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浩瀚无边的人类灵魂的黑暗王国里，有一些寻找光源的人在踽踽独行，多少年过去了，他们徒劳的寻找无一例外地在孤独中悲惨地结束。王国并不因此变得明亮，只除了一种变化，那就是这些先辈成了新的寻找者心中的星，这些星不照亮王国，只照亮寻找者的想象，使他们在混乱无边的世界里辗转时心里又燃起了某种希望。这是一种极其无望的事业，然而人类中就有那么一些人，他们始终在前赴后继，将这种事业继承下来。卡夫卡和博尔赫斯这两位文学上的先行者，就是寻找者心中的星。阅读他们的作品，就是鼓起勇气去追随他们，下定决心到黑暗中去探险。当星光刺激着寻找者心中的欲望时，寻找者会更加坚信：光是存在的，世界绝不是漆黑一团。

处在同一个世纪里的这两位艺术上的先行者，他们都远远地超出了自己的时代，并以崭新而奇特的形象刷新了读者们的古老记忆。读者会发现在创作的境界上他们俩有许多相通之处，他们那些各展风姿的象征意象，时常在读者脑海里引起相似的联想，不断刷新的重叠，逆向的汇合，同一版本的升华，以及不同版本的还原。读者会惊叹这是完全同质的创造，也会感到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发挥。在这里，我们可以援引一句话来概括这种状况：“所有的书都是一本书。”这是充满智慧的博尔赫斯说的。是啊，所有那些孤独的寻找者，不都是在找一样的东西吗？然而这两位艺术家还是由于其相似的走极端的狂热，同样的处世的高傲，凡事要追究到底的执著，极少有人能达到的深邃、卓越的形式感和奇妙的抽象力，神秘的冥想能力，以及几乎是无限的承担痛苦的能力，使他们较他人更为相接近。读他们的作品，你会感到那种纯而又纯的氛围对你身心的折磨，那正是文中所包含的极其尖锐的矛盾，那矛盾化为两股势均力敌的巨大力量，从相反的方向绞扭着你的神经。你以为你跌到了地狱中，然后你恍然大悟，这也是天堂的氛围。人在绞扭的痛苦中继续做梦，让最最纯净的梦将内心的痛苦转化，不过不要设想痛会消失，因为它是梦的源泉。为了做梦，两位艺术家都具有自愿受难的渴望，这也是他们的生存模式，另外的模式对这样的灵魂来说几乎是不可设想的。可以说，是对精神的狂热追求导致了对生活的全盘否定；也可以说，是对生活的不可遏制的强烈渴求导致了对精神的亵渎。二者总是同时发生的，其间的拉锯产生的痛苦无法估量。只因为作为艺术家的个人，不能像宗教教徒那样放弃极端的尘世体验，反而要“用二十只手抓住生活”，要同他的爱人躺在一个又深又窄的坟墓里，“我把脸紧贴着你，你也把脸紧贴着我，谁也再看不到我们”。又因为这，他们便着手进行一种交媾的事业，将烂泥、树皮通过神奇的仪式变成上帝，让所有的贱民不自量力地怀着皇帝的理念。

两位艺术家进行这同一种创造的形式是完全不同的，但在他们的每一篇小说里，你都可以通过长久的凝视发现那个透明的、深远的艺术结构，那其实就是艺术家本人的生存结构、灵魂结构。在卡夫卡，这个结构是从《美国》到《审判》，再到《城堡》而逐步地清晰起来的，正如同作者活得越来越清晰一样。在博尔赫斯则是每写下一个小故事，就是那种结构的一个另外的版本，一次又一次变换，各展风姿，美不胜收。当读者在他们的作品中看到了这个结构的瞬间，他们同艺术家的心灵交流就发生了。交流如同闪电，直逼读者的灵魂。读者看到艺术家在以一种什么方式生活，他为什么要活。萦绕在艺术家心头挥之不去的死亡阴影，是那种透明结构的本质，一切创造都以它为前提。但艺术家又并不是为了真的死而进行创造，只不过是为了用最富于生命力的热血之躯去体验各种各样的死，因为只有这类体验才是最纯粹的生活。在追求精神生活的纯粹性上头，两位艺术家都是同样的义无反顾，同样的将这种生活看作自己惟一的生活。而那个无限向内深入的艺术结构，便是作者追求理想的轨迹。他们在创作历程上的每一个脚印都从未偏离自己的目标。又因为灵魂内部一片黑暗，目标不可能用眼睛看见，他们便只能执著于内心深处那股自发的、强大的情绪，让手中的笔比自己先行，以这种十分特殊的方式向内挺进。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终极的目标便会隐隐约约地在旅途中闪烁在跋涉者的内心，他们会留下那种如同城堡雪地里的脚印似的结构。这种结构由于其深藏隐蔽、似有若无的特点，总是跳出阅读者的理性把握，消失在茫茫的混乱之中。因此惟一的进入作品的方式只能是将作品再读一次。这类作品的阅读有点像读一部精神的百科全书，读者可以在那里面找到他所需要的一切，只要他进入探索之后有足够的耐心、毅力和激情，理想便与他同在。他也许会在长久的迷茫之后眼前豁然一亮；或在下意识地、勇敢地迈出第一步之后感到作者那有力的牵引；总之每一次进入都需要重新适应，重新奋起，而不能像阅读某些现实主义作品那样一劳永逸。作品中的这种结构的产生一定是很神秘的，它同古典作品中的一般结构有质的区别（当然这并不是说古典作品中就没有这种结构，相反的例子比比皆是，例如莎士比亚、塞万提斯、爱伦·坡，还有鲁迅的某些作品等，但在这两位艺术家的作品中，灵魂的意图是如此集中地、排斥一切地显露了出来，这是空前的），因为它同理性的构思无关，也同一般的写作技巧无关，它全凭艺术家内在的那股蛮力，那种要成就不可能的事物的想象力的自然形成。没人能说得出这些作品是怎么想出来的，只有一件事是明确的，那就是读者如果要“看出”作品的内在结构，他就必须唤起自己内部那股被压抑已久的力，挣脱日常观念的所有限制，让灵魂作一次致命的飞翔，达到那个虚无纯净的境界。否则他就只能看见一些表面的、站不住脚的东西。由于作品的这个特点，也就造成了作品与阅读的关系的特殊性。面对这样的作品，读者如果没有独立不倚的想象能力，他就进入不了作品，因为这种工作是一种互助的工作，一件作品要通过读者的努力才能得到最后完成。于是，两位作者都不约而同地在作品中向读者发出了浓密的信息和坚持不懈的邀请（卡夫卡的作品大都没写完，留下许多缺口；博尔赫斯则在《赫尔伯特·奎因作品分析》和《吉诃德的作者彼埃尔·梅纳德》等作品中跳出来现身说法；两位作者的作品里都充满了对作品本身的评论），都把作品与读者的沟通既看作不可能的事又看作生死攸关、不得不做到底的事（参见《地洞》和《赫尔伯特·奎因作品分析》），在痛苦的二重折磨中继续写作。

弥漫在两人艺术世界中的另一种东西就是那种清醒的创作意识，那种执著于艺术天堂本身的方向感。这种意识不是艺术家意识到自己要写些什么，而是意识到他要怎样写，怎样的写法才能写出灵魂。这种意识是说不清的，艺术家能够说的也就是作品本身；他用一篇又一篇的作品告诉读者他在怎样写，天堂的体验是怎么回事。这种非凡的才能产生于作者自身那坚强的理性，以及得益于这理性的艺术形式感（请看卡夫卡《致某科学院的报告》中关于船上的海员——理性象征——的描述和博尔赫斯《死亡与罗盘》中关于夏拉赫的描述）。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可以清晰地感到，有两个人在进行创造，一个是无法无天的狂人，他所向披靡，奔驰在幻想的王国里，写下了那些奇怪的句子；另一个则是冷静的老哲人，他呆在高处，观照着下面那个人的运动，不断逼他，暗示他越无法无天越成功，任何的松懈反而是不可饶恕的失败。高处的观照者又具有致命的威慑力，下面的表演者的生杀大权就在他手中，表演者只有用殊死的反叛来粉碎观照者设下的那些要消灭他的阴谋才有出路。表演越出奇，阴谋的设定也越高超，时常导致白热化的结果，充满了杀气，充满了残忍，而死神的扮演者戴着不同的面具反复出现，那种短兵相接的紧张和恐怖，是灵魂求生的可怕图像，也是自由意志现身的永恒瞬间。二元对立的模式也在作品中得到体现，如《城堡》里面那个无法无天的K和以不变应万变的官员克拉姆；在博尔赫斯则有《曲径分岔的花园》中“我”与上司的对峙，《皇家典仪师小介之助》中赤穗、武士同小介之助的对峙等等。清醒的创作意识又使作品中的氛围异常浓烈，每一句话都不能离题，都有天堂的烙印；每一句话都说的是那种不能说的东西——因为不能说、无法说而不停地说。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类作品非常狭窄，因为它们只关心一件事——灵魂或精神；从另一种意义上来看，这类作品无限宽广，因为它们关心的是那个比我们这个世界要大无数倍的另一个世界，这个世界只能在人的“说”当中凸现。能够在创作时施用“分身术”来“说”的艺术家，其勇猛的探索对于灵魂的涉及已达到了惊人的深度，其作品的张力也显示出精神在历史长河中的不断更新与发展的现状。具有这种清醒创作意识的写作者本人，一定比古人更为痛苦，因为他只能生活在分裂的人格当中，这种分裂到了这样势不两立的程度，以至于双方不进行血腥的杀戮就无法达到统一，或者说不用死亡的境界来作为最后的战场就不能突围。卡夫卡三部曲中的生死搏斗，博尔赫斯永恒不破的迷宫痛苦，都是这种意识的体现。在作品中，做梦的人永远盲目地在下雨的沙漠上奔跑，在高处则有各种钟表在提醒棋局的钟点。在这样的模式中写下的每一篇作品，都必然是原始生命力的赞美和理性精神的张扬，在极限境地中达成的统一产生了迄今为止最奇特、最自由的想象。它们向人类表明，人的承担痛苦的能力可以达到何种的程度，人的灵魂又是一种怎样的最不可思议的东西；它们也向人类表明，那些最丰富的灵魂，那些可以无限止地分裂、无限止地发展的灵魂，会成为人性的代表，将精神的档次不断提高。

清醒的创作意识导致的人格分裂又形成了创作的另一种特点，即贯穿到底的那种严厉的自审。当人把批判的战场从外部移到内部来之后，自省这件事就变得复杂而有点古怪了，它不再像大部分古典作品那样，通过角色将作者的理性思考传达给读者，而是总像蒙着一层雾似的，在剧情的内部隐秘地进行。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因为在这种特殊的艺术中，自省这件事已改变了方向，它们不是通过作者的“向后看”来进行，不是如一些古典作品那样遵循“先作恶，后认识”的规律，而是以恶（力）的放任的突进本身来达到认识，也就是说当人企图深化认识的时候，他只能借助于身体的丑恶表演，而不是头脑里的推理。这样也就将无意识、生命的冲动、创造性等推到了首位。于是读者在阅读这样的作品的时候没有固定的思路可循，一切都有赖于自己的审美的积累，以及创造潜力的调动。此种类似于创作的阅读使读者可以跟随作者进入同样的灵魂的层次，从而在那里发现自省精神的起源，弄清这种精神如何通过作品而发展壮大，它的对弈的格局或形式又是怎样在作品中贯穿的。弄清了这一点也就是弄清了人性中的基本矛盾，以及困扰着艺术家的那个表达的问题。读者将会看到，这两位作家是最为专注的“纯”作家。他们对艺术的虔诚丝毫不亚于宗教的狂热，而那种从生命出发的自省也同宗教的宗旨不谋而合。同时也就使作品具有了这样一种特色，即所有的描写都同日常的现实密切相关，但所有的描写都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它们说的不是日常的现实，而是另一种不为人所注意的、前景更为广阔的现实，在那种现实里，善恶的社会界限消融了，人所面对的永远是、也只能是自己。如果一个人不愿在精神上灭亡，他就只有把内部的搏斗进行下去。因为处在这种条件下的人，他所做的一切，全是他的理性所要否定的；也因为处在这种条件下的人，除了遵循理性的暗示用邪恶的淫欲来发泄他的活力，将理性本身踩在脚下，就没有第二条路可走，除非他不活。自省精神遵循历史的规律发展成了今天这个样子，的确是很多人所不曾料到的，这也是为什么大多数人面对真相无法认同，这类作品的底蕴鲜为人知的原因。真正的艺术家是人类的良心，他们不会掩盖任何东西，他们要做的就是将真理揭示出来，哪怕这真理是吓人的东西也决不妥协。他们那遭到自己理性严厉否定的生命体验，全是为了一个永远达不到的目标。当自审咬啮着他们的灵魂，让他们在痛不欲生之中生活时，艺术精神就在孕育之中了。所以没有类似体验的读者也进入不了这种作品。又由于毕竟是一种表演，这种自审还具有游戏和恶作剧的性质，那里面透出的幽默和自虐传达着这样一个信息：就仿佛对自己的伤害越深，越厉害，自己越有快感，因为只有如此，灵魂才有救。于是卡夫卡将K判死刑押上刑场，博尔赫斯设计多种迷宫来杀死他的主人公，在这种以假乱真的阴谋设计中将灵魂的张力发挥到极限，在文字后面处处透出恶魔般的乐不可支的形象。这种游戏同一般的文字游戏或结构游戏又有一个根本的区别，即它是个人内部自我的分裂，是生存状况的直接显露，是以自身做牺牲的极其严肃的玩笑，而不是充斥于中国文坛的那种观念先行的游戏。做这种高超的游戏需要高贵的气质，以及一种同死亡下棋的特殊本领。也就是说这种游戏决不是可以刻意为之的，因为它是致命的。人如果从来没有被逼到过九死一生的地步，他也创造不了这种高级的艺术，当然这种逼迫与外界无关，是艺术家自身那稀有的天分使然。

另外一个一目了然的相似性便是两位艺术家作品中的那种纯净度。这种纯净反映在结构、词语、行文和思维方式上头。读者在阅读时会经常感到困惑：作家的冥想是如何超越现实与虚无之间的巨大鸿沟，而直接就将二者看作一个东西，并将这种感觉传达出来的？拥有这种有毒的目光的艺术家，是怎样在毒汁漫溢的环境里营造那透明的空中楼阁的呢？答案要到作品本身里头去找。身处极端的矛盾中，被现实的沉渣压得喘不过气来的艺术家，是在沉沦的身体的盲目挣扎中洞悉自由的奥秘的。从沉沦的第一天起，他就自发地感到了，那寓言般的境界正是由于肢体的笨拙的运动而出现，人为了维持那种境界的纯度只能借助于陷在泥淖中的肢体的力的不断爆发。于是他就爆发了。这是种上瘾的运动，一种无法停止的运动；越死死纠缠，越拼力奔突，自由精神越张扬；每一句话，每一个形象，每一种场景，都透出无比强烈的升华倾向，透出艺术家从现实中超拔达到自由的惊人气魄。的确，这是种自由的写作，其纯粹的表达同人们的套路思维无关，萦绕在创作者心头的只有那个用挣扎的力所构建的水晶般的世界，除此之外一切在他心目中都等于零，他不想说，也决不会说关于那个世界以外的事。这种铁一般的一致性当然只会出自极其高傲的心胸，以及同这心胸相配的境界。因为这，我们应当将这两位艺术家的作品看作那种尖端艺术，这样的艺术读者会比较少，因为如此地执著于灵魂最深处的人在人类中毕竟是不多的；但人类因为有了这样的人，精神的价值才得到进一步的提高。两位深海的探险者打捞上来的，是稀有的精神瑰宝，对这种瑰宝的认识和研究，将会极大地开拓人的精神视野。同那些不食人间烟火的冥想者恰好相反，两位艺术家对于自身肉体生活的迷醉都超出了常人，不然的话他们也就不可能获得那种幽微的洞察力了。妙就妙在这种转化上头；在肉体上，他们是“用二十只手”抓住生活；在精神上，他们面对永生的可怕恐怖仍然要永生，每时每刻永生。“……每一个举动（以及每一个思想）都是在遥远的过去已经发生过的举动和思想的回声，或者是将在未来屡屡重复的举动和思想的准确的预兆。”被浸在毒汁中的躯体就是这样获得免疫力的。超拔决不是机械的脱离，而是那种辩证的飞升；肉体仍在泥泞中，透明的王国则在天上。追求纯美意境的执著还导致了对语言古典功能的颠覆。凡所说的，不再是大家所公认的东西，反而是大家从未听说过的、陌生的东西。例如《审判》中所演出的艺术家自己对自己的审判；《城堡》中将灵魂的城堡、人类最高的追求比喻成一个官僚机构；《美国》中戏拟狄更斯的古典小说，演出反古典的、人的灵魂成长的历程。在博尔赫斯的所有小说中则成对应地讲述着同样的灵魂的故事——《心狠手辣的解放者莫雷尔》用奴隶贩子来比喻精神的解放者（原始创造力）；《女海盗秦寡妇》则用一名杀人不眨眼的女魔王的形象来凸现艺术生存的狂放和叛逆的姿态，以及艺术同最高理念的关系，等等等等。读这样的纯艺术必须懂得一点心灵的魔术，才能同作者一道在上下两界之间作那种惊险的飞跃，相反，按常识得出的结论全是站不住脚的。作者在文中叙述的是美本身，而不是美丽的事物；是时间本身，而不是事物中的时间特点。不明白这一点，不将立足点全部转过来，就会只看见社会批判学意义上的表面的东西，那种印象往往导致对作品的全盘误解。多年以来我们一直将卡夫卡的作品看作对官僚体制的控诉，对小人物的同情；将博尔赫斯的小说看作土著民族的魔幻神话，高超的智力游戏，这种观点妨碍了我们的视野，使我们的阅读成了僵死的、狭窄的阅读，不但不能进入作品的核心，反而一直是朝着相反的方向徒劳地努力，得出很多似是而非的、站不住脚的结论，甚至用僵化的思想观念来代替艺术的感觉。

两位艺术家在追求纯美的境界时都受到那种双重的折磨，一方面他们要抛弃这个毫无价值的折磨他们的现实世界，另一方面他们所追求的终极境界里又有他们最最害怕的东西——它是卡夫卡《地洞》中那头不露面的怪兽，它是博尔赫斯的《永生》中地狱里那些令人发疯的物件，它是最后的美。终极之美究竟是什么呢？它就是每时每刻向人逼近的、生命终结时的意象，一个无声无形，而又无处不在、永永远远不消失的“死”。为了达到这个自己最怕的意境，艺术家耗费了一生的心血，将生命一层层剥掉，在最最痛苦的冲动下朝那个方向突进。艺术家为什么要这样生活呢？当然不是发疯或变态，而是自身的生命力使然，或者说他们是为了奏出生命的凯歌。他们进行那种尖端体验时，毫无价值的现实世界就获得了永恒的价值，因为对于“死”的感觉，只能是，也永远是属于生命的。当人企图达到生命体验的极致之时，他就同死亡接轨了（参看《德意志安魂曲》中犹太诗人耶路撒冷的段落）。但这种“纯”感觉又是多么的折磨人啊！当K凝视永恒的城堡，当博尔赫斯的主角呆在永生的城楼上时，他们的痛苦一点也不亚于他们在现实中遭受的痛苦。两位艺术家都向我们证明了：没有人所承担不了的痛，人不但能承担，还主动追求痛，痛是人达到永生的惟一途径。于是K故意寻衅来让自己受挫，让自己离头上的庞然大物越来越近；永生人则呆在离死亡废墟最近的火坑里，让躯体变得像洞穴动物一样粗糙，倾听着废墟上传来的神圣召唤。这种可怕的、受虐狂似的追求，它所达到的紧张感和恐怖感，在其他作家中是很少见的。作家就像在自己为自己设陷阱，以便一头栽进黑糊糊的深渊，去体验那无依无傍的、恐怖的自由感，并且还要回过头来清算这种感觉。双眼全瞎了的博尔赫斯和终于与世俗生活隔离的卡夫卡，他们最后的意境是越来越美、越来越空灵的意境，即便如此，他们对于那纠缠了他们几十年的人世间，依然是怀着情人般的、折磨心灵的爱。

浓烈的诗的氛围是两位艺术家作品的一大特点，这些小说毫无例外地可以称之为诗。文中的诗性精神同我们熟悉的那种类型完全不同，甚至相反。它不是圆融、消解，在模模糊糊中统一，从入世到淡泊放弃的出世，而是终于在消灭肉体的前提之下升华到大自然里头去，成为具有山野之美的草木的同类。这里的诗性精神如同《哈姆雷特》中那个大写的“人”——先王的幽灵，它的出现预告着灵魂内的战争，没完没了的扭斗与杀戮，永无出头之日的挣扎，而诗的境界就在那当中产生。什么是诗性精神？说穿了不就是人对死亡的态度吗？两位艺术家那诗一般的小说使读者深深地感到，他们远比我们活得痛苦。真实、有深度。在死亡之门的前面，博尔赫斯以其坚韧的冥思，冷峻而沉痛的挺进姿态铸成了人的无畏的身影；而卡夫卡则以热血的情怀，激烈而野性的撞击向世界高唱生命之歌。这样的诗意不是那种消除肉欲的解脱，淡漠的飘逸，返回童年的退化似的还原；这是成年人的诗意，是自我折磨，敢做敢当，面对吓人的真实毫不退却，反而要深入进去弄个水落石出的那种诗性精神，这样的诗性精神不是随便就可以承担得了的，所以艺术家在这方面有点像耶稣。想想卡夫卡的三部曲吧，那漫长恐怖的、炼狱般的精神生活，那连头颅都要被打扁的剧痛的体验，那每走一步都被抽去落脚点的悬置处境，绝对是超出了一般人的神经的承受力的。再想想博尔赫斯那些自愿被囚禁在深深的地牢中的囚徒吧，他们“像动物一样只顾目前”，视肉体的剧痛为无，死死执著于自己的冥想，每一瞬间都不放弃永生的体验，还有什么比他们更像诗呢？在日益现代化的社会里，如果还有诗人或诗的读者出现的话，他就必然会是这两位先行者的同类。

贯穿于他们作品中的还有那种彻底的虚无感，以及对于这虚无感的勇敢的承担，在这一点上两位艺术家都达到了人所能达到的极限。虚无感产生于对“死”的凝视，凝视是一种可怕的酷刑，没有人能够坚持很长的时间，人只能像凝视城堡那样，看一看，随即便移开了目光。有一种特殊的凝视，这种凝视自始至终目不转睛，并且还伴以花样百出的表演来强调、突出这种凝视。这便是艺术家用杰出的分身术在作品中做到的凝视，那种化解一切生命，给人以迎头痛击似的凝视。被城堡“愣愣地”盯视，被地下室里的“阿莱夫”穿透了灵魂的人，领略了虚无感那压倒一切的强大之后，如果他还没有被征服，那他就拥有了一件秘密的武器，这种武器让他战无不胜，能够写出像《城堡》、《永生》这样的史诗，能够通过写作一次又一次地死而复生。外乡人K在城堡中的全部历程就是一次又一次地被抽空生存的立足点，成为一个“什么也不是”的异类的过程，他的表演证明了人可以在“什么也不是”的状况中仍然积极地生存；人不但生存，还要给这毫无意义的生存赋予全新的意义。而住在城堡的人的身分全都是基于某种虚构（即生以死为前提），每个人都只有拼命挣扎，进行殊死的斗争才能维持或获取自己的身分，否则那身分即刻就消失。即使有了某种身分，那身分正是最靠不住的东西，一个永久折磨他的对象。为此村长在窒息人的真空中奋力求生，无怨无悔地累得病倒在床上；奥尔伽成天沉醉于那种“无中生有”的发明，不但变魔术似的将她弟弟变成了城堡的信使，还为全家与城堡建立曲折的联系不懈地努力；失去了身分的老板娘则用纯粹的想象来维系自己的尊严，在自己凭空营造的氛围里英勇地抵抗着虚无的进攻；弗丽达更是为了证实自己的身分（克拉姆的情妇）不惜陷在生活的痛苦纠缠之内，弄得身心憔悴不堪。可以说，城堡的每个人都在对虚无的作战中写下了可歌可泣的诗篇，而前提又是对于虚无的无条件的体认。这种奇异的风景虽可以在古典作品（例如《哈姆雷特》）中看到，但如此大规模的、结构巧妙的展开，以如此密不透风的方式排除了现实的入侵，这还是第一次。在博尔赫斯的《阿莱夫》和《永生》中，虚无感引起持续不断地咬啮人、窒息人的痛，人要承担自己肢体被无情撕裂的恐怖和剧痛。《阿莱夫》的境界把一切“有”变成“无”，把美女变成恶魔，人如果没有钢丝一般的神经是绝对受不了的。诗人经受了这一切，这一切就成了他的秘密武器，使他能掩饰弱点，赢得运气，产生出伟大的诗篇。文中天翻地覆般的情感起伏正是作者在生死之间的飞跃。《永生》中则可以看到人是如何将灵魂的衣衫一件一件脱下，直至将无限宝贵的皮囊全部委弃于地，只剩下一个赤裸裸的“魂”，一个连一股气都算不上的透明的、无比痛苦的存在。人就是为了要在这种彻底的虚无中生活，抛弃了人世间的一切，搬到那可怕的城楼的边缘，住在炎热的洞穴中靠吃生蛇为生，以便可以日日呼吸到高处飘来的虚无的空气。人同那永生的城楼既相辅相成，又永不妥协地对峙着，最恨的与最爱的是同一个东西。

与虚无感同时到来的，是那种新型的幽默精神。我们可以从果戈理和塞万提斯等人的作品中找到这种幽默的根源，然而也可以看出，卡夫卡和博尔赫斯的幽默较之古典的幽默已大大地发展了，幽默已经从外部彻底转向了内部，身临其境者自己同自己过不去，轻松的戏谑完全消失，代之以自虐的快感，将“痛”和“快”的张力都发挥到极致，给人一种魔鬼似的异质的印象。就好像人非要以这种极端的方式来嘲弄自身，践踏自身，才有可能触动灵魂似的；就好像人的精神发展到这一步，一定要在分裂中自相残杀，达成那种怪异的牵制，来将不可解的矛盾推动向前似的。进入两位艺术家的境界的读者都会深深地体会到，在那样的氛围之中，人要活下去是多么的不可能。艺术家为了将这一点表达出来，为了将自己对自己活着这件事感到的深深的羞愧通过表演再现，自我幽默是最好的方式。这种幽默以其特殊的爆发力让读者颤栗，让读者从心灵深处生出无比痛快的共鸣，同时也让读者坚信：人毕竟还是有活下去的理由的。在一种始终不变、逐步深化、逐步激烈的幽默中，卡夫卡的主人公由懵懂急躁的反抗（《美国》），到理性占上风的、冷静的反抗（《审判》），最后演化为随遇而安的、甚至如鱼得水的反抗（《城堡》），从而登上了那种最高的境界，清晰地看到了生命本身那幽默的本质。人不向死亡屈服，偏要一边幽默一边活，这本身就是最有说服力的活的理由。博尔赫斯的幽默则以其打破世俗界限的超然上演着关于精神普遍性的好戏。在他的世界里，一切外界的传说和事件都被他用来作为宣泄灵魂痛苦的工具，作为嘲弄自身“弱点”的意象，其巧妙的寓意令人叫绝。博尔赫斯的绝望的幽默不是让人放弃希望沉沦下去，而是以那种消灭了善恶界限的最彻底的姿态为人做出活的榜样。两位艺术家的幽默的内核都非常一致，都有自虐的特点，都有发自最深处的快感，以及那种近乎妖孽的策划陷阱的嗜好。就是这种嗜好促使作者想出那种怪诞的情节，将戏剧性的表演推向高潮的。这种嗜好来自孤独中的自由冥想，绝望中的奋力迸发，它是源源不断的灵感的生发点，是不服输的棋手的特殊品质之体现。领略了两位作家魔鬼似的幽默的读者，经常会联想到作家本人的气质和他对生活的认识。的确，只有那些对生活过分的严肃，过分地坚持理想主义，一心一意要做一个“好人”，从而搞得自己处处碰壁、无路可走的人，才有可能发现这条曲折的宣泄通道。这是过来人的深邃体验，这种体验境界同正人君子绝缘，专门向猥琐的小人物展开，让那些黑暗中的游魂得到精神上的慰藉。在同质的幽默的发挥上头两位作家还是有很大不同的。卡夫卡的幽默是艺术狂人和不动声色的哲学家二者的配合表演（想想克拉姆和K之间的关系吧），高潮迭出，妄想联翩，充满了魔鬼附体似的激情；博尔赫斯的幽默虽然也异想天开，相对来说比较沉静，那是深思熟虑之后的结晶，长期辛酸苦闷的积淀。也许可以把卡夫卡的幽默称之为进攻型的，将博尔赫斯的幽默称之为防守型的；前者奔放、充盈、丰富、情趣万千；后者巧妙精致。二者在幽默的深度上却非常一致。

读卡夫卡和博尔赫斯的小说，你还会处处感到作者那种要自己来充当上帝的气魄。他们不是要制造出这个世界里的东西，而是要造出从未有过的东西；他们不是要讲巧妙的故事，而是要讲不可能出现的奇迹。他们的作品里有一条界限，那就是凡是已有的，全不是他们感兴趣的，他们的兴趣仅仅只在那种混沌的、孕育着“有”的“无”当中。处在有与无之间的迷雾后面的城堡和可以将他们的新世界邪恶地增殖的镜子，就是这种创造物——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存在。这是一种斩断了记忆的创造，艺术家要获取的，是仅仅属于他自己的纯粹的时间，这种时间同外界无关，只能从生命本体的最深处以自力更生的方式生发出来，其过程也许很神秘，其形式却是可以把握的。下面的一段话很形象地描绘了这种创造：

他知道，模造杂乱无章的梦是一个男子汉所能从事的最最艰难的工作，即使悟透了超级谜和低级谜也一样。因为它远比用沙子搓绳或者用无形的风铸钱困难……为了使工作得以重新开始，他等待着满月的到来。到来之后，他利用下午的时间去河里沐浴净身，还礼拜了天上的神灵，念过了一个强大无比的名字的标准音节，然后睡觉。他几乎立刻做起梦来，伴随而至的是一颗心脏的跳动……终于，他有了一个完整的人，一个不能站立、不会说话、双目紧闭的小伙子……他苍白地感到了宇宙的声音和形态。他离去的孩子便是靠心灵的这些细微感觉哺育成长的……魔法师自然也担心那孩子的前途。因为他是自己在一千零一个秘密夜晚里，一点一滴、一丝一毫地想出来的。

那位魔法师就是艺术家本人的化身。他要造出他的世界里的第一个人，这个人是一个影子，同时又是最真实的存在，魔法师在虚与实的两难中打磨着自己那痛苦的精神，奇迹终于发生了。

再看看卡夫卡是如何描述的：

K这一阵一直在睡觉，虽然并不是真正睡着，而是迷迷糊糊半醒半睡，也许在这种状态下他听比尔格说话比起先前在那种困得要命却硬挺着不睡的状态下听起来更清楚，比尔格的话一字一字地撞击着他的耳鼓，但厌恶感减弱了，他感到自由自在，现在已经不是比尔格揪住他不放，现在只是他在时不时地向比尔格的方向伸手摸索，唯恐失去这种享受，K还没有深深沉入酣睡的大海，但已经泡进睡神为他预备的一池清水当中了。谁也不许再来抢走他的这点小小的清福！这时他依稀觉着自己似乎取得了一次巨大的胜利……

卡夫卡要让他的主人公成为上帝，把命运抓在手中，为此主人公只能运用那惟一的武器——幻想，来同现实、同已有的陈旧的记忆对抗。他在灵魂最清晰的状况中（身体半睡半醒），在理性丧失了防御能力之时，勇猛地直抵核心之处，在那里演出了颠覆的好戏。

工程仿佛是难以设想的，其难度正如卡夫卡要将万里长城修建成通天塔。可两位艺术狂人就是要成就难以设想的事，他们的理想不在这个世界里，而那个世界，要靠他们自己从空虚中创造出来，这种创造又是建立在对已有的世界的否定之上的。就这样，他们自己成了情绪阴郁的人，因为要彻底否定，因为要抽空存在的根基，也因为自己的创造得不到证实。每进行一次创造，伴随喜悦而来的，总是那同一不变的失落感，作者找不到参照来说明他的作品，只能用再次的创造来使自己确信，而那再次的创造带来的又是更大的失落，如此恶性循环，没完没了。这种情况是由这种新型创造的本质所决定的，艺术家因而背上了沉重的十字架。

不论从整体还是从单篇来看，卡夫卡和博尔赫斯的小说都是一种达到了新的高峰的现代寓言。在一种绝对理念的支配下，他们不约而同地将日常生活变成了寓言，因而让阅读者在寓言中有身临其境的感觉。如此彻底的颠覆和纯净的升华在以往的文学中是很少看到的，从中读者也可以窥见艺术家们对精神那种偏执的关注，那种不顾一切的沉迷。他们永远不说庸俗的话，他们写下的任何一个句子都与世俗无关，如果读者带着世俗的问题到作品中去找共鸣，那绝对是找错了门。这样的作品是灵魂的寓言，人先要解决灵魂的问题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世俗的问题，当然所谓“解决”也不过是挑起矛盾，启动自审的机制，在寓言的意义上重新认识自身的一切。特殊种类的文学要用特殊的方式来阅读。新型的现代寓言第一次集中地提出了精神的无限性或时间的永恒性的问题，它使读者相信，真的有一个与我们大家公认的世界并存的独立王国。作者已经在寓言中将他追求这个王国的全过程记录在案，当中既描述了王国对他发生作用的情况，也描述了他的生命冲动如何反过来改变王国的形式的情况，所有这些都历历在目，并能引起读者的共鸣。这样的文本往往给初次接触它的人一种意在言外的陌生感，只有那些在灵魂旅途上经历了沧桑的人才比较容易抓住核心。

当时我便恍然大悟，这不是指西班牙人居住的那条大街深处的圆屋顶大楼，而是指某种更神秘、更重要的事物。当人们谈起世界代表大会时，一些人讲得隐讳莫测；另一些人则放低声音；还有一些人则显露出警觉或好奇的神态……对我来说，有着某种梦幻感觉的世界代表大会，仿佛要使它的代表不慌不忙地去发现它所追求的目标，以及了解他们的同僚们的名和姓。

以上是博尔赫斯在《代表大会》中关于那个王国的描述。主人公经历了精神炼狱的历程，达到大彻大悟的境界之后，也明白了人要让那个王国再现，就必须进行梦幻的创造，在创造中来感受王国的存在。人并不一定要改变外部的生活，人只要改变自己的心灵，就能不断接近那个王国，因为改变了心灵的人的生活已在寓言的观照之中，人只要不放弃已获得的精神状态就可以了。

卡夫卡则是这样描写那个王国的：

城堡的轮廓已渐次模糊，它仍一如既往，一动不动地静卧在远处，K还从未见到过那里有过哪怕一丝一毫生命的迹象，或许站在这样远的地方想辨认清楚什么根本不可能吧，然而眼睛总是渴求着看到生命，总是难以忍受这一片死寂。每当K观看城堡时，他往往有一种感觉，似乎他在观察着某人，这人安然静坐，两眼直视前方，但并非陷入沉思而不能对周围事物作出反应，而是自由自在、无忧无虑，犹如一人独处……

他的主人公通过凝视感到了寓言的存在，这个寓言不是由他想出来的，而是由他通过竭尽全力的奋斗创造的，他创造了寓言，他的生活也就成了寓言的生活，除此之外不存在别样的生活。所有那些辛酸、痛苦和恐怖，不都是由于人执意要追求高尚的精神生活，妄想把世俗的生活变成城堡似的寓言吗？主人公就是因为否定了世俗，才会发了狂似的向城堡突进的。

读者进入这种寓言的感觉是分外新奇的，那就像一次脱胎换骨，周围的一切都熠熠生光，都在讲述着那个古老的、永恒的故事，人的思绪被带到很远很远的，从未去过、而又无比熟悉的地方，那里也许是故乡，也许是葬身之地，一切曾拥有过的，都在那里得到了新生，世俗里的一切都像变魔术一般获得了永恒，而音乐般的讲述永不停息：

傍晚有一个时刻，平原仿佛有话要说；它从没有说过，或许地老天荒一直在诉说而我们听不懂，或许我们听懂了，不过像音乐一样无法解释……

博尔赫斯和卡夫卡的作品中处处充满了张力，这种张力之大超出了世俗的判断，使人不由得联想到它必然来自一种极其强韧的心灵。读他们的小说，你会经常联想起鲁迅的名篇《墓碣文》中的话：

……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于天上看见深渊。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于无所希望中得救……

当作家对自身的存在厌恶到了极点，绝望到了极点，眼前一片黑蒙蒙时，如果他仍拒绝放弃生命，他就会获得那种辩证的眼光，这种眼光不但可以解救他，还能促使他在接受现实之际不放弃追求。并不是作家向丑恶妥协了，只不过是他明白了这丑恶是生命的前提，他只能在默认它的同时，又与它进行不懈的斗争，由此就形成了那种难以理解的巨大张力。由于这种张力来自根源之处，所以是无限的，即，人的行为无论多么荒谬，也是出自那扭曲的人性；人的存在无论采取多么丑陋的形式，对美的向往是其根本。对立的两极以古怪的方式纠缠在一起，“像阳光般金光闪亮的猛兽和像夜晚一般黝黑的人”总是不分离；最美的美女特奥德里娜在死亡之际用蔑视一切的表情表达着对自身丑陋的超越；最阴险的、无耻的杀手原来就住在自己的内心；残暴的奴隶贩子莫雷尔成了令人赞叹的艺术冲动的象征；希特勒成了人向灵魂勇敢进取之力。在卡夫卡的作品中则处处笼罩着理想之光，那种永恒的光，映照着地狱里的生活，让爬虫一般的小人物怀着鹰的自由的梦想。在他的三部曲里，你可以感到天堂之光是如何从最初的朦胧中喷薄而出，直到最后照亮整个灵魂的过程：

……那是一个由扭曲了的人的形象和各色各样车辆顶盖组成的、不断重新组合着的混合物，从中还升腾出一个新的、猛烈增加的、更狂乱的由喧闹声、尘土和各种气味组成的混合物，而这一切则被一束巨大的光线攫住和渗透，它一再被大量物件分散带走并且又热情地带回来，对于受迷惑的眼睛来说它显得十分有质感，仿佛在这街的上空一块盖住一切的玻璃板每时每刻都一再被人用全力打碎。

就是这一束来自天堂的光伴随主人公一直到了城堡，使他在无比下贱绝望的处境中不曾堕落，在“做坏事”的时候脑子里不曾黑蒙蒙。他在认识了自身深重的罪恶之后还要承担着这罪恶引来的恐惧去撞击那惟一的城堡之门，如果不这样的话，阴森的死亡屠刀就会落下来。需要一种什么样的卑贱与顽强，人才能在这双重的夹击之下死里逃生啊。表面的脆弱只是种假象，当心中有了天堂之光后，人就会变得无耻、胆大、狡诈。贪婪，像博尔赫斯笔下的那些恶棍一样，区别只在于艺术家是为了灵魂的生存，而灵魂又不得不依附于肮脏的肉体。只要人还有一口气，人就不会停止对自身的批判，在灵魂的事务上不存在温情，矛盾双方的对峙早已白热化，这一点是由历史决定了的。

由于天生的一双慧眼，艺术家看见了灵魂深处的可怕景象，他不是像一般人那样很快地掉转目光，他反而长驱直入，向人性的根源之处进发，把这当成终生的事业。像古代骑手一样，他用无数次野蛮的冲锋来同自己的影子较量，在获取胜利的狂喜之际深感彻底失败的悲哀。

值得注意的是两位艺术家的小说都堪称在潜意识的艺术探索方面是走得最远的。读他们的小说，你会深深体会到，人的潜意识或灵魂深处决不是一团糟的、无规律可循的世界。进入那里头之后读者才会恍然大悟，原来真正混乱而又不真实的，其实是外面这个大千世界。也许因为那种地方只存在着人所不熟悉的真实——那种沉默的、牢不可破而又冷漠至极的东西，进去探索的人在最初往往是一头雾水，辗转于昏沉的混乱中不知如何是好。但这只是最初的感觉，只要坚持下去，世界的轮廓就会逐步在头脑中呈现，那是会发光的轮廓。当然这并不是说，认识就因此已经达到；那是一个无限漫长的过程，每走一步都像是从头开始，目的地永远看不到，如果你因为疲乏而停止脚步，世界的轮廓马上就在你头脑里消失，而你将被周围的黑暗所吞没。将这类作品与那些观念先行的作品区分的最好方法就是看人是否有可能一开始就一劳永逸地“把握”作品，凡是可以把握的那些，都不是出自潜意识的创造，而是出于理性的构思。潜意识创造的文学给人类的认识开拓了一个无限丰富的新领域，这个领域的探索绝对不是弗洛伊德的心理学可以取代的，所以博尔赫斯在小说中借艺术家奎因的口，对那种用弗洛伊德的心理学来滥套文学作品的做法表示了深深的厌恶与反感。他在《巴别图书馆》这篇故事中将他所感觉到的潜意识世界作了一番生动的描绘——人在那个有着六面体的世界里做梦，在梦中达到认识的无限性。参观了巴别图书馆，领略了它那精致绝伦而又变幻不定的结构之后，人对自己的潜意识的世界除了感到由衷的赞叹之外就是那种不能把握而又企图把握的痛苦了。这是块试金石，它试探出人的勇气、力量和创造欲。卡夫卡的潜意识行为更为狂放，一种来自心底的强力的朦胧情绪统领着他的全部叙述。可以肯定，在创造时一切都没有被意识到，只是那从未见过的风景引诱着作者的笔比他的头脑先行。从作品里处处可以看出，人的理性意识是多么的笨拙和机械，多么无力而又苍白，就像那个永远在犯错误，一心要痛改前非却又屡屡重蹈覆辙，笨头笨脑的K一样。然而理性意识虽然有这样多的缺陷，它却是人惟一可以用来监督自己的潜意识活动，不让它浮出表面的，最为忠实可靠的严师。潜意识的创造也只有借助于它的清醒的认可才能发挥出最大的效力。所以读者在感到作者那种狂野想象的迸发的同时，也会感到背后那种高超理性的引导。这种特殊的引导并非像一般人理解的那样是一种限制，而是相反，它是解放，是对于潜意识的更深的开掘的启示。正如同城堡官员克拉姆对K的不断启示：闯得头破血流也要继续往前闯，越用力越有希望。这就是艺术家那有独特用途的、反对常规理念的理性，这样的理性艰深地嵌在文本之中。

文中还有一种来自生存处境方面的特征就是表达上的模棱两可。不论是描述还是人物的对话，你都能感到那种矛盾的撕扯。读者总是无法确定，究竟是这个意思呢？还是相反的意思？作者到底要表达什么？如果你遵循以往的阅读经验去揣测，那简直是缘木求鱼。实际上作者的意愿就是一个矛盾，作者不能干干脆脆地确定自己要不要活（也许他确定的是自己该死），只能等待他体内的冲动来做出最后回答，他的文本就是对他自身这种状况的忠实记录。卡夫卡往往以饶舌的叙述来表达其隐秘的意志，只有当那意志挣脱了对立面的纠缠时，读者才会恍然大悟，明白种种的纠缠究竟是为了什么。在《审判》中，K逢人就要解释，那是种极其烦人的解释，他周围没有人听得懂（很可能是故意不懂）。他一遍又一遍地向房东、毕小姐、叔父等人唠叨着自己的“清白”（活的理由），每次都要从头说起，寻根探源，把自己说成一个好人，但每次都被对方的态度所否定。然而这种否定真是那么绝对吗？深入地体会就会发现，K周围的每一个人都是法的看门人，他们对K的拒绝实际上是种特殊的引诱与邀请。他们引诱K向法的大门不断发起冲击，邀请他进行一次又一次的决斗。所以表面的拒绝根本不是拒绝，而是相反；表面的判死刑其实是促使他活得像个真正的英雄。整部小说就是这种暧昧意志的曲折表达。目睹了主人公经历的那些顽强的挣扎之后，你会感叹那种生的欲望是多么了不起，哪怕是最严厉的自审也消灭不了它，只是从反面促使它变得更加强烈了。于是在《审判》中被执行了死刑的K在《城堡》中又以更加惊人的活力新生了，其表演也更为潇洒。而博尔赫斯的故事中，总有一种强大的力席卷着主人公，将他带向死亡迷宫的核心。从表面看似乎也是他要他的主人公死，只有深入进去才知道原来那是一种相反的意志，这种意志由于密不透风的自审而难以伸张，要靠主人公杀出一条血路来。如前面提到的对于平原的描述，平原究竟要对失去了肉体自由的主人公说什么？当然是要他仅仅用自己的脑袋去获得精神的自由，去体验最高级的“活”；对于那种体验，语言是干燥的，那么抛开语言倾听平原的音乐吧。各种类型的主人公，都被逼到那种生死相交的境地，是因为艺术家要通过他们每一个人去体验那种高浓度的活法，那种自己与自己决斗的、刀光剑影的生活。

现在我们明白文中模棱两可的描述的根源了，它来自艺术家对自身的彻底批判和否定，来自于城堡似的严厉的自审，当然更来自于艺术家冲破这一切的原始活力。原始的活力发动起来之后，每次都遭到毫不留情的镇压，那镇压不是为求得内心的平静，却是为了挑起更疯狂的叛乱。这样奇怪的表达在以往的文学中的确很少看到，因为艺术家坚信：“灵魂可以不要慈悲，单有信仰就足以进入天国。”艺术家的残忍可以达到《城堡》中阿玛丽亚那样的程度，即用拒绝爱情、自愿受难来表示爱情，用不活来活，由此读者也可以看出他的内心是何等的阴暗。

两位作家的小说里还充满了关于自由的崭新的阐释，那种哲学意义上的阐释是有悖于人们的世俗理解的。自由是卡夫卡一开始创作就接触到的最大的问题。在《美国》中，少年卡尔一到美国就看到了自由女神像，他渴望自由，但他还不知道自由是什么。直到他历尽了苦难，读者才能慢慢悟出，原来他所经历的这一切正好是他所渴望的自由生活。而自由本身是什么呢？它是从悬崖上跳下落地前的快感；它是被钳制在狭小的棺材里的梦想；它是西方饭店地狱制度折磨下的顽抗与追求；它也是布鲁娜妲那高高的阁楼上面的艺术生活；最后，它还是城堡旅店院子里雪地上那绝望的等待……这样一种可怕的自由，人却要不惜一切代价去追求它，如果不是被内面的欲望逼得要发疯了又是怎么回事呢？像卡夫卡这样深邃的心灵是懂得自由的含义的，他同样也懂得自由意味着什么样的承担，但他又不是通过头脑的推理来搞清这一切的，他用不着推理，因为汹涌的欲望在跃跃欲试，灵感会告诉他一切。与此相对应，博尔赫斯的自由阐释更为阴森，在那种风景里一切生命的气息都要被窒息，却有血红的云浮在空中……《南方》、《永生》、《马可福音》、《凶神蒙克·伊斯门》、《另一次死亡》等等等等，一系列的意象令人颤栗，中了魔的艺术家一头扎进那种氛围的营造中，就仿佛越恐怖，越不可思议，精神就越能获得解放似的。对于这样阴森的自由，人还有什么可说的呢？所以梦一般的贝雅特丽齐在热情高涨之际说道：

啊，夜晚，呵，温柔共度的黑暗；呵，爱情宛如躲藏着的河流在黑暗中流动；呵，在两人结成一体的幸福时刻；呵，在结合中进入梦乡……

语言显得是那样的幼稚可笑，而她给主人公留下的无穷无尽的煎熬就是自由。

最后，两位作家在创作中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以艺术本身为创作的题材的方式，几乎在所有作品中都紧紧地抓住了这个主题，这在文学史上也是少见的。正如博尔赫斯借他的人物奎因所说的：“我不属于艺术，我属于艺术史。”的确，那些最尖端的艺术，讲述的都是人类精神史，即时间本身，也即艺术本身。《美国》中的少年卡尔，在精神之父舅舅、精神之母女厨师长、艺术女神布鲁娜妲等人的协助下，在地狱般严酷的精神生活中磨砺自己的灵魂，终于战胜了自己的幼稚、软弱和伤感，而渐渐强大起来，成了一名男子汉，同时也就半朦胧半自觉地走进了艺术的舞台——俄克拉荷玛剧院。在那里成了艺术家族的一员，由此确定了其终生的追求。更为成熟的《审判》则是表演生涯的记录。K决心要过一种与众不同的生活（哪怕这种决心是下意识的），即，将生活变成表演。他之所以要这样做，是因为内心矛盾的逼迫，因为他再不豁出去当艺术家，他这一生就等于没活。所以成熟的K，自觉地选择了这种险恶的生活方式——用严酷的自审（直至判死刑）来促使生命力不断爆发。K的精神生活因而比朦胧的《美国》中卡尔的生活更为可怕：处处都是陷阱，无论人如何挣扎都是死路一条，人觉得自己失去了活的理由而又还在活。在这个故事中，艺术家通过表演把自己逼上死路，那种忠于艺术的决绝贯穿于故事的始终。写在最后的《城堡》则是艺术境界的大彻大悟。主角K经过了长途跋涉之后，终于又回到了艺术的故乡，但此故乡已非彼故乡，城堡比俄克拉荷马剧院已大大地升华了一个层次，而表演者K，也已成了个非常老练的演员。城堡中的K，已经明白了在艺术的境界里人是找不到活的理由的，惟一的理由便是体内那抑制不住的冲动。所以K，为了让山坡上那近乎虚无的透明的城堡寓言活在自己的心中，只能不断地冲动，在冲动中刷新关于城堡的体验，让克拉姆老爷那纯粹的意志通过他K的精彩表演得到实现，从而在精神上与城堡联为一体——而其实，那城堡本来就是K自身的一分为二。再看博尔赫斯，几乎他的所有的故事，谈论的都是同一件事——艺术的形式感，也就是精神的形式。的确，离开了形式，艺术还能是什么呢？与普遍流行的将艺术庸俗化的潮流相对抗，博尔赫斯用各种各样的故事来展示艺术本身那变幻无穷、美不胜收的形式，以此来讲述他的艺术理想。《心狠手辣的解放者莫雷尔》叙述了原始创造力与最高理性达成一致的壮观场面；《汤姆·卡斯特罗……》叙述了艺术发展的规律；《皇家典仪师小介之助》讲述的是艺术生存的意境；《巴别图书馆》讲述的是艺术境界的探索；《曲径分岔的花园》讲述的是迷宫连环套般的艺术求生；《布洛迪的报告》则提供了来自艺术故乡的传真报道……所有这些，无一例外地执著于那同一个主题，但又给人以出乎意料的惊奇，只因为那件事具有可以无限变化的形式（无限分岔的时间）。

先行者已经逝去了，在那黑暗的王国里，还有人在继续他们那绝望的事业吗？还有人企图重现不朽的时间吗？这问题是属于活着的人的。我深信，心灵一朝被照亮，整个人生都将被改变。勇敢的先行者已经用他们那种英雄主义的生，向我们指明了超越死亡之路，而我们在阅读时发自心底的共鸣，也在应和着他们呼吸的节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