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副政委要到边境线上去，恰好能在木基市停留一个晚上。他到边境去是要同苏联方面谈判一个小碉堡的主权归属问题。这个碉堡是日本关东军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修建的，现在正好落在中苏边界线上，因此两国都声称对它拥有主权。双方的士兵巡逻到这个地方，经常会发生小规模的冲突。两边谁也不开枪，却用石块、木棒和钢鞭跟对方肉搏。苏联和中国都不想打第一枪，免得被指责违反停火协议。

魏副政委离开哈尔滨之前让人通知了医院——他希望能和吴曼娜同志在木基市部队招待所见面，时间定在星期二晚上。医院领导马上通知了吴曼娜，让她尽快做好见首长的准备，因为现在已经是星期一了。

第二天，医院放了她一天假。在这样的见面场合她只能穿军装，其实并没有什么好准备的。她到浴池里泡了一个热水澡，回到宿舍后想睡一会儿，就在床上躺了一下午。她有点紧张，好像要去参加医院里的医生护士们每年都要考的国际共运史考试。但是，这种紧张中少了点什么东西——她当年同董迈和孔林约会之前的那种心头乱跳、胸口紧缩的感觉。不过，那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想睡，可是怎么也睡不着。她脑子里总有个事儿：她不知道晚上公共汽车没有了，怎么去城里的招待所。她可以走路过去，但那至少要一个钟头，走到那里也会出一身汗。她不会骑自行车，又不敢开口让领导给派辆车送她。她后悔没有听孔林的话。去年夏天他要教她骑车子，可是她没兴趣。

吃过了晚饭，她穿上了一双人造革凉鞋。这是除了军装外她唯一能够选择的装扮。凉鞋的后跟能让她显得个子更高，而且增添了几分优雅大方的风度。她记得小时候经常做梦，梦见自己穿着点缀得花花绿绿的衣裳，看起来像个蝴蝶公主。只要她说声“飞”，就能飞到云彩里。她在心底里仍然喜欢颜色鲜艳的衣服，但是明白在现在这个岁数上，已经穿不出去了。

她想着要不要先穿上军便鞋走到招待所去。她可以把凉鞋放在军挎包里，同首长见面之前再换上。她在刷牙的时候，一辆装了防雾灯的吉普车停在了女宿舍的门口。医院领导已经为她准备好交通工具，但是他们没有告诉她。

吴曼娜上了车。吉普车开出医院前门，向着城里驶去。他们要去的地方在光荣街的西头，新中国成立前那里是窑子集中的地区。部队招待所在一座黑砖大楼里，五十年前这里是一所日本人开的妓院。那年月的人们既花中国钱，也花苏联的卢布。妓院里的姑娘大多是朝鲜女人，却装成日本娘们儿。这儿的老板不要卢布，中国的嫖客玩完了“日本花姑娘”要收双倍价钱。现在正是上下班时间，街上挤满了自行车。一个壮得像头牛的警察站在十字路口，一手擎个电喇叭吆喝着犯规的骑车人，一手挥舞着一根白色斑马纹的短棒指挥着车辆。空气中散发着烤羊肉和炖萝卜的味道。

吴曼娜在招待所门口刚下车，吉普车就开走了。她看见车子走远了，又开始担心一会儿怎么回医院的事儿。想那么多干啥，不就是走路嘛。她并不害怕漆黑的街道，但是穿着凉鞋走那么老远的路可够受的。一个在门厅柜台后面值班的战士告诉她，魏副政委正在二楼六号房间等着她。她谢过他，走向楼梯。她不知为什么异乎寻常地镇静。

一个勤务员开了门，把她引进客厅。这个小勤务员年轻稚气的脸给她留下了深刻印象。他的上嘴唇还没有长出绒毛，顶多只有十六岁。他给她沏了一杯花茶，说：“魏副政委马上就来。”然后悄悄退了出去。

她合起双腿坐在沙发上。她看到雪白的墙上贴了一幅《毛主席去安源》的油画。画上是一个高个子、三十多岁的男人，穿着蓝布长袍，手里攥着把雨伞，在山路上走着去安源发动工人。她四下看看，注意到这个房间比一般的宾馆客厅小了很多。她听到动静转过头，从门外走进来一个高大的男人。他微笑着走过来，点头打着招呼。

“你一定就是吴曼娜同志喽。”他说着伸出手。

她站起来说：“是。”他们握了手，他的手掌柔软得像包了一层丝绒。

他自我介绍说：“我是魏国洪。很高兴你能来，快坐下。”

副政委的亲切自然很快打消了她的拘束。他坐下之后，开始问起她的工作和木基市的情况，但是没有提到她的父母家庭和出生地。她意识到他肯定已经调看过她的档案，知道她是个孤儿。他穿着件白衬衫，笑得很慈祥，看不出是位高级首长，倒像个大学里的教授。他的头发白了一半，圆脸上肌肉松弛下垂，同他那魁梧结实的块头多少有点不相称。她注意到他的两只眼睛一大一小，让她想起了一只温驯的大猫。

两个人一直是他问她答，吴曼娜不敢问什么问题。但是魏副政委的态度很随和，没有任何首长的架子，和他在一起她觉得很舒服。更让她感叹的是，他十分专注地听着她说话，不时地点头。她从来没有遇到过一个像他这样认真的倾听者，忍不住怀疑他和爱人为啥会离婚。他看起来一定是位很体贴人的丈夫。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镀金的烟盒，问道：“我抽支烟行吗？”

她听了非常惊讶，因为没有一个男人对她这么客气过。“哦，没关系。我爱闻烟味。”她说的是实话。她心情不好的时候也会抽一两支香烟。在她的床头柜里总放着一盒烟，够她抽上一年。

“你抽烟吗？”他问。

“不怎么抽。”

“那就是抽喽？”

“不……是的。”她犹豫地挑选着字眼，“我偶尔才抽一支。”他喷出的烟里有股清凉、甜丝丝的味儿。她在想他的烟是什么牌子。

他说：“我明白，你是闷了才抽烟。”

“是的，一年有那么几次。”

“你在医院里业余时间干什么啊？”

“有时候看看电影，读点儿杂志。”

“你喜欢看书？”

“闲了也看。”

“你最近读了什么书？”他把烟在烟灰缸上弹了弹。他的手很大，粉红的皮肤里露出肿胀的血管。

她没想到会有这个问题，愣了一会儿，不知该怎么回答。最近这几年，她从来没有从头到尾地读完过一本书。她忽然想起了好几年前在孔林的书架上翻过的几本书。她勉强地回答着：“我并没有读多少书。医院里太忙了。我倒是爱看小说。”

“看什么小说呢？”

“《红岩》《静静的顿河》《安娜·卡列尼娜》《前驱》……”她停下来，后悔说出了这些书名。特别是那两部俄国小说已经遭到禁止，可能是有毒的，或是不健康的。

“很好啊，这些都是好书。”他眼睛放光，声音也激动起来，“你的欣赏口味很不错啊，小吴。我真希望现在能有更多的人读读这些了不起的俄国文学作品。我年轻的时候看这些小说不要命。”

她很高兴能够得到他的夸奖，又觉得不好意思，一时说不出话来。

“来，让你看看我现在读的书。”他转过身，从皮包里抽出一本黄色封皮的书，“你听说过《草叶集》吗？”他把书抬了抬，让她看清楚封面。上边有一个消瘦的外国人，头上的帽子有点歪，一只手叉着腰站着。这只手的手掌根本看不见，另外一只手藏在裤子口袋里，好像他故意不想让别人看到他的两只手啥样子。

“没有，我从来没听说过。谁写的？”

“沃尔特·惠特曼，一个美国诗人。这是一本非常好的诗集。这里面的诗歌都写得很冲、很大胆，而且包罗万象，好像是一个独立的宇宙。这本书我已经看了四遍。”

他似乎意识到有点激动得过了头，又补充说：“当然，这些诗歌是在美国处于资本主义上升期的时候写的。实际上，诗歌里的乐观主义精神是时代进步、自信的反映。现在的美国诗人就写不出这样的诗了。他们在腐朽的资本主义社会里堕落下去，根本谈不到什么上升的精神。”

她并不完全明白魏副政委的这些话，但是很佩服他的知识和口才。“我到城里的图书馆去找找，看能不能借一本出来。”她说。

“图书馆不可能有了。我是二十年前从这本书的翻译者那儿得到的。他是我在南开大学的老师。”

“您学的是英文？”

“不是，我修的主科是哲学，副课是中国文学。我的这位老师在教会学校上的学，英文很好。他读过很多书，是个真正的学者，可惜五七年的时候得肺炎去世了。他死得早也许是件好事，他那样的家庭背景，‘运动’来了也躲不过去。”魏副政委的脸变得严肃起来，头低着，仿佛在回想着什么。

“这么说，这书很珍贵了？”吴曼娜等了一会儿才说。

“也不见得。”他的脸又生动起来，“在一些大学的图书馆也许能找到。这本书五十年代初就绝版了。”

“噢。”

“咱们这样好不好，我把书借给你一个月，你看完了告诉我你的感想。你说行么？”

“那敢情好了。我很高兴有这样一次学习的机会。”

她从他手里接过书。答应完了，她心里犯开了嘀咕。她不知道能不能看懂这些诗，更别说还要向他汇报自己的看法。闹不好会丢人现眼。

她正把书放进挎包里，小勤务员进来了，报告说：“首长，车子准备好了。”

“小吴同志，跟我们一起去看电影吧？”魏副政委问道。

她犹豫了一下说：“行，只要是没看过的就好。”

“你看过《卖花姑娘》吗？”

“没有。”

“我也没看过。是个朝鲜片子，听说不错。一块去吧。”

他们一起走了出去。招待所的前门停了一辆奶油色的伏尔加格勒轿车，旁边站着一个年轻军官，正在等他们。魏副政委把他介绍给吴曼娜：“这是杨庚同志，边防三师的。”

“我叫吴曼娜，军区医院的。”她把手伸过去。

他们握手的时候，她疼得差点叫出来。杨庚的手像一把老虎钳子夹住了她的手指。他却没有注意到她痛苦的表情。他好像不会笑，身量不高却敦敦实实，腰杆挺得笔直，扎着一条黑红色的武装带，绷紧了军装上衣。他佩带着一把五九式手枪，看着比从前的苏联货轻巧灵便。枪套上别着一排七颗子弹。

包括勤务员在内的所有人都上了汽车。放电影的地方在工人文化宫，离这里只有两三里远。

剧场里已经快坐满了。他们一行人找座位的时候，吴曼娜发现观众中有几个医院的同事，正转过头好奇地看着她。牛海燕也在里面，头像拨浪鼓一样转着圈儿同人说话，看见她走进来，立刻招手让她过去。吴曼娜挥挥手，红着脸摇了摇头。

就在他们快找到座位的时候，一位身穿蓝色中山服的胖乎乎的干部不知从哪儿冒出来，向着魏副政委伸开了双臂，嗓门轰隆隆的像滚雷：“老魏，你好吗？我想死你了！”

魏副政委愣了一下，微笑了：“这不是老赵吗？我挺好的，你咋样啊？”他的声音听起来透着喜悦。

“好哇，好哇。”干部说。

“一块儿坐吧。”

两人一边手拉手地走向第十四排，一边聊着木基市党委第一书记最近钓鱼摔断腿的事儿。吴曼娜认出这个胖子是市革命委员会的副主任。

他们坐下了，她右边是魏副政委和赵副主任，左手坐着杨庚和勤务员。没几分钟，剧场里的灯暗下来，电影开演了。魏副政委扔掉抽了一半的香烟，用脚踩了踩。

影片讲述了一个朝鲜家庭在旧社会的悲惨故事。故事情节非常简单：一个小姑娘来到大树底下想摘新鲜的栗子吃，地主的两个儿子躲在树上，拿栗子砸穷孩子的脑袋。其中一个坏小子用带刺的栗子打瞎了小姑娘的眼睛，她的姐姐到街上卖花来养活瞎妹妹和全家人。姐妹俩从影片的开头哭到结尾，她们的眼泪对观众产生了巨大的催化作用。银幕上悲悲凄凄，台下许多人也放开了悲声。

吴曼娜听着周围响起了一片唏嘘的抽泣。眼泪好像能传染，很快剧场里几乎每个人的视线都开始模煳。吴曼娜也忍不住哭了起来，但是她没有抬手去擦眼泪，而是任由它在脸上流淌。坐在她右边的魏副政委不时用手绢点点眼角，赵副主任低着头，肩膀一抽一抽的，还常常喘不上气来似的张着嘴。魏副政委捏捏她的手，在她耳边轻声说：“对不起，让你难过了。”

“这是好电影。”她真诚地说。

她注意到左边的杨庚没有流露出任何感情。他不像别人那样哭得东倒西歪，而是像块石头一样坐在那里，没有一点动静。他难道一点儿都不伤心吗？她心里想。她盯着银幕，眼角时时瞟着他那刚硬的脸，上面刻满了疏离和冷漠。他好像感觉到了她在观察自己，叹出一口长气。她听出来了不耐烦，而不是悲伤与同情。

影片终于结束，所有的灯都亮了。人们站了起来，许多人都红着眼睛，但是谁也不觉得难堪。有人还在用肮脏的手绢和揉皱的报纸擦眼泪、擤鼻涕。“小吴同志，”魏副政委内疚地说，“我不知道这个片子这么惨，否则我不会请你来看。”

“不，电影挺好的，我很受感动。”

“我还要和老赵待一会儿，我让杨庚同志送你回去行吗？”

“行，没问题。”

“给我写信，谈谈你对《草叶集》的看法，好吗？”

“是，我一定写。”

魏副政委同她握手告别，又嘱咐了杨庚几句，然后去找老赵了。

伏尔加格勒轿车等在文化宫的前面，他们上车后掉头向北边的医院开去。已经是深夜时分，街上很安静，吴曼娜留意到汽车的噪音很小，只有驶过梧桐遮盖的柏油路时车窗外发出的呼呼风声。

司机还沉浸在刚才的影片里，忍不住要同车上的两个人谈谈：“真是太惨了！”

吴曼娜同他聊起来，坐在前座上的杨庚却一声不吭。她好奇地想知道他为啥这么冷冰冰的。“杨庚，你觉得刚才的电影怎么样？”她问。

“还行吧。”

“你一点儿也没感动？”

“没有。”

“那为啥？你没看见每个人都哭了，你咋就那么冷静？”

“我是没哭，我见过的比电影上惨十倍。”

司机听了好像很恼火，插嘴说：“那你说说，叫咱们也听听。”

“说啥呢，太多了。”

“随便说一件。”

“好吧，比方说去年秋天我们营挖一个大菜窖，正在砌砖垒墙的时候，发生了塌方，一下子把十二个战士全埋在里面。就在我眼皮子底下，连一秒钟都不到，全没了。等我们把他们扒出来，九个人断了气。他们的父母从各个省来到我们营里，你们应该看看，那才叫哭呢，连肠子都快哭出来了。我听了都耳根子发麻。但是我还得硬着心肠指挥部队施工，我要撑不住了，那战士们还不都乱了。我一个一个把那些家属提的不合理要求给顶了回去。他们那个闹啊。你们应该听听他们骂我的那些话，什么难听骂什么。你们要是在前线待上两天，见的死人多了，也就习惯了。光是出事故，你们知道死多少人吗？人命根本就不值钱。哪次军事演习都有死人的。”

他正说着，车停了。他和吴曼娜都下了车。她没有把手伸给他，而是挥挥手说了声再见。

她转过身，走向女宿舍，感觉到背后的一双眼睛跟了她很久。然后她听见关车门的声音，伏尔加格勒静悄悄地开走了。她觉得杨庚这个人有点意思。他那么有男子气，和别人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