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那盏枝形吊灯下，有时走过我会惊叹于它的缄默（或者说是无能为力），发生过两次至今想来仍让人惊心动魄的谈话。吊灯、房子还有我——我们是偏远乡下如此普通的事物啊——有如时间河流里的木桩，见证这件史志必有记载的事发生：一名重犯泄了自己的密，然后被捕。第一次谈话的主角是飞眼，对象是宏阳，我旁听。在飞眼讲述前，宏阳看看我，又看看飞眼，就像这是属于他们这个年龄层的事，是属于大人的事。后者却痛快地默许。看得出，这时任何人、任何事出现在他眼前，都不会不妥，他已盲信得不行。他回顾过与宏阳的生死情谊，便陈述起自己后来单独的经历来。他当然知道它的恐怖，却以为我们能消化掉这恐怖，和他站在一起，欷歔于那一步步被糟蹋得不成样子的命运。他不知道我们早已听得心惊肉跳，毛骨悚然。他喝得太多了，总是一边说一边将杯中酒干掉，然后自己又倒上。怕是喝了两三斤。他就这样醉醺醺地对着我们倾诉。我都怀疑罪犯是不是都有这种欲望：找个人，一股脑地说出来。就像自己背负着这段隐秘的经历太久，已经不堪重负。讲述开始时，他还照应我们的情绪，按我们的反应来编排语言，紧接着，就像是水烧开烧滚了，他怀着可怕的激情，将事情最可怕的那部分也毫无保留地说出来。他模仿着事件中人的举止腔调。有时还站起来，像演说家自以为到了高潮，双手挥舞起来。他全然忘记了自己是一名公安部督办的逃犯。当时的房间实在太暖了，而室外很远都是漆黑一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