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我们呢？在欧洲，我们是什么？

我想起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在十八世纪最后几年内写的那句话：“法国大革命、歌德的《威廉·迈斯特》和费希特的《全部知识学的基础》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潮流（die grössten Tendenzen des Zeitalters）。”将一部小说和一部哲学书放在与一件政治大事同等的位置上，那时的欧洲就是这样的。那是与笛卡儿和塞万提斯一起诞生的欧洲：现代的欧洲。

很难想象，在三十年前，有人这样写（比如说）：非殖民化、海德格尔对技术的批评以及费里尼的电影，代表了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潮流。这种思维方式已不再能够回应时代精神。

而今天呢？有谁敢将同样的重要性赋予一部文化作品（艺术作品、思想作品）和（比如说）共产主义在欧洲的消失？

一部具有这样重要性的作品不再存在了吗？

还是我们已经失去了认出这样的作品的能力？

这样的问题没有意义。现代的欧洲已经不复存在。我们生活于其中的欧洲不再在哲学和艺术的镜子中寻找它的身份。

但是，镜子又在哪里呢？到哪里去寻找我们的面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