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旅游的地方，一处山顶的祭天台上，她张开双手，大口呼吸从漆黑的树林里排出的湿氧，闭着眼睛，大喊：“我是勾捏。”

“什么？”

“我说我是勾捏。”

在号子里我能想见的重获自由的场景就是这样。充满仪式感。她为最终能挣脱出工作的苦役而振奋，正隆重地享受这解放的时光。我能感觉出其中的伪装与故意，心中为此难受。快感，在她对老板骄傲地说出那句话——不给最好，那押金我不要了，留给你们自个儿花吧——并傲然地走出酒店时，达到高峰，并几乎在这同时便结束了。现在不过是捕捉些余味。上山的路不见一名游客。她躺下，张开双腿。我们就着斑驳的树影做起来。并在微微的厌倦之中沉沉睡去（说起来这些天我们不知道做了多少爱）。睡觉可以使不想面对的现实推迟到来，然而醒来时，所要面对的注定也会比之前更糟糕：随着暮色渐浓，人和自然那种和谐的关系也要走向终止。黑夜将接管这里。到处是来自山野与土地的撵逐声。而此时的自己疲乏至极，因为受冷还打着喷嚏。嘴也特别臭。心中对一切都充满厌恶。只要是望一望漫长来路，只要是望一望，我便陷入绝望。

我是骗子，我看着她时心里这样想。当我对她说“我给你自由”时，想的是“你给我身体”，然而在她给我身体之后，我却并没有给她一个愉快、美好同时充实的新生活。我以自己的无能为力轻易让她看见自由那极其无趣的另一面。我想她正深陷懊悔之中。在今天早些时候，她还是一名有工作、受一种恒定的规律（这个规律大到能确保宇宙有序地运转）保护的人，而在傍晚，她就跟我一样，变成一名彻底无足轻重的流浪者。

她穿上衣服，双手将袖口捉在一起，弓着背（以使自己暖和点），不打招呼就走在前头。起码有三四里路，我们就这样走着，地上只有鞋碾过砂粒的声音。我将耳朵支得高高的，生怕没听见她说话。而直到快走下山，她才面无表情地说：“烧了。”

“什么？”

“把这座山烧了。”

“这怎么行？”

“你烧不烧？”

我不再说话，用捡来的帽子拢齐松针与落叶，折下几根暗黑的细枝，点起来。它们冒出很大的烟。我一边咳嗽一边流泪，费了很大劲才算是将火苗养大。我以为她还要参观一会儿，可她却带着我一起没命地跑。你真烧啊你这傻子你还真烧，她上气不接下气地说。我们跑得异常口渴，就像咽喉那儿搁了一把粗盐。等我们跑到山下的柏油路，浓烟已从那陡峭山腰的稠密松林中冒出来，山间充满人类的呼哨声与跑步声。她放肆地笑起来，然后在一坐进路过的小客车后便拉下脸（我想到下班的售票员将面前的小铁窗猛然拉下来）。她一遍遍拍打着前边座位的靠枕，极为无聊。

按我的本意是跟随这台车去县城，然而她却在中途不打招呼就下来，我只能跟着跳下来。我们随便吃过饭，找间旅社住下。从晚上九点起，我们就被迫待在这陌生的房间里发呆。卫生间天花板上的积水，每隔四五秒照着地板滴一下，我们的心脏虽早做好准备，却还是跟着紧缩一下。我们只能再次做爱。我们不是真要做爱，而只是想用这种形式来打发漫长的时间。中途她推开我，我为此大为生气。其实我也不想继续做下去，只因为是她开的口，我便觉得伤了自尊。她没有理我，盘腿坐到桌子上。窗户是开的，外边有一盏昏黄的路灯，风吹起她随便穿着的白色衬衣。她一根接一根地抽烟，烟灰掸在她手里端着的蓄着一点残茶的杯子里。

“我并不感到后悔。”她眯着眼说。

“我们会好起来的。”我说。

“你叫什么？”

“我叫飞眼。”

“我叫勾捏，我爱你。”

“我也是。”

清晨，我醒来。门是虚掩的，鸟儿叫得很欢，嘎嘎嘎嘎，就像鸭子那样地叫，床上留着她睡觉的痕迹以及几件衣服。她和她的包不见了。我走到窗前，看见地面只有几张着了露水的篾簟，水在沟中流，哗哗地响。我为背叛来得这么早而恼怒。可是几分钟后，我又看见她提着给我买的一塑料袋油条、包子和豆浆，用肩膀顶开门。

“你去哪里了，你急死我了。”

我快步走过去，对着她喊。到这会儿我算是知道，我可不愿丢掉她，哪怕是一会儿。她站着，一只手提着滴水的塑料袋，一只手过来抚摸我的头发。

“你让我担心坏了。”我说。

“担心什么？”

“你一个人——”我说。她好像很享受这个，吧嗒吧嗒地吻我的额头。

按照她的决定，我们搭大客车去了省城。绕过登邑大市场（它用更大的字写着“原徽客隆大市场”），穿过一段水泥路、柏油路、泥路，我们走进一间足有一块足球场那么大的院子。墙边蒿草有半人高。到处是车辆进出的痕迹，一箱箱的货物随意堆放着，有些盖着藏青色的篷布。勾捏拨通手机，说：“我来了。”从二楼的一间房子里冲出一位矮胖姑娘，咚咚咚，跳着下了楼梯。她们又搂又抱，互相审视对方，试图找出一些变化的痕迹。啊，我实在是找不出比这还丑的姑娘：脸像被腌制过，鼻翼结满要剥落的死皮，几乎没有脖子，同时有着一对像幼象那样敦实的下肢。我不知道勾捏怎么看得下去。然而她们不但互相观看着，还对着亲了好几口。

工人们懒洋洋地干着活儿，没几分钟便找到一个理由歇息。只是到十点半，他们便摘下手套，聚在一起聊天。不一会儿他们觉得快要吃午饭了，打起牌来。丑陋的姑娘带着我们在二楼的围廊里转悠，铁皮楼板上撒落着很多黄沙。她说：她有一个哥哥，现在在检察院上班，曾经，在他也住在这里时，他一直喜欢但从未向其表白过的女孩，在她母亲的带领下突然出现。尽管他知道是走投无路将她们送到这里来的（落魄使她们家中的电视柜只能摆出一台贴着彩色透明纸的黑白电视机以及一台盖着布的二尺宽老式收音机），但他仍将她的到来视为是屈尊驾临。他一直跟在身后，听她母亲为生活困难作出种种辩护。实际上也没人质疑过她们。她们的衣着仍保留着尊严，她穿着一件素白的裙子，她母亲则穿着一件红色灯芯绒睡衣（是的，只有这一件还像点样子），脚蹬一双平底黑色皮鞋。她们到来的意思是多么明显啊，可是彼此都无法将话说明。直到那老女人，那烫着关牧村一样发型的母亲，看见围廊转角处堆积的一堆黄沙。她拿起铲子就铲，同时粗暴地命令女儿，还愣着干吗呢，还不去拿只簸箕。他捉住铲子，却还是挡不住那位母亲热火朝天地干起来。“我实在看不过去。”老女人说。他看着心中的女神满面通红地走下楼，去院中间捡来一只沾满石灰的簸箕。他嘟哝一句，听见这位母亲说：“做得完的，怎么做不完？”因为这事，他和他暗恋的人再也没有联系。

说者无意——丑陋的姑娘并不是为了敲打我什么，而只是简单地想用它来取悦她的死党勾捏——可听者有心。我觉得寄宿在此地特别别扭。有时候我长时间站着，直到这丑陋的女孩发出明确的邀请：“坐啊。”我才授权自己坐下来，对着漆黑一团的电视发呆。她们简直是回到了童年，在房间里钻来钻去，有时扭打在床上，有时是地上。我记得有一次，勾捏在躲避时，不慎碰倒一只比她还高一个头的青瓷花瓶。我、勾捏以及那丑姑娘的眼睛都直了。所幸它并没有摔碎，就是一点裂纹也没有。我摸过它的质地，至少值十几万元。那姑娘后来说，她只是害怕听见东西咵地一声碎裂的声响，钱倒无所谓。我相信确实如此。

我到大市场转了一圈。人们的身上到处是钱。有一伙老板，就将七八捆钱放在旁边的烟箱上，凑在一起打牌。我迟迟不敢下手，倒不是因为难偷，而是害怕失手所带来的万劫不复的结果：我将彻底失去勾捏。你们想一想，是不是这样？警察带走我，我就永远地失去勾捏了。后来，当我不得不瞒着勾捏重操旧业，以弄到足够的钱好流浪下去时，总是感觉悲壮。因为有这个负担（我不再是那个光秃秃的自由的人而是一个拥有一个女人的人了），我变得笨手笨脚。果断与机智从我身上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犹豫。有时我跟随一个人走了差不多有十几分钟，却仍无法将他几乎是插在外边的钱包——我们管它叫皮子——弄走。有时在出来前，我会向勾捏说：“如果在约定的时间我没回来，你就不要等我。”

她说：“不是有手机吗？”

我不再解释。

看起来我们在这朋友的院子里想待多久都可以。那些既是工人也是仆人的人亲热地和我们打招呼，我也学会将脚搁在茶几上。然后，在一个时刻，工人们大呼小叫，拿起工具奔向各自的岗位，假装杭育杭育地干起来。而她，那像是腌过的姑娘，面色慌张地推起勾捏的背，说：“走，你们快走。”我们当时正在刷牙呢，就这样硬生生地被推出来。我们仓皇跑向大门时，一台奥迪从对面的方向开进来。副驾驶位置坐着一位器满意得、目空一切的中年男人。他瞟了眼我们。正是这有如审视异物的眼神，使我和勾捏辛酸莫名。我们明白这些天来自己其实不过是偷偷摸摸地借住于他家。是寄人篱下。不是别的。

这位同学给了勾捏五千元。她们曾一起辍学，并在途中找到算卦先生，想起一个凶神恶煞的名字混江湖。他翻出一本手抄的书，说：你呢，就叫勾捏；你呢，叫则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