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以传统道德的善恶标准来看，在《金瓶梅》的数百个人物之中，西门庆和潘金莲当属“首恶”。关于西门庆，前文多有论及，这里暂且不谈。至于说潘金莲，其残忍、毒辣和凶险相较于西门庆，或许更令读者印象深刻。我们只消举出她毒杀武大郎、荼毒官哥及李瓶儿、构陷宋蕙莲及奶子如意、结果奄奄一息的西门庆，其病狂丧心、毒辣险狠均令人不寒而栗。至于说到她的淫荡，我们也只消提及她调戏武松、勾搭西门庆女婿陈敬济、与琴童交合、死到临头拿王婆的儿子王潮来“解渴”等情节，她的荡妇之名，亦无所逃遁。即便如张竹坡这样的“模范读者”，对于潘氏之毒之淫，亦情不能已，激愤厌恶之意溢于言表。张竹坡大概是实在找不出合适的词语来评价潘金莲，遂用“不是人”或“恶冠于众人”等语加以斥责。张竹坡对潘金莲唯一的“回护”，则是于《金瓶梅读法》一文中淡淡提及。他特意指出潘金莲本性纯良，她后来的少廉寡耻、一腔机诈，实由王招宣家“淫风”熏染和张大户教化所致。这与近代梦生将潘氏之毒归罪于王婆的教唆，可谓所见略同。反倒是《金瓶梅》崇祯本的无名批评者，能够稍稍跳出是非善恶的羁绊，对潘金莲的妩媚妖娆、慧心机趣赞不绝口。

这位批评者，似乎故意将潘氏为人的道德是非与作品人物形象的瑰丽奇崛混为一谈，节节叹赏而爱屋及乌，转而对潘金莲的命运寄予了深切的同情。我们也不难发现，他对于“慧心巧舌”的潘金莲最终惨死在武松的刀下，感伤哀惋不已。绣像本批评者将潘金莲的结局，与杨玉环之马嵬坡相提并论，伤逝怜惜之意，情见乎辞，与张竹坡的声声叫好乃至拍手称快的“冷血”，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最近一个时期以来，为潘金莲辩诬乃至翻案的文章层出不穷。这些文章，包括戏曲和舞台剧的改编，大多不约而同地对潘金莲的身世命运抱有相当的同情。研究界的论文，有的采取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有的持启蒙主义的反封建的立场，有的属意于妇女反抗压迫专制乃至妇女解放的视角，还有的则干脆采用时下流行的女权主义视角，提出或者说发明了许多新方法、新见解。对于这些研究成果，特别是其背后的政治意识、文学趣味和文化策略，这里无意一一加以评论。我们知道，潘金莲绝非是一个历史人物，对这一人物的分析与评价，无法从历史文献中找到立论依据。厌恶与批判也好，同情与赞赏也好，乃至于翻案也好，所依据的基本文本，要么是《水浒传》，要么是《金瓶梅》。这就涉及到了一个文学研究中的常识问题：文学文本中所呈现的“事实”，完全不能等同于历史文献中所记载的史实，它不能被直接作为证据来使用。若要援引小说的故事情节作为论据，则必须通过一个中介——即对文学文本中的作者意图、文本意图以及与这些意图相关的整体叙事策略，进行细致的梳理，在此基础上才能展开分析。否则的话，仅仅依据个人的好恶和作品中的片言只字来重构潘金莲的形象，则无异于盲人摸象。

严格来说，《水浒传》中的潘金莲与《金瓶梅》中的潘金莲，并不是同一个人物。《水浒传》如何勾画潘金莲这个形象，与作者的总体意图和叙事目的有关。她在《水浒传》中被简单地塑造成一个荡妇或恶妇的形象，是由作者的思想观念、道德观念和叙事目的所决定的。到了《金瓶梅》，潘金莲这个在《水浒传》中相对次要的插曲式人物，摇身一变，成为了书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也就是说，相对于《水浒传》，《金瓶梅》的作者基于完全不同的思想立场，使用了完全不同的修辞方法来重写这个人物。简而言之，潘金莲的善恶问题，不仅涉及到《金瓶梅》作者的一般道德观念，而且还反映出作者所持有的“无善无恶”的相对主义价值立场。另外，潘金莲形象的复杂性，也与作者特有的叙事策略（即“真妄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在《金瓶梅》中，作者对潘氏之恶，对她的机诈与淫荡、毒辣与贪婪，确乎用浓墨重彩刻画之，这一点并无疑问。我们不能魅惑于潘氏之珊珊可爱的形象与凄惨的悲剧命运，而置这一基本线索于不顾。但从另一方面来说，作者对她的天然韵致、妩媚真趣以及重情重义也多所着墨。张竹坡有一点说得很对：作者写潘金莲，不用一处钝笔。对她的行止、心理、话语，作者处处用灵动之笔来刻画其风韵与妙趣。熟悉《金瓶梅》的人，想必都有一个共同的阅读经验：只要潘氏一出现、一开口，文章必然会风生水起、摇曳多姿、满纸烟华，令人读之忘倦。

《金瓶梅》写到潘金莲天真烂漫的地方极多。如元宵看灯、园中掐花、与官哥亲嘴打趣、捉弄陈敬济、吓唬西门庆等，虽多为闲笔，但潘氏之喜动厌静、无事生非之性，娇嗔含酸、爽利刻薄之语，活泼机趣、嫣然百媚之致都写得历历如画，如在目前。

小说的第五十八回，有这样一段情节：潘金莲与孟玉楼等人来到大门外玩耍，见远处走来一个手摇惊闺叶（以八片小铁片用皮绳串起，摇之以惊动闺阁中人的响铁）的磨镜人，潘金莲让平安将磨镜人叫住，然后与玉楼商议，吩咐来安把两人屋子里的几面镜子拿来让他磨。镜子磨完了，给了他五十文钱。那老头接了钱，“只顾立着不去”。玉楼让平安问那磨镜人如何不去，是不是嫌钱少，那磨镜人（类似于今日大街上随处可见的骗子）便编造了一段家计困顿、儿子不孝、妻子卧病的鬼话。玉楼见状，随即让来安去屋内抽屉里拿块腊肉和两个饼锭给他。金莲却直接叫住那老头子，问他：“你家妈妈儿吃小米儿粥不吃？”老头儿答道：“怎的不吃！那里有，可知好哩。”于是，金莲也叫过来安来：“你对春梅说，把昨日你姥姥捎来的新小米儿量二升，就拿两根酱瓜儿出来，与他妈妈儿吃。”

这段情节中有一点可以注意，孟玉楼每与磨镜人说话，必通过平安转达，严格遵守闺阁女子不与闲人通问的传统礼仪。而潘金莲却顾不了这许多，她直接与磨镜人说话，显示出其性格中落拓不羁的一面。作者这样处理绝非无心，而是处处时时要让潘、孟二人形成对照，将孟氏之深心世故、不露圭角，与潘氏的率性直露、胆大妄为加以比照。关于这段情节中潘金莲的“仁善”之举，张竹坡的看法相对复杂。一方面他承认，即便是潘金莲这样的忤逆之人，天良亦未曾灭绝；另一方面，张竹坡又认为，潘金莲将自己母亲所赠之物转赠他人，而不反思自己不能对潘姥姥尽孝，简直就是猪狗不如。潘金莲好不容易才表露出来的一点点仁善之心，终于被一笔勾销。对于陌生人表现怜惜与慷慨、对自己的父母反而不能尽孝这样的状况，在当今社会也比比皆是。其矛盾与悖谬，本身就是人之常情。张竹坡直斥潘金莲为“可杀”，倒也不能说竹坡本人就是一个道学先生——其对《金瓶梅》的激赏，其极富洞见的批评文字，已经让自己处在了“道学”的对立面，堪称《金瓶梅》的知音人。但他将孟玉楼视为全书唯一尽善尽美的理想人物，不遗余力地为她歌功颂德，则是一大败笔，实在难免错勘贤愚之讥。正因为他对孟玉楼表示了无条件的赞赏，对处于孟玉楼对立面的潘金莲，则难免嫉恶如仇。

话又说回来，潘金莲对于其母潘姥姥动辄恶语相加、极尽污言秽语之能事，倒也不是对潘姥姥不愿奉养，而是因为潘姥姥“敌友不分”，多次站在金莲的最大情敌李瓶儿一边，并时时称颂李瓶儿之贤德，使潘金莲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仅此一端，就使得潘金莲至死不肯原谅其母。作者如此处理，反而是写出了潘金莲一味任性，为一己之欲不惜鱼死网破，知错不改、错上加错的一贯性格。如果说潘金莲与其母的关系中，全无“天良乍现”的一面，恐也未必。至八十二回潘姥姥死，金莲将她的丧事尽托于陈敬济，自己探望一回竟不再露面，固然是冷酷之极。但陈敬济办完丧事后来向她覆命，潘金莲听见她老娘入了土，心有所动，不觉“落下泪来”。可见其真性仍在，读之令人鼻酸。

潘金莲之并非全无仁义，还体现于潘金莲与春梅二人的关系上。自从春梅从吴月娘身边被派入潘氏房中，潘金莲便与她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命运共同体关系：既是主仆，又是姐妹，甚至情同母女。两人自始至终相互扶持，相濡以沫。两人之间的关系虽偶有冲撞，总体而言十分稳定，这在《金瓶梅》中是颇不寻常的。诚如田晓菲教授所言，《金瓶梅》中，没有任何一对男子之间的关系，其感情强烈程度可以与潘金莲与春梅的关系相提并论，只有武松待武大差似之。不论是丫鬟、小厮还是奶妈，只要有人与春梅形成冲突，潘金莲始终坚定地站在春梅一边。即便是吴月娘、西门庆、李瓶儿、孙雪娥与春梅发生龃龉和冲突时，潘氏也不顾自身的安危，对她竭尽保护之责。就连潘金莲本人，也常常对春梅屈节下之，处处忍让。潘金莲对西门家中众妇女可谓是人人皆妒，妒则恨不能其死——对吴月娘、李瓶儿、孙雪娥这样的主子如此，对宋蕙莲、王六儿乃至如意这样的下人也是如此。她与孟玉楼时常出双入对，表面上情投意合，宛如姐妹，但一到背地里，张口就骂她“麻淫妇”，足见她对孟氏的嫉恨之深。但奇怪的是，对于春梅，潘金莲却全无一点妒意。小说第七十三回，潘金莲回房中，从窗户里看见西门庆坐在床上搂着春梅“一处顽耍”。她不仅没有怀妒含酸，当场翻脸，反而惟恐搅扰了他们的好事，竟自己一个人悄然走开。西门庆死后，春梅被发卖，潘金莲数度哭倒，大放悲声，乃至于一连几天心中伤悲，积郁难排。

当然，对潘金莲的一片护惜之心，春梅亦铭记在心，知恩图报。潘金莲在第八十七回被武都头斫下头颅，挖去五脏，一命呜呼，春梅为她大哭三日，茶饭不思。此时仍念念于潘氏者，敬济而外，世上恐怕也只有春梅一人而已。第八十八回，潘金莲托梦给春梅，泣诉尸首暴露街心，风吹雨洒，鸡犬作践，无人领埋。春梅即令张胜、李安去县中打听，收拾尸体停当，埋入永福禅寺之中。这年清明节，春梅亲往永福寺祭拜焚香，以全始终之情。

不用说，在《金瓶梅》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中，不论是男女之情，还是友朋之交，伪善和虚假是其基本底色。若说到超脱一般功利关系的“知己”或“知音”，惟有春梅与金莲的不离不弃，庶几近之。作者如此处理，岂非无因？

除了“天性之良”和“仁义”之外，《金瓶梅》对潘金莲的刻画，多侧重于潘氏沉溺于现实欲望的率性真机，真切刻露，笔笔不虚。小说的第四十六回，有这样一段很有意味的情节：

吴月娘与孟玉楼、李瓶儿诸人，在大门口遇见一个卜龟打卦的乡下婆子，就让她来算卦（这既是典型的“提前叙事”——叙事者通过三人的卦象与卦辞，提前告知三人日后的命运，同时也是在刻画人物——写出吴月娘等人对仙道、鬼神之事的迷恋与愚妄）。作者故意漏掉了潘金莲，这一方面说明潘氏不好此道，另一方面，也可看出作者文章技法的故作错综。有意思的是，等到三人算完命，打发卜龟卦婆子去了之后，潘金莲却突然出现了：

月娘道：“俺们刚才送大师父出来，卜了这回龟儿卦。你早来一步，也教他与你卜卜儿。”金莲摇头儿道：“我是不卜他。常言：算的着命，算不着行。……随他明日街死街埋，路死路埋，倒在洋沟里就是棺材。”

这是极高明的写法。潘金莲虽未算命，但她日后“街死街埋”的命运（被杀后尸体抛于大街之上），却由自己口中直接道出，可谓“不算之算”，一语成谶。而潘金莲这段陈辞的决绝与慷慨多气，却也清楚地表明，潘金莲只打算在赤裸裸的现实层面承担自己的命运，与吴月娘的道学与佞佛，与孟玉楼的善用腾挪之术，与李瓶儿仁柔示弱以策安全的心机，都构成了强烈的对比。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知道，《金瓶梅》的作者是在两个完全不同的层面或维度上来塑造潘金莲这个人物的：

一是传统的是非善恶的维度——从这一维度来说，潘氏之毒辣凶残自然事实俱在，罪不容逭。

二是作者受到佛教（禅宗）以及明末无善无恶论的影响而建立起来的另一个维度，即“真妄”的维度。若从这个层面上来看，潘金莲的言行举止之中，确有某种活泼的世情与率性真机，隐现其间。

也就是说，作者写出潘氏之恶的同时，也极写潘氏之“真”和“趣”，并暗中寻求读者认同。这也是导致潘金莲这一形象，在后世反复引起争议的根本原因所在。因此，我们若无视作者在特殊历史与时代背景中建立起来的“真观”或“真妄观”，潘金莲这一人物形象便无法得到完整和准确的评价。

这里我们要注意，从佛教的立场来看，处于“真”的对立面的假与伪，固然属于“妄”的范畴，但“妄”所指的并不仅仅是虚假与虚伪，还指向处于暗昧状态的虚妄不真，比如说“迷”、“幻”、“执”。潘金莲深陷于自己的欲望之中不能自拔，从佛教“真妄”的意义上而言，就是最大的“虚妄”。但在世俗人情的层面上说，作者对潘氏作为一个“恶人”的真趣，进行了谨慎、隐晦同时又充满矛盾的肯定。这样一来，“真”所具有的独立价值，第一次从传统的善恶论中被分离了出来。换句话说，《金瓶梅》的作者借用佛教的真妄观，通过“佛眼”的超越性视角，在文学上建立起了全新的“真伪”或“真妄”维度（这一创造性的思路，后来为《红楼梦》所继承），在传统善恶论的背景中，第一次系统地确立了“真”的价值和地位。

举例来说，如果以传统的是非善恶来看待孟玉楼之形象，则全是正面的描写，似乎不染一丝之恶。或者说，在孟玉楼言动行止中，没有什么作恶的明显证据，孟氏可以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好人”。但从侧面的烘托来看，孟氏之行藏，则一味逃是非、做人情，处处尽显伪饰，深冷老成，圆滑世故。

第五十九回，官哥一死，西门一家乱作一团。西门庆于慌乱中对儿子夭折的时辰完全不知，只有孟玉楼像背书似的报出：官哥申时出生，申时亡故，均在二十三日，活了一年零二个月。其心思细密如此，令人胆寒。而对于李桂姐这样“一等一”的聪明人来说，孟氏之为人，也让她十分忌惮。西门庆死后，她力劝李娇儿及早抽身，跳出苦海，其理由之一或许是，她认为李娇儿根本不是“狐狸”孟玉楼的对手。而前文提到的乡下“卜龟婆子”，在给孟玉楼算命的时候，更是一语道破天机：“你恼那个人也不知，喜欢那个人也不知，显不出来。”这是典型的骂人不带脏字的春秋笔法。第九十一回，孟玉楼轻描淡写的一句话，就导致玉簪被扫地出门。第九十二回，陈敬济贪恋玉楼的美色，不知好歹赶到浙江严州，将玉楼搂入怀中，将“舌头似蛇吐信子一般”伸入玉楼口中。到了这个节骨眼上，玉楼情急之中，竟然也能忍耐权变，须臾之间，藏起心中的厌恶、愤怒和不屑，满脸堆笑地与他亲嘴。而稍后玉楼整治陈敬济手段之恶毒，堪比王熙凤摆布贾瑞。这段文字，就连将玉楼视为“第一个美人”的张竹坡，似乎也有点看不下去了，说她瞬间变脸，直如“夜叉现形，钟馗出像”。

与孟玉楼的世故老成、冷静圆通相比，潘金莲则显得直率而蛮横，肤浅而愚蠢。即便是作恶，潘金莲也绝不藏头露尾。玉楼处处透出伪饰深藏，金莲则时时露出任情率性的一面。

《金瓶梅》中的善恶维度与真伪维度，可以说相互补充，并行不悖。但由于作者受到禅宗、无善无恶论以及真妄观的吸引，确乎有用真伪维度来取代善恶维度的倾向。或者说，《金瓶梅》在价值和道德层面上，真正关注的与其说是善恶问题，还不如说是真伪问题。这固然是《金瓶梅》的局限所在，但“真妄”或真伪观的确立，也为中国的章回体小说开辟了一个全新的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