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夏天，《政党评论》的编辑向一些人寄发了一个问卷调查，以下便是我对这一调查的回应。问卷的开头是这样的：“目前对于美国生活的发展方向存在不少焦虑。事实上，我们有理由担心，美国可能正面临一场道德和政治危机。”在这些谨慎的措辞之后，问卷要求被调查者围绕7个具体的问题来作答：1. 谁入主白宫是否重要？或者我们的制度中是否存在某些因素会让一个总统变成如今的约翰逊？2. 通货膨胀问题有多严重？贫穷问题呢？3. 美国政府与知识分子之间的分裂有何意义？4. 白人统治的美国是否已切实给予美国黑人平等的权利？5. 你认为我们的外交政策可能会把我们带向何方？6. 你认为总体上美国将会如何？7. 你觉得现今年轻人的活动中存在希望吗？

以下重印的是我自己的回应，发表于1967年《政党评论》的冬季刊。同一期杂志还有来自马丁·杜伯曼，麦可·哈里顿，汤姆·海顿，耐特·亨特夫，H·斯图尔特·休斯，保罗·雅各布斯，汤姆·卡恩，利昂·H·凯泽林，罗伯特·洛威尔，杰克·路德维希，杰克·纽菲尔德，哈罗德·罗森堡，理查德·H·罗威尔，理查德·施拉特和黛安娜·特里林的回应。

对于美国这个国家的一切感想都是，或者应该是，以意识到美国所拥有的权力为前提的：美国是地球的主要威权，人类生物学和历史学的未来都掌握在它那“金刚”的巨爪中。今天的美国，罗纳德·里根当上了加州州长，约翰·韦恩在白宫里大嚼猪排，正和门肯（Mencken）描述的野胡国（Yahooland）非常相似。主要区别在于美国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发生的改变比起20年代发生的要重要得多。如果你的精神坚强的话，你可能有时会亲切地嘲弄美国的野蛮，但却觉得美国的天真有点可爱。不过，美国的野蛮和天真在当今都是致命的，比例失调的。

首先，美国的权力从其范围来说并不妥当。而且，美国的生活质量也是对人类发展可能性的侮辱；美国的空间污染，由于小型机械、汽车、电视和盒子一样的建筑，使人们的感觉淡漠，让大多数人变成阴郁的神经质，更让其中最优秀的思想斗士和敏锐的自我超越者变得恶劣乖张。

格特鲁德·施泰因曾说过，美国是世界上最陈腐的国家。无疑，它是最保守的。改变对它而言意味着最大的损失（一个人口占世界百分之六的国家占有着世界上百分之六十的财富）。美国人知道没有退路：“他们”想要把所有的一切都从“我们”这里拿走。而我认为，美国该得此报。

关于这个国家有三个事实。

美国是建立在一场种族屠杀的基础上的。立国的基础是毫不置疑白种欧洲人对技术落后的有色人种原住民进行种族灭绝，以夺取美洲大陆的权利。

美国不仅有现代社会中最残忍的奴隶制，而且（与其他的奴隶制度，如拉丁美洲和英国殖民地中的相比）其独一无二的司法体系根本就一点都不把奴隶当人看。

作为一个国家——与殖民地不同——美国主要是由欧洲过剩的穷人建立的，并在少数厌倦欧洲者（Europamüde，19世纪40年代的文学流行语）的手中得以强大。不过，就算是最穷困的人也知道由社会精英创立，自上而下的“文化”和久已成为习俗的“自然”。这些来到美国的人，将这里的原住民文化完全视为仇敌，逐步将其无情消灭，而这里的自然，一种原始的力量，也是敌人，它没有被文明，也即人类的需求所改变，所以必须战胜它。在他们“赢得”美国之后，新的穷人一代代接踵而至，这片土地开始按照那些在工业化时代初期，背井离乡、文化贫乏的穷人对于美好生活的俗丽幻想发展起来。美国看上去就是这样。

外国人称赞美国人的“活力”，将我们无与伦比的经济繁荣和艺术及娱乐的活跃辉煌都归功于它。但毫无疑问这是一种源头恶劣的活力，让我们付出了太大的代价。这种超越自然，与人性不相符的活力，使我们每个人无比亢奋。这种活力基本上来自因长期文化疏离而引致的暴力、捉摸不定的怨恨和焦虑，大致上是必须被强烈升华的。它主要升华成低劣的物质主义和贪欲，狂热的慈善事业，愚昧的社会道德纯净运动（其中最突出的就是禁酒令），还升华成丑化乡村和城市面貌的惊人天分，少数令人讨厌的人的饶舌和烦恼：艺术家、预言家、狗仔队、怪人和疯子。还有自惩性的神经官能症。但是，不加掩饰的暴力还是会不时出现，让一切陷入混乱。

不用说，美国并不是这个地球上的惟一一个暴虐、丑陋又不幸的国家。这还是个程度的问题。刚开始，当白人手中拿着来复枪，抵达这片土地的时候，只有三百万印第安人在这里居住。今天美国的霸权威胁的不再是三百万人，而是无数像印第安人一样，从没听说过“美利坚合众国”，更不知道它那神话般的帝国——“自由世界”的人。美国的政策还是由天命（Manifest Destiny）的幻想所掌控的，虽然一度由于大陆的疆界而受到限制，今天美国的命运已经左右了整个世界。要德行取得胜利，还要铲除更多的红皮肤印第安部落。就像经典的西部片表明的，只有死去的红皮肤印第安人才是好人。对于那些生活在特殊且经过精细整合的氛围中的纽约及其周围的人来说，这可能听起来颇为夸张。不过只要越过哈德孙河，你就会发现，不是一些美国人，事实上是所有的美国人都这么认为。

当然，准确地说，这些人并不知道他们说的话是什么意思，可这不是借口。事实上，正是它让一切成为可能。难以清除的美国式道德主义和暴力信仰不是类似青春期延长的精神疾病的双重症状，预示着最终的成熟。它们构成的是一种成熟而坚定的民族精神疾患，和所有的精神疾患一样，它也是以对现实的有力否认为基础的。至今为止，它一直行之有效。除了一百年前南方的部分地方，美国从不了解战争。当美国和俄国在古巴的海岸边发生摩擦，可能导致世界末日的那一天，一个出租汽车司机对我说：“我，我不担心。上次打仗我服了役，现在我过了征兵的年龄了。他们没法再找我了。不过我支持他们现在就打。我们还等什么？把它解决了吧。”因为战争总是发生在那里，而我们总是胜利，为什么不丢炸弹呢？如果只要按一个电钮，那不更好。美国是个奇怪的混合体——既是一个相信世界末日的国家，又是一个有点小事就过分担忧的国家。一般的美国民众可能怀有约翰·韦恩式的梦想，但是他同样也有简·奥斯丁笔下的伍德豪斯先生的气质。

简要地回答其中一些问题：

1. 我不认为约翰逊现在的所作所为是为“我们的制度”所迫的。比如说，他每晚都是自己决定第二天在越南的轰炸目标。但我觉得，在我们实际的制度中确实存在严重的问题，以至于总统可以毫无顾忌地实施一个不道德的、轻率的外交政策，而让来自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的强烈反对根本无足轻重。法律上的制度将宣战的权利授予国会——显然这不包括帝国主义的冒险和大屠杀式的远征。这些最好还是不要公开宣布。

不过，我并不是说，约翰逊的外交政策是来自某个握有权力的党系的一时奇想，虽然他们确实加强了总统的权力，使国会毫无作用，操纵着公众的意见。约翰逊只是太有代表性了，而肯尼迪则没有。如果存在同谋的话，就是（或曾经是）那些迄今主要被东海岸的富豪选出的较为开明的国家领导人。对于在这个国家普遍流行了几代人的自由目标，他们达成了不稳定的默许——而这一表面的共识是因为分散的选民主要只关心地方事物，对政治毫不关心。如果今天把《权利法案》作为新的法律进行全民公决，那它的命运可能和纽约民权委员会一样。在这个国家，大多数人和戈德华特（Goldwater）的信念相同，而且一直如此。不过他们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一点。希望他们还是不要发现的好。

4. 我认为白人统治的美国没有切实给予美国黑人平等的权利。只有一小部分美国白人，大多是受过良好教育，家境富有，几乎没有和黑人有过长期社会接触的白人才这样认为。这是一个激情澎湃的种族主义国家；在看得见的将来，它还会是这样。

5. 我认为这届政府的外交政策可能导致更多、范围更广的战争。我们的全部希望以及对美国好战与偏执的主要遏制，就是西欧的疲弱和非政治化，俄国和东欧国家中对于美国和另一次世界大战真实的恐惧，以及我们支持的第三世界国家的腐败和不可靠。领导一场没有盟友的圣战是十分困难的，但是美国太疯狂了，居然试图要这样做。

6. 美国政府与知识分子分裂的意义？简单地说，就是我们的政府领导人是真正的野胡，表现出野胡的一切特征，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坚持忠贞于国际上一切具有理性的人的同盟）没有那么盲目。而且，此刻他们公开自己的不满和失望也没有什么损失。但是，我们也要记住，和犹太人一样，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政治也有一套经典理论，认为国家具有垄断的权力，希望那些当权的人是开明的人，会公正地使用权力，所以他们是“当权派”自然而谨慎的盟友。正如俄国的犹太人知道在沙皇的官员那里他们还有一线生机，而与那些哥萨克的抢匪和酒醉的农民打交道则全无机会（弥尔顿·希默尔法伯（Milton Himmelfarb）业已指出这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自然也更希望能影响政府的“决定”，而不是影响大众不稳定的“情绪”。只有当大家清楚地看到，事实上政府自身充斥着哥萨克人和农民的时候，才会有现在这样的决裂。到（如果）一个精神健全、认为叶夫图申科“有趣”的人替代了白宫里那个惊扰民众、当众出丑的人，美国的知识分子就不会这么失望沮丧了。他们绝大多数都不是革命者，就算他们想成为革命者也不知道该怎么做。基本上他们不过是领薪水的教授，如果我们的制度比现在运行得好一点点，他们也会和其他人一样融入其中的。

7. 对这最后一个问题，我的回答比较长。

是的，我确实在青年人的行为中看到了不少希望。如今，在这个国家你惟一能找到的希望就是这些青年人正在做的——制造混乱。我指的不仅是他们对政治重新产生的兴趣（以抗议和社区行动的方式，而不是理论），还包括他们跳舞、穿衣、发型、骚动和做爱的方式，还有他们对于东方思想和仪式的尊敬。此外，相当重要的一点是他们对于吸食麻醉品的兴趣，当然，这不包括列瑞（Leary）和其他一些人对这一点可怕的低俗化。

一年前，莱斯利·菲德勒（Leslie Fiedler）在一篇谬误百出但颇为有趣的题为“新变种人”的文章中，提醒人们注意，青年人新的生活方式意味着故意模糊性别差异，表明将出现一种新的青年男性荷尔蒙。那些留长发的流行乐团和他们广大的青少年乐迷，以及从伯克利到东村那一小部分狂热的时尚精英，被混在一起作为我们现在生活的“后人文主义”时代的代表。在这个时代里，我们见证着“西方男性的激进变形”，“对男子气概的反叛”，甚至“对传统男性力量的拒绝”。在菲德勒看来，这种个人习俗的变化，显示出“对于反清教徒式生活状态的系统信奉”，是值得哀叹的。（虽然有时在他典型的两者兼可的方式里，菲德勒似乎隐约地喜欢这一发展，但他看起来主要还是在悲叹。）但他为何没有明说呢。我想，这是因为他相信这样的生活状态动摇了激进政治和其道德观的根基。传统意义上的激进（某种形式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或是无政府主义）意味着仍然认同传统的关于工作、节制、成功和建立家庭“清教徒式的”价值观。菲德勒认为，青年人这种新的生活方式，从根本上是反政治的，他们的革命精神不过是一种幼稚而已。菲力浦·拉夫（Philip Rahv）、欧文·豪（Irving Howe）和马尔科姆·马格里奇（Malcolm Muggeridge），以及其他不少人也这么看。一个青年人，如果他既参加了全国学生统一行动委员会或者上了北极星潜水艇又或是与康纳·克鲁斯·奥布莱恩（Conor Cruise O'Brien）看法一致，又吸食大麻，还是双性恋，同时也敬畏上帝，这在他们看来是矛盾的，是一种伦理欺骗或是精神上的怯懦。

我不这么认为。以菲德勒特别提到的因素，性别界限的拉近来说，这正是性革命自然合适的下一阶段（也许是它的消解）。性别界限的拉近超越了将性作为人类活动一个损坏而分开的区域的认识，超越了关于“社会”压抑着性的自由表达（通过罪的概念）的发现，揭示出我们生活的方式和通常的个性选择几乎完全压抑了愉悦的深度体验和了解自我的可能。“性自由”是个肤浅过时的口号。解放了什么？解放了谁？对老一辈人来说，性革命是一个有意义的概念。你可以支持或者反对；如果你支持的话，这个概念仍然局限在弗洛伊德主义和其衍生的基准内。不过，正如菲德勒的一个学生烦闷地冲口而出的，弗洛伊德就是个清教徒。马克思也是。青年人的眼光能超越弗洛伊德和马克思没什么不好。就让教授们去管理这的确宝贵的遗产，负责所有虔诚的义务。如果青年人不再对老一辈的权威致敬，也不用沮丧。

在我看来，支持这种后弗洛伊德、后马克思主义的新激进主义虽然可以理解，但却愚蠢。因为这种激进不仅是一种思想，同时也是一种体验。如果你没有个人体验，只是以局外人的眼光去看，这种激进看起来确实杂乱不堪，毫无意义。看着青年人闭着眼睛，随着迪斯科震耳欲聋的音乐胡乱跳动（除非你自己也在跳），看着留着长发的示威者手里同时拿着鲜花、寺铃和“离开越南”的标语牌，看着说话含糊不清的马瑞奥·萨维欧，你很容易对他们生厌。我们还要认识到，这一小群天分过人、具有远见的青年人，意外死亡率很高，个人身心所受的压力，付出的代价都极大。他们中也有许多冒牌货、懒鬼和疯子，但是他们中的优秀分子那复杂的欲望——既参与又“疏离”；既让人看着、觉着动人又依然善良；既从容而有爱心，又具有战斗力和效率——正是我们现在所需要的。当然，要引起共鸣，你首先要相信，如我所指出的那样，现在美国的状况已经是糟糕透了。人们很难看到这一点，因为恶劣的情势被美国切实提供的舒适和自由掩盖了。所以，我们也可以理解大多数人都不相信情况确实十分严重。因此，他们带着友善但本质上疲倦而世故的表情对这种激进给予评价，将青年人的夸张举动，视作文化潮流演进行列中一个让人吃惊的项目而已。他们那哀伤的神情告诉你：我年轻的时候，也是个激进分子。什么时候这些孩子才能长大，认识到我们已经认识到的事实：世界永远不会真的改变，只有变得更坏？

我自己的经历和观察可以证明重新定义的性革命和重新定义的政治革命之间具有深刻的一致性。作为社会主义者和吸食某些麻醉品（完全是以严肃的精神用它来探索个人的意识状态，而不是作为自我安慰和依赖）并不是水火不容的。探索个人的内心世界和改造社会空间并不矛盾。有些青年人认识到需要改造的是现代美国人和其仿效者的整个个性结构。（当然，老一辈人如保罗·古德曼、埃德加·Z·弗里登伯格（Edgar Z. Friedenberg）很早以前就已经提出这一点了。）这种改造也包括西方的“男子气概”。在他们看来，对于制度的一些社会主义调整改造，和通过选举或其他方式而来的更优秀的领导人，不会真正改变任何事情。他们是正确的。

同样，我也不会嘲笑这一小部分青年人对于东方的崇拜（或者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说，对非白人世界的智慧的崇拜），不管这种风气是多么的不成熟、没见识。（但是，菲德勒暗示，因为东方的思维模式是“女性化”和“被动的”，所以抛弃男子气概的青年人才会为他们所吸引。还有比这更无知的吗？）他们为什么不能在别处寻找智慧呢？如果美国是西方白人文明的顶峰，正如不管是左翼还是右翼的人都宣称的那样，那么西方白人文明一定出现了可怕的问题。这是个令人痛苦的真相，我们没人愿意承认这一点。比较而言，指责这些年轻人，批评他们“没有参与过去的建设”，是“逃避历史现实的人”要容易得多。不过，菲德勒如此关心的并不是真正的历史，而是我们的历史。他将我们的历史与“人类的传统”和“理性的传统”等同起来。当然，要以真正的世界历史观来评价这个星球上的生活是很难的，这样的努力让人头晕目眩，看起来像是自寻死路。可是，从世界历史观的角度来看，一些青年人（用他们的脏话、迷幻药、长寿饮食、达达艺术等）批判的局部历史看起来并不那么令人欣悦，也并不是那么不言而喻地值得永存。事实是，莫扎特、帕斯卡、布尔代数、莎士比亚、议会政府、巴洛克风格的教堂、牛顿、妇女解放、康德、马克思和巴兰钦（Balanchine）的芭蕾都无法挽回这个文明对世界所造成的损害。白人文明是人类历史的毒瘤。正是白种人和其意识形态与发明，将其所到之处原有的自主文明一举根除，扰乱了地球上的生态平衡，现在甚至威胁到了生命本身的存在。比起蒙古游牧民族的威胁，西方“浮士德式”的人用他的理想主义，出色的艺术，对智性冒险的见地以及那要吞噬世界、征服一切的精力，所造成的破坏更让人惊恐，而这样的危险损害还没有结束。

这就是一些青年人意识到的事情，虽然他们可能无法形诸于文字。我再次强调，我认为他们是正确的。我不是说这种看法会为很多人所接受，也不是说他们可能会改变这个国家的很多事情。但是他们中的一些人可以让自己的灵魂得到拯救。从爱默生、梭罗到梅勒（Mailer）、巴洛斯、利奥·西拉德（Leo Szilard）、约翰·凯奇、朱迪思和朱利安·贝克，美国一直不乏愤怒而想要拯救自己灵魂的人。在现实状况如此恶劣，确实无法忍受的时候，救赎就成为几乎世俗的、不可避免的目标。

最后一个比较，我希望不会太牵强。犹太人在19世纪初期离开聚居区，从此成为注定要消失的民族。但是，他们融入现代社会的一个副产品是在艺术、科学和世俗研究方面创造力惊人的勃发——这是强烈但受限的精力的转化。这些创新的艺术家和知识分子并不是像我们经常说的那样，是被异化的犹太人，而是一些被作为犹太人异化的人。

我对美国抱的希望没有像对犹太人那么大。在我看来，这是一个注定要毁灭的国家。我惟一祈求的是，美国崩溃的时候，不要把地球上的其他一切都拉下水。不过，我们也应该看到，在其长期巨大的痛苦中，美国正孕育出它最敏锐的一代少数派。他们是正派敏感的青年人，却被异化为美国人。他们对那些忧心忡忡的老一辈说的陈腐事实（虽然这些是事实）不感兴趣。更多的老一辈人应该听听青年人的声音。

（1966）

（周丽华译）