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有再问。因为她说，我跟你说了，扔了，早他妈扔了。那是一部长一百四十一毫米的韩国新产智能手机，就像一只神奇而璀璨的魔术箱，藏着一名旅行者差不多都需要且都是当时最时兴的配件：照相机、摄像机、录音机、mp3、网络、游戏、聊天工具、交友软件、地图。即使只是对着泛着幽光的硅铝钢化玻璃机身照照自己也让人惊叹。世界已发展得如此之快。当然，它还是一台藏着多个定位系统的跟踪器（“你关机有什么用呢？”一名刚被关进来的电信外线员说。我想起这件事。此前，我们每天都在号子里听一个人诉苦。明明是关机了的，这个人反复说，明明关机了却还是被抓住了）。当她握住它准备划动屏幕时，我叫她扔了。

“等会儿。”她说。几分钟后，我再次提醒。我应该看着她扔掉才是。但是我的脖子这时扭得难受，我右手的指尖正拢起来，捏着尸体上衣的领子，高高举起，左手则伸进衣服的内侧口袋。血染透他的T恤，流到裤腰和坐垫上。我听见她在叹息。车的侧窗在摁过按键后自动下降，我想手机沿着一条抛物线飞进路边水沟去了。

“扔了吗？”在掏出一堆钱并数它们时，我问。

“我他妈不是小孩子。”她说。

“真扔了？”

“扔了，早他妈扔了。”

“那就好。”

这本是一句收场的话，未曾想她听了大发雷霆。“你是不是还要搜身啊？我跟你说，天上那么大一卫星，造价十几亿，好不容易飞上去，就为了跟踪你一部破手机？”她说。

我们在丕州东客站下车，因为疲倦与饥寒，就在车站附近找了间招待所。那是幢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建造的苏式大楼。墙面斑驳，留着水泥那丑陋的颜色，看得出贴过很多小广告，然后又被愤怒地擦掉。顶层窗外的铁丝上晾着用消毒液浸洗多年的白被单。排水管漏斗锈迹斑斑，凡水管破损处，都留有积水流淌出来的痕迹。不过，大楼还是保留初建时铜浇铁铸、魁梧奇伟的面目，里里外外都有一种公家单位的派头。相比之下，周围那些后起的粉刷着各式涂料的新楼只能算是一堆柔软轻佻的婊子。招待所能让那些有点钱或者说希望让别人觉得自己有点钱的入住者找回一些面子。

有人用蘸湿的拖把将大堂的水泥地面拖得光亮，因此我们在走进时闻见一股常能在鱼市闻见的腥气。一位画着绿眉的妇人，带着在此上班几十年的气势，命令排在我们前头的两名住客：“身份证给来。”在他们互相搀扶着离去后，她乜斜着眼，继续看他们，直到看饱了。“什么屁玩意儿。”她嗤之以鼻，然后将我的身份证举起来，对着亮光看，一边看一边弹。当初拿货时我也是这么看的，期待能照出什么来。什么也照不出来。我只是暗示办假证的人，我可没那么好糊弄。

“去吧。”她以一种都是人民的口吻说。

那对排在前边的住客就住我们隔壁。是一对夫妻，或者说是同居者。在等待清洁工送钥匙过来时，他们扑在墙上，肩部不停地抖动，就好像在抽泣。他们身上有股腐烂的味道。我想是他们身体某处难愈的溃疡发霉长毛了。清洁工开门后，他们踉跄着走进房间，先后扑倒在床上。

我睡了一个无梦的好觉。这还是亡命以来第一次。当我晕晕沉沉走向卫生间，试图用洗漱结束这由酣睡带来的恶心感时，发现她蹲在那儿。她抬起头，吃惊地看着我。我走过去，夺走她手头正在玩的那年轻司机的手机。“你要干什么？”她站起来。她根本就是蹲在这里玩儿手机，连裤子都没脱。“你要干什么？”我以同样的话回击道。我得确保迅速把她镇住，不给她任何纠缠的机会。我掐住她脖子，使着劲说：“我一再跟你说——”

“走开。”她说。

“扔了扔了，你他妈的偏偏留着。”

“叫你走开啊。”

“什么时候开机的？”我抽了她一记耳光，接着说，“我问你呢，什么时候开机的？”

“不记得。”

“你干什么吃的，”我推着她往墙上撞，直到她说：

“有几个小时。”

“几个小时？”

“不记得了。”

“怎么会不记得？”

“不是一个小时就是两个小时，不会超过两个小时。”

“一路上开机几次？”

“一次。”

“你得说真话，不说真话就害死我们自己了。”

“就这一次。”

我松开手，快步走向窗前，撩开窗帘朝下看。在高架桥的高速路上，车辆飞来飞去。桥底，则无论是主路还是辅路，都没有动静。冰冷的阳光照耀着地面，街道上阒无人迹，随着一股风吹来，一片落叶飞到半空中。

“有人吗？”她没好气地说。

“没有。”

“没有你激动个什么？”

我推开她，走到门前，支起耳朵听了一会儿，取下安全链，然后对她小声交代：“你快收拾。”

“收拾什么？”她问。

“东西啊，你不觉得车站附近没一个人不正常吗。”

我频繁地朝下面指点。她似懂非懂。我轻声走出去。走廊中间停着一台装着活动脚轮的工作车，一间客房开着，应该是清洁工进去打扫了，或者有点什么事先下楼了。红色的地毯早已踩秃，到处是洞。我既没发现此地有摄像头，也没发现没有。我插在裤兜里的手，握着那该死的手机。我得赶紧出手，得将它放进工作车那一大叠被单里头或者是楼梯口的垃圾桶里头，要么就将它塞到地毯下边。可这都不是什么好的选择。或许我应该推开走廊尽头的窗户，将它扔在正在行驶的三轮车的顶篷上，让这部闪烁着信号的机器，带着警察全城乱跑。可是没时间了。一个人极其缓慢地走上来。是隔壁住客，那个女的。虽然情势紧急如此，我还是被她的长相吓住了。此前我见到的只是她年轻的背影（短发，窄肩，细柳腰，长颈鹿式的瘦腿，衣着邋遢但还算时尚），这回看见的却是一张极其残败，起码有五十岁的脸。在这张又黑又黄的脸上，眼窝深陷，眼珠像死人一般无神。我想她一直以来，都沉湎于抽烟、酗酒、熬夜打牌与性乱的生活。她应该是从楼道转角的电热水炉那里接了开水，如今正端着一碗冒着热气的方便面摇摇晃晃地走来。“帮开下门。”她对我冷漠地说。她起码掉了五颗牙。

我旋开门把手，推开门，看着她急急地走进去，双手一松，将滚烫的纸碗落在床头柜上。一些汤水溢出来。她的男人偃卧于床，不停地哼唧，一只枯柴般的手臂半举着，一动不动。我悄悄拉上门，在听到锁的弹簧响了以后，站了一会儿，理理脑子，然后才快步走回自己房间。勾捏正盘腿坐在椅子上。“手机呢？”她说。

“扔了，”我走向窗前，“你他妈的快点收拾呀。”

“我看过了，还是什么都没有啊。”

她懒洋洋地，将烟头摁熄在烟灰缸。我拨开一点窗帘，她凑过来，下巴颏搭在我肩膀上。后来她人就软了。仿若神兵天降，那一直追踪我们，同时因为久不显身而让我们一度以为并不存在的他们，超过五十名警察、武警与保安，正沉默而认真地围向招待所。一会儿，四周便被拉上隔离带。一队特警拉动枪栓，双手擎着枪，侧身向大门内移动。一群招待所员工与住客慌里慌张地从里边闯出来，紧急刹住脚步后，在一个手势的快速引导下跑向原本出售外卖的防雨篷布下。两只狼狗不时缩起前腿，跃起半个身子，它们吐着舌头，下颌骨不停地、有节奏地朝前移动，所表现出的对任务和目标的饥渴让人胆寒。而在一名戴着墨镜的首领模样的人对着对讲机说了什么后，整个楼层都传出电波那嘈杂的回响。到处都在喊到位。我的喉结在往下滴汗。我感觉自己这会儿流的汗比过去几十天流的还多。

“怎么办？”她抓紧我说。我挣脱开，拎起包跑进过于寂静的走廊。她跟出来。很多散落在房间里的东西可是没带。她要跑向楼下时，我将她拉回来。在朝楼上跑了几步后，我又拉着她返回，从另一边的楼道跑向楼顶。我一路都在往上跳。到达天台后，我闩上安全门。我听到铁闩移动发出铛的一声。随后我在水塔边找到一根钢筋条，将它插进已经扣好的门扣里。万无一失我想。

与此同时，我和勾捏同时想到一个问题：

我们将自己拘禁了。

拘禁在半空中。

除非出现一架直升机而且最好得是隐形的直升机，否则我们哪儿也去不了。

我在天台上往来奔忙。后来勾捏说，我的这一举动让她想起自己在动物园看见的一只白色的老虎，面对囚禁着自己的粗铁栅栏，一整个下午，它都在沿着一个圈走来走去。“连那可怜的眼神都一样。”她说。有好几次，我扑在楼顶的水泥栏杆上朝下看。楼越往下去越窄。我没有在楼体上看见一副窗户防盗网或者防晒顶棚。楼边也没有生长枝叶茂盛的大树。没有任何可让我们平安着陆的跳板（别说是平安着陆，就是残疾着、还能活着着陆也行）。警察在指挥招待所四周的人靠后。勾捏蹲在一堆接近粉碎的石棉瓦边上，抱着腿，不停地嘟囔着。我回头望了一眼，觉得和她并不认识。我对自己和一个陌生人共同待在这地方深感奇怪。“我先走一步了，”我抬起一条腿，让它搭在水泥栏杆上，同时自言自语，“姑娘，您请便吧。”

我满脑子想的都是他们往上走的情景。他们一边咕咚咕咚地喝酒一边讲着笑话往上走。他们是用牙齿咬掉啤酒瓶盖的。咬开后就吐在楼道上。在他们的另一只手里提着沉甸甸的电钻。待会儿他们将插上接线板，用它钻开安全门。他们可真是步步为营，稳扎稳打，一步一个脚印啊。而我要在他们到达之前，翻过栏杆，跳下去，以从这窒闷得快要透不过气的处境中解脱出来。

“你干什么？”我听到她在很遥远的地方喊叫。我能判别出她的喊声很大。

“不干什么。”我轻声说。这时与其说是我在回答她，还不如说是我在跟自己说点什么。

“不是还有点时间吗。”她哭起来。我尴尬地看着自己的样子。“不是吗。”她一边流泪一边跌跌撞撞地跑过来。后来我们靠在冰冷的水塔上，坐着，仰头看天。她用指头轻轻梳理我汗湿的头发。就在刚才，这些头发的一部分永远地白了。“我们毕竟是死在一起的，你说是吧。”她说，一边用长舌头舔吸我的耳根、眼睛以及睫毛。有几次因为听见楼内的响动，我推开她，半坐起身，然后又在它们消失时慢慢躺下。有阵子，我想起身，走下楼，对警察伸出双手，说：“别找了。”可我已经不想动了。我用指头划着她裤子下边，说：“勾捏，是我将你带到这里的。”

“我不怪你。”她说。

“我从不怪你。”她接着说。

“我们也该到期了。”我说。

“你能这样想我真高兴，看起来你也不会再责怪我了。”

“我不怪你。”

我们就这样温情脉脉地抱着，亲吻着。中间我睁开眼，看见她紧闭着眼，鼻翼微微翕动，脸皮因欲望的膨胀而起伏。她正在像小猪一样吧嗒吧嗒地吸食我的唾液。她的脸太白，比最白的牛奶还白。我觉得极不真实。后来我一直忍着眼泪捏她的脸。而她也狠狠地看我。直到楼下响起此起彼伏的警笛声。他们带着急于邀赏的心情，沿着一个方向撤了。事情竟然如此。那些憋坏了的社会车辆，开始在恢复通行的马路上揿着喇叭狂奔。卖水果卖糕点卖豆腐脑卖彩票卖十元三样的，从地底挤挤挨挨地冒出来，在每个角落复活。我将信将疑地拉开钢筋条，和勾捏小碎步跑下楼，中途碰见一名同样是小碎步上来的保安，我呆立住不敢动，听到他报喜一般激动而热情地说：“请放心，危险已解除。”他继续跑着，对着那些开着关着的房间招呼。不可思议呀。勾捏想回房间，我紧紧拉住她的手，扯着她向楼下跑。大堂，人们围在前台，听那自以为立功的绿眉老妇人讲刚才发生的事：警察用消防斧劈开门，将那对半死不活的男女拖出来，而他们不敢相信自己已处于被逮捕的事实中，一直惊恐地望着四周。因为体重太轻，警察喊着号子，一二三，起，顺手就将他们扔进警车就像是扔件货物。“吸毒吸成那样的，为了吸毒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她说，“我一早就看出他们问题很大。”

出门后，我们朝西走去十几米远，又返身朝东走。我压制着步伐，让它们尽量不要太快，又不要不快。一辆三轮车开来后，我们钻进去，重新往西走。

“干吗？”勾捏问。

“会闻到气味，狗，走路的话。”

“我们还没退房呢。”

一直到下车，我才说：“还要退吗，你以为我们还会有这么幸运吗？”我对她可是一点责怪也没有。“不会再这么走运了。”我反复说。中途我不停透过车窗往后看，那些公路、集市以及楼房正被越抛越远。我很难相信自己这会儿竟然坐在封闭的三轮车上。我无声地笑起来。

“不会再这么走运了。”我说。

“原来抓的是他们。”

“怎么可能呢。”

我不知道要怎么跟她解释。我将手机放在那端着方便面的女人包里了。她站在门前，因为不能忍受纸碗的热烫，来回踩踏双腿，就像这样能摆脱掉双手的不适。我让手机轻轻溜进她包里——将东西放进别人包里要比将它取出来容易得多——同时，用左手帮她旋转开门把手。“谢谢啊。”她冷漠地说，她的声音真是让人恐怖。

“勾捏。”我说。

“什么事？”

“我还是得跟你说，我们可以去死，可以不怕死，但不能主动去送死，好么？”

“好。”

“你拿了手机，为什么连卡也不扔掉？”

“我不知道怎么拆手机后盖。”

“你不知道找我吗？”

“我怕你骂我，你看到手机一定会骂我的。”

“以后还是把手机直接扔了。”

“你这是在怪我吗？”

“没有。”

我们走上铁路，沿着铁轨向前走。我们有时走下坝基，有时走上枕木，饥肠辘辘，一直走到天黑。在黑夜中我们手拉手，还走了很久。脚步是我们的眼睛。也许在孤独铁轨的对面，一只猛虎正踩着沉稳的步子，平静地向我们走来。他们终究会知道自己的错误，重新在车站及每个出城的路口设卡。但我没听说他们会在铁轨上架设盘查的栏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