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常人们谈到过去，便是指表层记忆中的过去，这种过去是可以意识到的、凝固的。然而还有一种过去，一种人无法意识到，却可以通过艺术的创造加以开拓，从而使人的精神得到提升的过去的记忆，那是一个比表层的领域远为广大的黑暗的领域，人所能发现的不过是冰山一角。这样的过去的记忆里储藏着人的生命中已经有过的一切，而且它可以无限制地生长，因为它就是人的未来。具有特异功能的艺术家，就是能够将这种古老祖先遗传下来的记忆开掘出来的人。那是一个超自然的过程，支撑着人将这一过程持续下去的，只能是体内那不息的冲动。

作家余华的小说《往事与刑罚》，便是进行这种新型创造的杰出例子。作为艺术家化身的陌生人接到了来自黑暗王国的一份邀请，邀请上写着“回来”，也就是回到家乡。但他的家乡在很久以前就被他忘记了，一切记得起来的路都不通向故乡，只除了一条岔路。陌生人遵循奇怪的召唤滑上了这条奇怪的小路，这个天才的“程序错误”显示出陌生人新生的希望，一种从未有过的时间（“一九六五年三月五日”）出现了，进入未来的旅途由此开始。那是一个无比混乱的王国，充满了潜意识的纠缠，每一个无法把握的回忆都包含了未来的暗示，但时针并不是正确地指向未来，而只能通过一个程序的错误指向未来。当人想按理性寻找线索时，他便陷入困境，被深层的记忆所支配，欲脱身而不能。而此种程序的“错误”，其功能就是为了让人陷入困境，因为人只有在困境中才会发现那惟一的线索，那是他身体本能地挣扎的结果。遵循这条线索，他命中注定要与坐在迷宫中央的刑罚专家晤面。

经历了沙场的刑罚专家掌握了同艺术有关的所有体验，他一直在那黑暗的深处等陌生人，等他来启动创造的机制，揭开生之秘密。陌生人初见之下并没有认出他，因为生命的本能是排斥他的（谁会时时执著于“死”呢？）。但陌生人是那种忠于自己的人，他虽没认出眼前的白发老人，却听从本能继续向未来的时间挺进，其实也就是向老人挺进。这时奇迹发生了，他发现未来不可企及，他越努力，越沉入记忆的深处。这正是刑罚专家的意愿，陌生人在身不由己的下沉时到达的境地，就是属于未来的过去，刑罚专家要同他一起在那种地方演一场精神的正剧。但陌生人不知道，他满心都是失败的感觉。他的失败感不仅源于潜在记忆的纠缠，也源于方向感的缺乏参照，这一切正是寓言创造的特点，所以在寓言的意义上他胜利了。他正在超脱令他痛苦的往事，以那种藕断丝连的分割诞生一个崭新的过去，在刑罚专家对他的创造力的爆发的期待中走向他。永远对事物追根究底的陌生人这时又问刑罚专家为什么要期待他，老人便告诉他说他发现他是一个富有自我牺牲精神的人，而他要演出的这一出刑罚体验的戏剧就需要他这样的演员。他们两人要共同演出，因为两人都有牺牲的冲动。接着老人便介绍了他多年经营的刑罚。刑罚到底是什么呢？当然是人的自审的体验，也就是艺术的体验。而这种无比丰富又纯净的体验的最高阶段——绞刑，必定同陌生人所要寻找的未来相联。也就是说，“一九六五年三月”便是绞刑的体验。那种纯美的、彻底超脱的感觉，是旅途中种种磨难的终点，所有追求者的未来，人类对于它的想象一次又一次地产生出千古绝唱。但这个未来却不可达到，只能想象，而想象的基础又是肉体的受苦，因为它只能与生命同在。深谙这其中奥妙的老人就成了这场美的表演的导演和演员。

细心的陌生人从一开始就发现他和老人的交谈中存在一个缺口，老人对刑罚的叙述存在一个遗漏。随着表演的渐渐深入，真相才逐步地展现自身。原来老人在语言中要跳过的东西也就是陌生人自己起初进入迷宫时企图绕过的东西，这种东西不能讲述，只能在模拟中去感觉。人类发明的绞架就是这种模拟表演中的道具，而老人本身，也就是那种东西的体现，所以陌生人要绕过他。然而这种两人都要跳过、绕过的东西又让他们俩渴望得发狂，产生了表演刑罚的冲动。这种东西是什么？它是完全属于未来的、要用身体的牺牲去实行的体验，它包含了所有的过去，让过去升华壮大，它是真正的现代寓言。寓言的实现，要经过无数次的对生命的讨伐，一系列的潜意识对于人的清算，即使这样做了，人也只能在幻想中接近那种寓言境界，永远不能登上那境界。文中的四桩往事的隐喻全都指向“一九六五年三月五日”这个未来的时间，所有的努力的片断瞬间也都指向它——这个永恒的体现，这个要用身体的姿态铸成的创造。走向永恒的体验又是多么恐怖啊！刑罚专家一定要将这恐怖展示出来，他是那样的迫切，他所营造的氛围又是那样的亢奋（连阳光都在玻璃上跳舞）。他的叙述，那种惊险表演前的热身，是继承了鲁迅艺术精神的最好的范例。

但倘若用一柄尖锐的利刃，只一击，穿透这桃红色的，菲薄的皮肤，将见那鲜红的热血激箭似的以所有温热直接灌溉杀戮者；其次，则给以冰冷的呼吸，示以淡白的嘴唇，使之人性茫然，得到生命的飞扬的极致的大欢喜；而其自身，则永远沉浸于生命的飞扬的极致的大欢喜中。

这样，所以，有他们俩裸着全身，捏着利刃，对立于广漠的旷野之上。

同样的抒情，以上这一段同刑罚专家关于最后的刑罚的描绘是那么的吻合，两种表演都排除了真正的杀戮，而以同死对抗的姿态坚持体验到最后，因而两人的创造都达到了同样的高度。

然后刑罚专家就要求陌生人脱光衣服，因为彻底的忏悔需要完全的裸露。紧接着转折就到来了。老人为什么不杀陌生人？是艺术的规律要求他这样做。原来老人不是要陌生人死，只不过是要他体验死，那种最最真切的、身临其境的体验。他将陌生人引到这个冲突的中心，就是为了让他目睹一双既害怕到极点又渴望到极点的临终的眼睛，而这双临终的眼所反映的，就是“死”的全部含义。此处的对话十分微妙，陌生人谈的是生的体验，老人谈的是死的真谛，各不相通却又完全相通，是一个东西的正反面。

老人在临刑前对陌生人讲了一个寓言，那是他怎样使刑罚成立，使赎罪成为永恒的寓言。老人一讲完，陌生人就误认为这个刑罚是给他的；但老人告诉他，刑罚不是给他的，他只能观看。于是陌生人就观看了由老人进行的冗长、剧痛而又充满了饥渴和快感的死亡表演，这场表演深深地打动了他，也激发了他自身内部的矛盾。他现在有些明白死是怎么回事了，“死”就是老人的表演。陌生人已经看到了归宿，他不再急于达到那个归宿了，他只想留在过程中感悟老人表演出来的那种永恒，那里面有他的过去，那过去在悄悄生长，长成他的未来，生与死的团聚正在到来。只要老人不死，团聚就会离陌生人越来越近。然而老人终于死了，为了忠于他心中的美，他必须牺牲，他在弥留之际一定是看到了美和崇高，一九六五年三月五日与他晤面了。当然这只是种表演，一种极度真诚的伪装，它是艺术的真谛，而陌生人参加了这种演出。

老人在刑罚实施过程中的矛盾心理也是很生动的。一方面，他对形式之美的讲究到了苛求的地步，决不能通融和妥协；另一方面，他又不得不苟且，因为形式之美只能建立在生命的肮脏之上，被大小便所弄脏的肉体才会产生那种高不可攀妙不可言的形式美。这个妥协的过程就是美的孕育的过程，无法想象的痛苦诞生的是无法描述的美，刑罚只有被彻底糟蹋才会达到最后的完美。经历了这场表演的陌生人，从此以后魂牵梦萦的，便只有表演这一件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