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求小说家“集中讲述本质性的东西”（“惟有小说能说的东西”）的命令会不会为那些拒绝作者的思考，认为那是外在于小说形式的元素的人提供理由？确实，假如一位小说家借助于一些并非属于他而属于学者或哲学家的手段，是否表明他无法成为一个完整意义上的小说家，无法仅以小说家立足，标志着他艺术上的软弱无力？更何况：思考的介入会不会将人物的行为转化为仅仅是对作者想法的说明？再者：既然小说的艺术意味着人类真理的相对性，难道不要求作者隐藏起他本人的意见，并将所有的思考都留给读者？

布洛赫与穆齐尔的回答再明确不过了：他们将思考通过一扇大开的门引入了小说，在他们之前无人能够做到这一点。在《梦游者》中插入的题为《价值贬值》的论述（它占据了十个章节，分散在三部曲的第三部小说中）是一系列关于欧洲在三十年中精神状况的分析、思考和警句；不能说这一论述与小说的形式不符，因为它照亮了一面墙，墙上上演着三个人物破裂的命运，正是它将三部小说汇成一部。我怎么强调也不为过：在一部小说中引入一种思维上如此严密的思考，并以如此美妙、如此音乐性的手法，使之成为整体结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是在现代艺术时代一个小说家敢于尝试的最为大胆的创新之一。

但在我眼中还有更为重要的东西：在这两位维也纳小说家的作品中，思考不再被视为一种例外的元素，一种中断；很难称之为“离题”，因为在这些思考的小说中，它是不断存在着的，即使在小说家讲述一个情节或者在他描写一张脸的时候。托尔斯泰或乔伊斯让我们听到在安娜·卡列宁娜或莫莉·布鲁姆头脑中闪过的话；当穆齐尔以他的目光长长地注视莱昂·菲舍尔和他的性能力时，他跟我们讲述的，是他本人所想的东西：

“夫妻的卧室在灭灯之后，将男人放到了一个演员的处境。这个演员必须面对一群隐而不见、围着他的人，表演一个让人想起咆哮的狮子的英勇角色，这一角色是正面的，却不免有些力不从心。好几年来，莱昂的那些隐而不见的听众面对这一表演，既没有给予哪怕轻轻的掌声，也没有任何反感的迹象，可以说，这足以让最坚强的神经崩溃。早晨，在吃早餐的时候，克莱芒蒂娜僵硬得像一具冻僵了的尸体，莱昂对此敏感得几乎要发抖。他们的女儿格尔达每次都看出这一点来，所以，她带着恐惧和一丝苦涩的厌恶，把夫妻生活想象成在夜的黑暗中一场猫与猫之间的搏斗。”穆齐尔就是这样进入“事物的灵魂”，也就是进入菲舍尔夫妇“性交的灵魂”。通过一个简单的隐喻——思考的隐喻——的闪光，他照亮了他们的性生活，不管是现在的，还是过去的，甚至照亮了他们女儿的未来生活。

强调一下：像布洛赫和穆齐尔那样在现代小说美学中引入的小说思考，跟一名科学家或者哲学家的思考完全不同；我甚至要说，这种思考是有意非哲学的，甚至反哲学的，也就是说坚决独立于任何既有的思想体系；它并不作出评判；不宣扬什么真理；它在探询，它在惊讶，它在探查；它的形式最为多样：隐喻的、讽刺的、假设的、夸张的、格言式的、好笑的、挑衅的、奇思异想的；尤其是：它从不离开人物生活魔幻般的圈子；正是人物的生活滋养了它，为之提供存在理由。

在盛大游行的一天，乌尔里希到了莱因斯多夫伯爵的部长办公室内。游行？为了什么？在书中，作者交代了游行的原因，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游行这一现象本身：在大街上游行意味着什么，这一二十世纪如此具有代表性的集体行为意味着什么？惊讶的乌尔里希透过窗子看那些游行的人；当他们到达宫殿脚下时，他们的脸抬了起来，脸上布满愤怒之色，人们挥舞着手杖，但是“就在几步远处，在一个拐角，就在游行仿佛消失在了幕后的那个地方，大多数人已经在卸妆了；在没有任何观看者的情况下再摆出气势汹汹的样子是荒谬的”。在这一隐喻的照明下，游行者不再是愤怒的人；他们是愤怒的表演者！一旦表演结束，他们就匆匆“卸妆”了！在政治学家将其作为他们最喜欢的主题之前很久，“表演的社会”就已经被透视、被分析了，而这是多亏了一位小说家，多亏了他对一种处境的本质的“快速而机智的洞察”（菲尔丁）。

《没有个性的人》是关于整整一个世纪的存在的无可比拟的百科全书；每当我想重读这本书的时候，我习惯随手翻开一页，丝毫不顾之前与之后的情节；即使“故事”在那里，它也是缓慢前行，悄然地，并不希望将任何注意力吸引到它身上；每个章节本身就是一个惊奇，就是一个发现。思想的无处不在并没有从小说那里带走作为小说的特点；它丰富了小说的形式，并极大地拓展了惟有小说能发现和说的东西的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