天气在同样的路上走回去。他沉吟了一会儿，说现在你可以告诉我了，都这时候了。宏梁，说实在的我真想在囚车里笔直地站起来，响亮地回答他：是！就是！可我什么也没说。我搓着手。你不说就等于默许了他说，我说不是这回事。车门拉开后，他一直当着我的面挣扎，直到被拖走。他憋红着脸，朝我这个方向不停吐痰。我站在原地不动。警察们押着他朝前走，而他一直回头望着我，就像要将我吃了。他走得越来越远，已很难看清他是回头还是没回头了。这时整个刑场都回荡起他凄厉的呼喊：如果是的话就请举起你的手。我站在原地，双手死死地垂下。他继续走着，直到走到心里认定的那条分界线，才陷入对迫在眉睫的死亡的恐惧，通体战栗，然后瘫软下去。他们拖着他继续走，他的双脚磕绊着地面，鞋尖在地面上蹦跳着。他剧烈地喘气，他们都是这么说的，他在剧烈地喘气，两眼发直，就像生理上已提前进入死亡的状态。我将相机交给司机，说只要按这个按钮就行，他便以人犯被押走为背景给我拍了几张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