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莱霍·卡彭铁尔的小说《竖琴与阴影》（一九七九）由三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发生在智利的十九世纪初，后来的教皇庇护九世在那里生活了一段时间；他坚信对新大陆的发现是现代基督教最光荣的事件，于是就决定致力于将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封为圣人。第二部分将我们拉回到三个多世纪之前：克里斯托弗·哥伦布本人讲述了他发现美洲的令人难以置信的冒险经历。在第三部分，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在去世四个多世纪之后，隐身参加了一次教会法庭的开庭。在经过了一场既渊博又奇异的讨论之后（我们当时已经到了后卡夫卡时代，非逼真的边界已经不再受到监视），法庭拒绝封他为圣人。

如此将不同的历史时代放置到同一小说结构中，这是在二十世纪小说的艺术面前打开的新的可能性之一，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因为小说越过了它对个体心理的迷恋，开始关注广泛意义、普遍意义、超个体意义上的存在问题。我又一次参照赫尔曼·布洛赫的《梦游者》，他为了表现被“价值贬值”的激流冲走的欧洲存在，聚焦在三个不同的历史时代上，就像三级台阶，通过它们，欧洲走向它的文化与它的存在理由的最终崩溃。

布洛赫为小说的形式开辟了一条新路。卡彭铁尔的作品是否在同一条道路上？当然是的。没有一个伟大的小说家可以走出小说的历史。但在相似的形式后面，隐藏着不同的意图。通过不同历史时代的对比，卡彭铁尔不再试图解开一种伟大的垂死状态的神秘；他不是一个欧洲人；在他的时钟（安的列斯的时钟以及整个拉丁美洲的时钟）上，时针总是远离午夜；他不会自问：“我们为什么必须消失？”而是问：“我们为什么必须生下来？”

我们为什么必须生下来？我们又是谁？我们的土地又是什么？如果我们仅仅用一种纯粹内省的记忆去探索身份的秘密，我们将只能明白很少的事情。布洛赫说过，要理解，就必须比较；必须让身份去经受对比的考验；必须（像卡彭铁尔在《启蒙世纪》〔一九五八〕中所做的那样）将法国大革命与它在安的列斯群岛的翻版对比（将巴黎的断头台与瓜德罗普岛的断头台对比）；必须让一个十八世纪的墨西哥移民（像在卡彭铁尔的《巴洛克音乐会》〔一九七四〕中一样）在意大利跟亨德尔、维瓦尔第、斯卡拉蒂友善相处（甚至与斯特拉文斯基和阿姆斯特朗友善相处，在纵情作乐的聚会上酒深入醉之时！），从而让我们参与拉丁美洲跟欧洲的奇妙对比；必须让一个工人和一个妓女的爱情，正如在雅克·斯蒂芬·亚历克西的《一眨眼的工夫》（一九五九）中一样，发生在海地的一家妓院内，而背景是一个由一群北美水手嫖客所代表的完全陌生的世界；因为英国人与西班牙人面对征服拉丁美洲这一事件而产生的对比在空气中到处可以感受到：“张开眼睛吧，哈里埃特小姐，记住，我们杀死了我们的印第安人，而且我们从未有勇气与印第安女人交配，好至少产生出一个混血儿国家来。”卡洛斯·富恩特斯的小说（《老外国佬》，一九八三）中的人物这样说。他是一个年老的北美人，迷失在了墨西哥的革命中。通过这些词，卡洛斯·富恩特斯抓住了两个美洲之间的区别，同时又抓住了两个相对立的残酷的原型：一种是扎根于鄙视中的残酷（更倾向于远距离杀人，不碰到敌人，甚至不见到他），另一种是沉浸在长久的亲密接触中的残酷（更喜欢眼睁睁看着敌人杀死他）……

在所有这些小说家中，进行对比的激情同时也是一种对空气的渴望，对空间的渴望，对呼吸的渴望：也就是对新形式的渴望；我想到了富恩特斯的《我们的土地》（一九七五），这是一次穿越好几个世纪和陆地的长途旅行；旅行中总是可以遇到同样一些人物，他们多亏了作者天马行空的奇思异想，在不同的时代，以同样的名字转世再生；他们的出现保证了小说结构的统一性。这一结构在小说形式的历史上，令人难以置信地矗立在可能性的最后边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