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林和淑玉坐在饭桌旁边，桌上放着一个搪瓷盘子，里面摆着两块切开的香瓜，瓜籽已经被去掉。他们正在谈着明天早上到法院去离婚的事情。从前的住户贴在白墙上的花花绿绿的宣传画已经被揭下来，屋子里显得明亮宽敞了许多。日光灯发出的嗡嗡声吸引了淑玉的注意。她抬起头查看着屋里是不是进来了蚊子。屋外窗下的青柏灌木丛里，一只黄鹂偶尔发出悦耳的叫声。水泥小路两边长方形的花坛里撒了一层细碎的马粪，从那里飘过来早菊的芳香。

“淑玉，你有没有寻思过将来华能干点啥工作？”孔林问。

“没有。俺估摸着她能在本生的铺子里干一阵子。她舅对咱孩子不错，钱给得也不少，去年冬天还给华买了件棉猴。”

“不，不行。她不能再待在农村，应该到城市来。我想给她在这儿找个工作。咱就这么一个孩子，应该住在城里守着咱们。你说呢？”

她没说话。

孔林接着说：“明天法院里的人会问你还想从我这儿要点啥，你就说想让我给华找个好工作。听明白了吗？”

“你做啥要俺说这个？俺从来也没寻思过跟你要啥。”

“不是那个意思。我在部队上已经干了二十多年了，按照规定部队有责任照顾咱的孩子。你照我说的做没错，他们会给华找工作的。孩子就剩这一次机会了。明天你就跟法院的人说你要求这个，行吗？”

“行啊，俺会说的。”

他咬了一口手里的香瓜。“你尝尝，很甜的。”他说着指了指另外一块。

她没有动，想给他留着。

第二天一大早，孔林到食堂去给淑玉和自己买早饭。几百个人在饭厅里吃着饭，老远能听到嗡嗡的人声。厨房里传出铁铲在大锅里炒菜发出的清脆的叮当声，空气里弥漫着炒大葱和芹菜的味道。吴曼娜手里拿着饭盒走过来。她想对孔林笑笑，但是脸扭曲着笑不出来，鼻子和嘴角两侧各出现了一条弯弯的皱纹。她的眼放着光，扫着左右两边的人们。很显然，在这种大庭广众之下同他见面让她感到不自在。他注意到她的脸上闪过一丝不快，可能是因为他已经好几天没去看她了。

她对他说：“在法院里别多说话，也别跟法官吵，好吗？”她咬着下嘴唇。

“我知道，你不用担心。昨天晚上我跟淑玉谈了，她同意去了那儿不再反悔。这次是铁板钉钉儿了。”

“希望是如此。”她喃喃地说，“老天保佑吧。”

她走开了，当着这么多人她不敢同他再多说，已经有人朝他们这边看了。自从淑玉来到医院之后，吴曼娜很小心地不招人注意。她一天到晚不愿意见人，除非有必要，就待在宿舍里，哪儿也不去。中午饭也不在食堂里吃了。这使她脸色苍白，好像有点贫血。

孔林端回宿舍四个馒头、三两稀粥和一小块酱豆腐。这是淑玉来了以后他们第一次在一起吃饭。

他一边吃一边想心事。他奇怪地意识到，这段时间里他很少见到吴曼娜，好像她到什么地方休假去了。他晚上也不和她一起出去散步了，主要是担心人们会在背后议论，从而会给领导无形中施加压力，使得离婚的事情再生变故。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同吴曼娜这种短暂的分离并没有使他感到不安，就像他现在同淑玉睡在一个房子里也没有让他觉得不自在一样。说实话，他并不想念吴曼娜，只是很同情她。难道这就是爱情吗？他问着自己。怪不得人们都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我们离结婚越来越近了，可是我反而变得不再依恋她了。这是不是说我已经不再爱她了呢？别犯傻了，我俩互相等了对方这么多年，现在就要结合在一起了。是的，真正的恋人用不着每一分钟都卿卿我我地摽在一起，不错眼珠地互相看着，而是望着同一个方向。这是谁说的？好像是个外国的和尚。曼娜现在咋样了？我和淑玉睡在这间屋里她会怎么想？她会恼火吗？肯定会。她想念我吗？

他的思绪转到了离婚上面。同淑玉的离婚现在几乎成了不可避免的事实。他根本用不着费劲去办，整个事情已经水到渠成，就像一个被霜打掉的熟果子。他感觉有一个他无法控制的力量在操纵着所有的事情，只不过借用他的手来完成这一切—婚就要离了，他马上会开始新的生活。也许这种力量就是人们常说的命吧。

淑玉刚刷完了碗，一辆北京吉普车停到了房子门前。她换上了孔林一个星期前给她买的黄色府绸汗衫。夫妇俩上了汽车，车子驶向了市公安局旁边的法院。车的前座上坐着代表医院党委的陈明。他现在已经被升为政治部的主任了。陈明变胖了，膀大腰圆的，脸上净是肉。

已经八点半了。两排白杨树夹着宽宽的街道，路面上星星点点地散布着骑着自行车去上班或是刚下夜班的人。街道两旁的房顶上，红色的瓦片挂了一层露水，在太阳下闪着光，一会儿就变为水汽。吉普车驶过了一所小学校，操场上满是踢足球的男孩子。他们叫喊着，追逐着五六个足球。女孩子们在玩跳绳和踢毽子。看来学生们是刚下了第一堂课。在和平大街和光荣街的拐角处，一辆手扶拖拉机被一辆东风牌大卡车撞翻在路边，绿色的西葫芦撒了一地。一群行人围在那里伸着脖子看，交头接耳地议论着。肇事的卡车冲上了人行道，车前撞弯的挡泥板顶着一棵大树。几个老太太推着冰棍车走过来，一边敲着车上天蓝色的木箱子，一边吆喝：“奶油巧克力冰棍，一毛钱一根。”几个街口以外响起了一辆救护车的尖叫，声音越来越近。载着孔林和淑玉的吉普车走走停停地蹭出了人群，左拐上了西门路，向市公安局开过去。

木基市人民法院的建筑是丹麦传教士在一九一〇年左右修建的一座小教堂。孔林在法院大门口看到一对年轻夫妇走出来，丈夫绷着脸，妻子抽抽嗒嗒地用一条白手绢抹着眼泪，一个看来像是她父亲的老人在旁边搀扶着她。法院里的一个法警告诉陈主任，法官刚刚驳回了那个女的要求离婚的上诉。她控告丈夫经常打她，还偷她的钱。法官不同意偷钱的指控。他俩是结了婚的夫妻，在一个屋檐下生活，睡一张床，吃一锅饭，哪有不搭伙在银行里存钱的道理？这个丈夫说啥也够不上偷盗的罪名。

法庭的中央是几排长条木凳，屋子前方的地面有一个低矮的台子，上面放了一张铺着绿平绒的长桌子。桌子上方，几根铁丝悬吊着一幅写着四个大字的标语—执法如山。高出标语的墙上从前是挂十字架的地方，现在缀着一个麦穗围绕着五星的国徽。孔林很喜欢墙上的山字形窗户、晶莹的枝形吊灯和高高的天棚。虽然天棚上纵横着粗大平整的房梁和椽木，整个大厅里却没有一根支柱。他不禁想象着：如果没有这些铁胳膊铁腿的桌椅板凳，如果把所有的灯光都打开，小教堂里会是什么样子？一定是金碧辉煌。

等每个人都在前排坐下之后，法官才走上台子，坐在长桌子的后面。他是个中年人，有一撮小胡子，眯着两只好像睁不开的细眼睛。他从白瓷茶壶里给自己倒了一杯茶。在他右边坐着一位四十多岁的妇女，她是法庭办事员；在他左手边是一个年轻的书记员，手里拿着一支毡头水笔。法官用拳头堵住嘴咳嗽两声，开始让孔林陈述离婚理由。

孔林站起来说：“尊敬的法官同志，我今天到这里来是请求法庭允许我结束我的婚姻。我和我妻子刘淑玉已经分居了十八年，我们的婚姻已经有名无实。自从我们的女儿出生以后，我们之间就没有爱情了。请您不要误以为我是一个喜新厌旧、没有良心的人。在这十八年里，我一直很好地照顾她，也从来没有和别的女同志发生性关系。”他说到“性”字时脸红了一下，又接着说，“请法庭考虑并且同意我的离婚申请。”

法官已经看过他写的申请书，于是要求陈主任代表医院党组织证实一下孔林说的话。陈明的级别比法官高，因此根本没站起来。他声音洪亮地说：“刚才孔林同志陈述的事实是正确的。我做了许多年他的上级。他曾经好几次被评选为先进模范，也没有严重的生活作风问题。孔林是个好同志。”

孔林斜瞟了陈明一眼。这么说我算“没有严重问题”，他想，那就是还有生活作风上的小问题呢，怪不得过去十年来他们从不提拔我。

法官严肃地问陈主任：“你们医院领导是什么态度，同意他离婚吗？”他端起杯子喝了一口茶。

“我们当然不鼓励离婚，但是孔林夫妇已经分开了这么长时间。根据我们的规定，凡是干部分居十八年以上，可以不用征求对方意见自动离婚。孔林是从一九六六年开始同妻子分居的，已经符合本规定的要求，所以我们没有理由拒绝他的申请。”

法官点点头，好像对这条规定很熟悉的样子。他转向淑玉，问她还有什么话说。

“他可以同俺离婚，”她干巴巴地说，“不过俺想要……”

“说话的时候要起立。”法官命令道。她慌忙站起来。

“现在说，你有什么请求？”他问道。

“俺们—俺们有个闺女，快十八了，大闺女了。他是她亲爹，应该给孩子在城里找个像样的工作。”

陈主任把头一仰，响亮地笑起来，脖子上的肉挤出了褶子。法官一脸的茫然。陈明解释说：“我们医院正在给刘淑玉办理城市户口，这就是说，他们的女儿也会来和她一起生活。我们会帮助这姑娘找份很好的工作。因为她是孔林的孩子嘛，我们会一视同仁，把她和其他干部的子女一样对待。没问题，这个事儿我们解决。”

法官然后宣布：根据《婚姻法》的规定，孔林应该付给刘淑玉每月三十元的赡养费。孔林马上同意了，淑玉却摆摆手。

“你想说啥？”法官问，“嫌少？”

“不是。俺用不了那些钱，二十就够了。俺真的要钱没啥用。”

女办事员和那个书记员小伙子都偷着笑了，站在法庭后面的三个法警却“轰”地大笑起来。法官瞪了他们一眼，笑声马上止住了。

法官接着问他们有没有产生纠纷的财产问题，两人都摇摇头。淑玉啥也没有，乡下的房子是孔林的。

法官签署了两份离婚证书，然后把法院的大印按在红色印泥盒里，分别敲在两张证书上，递给他俩每人一份。他站起来用洪亮的嗓音说：“虽然你俩现在离了婚，但还是一个革命大家庭中的同志。所以你们还是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

“我们保证做到，法官同志。”孔林说。

“那好，现在宣布结案休庭。”

法官和他左右的女办事员、书记员都站了起来。他们今天上午还要审理另一件离婚案子，所以时间要抓紧一点。

孔林在向门口走去的时候，禁不住感叹整个的离婚过程原来这么容易、这么简单。不到三十分钟，所有这些年的挫折和绝望都结束了，他生命中新的一页即将翻开。

离婚以后，淑玉并没有回乡下去。她从孔林的屋里搬出来，住进了同一座宿舍的另一个房间。从现在起，她要自己做饭，料理自己的生活。医院政治部指派了一名年轻军官专门负责淑玉母女的安置。他同当地派出所交涉淑玉转户口的事情，又同光辉火柴厂联系，请厂方帮忙解决孔华的工作问题。

孔林想到，孔华可能并不愿意到木基市来，因为女儿一直对他抛弃她母亲耿耿于怀。前几年他回家探亲的时候很想找她谈谈，看看她对父母离婚的事儿是什么看法，但她不是说要去喂猪，就是去河里洗衣服，总是躲着同父亲单独在一起。她好像同他越来越疏远了。孔林决定给孔华写一封信，请求她到城里来同母亲住在一起。

晚上他坐在桌前，拿出了他的金龙自来水笔。意识到这是第一次写信给女儿，这让他感慨了好半天—自己这个父亲真不称职！这么些年里他脑子里都在想啥啊，怎么就没想过孩子也许在巴望着爹能给她写封信呢？难怪孩子和你生分了。

他写道：

亲爱的华：

上礼拜一我和你妈去了市里的法院，一切都很顺利。我们要求部队帮你在木基找个工作，领导同意把你的工作关系转到城里的光辉火柴厂。这实际上是你妈在法院提出的唯一要求。望你能尊重她的心愿，见信后速来此地同我们在一起。

华，请你理解，这样的安排完全是为你着想。你在城里会更有前途，生活会过得更好。你妈老了，让她回到乡下我不放心。你不要拖延，立刻动身吧。不管你对我有啥看法，这一次你要相信我。我是你的父亲，哪有当爸爸的不为儿女好的？你要是在农村待一辈子的话，我心里会永远后悔不安。

父亲孔林

他拿不准这封信能否说服女儿，又给本生写了一封信，让他劝劝孔华不要失去这次机会。

他放下笔，打了个哈欠，交叉起手指，举到头顶上伸了个懒腰，听到了手上两个关节发出的噼啪声。他喜欢独自一人的宁静夜晚，感觉头脑异常清醒。窗外传来的一阵树叶哗哗抖动的声音吸引了他的注意，窗户玻璃的边角上积起了蒙蒙的露珠，显得模煳不清。屋子外面的枫树落下了几片叶子。他站起身，用一块湿毛巾擦擦脸，上床睡觉去了。

几位同事问孔林什么时候请他们吃喜糖，他说还要等几个月。他和吴曼娜都觉得不能现在马上就结婚，免得别人议论—前妻的眼泪还没干，他们就等不及地要享受幸福小家庭了。

淑玉转户口的事两个星期之内就办好了，孔华进厂当工人的手续也已经齐备。但孔林还是没有收到女儿的回信，不禁心焦起来。

他担心的事情果然发生了。孔华回了一封信，说她对生活在“人口拥挤的城市”里不感兴趣。她声言：既然劳动人民中包括农民和工人，她愿意留在农村做“一个社会主义的新农民”。孔林看出来这是她从报纸上抄下来的句子。他心里很恼火，但是不知道该拿她怎么办。他没有听到本生的任何消息，怀疑他的小舅子又在这里头捣鬼—他想抓住孔华不放，给他在铺子里干活。就连淑玉也骂女儿“傻蛋”。

孔林和吴曼娜散步的时候谈起了孔华的事情，她建议他自己回乡下一趟，把女儿带回来。这个主意倒不坏。他为了凑钱办喜事，反正也要回老家把房子卖掉。于是到天转凉了，树上的叶子刚开始飘落，他从医院里请了探亲假，回到了鹅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