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无法变得谦虚谨慎；我心里有太多的东西在燃烧；旧的解决问题的办法不再管用；新的方法尚未找到。因此，我开始同时四面出击，仿佛自己还能活上一百年似的。

——卡内蒂，一九四三年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艾利亚斯·卡内蒂在维也纳举行的赫尔曼·布罗赫五十岁生日庆典上发表演讲，大胆地概括了自己的一些典型主题，该演讲是一个作家对另一位作家所作出的最慷慨的赞辞之一例。这一赞辞创造了接替前辈作家应具备的条件。卡内蒂在布罗赫身上发现了一个伟大的作家必备的品质——布罗赫有独创性；他概括出其所处时代的特征；他反对他的时代——这个时候，他是在描述他自己保证达到的标准；他为布罗赫庆祝五十岁生日的时候（他本人当时三十一岁），认为人应当活到一百岁，五十岁不过是一半而已；这时，他坦言仇恨死亡、渴望长寿，这是其作品的标志。卡内蒂在颂扬布罗赫对知识的永不满足的追求、激发其对精神的某种自由状态的展望时，也道出了他自己同样大的胃口。卡内蒂通过其高尚的敬意，在作为他所处时代的高尚的敌对分子的这幅作家肖像上又增加了一种因素：高尚的赞赏者。

卡内蒂对布罗赫的赞赏透露出他企望达到的道德立场和无畏的纯洁性以及他向往强大的、甚至具有压倒优势的榜样方面的许多信息。一九六五年，卡内蒂写作时，突然唤起他对卡尔·克劳斯感到的一阵阵倾慕之情，这种情感二十年代他还在维也纳做学生时就有了，其目的在于维护一个至少在某一阶段受到另一位作家的权威束缚的严肃作家的价值；评论克劳斯的文章确实关乎赞赏伦理学。他欢迎旗鼓相当的敌手（在他偏爱的作家里，他认为霍布斯和梅斯特就是这样的“敌手”）向他提出挑战；他欢迎让一个达不到的、挫人锐气的标准来使自己更强大。卡夫卡是他向来钦佩的作家，关于他，他说道：“读其作品但不为之感到自豪，人则会变好。”

卡内蒂极为关注赞赏他人的职责与快乐的关系，他对作家这一行当的感觉极其挑剔，以至于谦卑——和骄傲——使他在一种独特的非个人方式上变得极为自我关注。他一门心思，希望自己成为他可以赞赏的那种人。这是《人之疆域》（The Human Province）——卡内蒂在一九四二至一九七二年间的笔记选段——中他最关心的东西；在这三十年间，他基本上在为其杰作《群众与权力》（Crowds and Power，一九六〇）做着准备、然后动笔撰写。在这些札记中，卡内蒂总是在以故去的伟人为榜样来激励自己，明确他所做的事情在知识上的必要性，检查他的精神方面的热烈程度，并随着日历的一张张撕下而恐惧得发抖。

伴随着成为一位自信的、慷慨的赞赏者的特征还有：生怕态度不够傲慢、自己不那么雄心勃勃，对仅仅是个人的东西不耐烦（正如卡内蒂所说，个性坚强的标志之一是热爱客观），以及厌恨自怜。在自传《得救的舌头》（The Tongue Set Free，一九七七）第一卷，卡内蒂愿意谈论的生活充满了他赞赏的、并从他们身上学到东西的那些人。卡内蒂热情地讲述了事情怎样对他有利，而不是跟他过不去；他讲述的是一个解放的故事：一种心灵——一门语言——一个舌头“得救后”去漫游世界。

那个世界有一种复杂的精神地理。卡内蒂一九〇五年生于当时居住在保加利亚、分布面很广的一个西班牙系犹太家庭（父亲和祖父母来自土耳其），童年颠沛流离。父母曾在维也纳求学，因此，维也纳成为所有其他地方的精神首都，这些地方包括英国（卡内蒂六岁那年，他们举家移居英国）、洛桑和苏黎世（他在这里上过一阵子学），以及二十年代后期他曾逗留的柏林。他父亲一九一二年在曼彻斯特去世后，母亲就把他和两个弟弟带到维也纳；一九三八年，卡内蒂从维也纳搬走，在巴黎呆了一年，然后搬到伦敦，从此，就一直住在那里。他写道：只有在背井离乡中，人们才能意识到在多么大的程度上“世界始终是背井离乡者的世界”。这是一种独到的见解，因为这使其痛苦着上了某种普遍性的色彩。

几乎是凭借与生俱来的权利，他拥有流放作家那种很容易就概括出的与地方之间的关系：一个地方就是一门语言。掌握很多语言是将许多地方视为自己的疆土的一种途径。家里现成的榜样（他祖父号称通晓十七门语言）、当地混杂的人群（卡内蒂说，在他出生的多瑙河港口城市，每天能听到七八种语言），以及他童年生活的颠沛，这一切均促成他与语言建立起一种迷恋的关系。生活就是去掌握语言——他的语言是拉地诺语、保加利亚语、德语（他父母互相之间讲的语言）、英语、法语——然后，“四海为家”。

德语成为其心灵语言，这确证了卡内蒂居无定所的状态。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德国空军轰炸伦敦的时候，卡内蒂在笔记本上还在写着感谢歌德给予他灵感的话，足见他对德国文化的忠诚；这使他在英国永远都是一个异邦人——到目前为止，他生命一半多的时间都在英国度过，同时，也使得他有了将英国理解成更高的世界主义的权利和义务，尽管他是犹太人。一九四四年，他写道，他会继续用德语写作，“因为我是犹太人。”这不同于多数受到希特勒迫害的犹太知识分子难民作出的决定。作出这一决定后，卡内蒂决意不让仇恨玷污自己，他是心怀感激之情的德国文化之子，他希望帮助德国文化一如既往地成为为人们所赞赏的文化。他这样希望，也这样行动。

一般认为，在艾丽斯·默多克早期几部小说中，卡内蒂是那位哲学家的原型人物，如（献给卡内蒂的）《逃离巫师》里的米沙·福克斯，该人物胆大妄为，不费吹灰之力就高高在上，这一直是他的密友解不开的谜。这幅人物肖像从外部来刻画，表明在其英国赞赏者眼里，卡内蒂一定显得异乎寻常。艺术家同时也是博学者（或者反过来），其职业是智慧，从本世纪更不宽容的暴政（它们猛拉硬拽出他们无与伦比的学问，他们拿得出手的伟大工程），到说英语的、离欧洲灾难不远的大小贫瘠岛屿的那么多书生气十足的被放逐者，这样的艺术家未形成英语家园里的一种传统。

无论有没有带着流放的惨痛的变调，从内部勾画的肖像已经使标准的流浪知识分子为人们所熟悉。他（因为这一类型当然是男性）是个犹太人，或像犹太人；多元文化的、躁动不安的、嫌忌女人的；是一位收藏家；致力于自我超越；蔑视本能；为书本所压垮，又因为知识所带来的愉悦而兴高采烈。他真正的任务不是去发挥其解释的才能，而是因是时代的见证人而定下最远大、最具启迪作用的绝望标准。作为一个退隐的怪人，他是二十世纪想象的生活与创作的最了不起的成就之一，一个真正的英雄，有着殉难者的外表。尽管该人物的肖像已经在欧洲多国文学中出现，德语文学中的一些肖像却具有显著的权威，如《荒原狼》，瓦尔特·本雅明撰写的某些文章；或者一种明显的无望——卡内蒂的惟一长篇《迷惑》（Auto-da-Fé），以及最近托马斯·伯恩哈特的长篇小说《更正》和《淑世者》等等。

《迷惑》描写了一个沉浸在书本中的天真汉隐士所经历的被侮辱的故事。著名汉学家基恩教授是个平静的单身汉，他舒舒服服地住在顶层公寓，伴其左右的是他收藏的二万五千册图书，这些书涉及多门学科，满足了一个酷爱知识的灵魂。他不清楚生活是如何恐怖，直到有一天与这些书分开，他才知道。平庸和谎言以一个女人的形象出现：在这一知识分子神话中反灵魂的一个永恒的原则，即这位不食人间烟火的隐居学者娶了他的管家，但这个管家是可怕的，其可怕程度如同乔治·格罗斯或奥托·迪克斯绘画作品中的人物一样——于是堕入尘世。

卡内蒂讲，他二十四岁那年构思《迷惑》的时候，计划中拟写八部书，每部小说的主人公均为一位偏执狂者，整个书系名叫《疯子的人间喜剧》（The Human Comedy of Madmen）。但最后，只完成了关于“书人”的这部长篇（开头几稿中，基恩教授名叫“书人”），没有创作关于宗教狂、收藏家、技术幻想家那几部。以关于一个疯子——即作为夸张——的一本书的名义，《迷惑》传布关于不通人情世故的、容易上当受骗的知识分子那些为人所熟知的陈词滥调，书中对女性所持有的特别与众不同的仇恨使小说变得灵动起来。不把基恩教授的精神错乱视为其作者最喜欢的种种夸张的变体，这是不可能办到的事情。“个别情况的局限，仿佛这就是一切似的，极其可鄙，”卡内蒂注意到——《人之疆域》充斥着像基恩教授这样的公开表示。保存在这些笔记本里的对女性的居高临下的一通评论，其作者倒可能从制造基恩教授谵妄性的厌女症的细节中获得了享受。人们不禁要作出假设，认为卡内蒂的一些创作习惯体现在该小说对一位漂浮在狂躁和井然有序的“计划之海”，从事着自己迷恋的行当的异乎寻常的学者的描写之中。人们知道卡内蒂并不拥有像基恩教授那么大一个博学、且非专业规模的图书馆，确实会感到惊讶。这种图书楼与本雅明以令人难忘的方式描述的藏书风马牛不相及，本雅明所指乃是对作为物质的书籍（珍本、初版本）所表现出的满怀激情。事实上，它是某种着迷的物质化，其理想在于将书本装进脑袋，现实中的书房不过是一个助记系统，如此而已。于是，卡内蒂就让基恩教授坐在书桌前，没有翻阅一页他的书籍，全凭贮存在脑子里的东西，来撰写一篇学术论文。

《迷惑》将基恩教授的疯狂阶段描写成“头脑”与“世界”的三种关系——基恩教授以书为伴、隔离于社会，这是第一种关系，即“没有世界的头脑”；第二是漂浮在堕落的城市，即“没有头脑的世界”；最后一种关系是被“头脑中的世界”逼得自杀。这并非是仅适用于疯狂的书人的语言；卡内蒂后来在笔记本里作自我描述时就使用过它，在这里，他称自己的生活完全只是一种不顾一切的企图，企图思考一切，“以便一切均聚集于一个脑子之中、从而再次成为一体”；这就肯定了他在《迷惑》中公开嘲笑的那一种幻想。

卡内蒂在笔记本中如此描述的无畏的热切正是他在年方十六时宣称的，“什么都学”——他在《得救的舌头》中说到，他母亲因此责备他，骂他自私、不负责任。渴求、饥渴、向往——这些与知识和真理是充满激情然而也是获取的关系；卡内蒂回忆说，有一次，他顾虑重重地“甚至编排了处心积虑的借口和解释，就是为了获得书籍”。这一热切越是不成熟，抛却书籍和学问的包袱的幻想就越激进。《迷惑》以书人用自己的书籍来献身而结束，在这些幻想中是最早、最粗糙的。卡内蒂后来的创作表现出对摆脱负担的更渴望、也更审慎的幻想。一九五一年，有则笔记是这样的：“他的梦，即知道他所知道的一切，但又不知道这一切。”

《迷惑》一九三五年出版，立即赢得布罗赫、托马斯·曼等人的好评，（如果不把他一九三二年创作的一出戏计算在内）这是他的处女作，也是他惟一一部长篇小说；它是对夸张长期的爱好、对畸人的迷恋的产物；在后期作品中，这样的爱好和迷恋变得更加平稳、在启示性方面都小许多。《耳闻录》（Earwitness，一九七四）就像是卡内蒂在二十几岁时构思的关于疯子的系列长篇的一种抽象归纳。这本薄书由五十种偏执狂的快速素描构成，由诸如盗尸者、寻欢作乐之辈、嗅探者、说错话的人和悲伤的行政人员这样的“人物”构成；仅有五十个人物，没有情节。这些不雅的名字表明了对文学创作怀有的一种极大程度上的自我意识——因为卡内蒂是一位从道德家的立场上对艺术创造的可能性本身不断提出质疑的作家。“如果你认识很多人，”多年前他就作过这样的观察，“那么，你还要去创造更多的人，似乎就迹近亵渎了。”

《迷惑》出版后一年，卡内蒂为表示对布罗赫的敬意，便引用了后者严厉的表白：“知识一旦不耐烦，便产生文学。”但是，布罗赫在耐心方面极富天赋，足以创作出伟大的、显示出耐心的长篇小说《维吉尔之死》和《梦游者》，并贯穿在一种巨大的思考力之中。能拿小说怎么办，卡内蒂对此忧心忡忡。这表明了他自己不耐烦的品质。对卡内蒂来讲，思考即坚持；他总是给自己提供种种选择，陈述、再陈述自己有做他所做之事的权利。他作出选择，开始做他所谓的“毕生从事的工作”，消失了二十五年，以便构思那部作品，一九三八年离开维也纳之后，什么东西都未发表（除开第二个剧本），一直到一九六〇年这一年，《群众与权力》面世。“一切，”他说，都进了这本书。

卡内蒂对耐心所怀有的理想、他对畸人无可压制的感觉合二为一，体现在他的摩洛哥之行的印象记《马拉喀什之声》（The Voices of Marrakesh，一九六七）之中。该书对勉强维持的生存的描写将畸形呈现为英雄主义的一种形式：一头可怜兮兮、瘦骨嶙峋的毛驴的巨大勃起；最凄惨的乞丐、乞讨的盲童，还有想象起来都让人觉得骇人听闻的，发出单一（咿咿咿）之音的褐色捆包，每天都有人拿到马拉喀什的一个广场，去领取施舍，对这一声音，卡内蒂致以动人的、颇具其典型风格的敬礼：“对捆包，我引以为豪，因为它是活的。”

谦卑是这个时期另一部作品，即写于一九六九年的《卡夫卡另一次审判》的主题；该作品将卡夫卡的生活处理为一种范例式的小说，并对其作出评论。在陈述中，卡内蒂认为，卡夫卡和费莉丝·鲍尔订婚（卡夫卡写给费莉丝的信札刚刚出版）是个长期的灾难，是关于一个选择失败、“从以任何形式出现的权力中退出的”人的秘密胜利的说教性寓言。他钦羡地注意到，卡夫卡常常同情弱小动物，他在卡夫卡身上找到了自己对权力的放弃的感觉。事实上，他在证明在道德上有必要站在被羞辱的、无权的人一边时很有力量，在这一点上，他似乎更接近于另一位研究权力的杰出专家西蒙娜·韦伊，尽管他从未提及过。不过，卡内蒂对弱势群体的同情不关涉历史；对卡内蒂来讲，无权的象征并非是受压迫者而是动物。卡内蒂不是基督徒，他并不想干预，或者表现出积极的党派性。他也不持一种听之任之的态度。卡内蒂由于不能做到淡漠和餍足，他便呈上一种心灵的模板，它永远在作出反应、永远记录种种震惊并努力战胜它们。

他以笔记本形式所作的格言式写作是一种快速知识，这与《群众与权力》中慢慢提炼的知识相反。“我的任务，”一九四九年，开始动笔撰写该书一年后，他说道，“是希望展示一下自私有多么的复杂。”对于这样一部鸿篇巨制来讲，任务相当重。他的快速与其大胆作出较量。一个有点勤勤恳恳、过分自信、计划写出一本书来“扼住二十世纪的咽喉”的作家干扰一个更嬉戏、更粗莽、更感到迷惑不解、也更轻蔑别人的风格简明的作家，同时也受到后者的干扰。

对一个永远都是学生的人来说，笔记本是从事写作职业的完美形式；这样的学生没有科目，或确切地讲，他的科目是“一切”。笔记本里可以记下的条目可以是任何长度、任何形状、任何程度的不耐烦和粗略，但最理想的条目则是格言。卡内蒂记下的大多数条目涉及格言作家的传统主题：社会的种种虚伪、人类愿望的虚荣、爱的虚假、死亡的讽刺、孤独的快乐与必要、人的思维过程的错综复杂。长期以来，伟大的格言作家大都是悲观主义者，他们宣扬蔑视人类的愚蠢。（卡内蒂写道：“伟大的格言作家讲起来就好像他们彼此间全都是老熟人似的。”）格言式思考是非正式的、不合群的、敌对的、自私并因此而感到自豪的。“人们需要朋友，主要是希望变得更加粗鲁——即更自我。”卡内蒂这样写道；这里能听出格言作家的正宗调子。笔记本重视人们为了对付世界而建构的观念上无礼的、有效的自我。通过理念与观察之间的分离、通过其表达的简洁、通过起帮助作用的说明的缺席，笔记本将思考处理成某种轻松的事情。

尽管卡内蒂表现出格言作家的许多性情，但是，他决非一个知识分子公子哥儿。（比如说，他与戈特弗里德·本就正好相反。）的确，卡内蒂的感受力的大局限就在于缺乏哪怕是一丁点儿的美学痕迹。卡内蒂不爱这样的艺术。他有他的大作家的名册，但是，在其作品里，没有画家、剧作家、电影人、舞蹈家或其他为人们所熟悉的人类文化人物。卡内蒂站得似乎远远高于有关“文化”或“艺术”的生硬观念。他不会为爱任何头脑制造出的东西而爱它们。因此，他的写作几乎没有反讽。为美学感受力所触动的人当中，没有人能认真地注意到“蒙田经常烦我的地方在于他的引文过于繁复”。仅就美学家眼里最有说服力的现代选择——超现实主义——而言，以卡内蒂的性情就无法作出回应。另一方面，在左翼的诱惑面前，他却似乎也未为之所动。

他作为一个投入的启蒙者，将其斗争的对象描述成启蒙主义运动留下的一个完整的信念，即“权力宗教这个最为荒唐的信念”。卡内蒂这里表现出的一面，让人联想起卡尔·克劳斯；对后者来说，道德职业即永远的抗争。但是，就抨击时弊这一点来讲，没有哪个作家比卡内蒂弱。抗议权势、权势本身、反对死亡（他是最憎恨死亡的文学中人之一）——这些均是大目标，是不可战胜的敌人。卡内蒂将卡夫卡的著作描述为对权势的一种“驳斥”，这也是卡内蒂写作《群众与权力》的宗旨所在。然而，他的全部著作，宗旨均在于对死亡的辩驳。在卡内蒂看来，辩驳似乎是一种非常的坚持。卡内蒂坚持认为，死亡是真正不可接受的；无法消受的，因为它是生命之外的东西；死亡也不公正，因为它限制雄心、污辱雄心。他拒绝如黑格尔所表明的那样将死亡理解为生命以内的东西——理解为对死亡、有限、必死性的一种意识。在死亡这件事情上，卡内蒂是个顽固的人，是受惊的唯物主义者，是不屈不挠的堂吉诃德式人物。“我迄今为止尚未做成什么事情来对付死亡，”他在一九六〇年写道。

在《得救的舌头》里，卡内蒂急切地去公正对待每位他钦佩的人，这是让某人活着的一种途径。所谓“活着”，卡内蒂也是指其字面意思，这是其典型的作风。卡内蒂通常都不愿与灭绝和解。举一个这方面的例子，他回忆起当年寄宿学校的一个老师，最后说：“假使他今天还活在人世，应该九十岁或一百岁了，我希望让他知道，我向他鞠躬。”

这是其自传的第一卷，主要讲述一个关于由衷的钦佩的故事，即他对母亲的钦佩之情。这是一幅伟大的教师父/母辈的肖像画，他母亲当时热中于欧洲高雅文化，正在自信地工作，当时的年代尚未将这样一位家长变成自私的暴君，尚未将这么一个孩子变成“超级优等生”（借用一下用以表达当代人对早熟和追求知识的蔑视的无知标签）。

“母亲她最高的敬重对象是伟大的作家，”她是首要的赞赏者，是其许多赞赏的、充满激情的、毫不宽容的倡导者。卡内蒂所接受的教育包括沉浸于书本及其在谈话中扩大这些书本知识。有晚间的朗读，有关于他们阅读的一切、关于他们同意要尊重的作家的暴风骤雨般的会话交流。许多发现都是分别作出的，但是，他们必须一起来赞赏，有时，在面红耳赤的争辩中会杀开一条歧路来，直到其中一人屈服为止。他母亲赞赏的方针创造出一个紧张的世界，由忠实和背叛来界定。每个新的赞赏均可以是对一个人生命的拷问。卡内蒂曾经写到，他母亲听了《马太受难曲》后有一段时间精神涣散、兴奋不已，最后失声痛哭，因为她担心巴赫已经使她只想聆听音乐，“再也不想看书了”。卡内蒂当时十三岁，他安慰她，让她放心她仍旧会想看书的。

“怀着惊奇和赞赏”，卡内蒂目睹母亲性格上的反复无常和恼人的矛盾，尽管如此，他没有低估她的残暴。不吉利得很，有很长一段时间，她最喜欢的现代作家是斯特林堡；换个年代，很可能是D. H.劳伦斯。她对“性格培养”的强调经常让她这位最尖刻的读者痛斥这个勤奋的儿子追求“死知识”，逃避“艰难的”现实，让书本和谈话使他变得“缺乏男子气概”。（卡内蒂说，她看不起妇女。）卡内蒂讲到自己有时觉得他是如何被她毁了，然后又如何将这一毁灭转化成一种解放。在承认自己身上有着他母亲充满激情的投入的能力时，他选择反叛她的狂热、她的热切表现出的过分排他性。耐心（“巨大的耐心”）、坚定和关注的普遍性成为他的目标。他母亲的世界里没有动物——只有伟人；卡内蒂两者都要。她仅关注文学，而仇恨科学；一九二四年起，他将在维也纳大学学习化学，一九二九年获博士学位。她嘲笑他对原始民族的兴趣；卡内蒂准备写《群众与权力》的时候坦承：“我生活的一个严肃认真的目标就是逐渐了解所有民族的所有神话。”

卡内蒂不希望做受害者。在为母亲所作的肖像画中，他表现出许多骑士品质。它也反映出某种像必胜主义政策的东西——坚决拒绝悲剧，拒绝不可改正的受苦受难，这似乎与其对有限、死亡的拒绝有关，卡内蒂的许多能量均从中而来：他在赞赏和热情方面挡不住的能力，以及他对抱怨所怀有的文明的蔑视。

卡内蒂的母亲感情内敛——哪怕是最轻的触摸都是个事件。但是，她说起话来——争论、虚张声势、沉思、叙述她的生活的故事——却毫无节制、滔滔不绝。语言是他们的激情的传媒：词语、然后是更多的词语。依靠语言，他迈出了脱离母亲的“独立的第一步”；十四岁那年，他离家就读于一所寄宿学校，去学瑞士德语（她恨“粗野的”方言土语）；也是依靠语言，他保持了与她的联系：用拉丁文写了一部五幕诗体悲剧（为了她，他在行间配了德语翻译，长达一百二十一页），他将诗剧献给她，并给她寄去，但要求她作一详细评论。

卡内蒂似乎急于列举出他从母亲的言传身教中学到的诸多技巧——包括那些他培养起来用于反对她的技巧，将这些统统慷慨地算作她馈赠的礼物：执着、思想独立、思维敏捷。他还推测，小时候他说的拉地诺语所具有的灵活曾帮助他作出敏锐的思考。（对于早熟者而言，思考即一种速度。）对一个心智早熟的孩子来讲学习所意味着的超乎寻常的过程，卡内蒂作过复杂细致的描述——比穆勒的《自传》或萨特的《词语》中所作的描写更充分、也更具教育意义。因为卡内蒂作为一个赞赏者的能力反映出作为一个学习者不倦的技巧；没有后者，前者不可能深入。作为一个非同寻常的学习者，卡内蒂对教师、对甚至（或尤其是在）他们不经意之间做得好的事情上表现出一种不可遏止的忠诚。他现在要向其“鞠躬”的他当年求学的寄宿学校的教师赢得他的尊重，是因为在一次全班同学参观屠宰场时这位老师非常残忍。卡内蒂在老师的强迫下，面对一种特别令人感到毛骨悚然的场面，他就此明白，谋杀动物是“别指望我能忘记”的事情了。他母亲即使残忍的时候，也总是用话语来满足他那极为明显的警觉。卡内蒂自豪地说：“我发觉沉默的知识是危险的。”

卡内蒂声称要成为“听者”而非“看者”。在《迷惑》中，基恩练习成为瞎子，因为他发现，“瞎是对付时空的一种武器；我们的生存就是一种巨大的瞎。”特别在其《群众与权力》以后的著作——如标题含有说教意味的《马拉喀什之声》、《耳闻录》、《得救的舌头》等作品中，卡内蒂强调道德家的器官——耳朵，而贬低眼睛（继续大讲特讲瞎的主题的变化）。无论何时，只要什么重要的事情出问题了，如果仅以耳、嘴（或舌头）和喉咙隐喻形式出现，那么，听、说和呼吸就受到推崇。卡内蒂说到“卡夫卡作品声音最响亮的（loudest）段落谈及与动物有关的这一内疚”的时候，该形容词本身即是一种坚持的形式。

听到的是种种声音——耳朵是其见证人。（卡内蒂不谈论音乐，也不讨论任何非语言的艺术。）耳是注意的感官，比眼睛谦卑、被动、直接，不像眼睛那样明察秋毫。卡内蒂否认眼睛，这是他远离美学家感受力的一个方面，而该感受力通常对视觉，即表面的快乐和智慧予以肯定。给耳朵以无上的权利是卡内蒂后期著作中突出的、有意要仿古的主题。他这是在间接地重申希伯来文化与希腊文化、耳文化与眼文化、道德与美学之间自古以来就存在的鸿沟。

卡内蒂将认知等同于听，将听等同于听到一切并仍能作出反应。他在马拉喀什逗留期间获得的种种异国印象，通过对他试图唤起的其内心“声音”的专注性而获得统一。专注性是该书的正式题材。面对贫穷、苦难和畸形，卡内蒂努力倾听，即真正地关注“处于生存边缘”的话语、呼号和不善辞令的人发出的声响。他研究克劳斯的文章刻画了一个他认为既是理想听者又是一种理想声音的人物。卡内蒂说，克劳斯受到声音的搅扰，驱之不去；他的耳朵永远竖在那儿，“真正的卡尔·克劳斯是个言说者。”将作家描写成一个声音已经成为一种陈词滥调，以至于卡内蒂所谓的力量——以及典型的如实性——有被忽略的可能。对卡内蒂来说，声音代表无可辩驳的存在。将某人处理成一种声音，意味着赋予其权威；断言一个人听见，意指他听见必须听见的东西。

像博尔赫斯故事里将真实的与想象的博学结合在一起的学者那样，卡内蒂也雅好知识，喜欢奇怪的分类和语调的大胆转换等稀奇古怪的妙合。这样，《群众与权力》提供了来自生理学和动物学的类比，以解释领导与服从；当该书将群众的概念加以延伸，将集体单元也包括进来的时候，也许是最有新意的地方；这里所谓的集体单元，并非由人类组成，它们“让人想起”群众，让人“感觉是一种人群”，并“在神话、梦、演讲和歌声中为之代表一种象征”。（在这样的单元里——在卡内蒂聪明的目录中——是火、雨、手指、蜂群、牙齿、森林、患有震颤性谵妄的蛇。）《群众与权力》许多部分依赖于事物，或部分事物那潜在的或不经意的科幻小说意象，这些事物或部分事物变成可怕的自主，也依赖于不可预见的运动、节奏、容量的意象。卡内蒂将时间（历史）转换成空间，一种生物形态实体——大野兽、人群的各种形式——奇特的排列在其中自娱自乐。群众移动、散发气味、成长、扩大、收缩。其选择成双成对地来；卡内蒂说群众是快速的、又是缓慢的；有节奏的，又是死气沉沉的；是封闭的，又是开放的。一伙人（群众的另一名称）哀悼，劫掠，它是安静的，是外在的，或者内在的。

作为关于权威的心理学与结构的一种描述，《群众与权力》回到了十九世纪关于人群和群众的话题上，以便阐明其政治恶梦的诗学。对法国大革命、而后又对巴黎公社的谴责，这是十九世纪讨论群众的书籍（它们当时平常得很，亦如它们今天不时髦一样）的要旨；这些书籍从查尔斯·麦凯的《异乎寻常的民众妄想与群众的疯狂》（一八四一）到勒庞的《乌合之众》（一八九五）这本弗洛伊德推崇的书，再到《革命心理学》（一九一二）。但是，早先的作家满足于陈述人群的病理学并就此进行训诫，而卡内蒂则希冀以其生物形态范例来解释——详尽地解释——比如人群的破坏性（他说：“破坏性常常是作为其最明显的特征而被提及的。”）。勒庞是提出理由来反对革命、维护现状（他视现状为不太压迫的专政）；与勒庞不同，卡内蒂提供了诉讼要点，来反对权力本身。

通过考虑群众来理解权势（这不利于像“阶级”或“国家”这样的观念），便完全是要坚持一种非历史理解。黑格尔和马克思未被提及，不是因为卡内蒂自信到不屑提及通常会提及的名字，而是因为卡内蒂的论点明显是反黑格尔、反马克思主义的。卡内蒂的非历史的方法和保守的政治脾性使他与弗洛伊德非常相似——尽管他根本不是什么弗洛伊德主义者。卡内蒂是弗洛伊德如果不是心理学家的话可能成为的人：运用许多对于弗洛伊德来讲是重要的来源——精神病患者施雷贝尔法官的自传、人类学材料和古代宗教史、勒庞的群众理论，他得出关于集体心理学和自我的形成的迥然不同的结论。像弗洛伊德一样，卡内蒂倾向于在宗教里找到群众（即非理性）行为的原型，《群众与权力》许多章节不啻是一个非理性主义者的宗教话语。例如，卡内蒂所谓的悲伤的一伙人正是悲伤的宗教的另一名称，对此，他作了非凡的分析，将天主教虔诚和仪式的缓慢节奏（表达出宗教对坦率的群众所怀有的永恒的恐怖）与伊斯兰教什叶派中疯狂的悲悼相对照。

与弗洛伊德一样，卡内蒂也将政治消解在病理学中，将社会处理为一种必须解码的精神活动——当然是一种野蛮活动。于是，他没有停步，便从群众这一观念移到“群众象征”，并分析社会分组和社区形成，认为它们是群众象征的交易。当卡内蒂将法国大革命放置在其位置上，发现大革命作为破坏力的爆发没有作为法国人的一种“全国的群众象征”那么有趣的时候，便已经达到群众论点的某些最后转变。

对于黑格尔及其后继者来讲，历史的（反讽之家）与自然的是两大根本不同的过程。在《群众与权力》中，历史是“自然的”。卡内蒂争辩着走向历史，而非从历史的立场上争辩。首先做的是对群众的描述，接下来是作为说明的部分——所谓“群众在历史中”部分。历史只是用来提供例证——这是一种快速运用。卡内蒂对于（黑格尔式意义上的）没有历史的民族的证据是有偏向的，他认为人类学轶事与发生在一个发达的历史社会里的某个事件有着同样的说明价值。

《群众与权力》是一本怪书——它所追求的“普遍性”使其真的很怪异，这导致卡内蒂避免明显地提及希特勒。希特勒只是间接地出现在卡内蒂赋予施雷贝尔法官案子的中心的重要性上。（此处是卡内蒂惟一一次提及弗洛伊德的地方——是在一个不起眼的脚注里；卡内蒂在此谈到，假使弗洛伊德活的时间稍长一些，他也许会以一种更具相关性的方式来看待施雷贝尔的偏执狂妄想的：作为一种政治的，特别是纳粹的心态的原型。）但是，卡内蒂真的不是一个欧洲中心主义者——这是他作为一个思想者的最大成就之一。卡内蒂熟悉欧洲思想，又了解中国思想；他知晓基督教，也熟悉佛教和伊斯兰教，他显然没有那样的简化思维习惯。他似乎无法简化地运用心理学知识；敬重布罗赫的这位作家不可能视一切如个人动机般普通。他反对那种更貌似可信的向历史的简化。“我愿意付出许多，来克服我从历史的角度看待世界的习惯，”他在动笔写《群众与权力》两年后，即一九五〇年这样写道。

他反对历史地看问题，目标不仅是反对最貌似可信的简化，而且是对死亡的抗议。思考历史即意味着思考死者，并不断得到提醒：人总是要死的。卡内蒂的思想是不折不扣的保守主义思想。它——也是他——不想死。

“我首先希望感觉到内心的一切，然后再去对它们进行思考。”一九四三年，卡内蒂写道。为此，他说，他需要长寿。过早去世就意味着未能充实自己，因此未能尽材尽器，运用自己的头脑。卡内蒂几乎好像不得不让他的意识永远处于一种劲头十足的状态之中，永远不与死亡妥协。“脑子里什么都丢不了，这太棒了！”他也在笔记本里这样说，当时肯定是常常心情愉快，“仅此不就是长寿或长生不老的充足理由吗？”需要感觉内心的一切、将一切都统一在一个头脑中，这些不断出现的意象说明卡内蒂希望通过神奇的思考和道德喧哗来“驳斥”死亡的一个个企望。

卡内蒂主动与死亡讨价还价。“一个世纪？微不足道的一百年！对于想干一番事业的人来讲，这是否太过短暂了！”为什么是一百年？为什么不是三百年？——就像卡雷尔·恰佩克的《麦克罗普洛斯事件》（一九二二）中的三百三十七岁的女主人公那样。该剧中，一个角色（一名社会主义“积极分子”）描述了正常人的寿命的种种弊端。

人一辈子六十岁能干什么？能享受到什么？又能学到什么？你种了果树，都活不到品尝果子的那一天；前人发现的事情你会永远学不完；你工作做不完，也无法为你身后的人树立什么榜样；你没怎么活就死了。而要是活到三百岁，那就不同了。你可以有五十年的儿童时代和学生时代；五十年逐渐了解世界，看看世界上存在的一切；你有一百年的时间来为大家谋福利；然后，获得了人类所有的体验，还有一百年用来生活在智慧里，用来管理、教导、树立榜样。哦！人要是能活到三百岁，那么，人生该多有价值啊！

他的话听上去像卡内蒂说的——除了一点，即卡内蒂渴望长寿，其理由并非是要利用长寿来干出一番事业。精神价值如此之大，其本身就可以用来反对死亡。对卡内蒂来说，精神是如此真实，因此，他敢于挑战死亡；身体是如此的不真实，因此，他根本不认为极其长寿是什么令人沮丧的事情。卡内蒂太愿意成为一个世纪老人了；他在狂想的时候，并没有索要浮士德要的东西——返老还童，也没有要求得到伊米莉亚·麦克罗普洛斯的炼金术士父亲给予她的东西，即神奇的长生不老术。青春在卡内蒂对永恒的幻想中没有位置。卡内蒂企求的是纯粹的长寿，精神的长寿。简单地说，在长寿这一点上，性格有着同于精神的利害关系：卡内蒂认为“人生短暂使我们变坏”。而伊米莉亚·麦克罗普洛斯则指出，长寿使我们变得更糟：

你不可能持续爱上三百年。而且，你无法持续希望、创造、凝视什么三百年。你受不了。一切都变得令人厌倦。做好人让人厌倦，当坏蛋也让人腻味。……然后，你意识到没有什么真正存在。……你太接近于一切。你能看到一切东西的某些意义。对你来讲，一切都有些价值，因为你的有生之年就那么长，无法满足你的享受欲望。……想到你多幸福就令人感到厌恶。完全是因为你就快死了这一荒唐的巧合。你对一切都有兴趣，像猴子一样。……

但是，这一貌似令人信服的命运正是卡内蒂所不能苟同的。食欲不振、欲望满足、激情贬值，其可能性他根本不在乎。卡内蒂不去思考情感的败坏，就同他不考虑身体的腐败一样，他执着于精神。像他这样始终顺应精神活动、又是这样态度明朗的人，实属罕见。

卡内蒂是这样一个人，即他深刻地感觉到词语的责任，其大部分著作均努力与读者交流某种他已学到的如何关注世界的东西。这里没有教条，但有大量的讥讽、急迫、悲伤，以及愉悦。思想的激情传达的信息就是激情。“我试图想象某人对莎士比亚说‘悠着点儿！’”卡内蒂说。他的著作为紧张、努力、道德的和非道德的严肃性作出有力的辩护。

然而，卡内蒂并非只是又一个意志的英雄。所以，他才会在布罗赫身上发现一个伟大的作家出乎意料的最后的品质。他说，这样一位作家教会我们如何呼吸。卡内蒂推崇布罗赫的作品，因为它们“富于呼吸的体验”。这是卡内蒂所给予的最深最怪的赞辞，因此也是他给予歌德的（他的赞许中最能让人料想到的）：卡内蒂也读出歌德在说“呼吸吧！”。呼吸在被理解为从其他需要（如建功立业、追求知识）中解放出来的时候，也许是一种最激进的职业。卡内蒂在这一赞许进程的最后，即向布罗赫表示敬意时所讲的，表明了有什么最可赞许的东西。这位认真的赞许者所取得的最后的成绩就是立即停止让被赞许的人或物激发起的能量马上发挥作用、填满被赞许的人或物打开的空间。藉此，有才华的赞许者允许自己呼吸、更深地呼吸。但是，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有必要超越急切，认同超越成就、超越集结权力的东西。

一九八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