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能再回头了，你知道吗？”她说。

“我知道。”

“害怕吗？”

“不害怕。”

要用很久我才能相信，我和她还是“我们”。她用尽办法来讨好我，哄我。她让我相信，她之所以下此狠手，是不想给我们双宿双飞的日子留下后患。“我可不想警察随后就到，将我们打成蜂窝。”她抚摸着我的头颅，说得头头是道。死者脚上穿着丝光袜子。我捉住他脚踝，将他拖进工程沟槽。他的脑袋在土地上磕绊。我们将碎裂的水泥块、土块拨拉到他身上，盖上一张废弃的彩虹条纹苫布，并用石块盖住苫布边角。兴许要过数日，腐坏的气味才会招惹来苍蝇，以及一墙之隔物流中心的人们（兴许他们还要将气味先怀疑到死鼠头上），而那时，我和勾捏早已在千里之外了。我静静看了一会儿“墓地”，捧着土，将一路留下的血迹掩盖。我捡起她丢的纸团，问：“你一共用了几张？”

“一张。”

我们后退着走到水泥小道上。快要走出这北侧的小道时，我说：“你等等。”我小跑着回到现场，以极慢的步伐巡查这六七十平方米的区域，确保没有证物留下。我重新拉扯苫布边角，盖上去一些石块，直到感觉差不多了。

“不会有事了，”我对她说，可不久又问，“真的是一张？”

“真的是。”

“一张纸怎么可能擦得干净？”

“我骗你干吗？”

我反复梳理从遇见死者到掩埋他这段时间内的所有事情。一一算计，翻过来倒过去。诸如路人是否留意我们，烟头是否扔在路口垃圾堆里（它可是带有唾液呢）以及警察会不会查到垃圾堆这么远以及垃圾堆中是否还有别人的烟头，现场是否留有我们的指纹、唾液与毛发。鞋印一定是留下了的，这是没办法的事，因此我们必须扔掉鞋。扔掉鞋、扳手还有纸团。分三次扔。扔在三个地方。锤子也要扔掉。

“你当时抽烟了吗？”我问。

“跟你说过一次了，没有。”

“那再好不过，”我说，“你知道，天黑，我们的眼睛就不会像白天那么好使。”

深夜，这种疑虑发作到了顶端。我感到极为的痒，想返回现场，可我又知道，正因为反复返回现场，很多人被抓走了。准丢了一样东西在那，我如此确信，准丢了一样。这东西就像一根线。只要他们提一提，我们便得从隐藏的泥土或迷雾里乖乖地出来。“哪里有那么多东西，再说即使有你也没办法了。”勾捏认为我的忧虑过于荒唐。我说：“这怎么能说是荒唐呢，这可是杀了一条人命的事。”为了心安，我不停地想那丢失的究竟是什么东西。我拍打着衣兜，在包内摸来摸去，掀开枕头与床单，还去卫生间查看。最终有一道让人惊恐至极的白光从心间闪过：刑满释放证明书。我吓醒过来。我用了好一会儿才明白自己是在一辆卧铺车上。她在我身边熟睡。全车人都在睡。大客车就像是一间带着猪圈味儿的移动旅店。窗外世界灰蒙如地狱。我紧闭起眼，对自己感到极度厌恶。那张盖着公章的纸，我早已将它撕成碎片，扔在水面上了。

拂晓，我们抵达洛侯镇。地面透湿，阒无人迹，风钻进单薄的衣服，使我们倍感寒冷。我不知温差何以一下变得如此之大。我们走向那亮着灯、飘着蒸气的小吃店。沿途我们看见一家单位的挂牌，方知自己盲目奔逃一夜，还在安徽省内。在店内，勾捏坐着，单腿踩凳，对着菜单一通好点。我在桌下取出钱，这么做是为着避免暴露钱的数目以及上面可能遗留的血迹。两千四百元，还有几元零头。它们对折卷起，每张都比新钱厚一些，颜色发暗。它们在出汗的人当中流通久了。死者每天睡三四个小时，剩下时间眼睛盯着千篇一律又暗藏致命危险的路面，整整跑一个礼拜，才赚到这笔钱。当围着白裙的老板端来八宝粥、皮蛋瘦肉粥、蒸凤爪、蒸粉肠、水晶饺、小笼汤包、鸽子汤、酸菜鱼、豆腐丸子、鸭血粉丝汤，勾捏欣喜地伸出筷子，吧唧吧唧地吃起来。

我只喝了点粥，当我试图夹住一颗丸子时，因为颤抖，它掉向桌面。“吃啊，干吗呢。”她对着我翻白眼，将荤食拨拉过来。

“吃不下。”我掉下一颗眼泪。

“你这是怎么啦？”她说。

“没睡好，疲倦。”

实情是这顿饭贵得差不多要让我哭出声来。我们不是用三五年的自由来交换这顿饭，而是用自己的性命。几分钟内，我们便将自己的未来与希望支付一空。我们换来的是两万四千元也好，可只有它的十分之一。我对这个无法管理的人充满怨恨，想站起来好好骂一顿她。最后我说的却是：“好好吃吧，勾捏。”

“为什么？”

我将交叉的十指挡在额前，用拇指揉太阳穴，几乎又要流泪。我的鼻子酸胀得厉害。我感觉现在就是一个死人在哀伤地看着另一个死人吃饭。历史的规律告诉我，现在我和她就是一个还没死的死人。迟早要死的。你就吃饱喝足吧，勾捏上将，吃饱喝足了，我们就在这赊借的时光里继续上路。我用餐巾纸擤了鼻涕。

日出后，那光照的半边街道暖和起来，有阴影的半边则格外阴凉。古镇上卖服饰、茶叶、土产、酒、干鱼、麦芽糖以及各式工艺品的店铺全部开张，游客挤满石街。我戴着口罩，在存取款机前将钱存入一张以别人名义办理的卡上，然后再在隔壁取款机取出一部分。这样我们用的就不是死人的钱了。我们跟着有导游的旅行团瞎走，然后选择一处农家院住下。我们相信它不要身份证，它也果然如此。我和勾捏一起看重播的电视节目。“好好看。”我说。

我这样安排我们昨夜的活动：

18:30-18:50 看本地新闻联播

18:55 看天气预报

19:00-19:30 看中央台新闻联播

19:33-21:35 看电视剧（三集连播）

22:00-22:45 收拾东西并预备租车

23:00 租车未遂，搭过路卧铺车赴洛侯镇旅游

看完后，我随机抽查。诸如三集里中间一集讲什么、剧间反复播放的广告是什么、本地新闻联播头条是什么、天气预报主持人是男是女。她基本答对，可这是粗略大概，一旦细问，便出现差错。我尽量将自己牢记的细节复述于她。“我现在就是要对你洗脑。”我说。我总是出其不意地拷问，比如：“昨夜七点四十你在干吗？”她愣在那儿。“看电视，”我说，“你一直在看电视不是吗，你就是在看电视。”

“是。可现在我们在干吗呢？”

“现在我们舟车劳顿，正在酣睡。”

“你偷换了时间。”

“没有，你必须反复跟自己说，一直说到自己相信为止。我这不过是演习，真要碰到警察，你稍有破绽，他就能识破。因此最好的办法是让自己相信，自己就是在看电视。”

“嗯，我确实是在看电视。”

“现在警察可厉害了。当罪犯编造出一连串的活动记录，顺畅流利地说出来，以证明自己不在现场时，警察往往会仔细聆听，然后说，你从后到前再说一遍呢。他就慌乱了。”

“是很厉害。”

“你要死死咬定你在看电视。”

“可——你要我说实话么——杀人这么大的事是忘不掉的。”

“怎么忘不掉。”

“我知道你对我好，可是杀了就是杀了，以后抓住也是抓住，不会有回旋余地。那些和他可能是一个车队的人会回忆起来，至少是能回忆到我。”

她说得很有道理。

“抓住就完了，完了就完了，我担下来。”她说。

“别这样。”

“我想清楚了，抓起来就抓起来了，至少我还跟你好好活过一阵子。”

她盯着我这么说。我忽然松下一口气来。是的，突然就放松下来。有十几个小时，我就像疾病缠身，像处在噩梦中，焦躁，恐惧，慌乱，走路时腿脚甚至会突然发软。我总是低着头拼命抽烟，手抖得都握不住烟卷。现在好了。“人都要死的，”她说，“活着想想也没多大意思。端盘子端到六十岁，会怎样。”

她说得没错。事已至此，就不如放下包袱好好去玩儿。而且因为死亡就在身后像一名和善的执法者，礼貌地跟随着（到点了他准会提醒我们的），我们眼前那些枯燥无聊的景物因为很难再目睹，一下子变得庄重与生动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